吳君以深圳為敘事背景的小說，概而言之寫的是深圳移民的心靈秘史。她的絕大多數小說，不僅寫的是她眼里“親愛的深圳”，她似乎也以自己極具實感的書寫強化與深圳的關聯。單看她取的書名，如《深圳西北角》《皇后大道》《十七英里》《崗廈14號》《蔡屋圍》《甲岸》《巴登街》等，我們就多少能看出她與深圳有著怎樣不離不棄的深情。我沒仔細考證過她寫的地名是否都真實存在，但她在小說敘事上展現出的強大氣場，讓我先入為主地認為這些都是真實的地名。用吳君自己的話說，她總是為取書名犯難，往往是因為想不出合適的書名，或是別的特殊原因，就直接以地名做書名了。但以我看，她這般“偷懶”也多少透露了一點她的雄心壯志，她是以最直接、最明了的方式告訴我們，她要為這座城市立傳。

這可以說為我們從社會學層面解讀吳君的小說提供了某種依據，但以我的閱讀，吳君從來都不是只寫深圳，她也從來都不是為寫深圳而寫深圳。雖然她自畢業后就去了深圳，便再也沒離開過這座城市，寫深圳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我們也知道，有太多的作家長年生活在某個大城市，卻一直在寫哺育他們成長的那片故土。吳君選擇專心致志寫深圳，多半是因為她堅信深圳有不可替代的書寫價值。在她看來，這一塊交合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之美、之癢、之痛的土地，無時無刻不牽動著全中國的神經。也因此，她說了這么一句話：深圳的面積不大，產生的化學反應卻是巨大的。與全國各地的特殊關系，任何一個城市都不能相提并論。

深圳作為一個新興移民城市，它的價值無論在事實層面，還是在文學層面，都確實如吳君所說，更多存在于和其他地域產生的化學反應上，她也從來都不曾在孤立的意義上寫深圳。她的長篇新作《萬福》簡言之寫的是潘家三代人在深圳、香港兩地聯合上演的一出“雙城記”。當然，在這部小說里，吳君雖然寫的是雙城故事，她的敘事重心卻是放在深圳。而在復雜的歷史背景襯托下，香港作為參照系或對應地的存在，也使得她的深圳故事，有了更為豐富多元的生動面貌。

體現在吳君的小說里，這個所謂的參照系或對應地，更多時候是內地某個偏遠的地方。她筆下的人物，大多從外地來到深圳，多少年后又從深圳回到老家，來時充滿了渴望和期盼，回時有著難以割舍的復雜情感。他們即使身體回到了家里，而心卻是留在了深圳。以她最近寫的《齊天大圣》里工友對已回到老家的女主人公劉谷雨的話說：“你不如回來，深圳可是我們的第二個故鄉。”對于劉谷雨們來說，因為常年在深圳謀生活，故土成了回不去的故鄉，當他們不得不選擇回去時，深圳又成了他們離不開的“故鄉”。吳君的“深圳敘事”居多寫的就是像劉谷雨那樣的移民去留兩難的人生困境，而她的非同尋常之處在于，她通過對人物多角度、多側面的書寫與開掘，把他們相似的困境寫出了不同的氣象。

事實上，吳君也會寫到一類移民，他們只是把深圳當作“暫時落腳的游樂園”。但她傾力書寫的，無疑是那些努力掙扎以求在深圳安身立命的移民。在《復方穿心蓮》里，她寫了兩個為夢想來到深圳的女孩，付出一切只為兌換一張深圳永久的居住證。與此相仿的《福爾馬林湯》，也是寫的兩個女孩子為嫁給深圳本地人明爭暗斗的故事。相比而言，《陳俊生大道》里的陳俊生更像是一個夢想家，他來到深圳想的是靠自己的努力，干成一番事業，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條街，但他的夢想之翼還未展開，就被殘酷的現實折斷了。吳君寫了不少像陳俊生這樣在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內心卻很難安定下來的小人物，從他們掙扎奮斗的結果看，他們居多都失敗了。即使有極小部分人成功了，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也留有很深的創痕。在《百花二路》里，一個看似平靜的家庭，一對堪為鄰里和社會婚姻典范的夫妻，只因為被一個年輕女孩輕輕一撞，險些土崩瓦解。吳君寫這個故事想透露的是那些不斷積累財富的深圳人心中的隱秘，他們即便已經致富，也仍然無法解決內心的不安和恐慌。她聚焦的就是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人物的內心風暴。

在寫深圳移民的心靈秘史這一點上，吳君無疑是成功的。她寫活躍在深圳各個地域空間里的各式人物，上至官員、富商、白領，下至農民工、小職員、性工作者，都像是能寫透他們的內心世界。與此同時，她又確乎如導演賈樟柯那樣對表現當代有不吐不快的內驅力，她的寫作與正在進行中的當下生活有著某種近乎零距離的同步性。作為“闖關東”那一代移民的后代，吳君見證了深圳各個時期的變遷，時日一長，她不僅把深圳人的各種況味收了滿眼滿心，以至于已經開始喜歡懷舊，“過去懷的是故鄉，而現在懷的是深圳的當年”。吳君的深圳敘事無疑有著堅實的質地，我們會覺得她寫到的每一個處所都是可靠的，也是有據可循的。所以，當我翻開《萬福》，看到附在小說內頁里的那張地圖，就有一種莫名的踏實感，它似乎也豁然間讓小說里復雜的人物關系有了方位感。而方位感在當下很多小說里是欠缺的，作家們專注于虛構一個敘事空間，以便容納自己越來越蓬勃的敘述野心，結果無非是把某一個虛擬的村莊越寫越大，把某一條虛擬的大街越寫越長，把某一個虛擬的城市地帶越寫越寬闊，但人物在其中活動的方向卻是模糊不清的，我們閱讀時也常常不辨東西南北。對于一般的閱讀來說，這并不重要，吳君卻力求讓自己的書寫有明確的空間標識和地理標尺，并于此蓄積不同一般的心理厚度。在《前方一百米》里，陳俊生的臨時住所距離羅阿芳的酒店相距百米，這段不長的物理空間，卻讓我讀出了咫尺天涯之感。

應該說，吳君通過這種類似地理志的書寫，幾近全方位地寫出了深圳乃至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滄海桑田的巨變，以及由此帶來的人世的變遷、人性的裂變以及人心的幽暗。我曾想，如果吳君生活在北京、上海，或其他有很深歷史淵源和文化積淀的城市，她的敘述抱負或許會收斂一些，更不會輕易給小說題目安上具體的地名，因為那里的每個地名后面都包含了太過豐富的內容，并經過了太多的書寫和發掘，使得作家們不由得望而卻步，或是明智地轉換寫作方向。但深圳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座新生的城市，它卻是召喚像吳君這樣有雄心和抱負的作家賦予其豐富、厚重的內涵。從這個角度看，吳君進行的可謂是以文學的方式對這座城市加以命名的創造性工作。假以時日，吳君深圳敘事的意義，或許會更多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