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的振興和繁榮，是在特定時代環境和文學語境中提出的新命題。我主要從鄉村題材創作的歷史、現狀和創新需求等角度，談談對建構和推進新時代鄉村文學敘事的認識。結合當前的情況，尤其是廣東的鄉村社會發展和文學創作實際，我認為，振興和繁榮鄉村敘事，關鍵在于對當下鄉村要有新的現實認知和新的美學發現。具體來說，對新時代鄉村特別是廣東等沿海發達地區的鄉村，在城鄉一體化、全球與本土互動、人文與自然共生，以及社會治理的現代化與人性化等方面，所出現的新狀況新態勢新問題，尤其是社會變遷與人心人性的因應丕變等，作家如何通過文學思考和形象塑造作出切實有效的認知判斷和美學回應，有創造性地講好鄉村新故事，是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避免淪為因襲或應景之作的關鍵。

一、歷史：鄉村敘事的文學傳統與美學模式

當下意義的鄉村題材創作，并不是古已有之的，其歷史因由與美學傳統，容易被忽視，卻不那么容易被繞開或穿越。從《詩經》《樂府》開始的鄉土敘事的民歌傳統，中經“詩圣”杜甫的“詩史”之作，直到《水滸傳》等的小說家言，一方面保留著民間精神和野史傳說的痕跡或遺跡，一方面也帶有官方正史“代言體”的“人設”烙印，經史的正典視角和子集的文人趣味其實不難窺見，也揮之不去。至于輾轉于治亂之間的田園詩和山水詩，經陶潛、王維等的“專業創作”，其士夫趣味和隱秘訴求更躍然紙上。古代鄉村敘事的正史情結和文人趣味，是中國文學“憂國憂民”基因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不足在于鄉村主體的缺席。

真正意義的鄉村敘事起源于“五四”新文學對中國現代社會變革的思考。基于對現實問題和時代主題的認知，中國現代鄉村題材文學創作，主要以啟蒙敘事與革命敘事兩種現代性美學來塑造鄉村主體，以達到從破到立“改造鄉村”或“改造民間”的目的。魯迅開辟的鄉土批判是啟蒙敘事或啟蒙美學的正面或主流，其背面或支流是以沈從文為代表的鄉土抒情。魯迅們以啟蒙理性與國民性批判為關鍵詞講述鄉村故事，鄉村往往被描繪成老中國的縮影和舊文化的淵藪，故事的結局或結論是農民和國民需去除奴性，脫胎換骨。鄉村故事的另一個版本由沈從文們以生命哲學和審美批判為邏輯主線娓娓道出，他們重在勾畫鄉土之魂和個體生命與自然之美，以審美現代性為城市化、工業化的欲望敘述糾偏補缺。百年回望，魯迅與沈從文的鄉村故事相映成趣，分明是啟蒙敘事從社會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兩側同農耕傳統或憤怒或溫婉的對話，只是他們故事中的主角如聞其聲，卻終于沒有出場。

大幕拉開，農民作為主角或新人登場是革命美學政治正確的敘事要求。如果把趙樹理、丁玲、柳青、周立波、浩然等作為鄉村敘事在解放區、十七年、“文革”至改革開放前各階段的佼佼者，就不難看出故事講述者或作家的身份和趣味已悄然改變。他們努力放下身段，不再是啟蒙者和知識者，說他們是農民也不為過。講故事的人和聽眾，敘述的語言和腔調、場所和氛圍，尤其是故事的主人公、情節、母題和主題，一句話，敘述的形式、內容、動機、目的等不斷融為一體。革命敘事把工農大眾置于舞臺中央的同時，也用革命美學和中共黨史的歷史倫理改造著大眾和民間，尤其是鄉村社會。從翻身解放到土改，從互助組到合作化，從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波瀾壯闊的革命和革命敘事，奏響了鄉村在社會治理與社會動員的總背景下空前組織化和一體化的主旋律，卻也不免淹沒了個體的聲音。革命美學背后的民間訴求，或民間美學的主體性建構，成為一個呼之欲出的課題。

二、現狀：鄉村敘事的眾聲喧嘩與現實缺位

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探索和實施。農村改革和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沖擊著既有的鄉村格局和秩序，尤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的“松綁”，所有制形式的多樣化，使舊有體制的一體化被打破，個體自主性和民間社會的活力得到有效釋放。隨之而來的是鄉村和社會的巨變，從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到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人們思考問題的角度，看待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眼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也不再整齊劃一。以高曉聲、何士光、路遙、賈平凹、鐵凝等為代表的鄉村敘事，在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背景上開始奏唱起改革文學的旋律。隨之，鄉村敘事的眾聲喧嘩也漸次響起。尋根文學的文化審思、新歷史小說的歷史重構、新寫實小說的現實寫真，以及先鋒文學的后先鋒轉向和新生代作家的鄉村再書寫，都以多元敘事美學講述著基調與趣味各異的多聲部鄉村故事。同時，對當下鄉村現實的認知和判斷，也發生了劇烈的分歧。

如何對鄉村現實進行有效判斷和言說，是鄉村敘事的合法性基礎和社會意義與美學價值的前提。尋根文學的鄉村敘事，強調通過與傳統對話，探尋現實背后的歷史文化動因。韓少功阿城們對民族傳統的守正出奇，讓我們彷佛聽到魯迅沈從文鄉土敘事的回響，這是對五四“未完成的現代性”的美學繼承與反省。以《白鹿原》為收官之作的新歷史主義敘事，突破了革命敘事的單一建構模式，從民間視角和欲望敘述切入鄉村史和現代革命史，彰顯革命與人性之間的巨大張力及其豐富性復雜性，為鄉村和民族秘史的書寫提供了民間本位的全新敘述方式。在新歷史、新寫實、先鋒、后先鋒文學中穿行的莫言、閻連科、劉震云、余華、蘇童以至新生代的畢飛宇、徐則臣們，其鄉村敘事逐步打通了歷史與現實、個體與社會、欲望與信仰，甚至農村與非農的邊界，也超越了啟蒙敘事、革命敘事、民間敘事美學模式的簡單對立，不斷以一個個富于個性和想象力的鄉村故事和人性寓言，為當代文學贏得廣泛影響。莫言2012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更將中國當代鄉村敘事帶進了高光時刻。

不過，縱觀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尤其是當下的鄉村書寫，不難發現一些有趣現象。比如作家更樂于把敘事的熱情投向過去，包括民國和晚清，偏好從歷史的長時段刻畫鄉村；比如對當代鄉村故事的講述，時常出現寓言化或魔幻荒誕的傾向，或偏于簡略與抽象，鄉村變得晦暗難明甚或異域化；又比如，對內地落后鄉村的書寫遠勝于對沿海發達地區鄉村現實的關注。一句話，當下現實的缺位或被選擇性缺席，成為目前鄉村題材創作的普遍現象。即便有近距離關注當下的作品出現，也往往容易引起爭議，余華的長篇巨制《兄弟》和莫言的近作《天下太平》與《等待摩西》在評論界和讀者中的遭遇就是如此。這表明對當下鄉村現實和鄉村書寫進行有效判斷和言說，并非易事。

三、展望：新時代鄉村敘事的創新需求與美學發現

鄉村題材創作中的現實缺位，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還是作家對鄉村新的現實經驗的認知和新的美學發現，不僅需要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更需要敏銳的眼光和思辨穿透力，以及從美學上為現實賦形和尋找新的敘述方式的能力。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和鄉村社會發展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在鄉村題材創作方面，已經有了一些可貴嘗試和成功經驗，當然也存在尚待突破的瓶頸。程賢章、呂雷、楊干華、余松巖等老一輩作家，以一系列改革題材的主旋律長篇小說，全方位呈現了廣東農村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壯闊圖景和豐富信息，在時代感和現實經驗的認知和提煉上有突出優勢，但在傳統敘事模式的突破、“新人”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美學品格方面尚有改進空間。這也是新時代廣東鄉村敘事需要創新突破的難點。在新的現實認知的基礎上尋找新的美學發現，有幾個問題需要進行清理和討論：

首先，如何理解新時代鄉村的“新”，或如何對新的鄉村現實進行有效認知？在“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的大背景下，新時代鄉村的內涵，對廣東等沿海發達地區而言，也表現出新的特點。如城市化都市化對鄉村的深度沖擊，城鄉一體化對鄉村與城市的雙向影響，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理念的提出，帶來的城鄉共生互補的全新經驗。又如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互動，廣東作為開放前沿、世界工廠和傳統僑鄉，同時擁有豐富多元的方言文化和地域文化，它的開放性和本土性為鄉村和個體提供了新質。再如廣東社會治理的現代化與人性化、村民自治、新農村建設、新移民文化、自然與環境保護等等對鄉村人文生態的新建構……這些都是新時代鄉村的“新”，也催生著鄉村和鄉村敘事中“新人”的成長。

其次，同內地或改革開放前期的鄉村題材創作相比，廣東當下的鄉村敘事如何從審美發現和創作實踐上回應新現實對文學提出的創新需求？這方面的敏銳探索其實已經開始。如展鋒《終結于2005》的城市化敘事對鄉村痛苦蛻變與浴火重生的書寫，王十月《國家訂單》等的全球化敘事對在蝴蝶效應的翅膀下搖晃的世界工廠和小人物的悲憫，郭小東近作《銅缽盂》在本土化與全球化互動中展開的家族史與潮汕鄉村史的巨幅畫卷，陳崇正“半步村敘事”、黃金明“鳳凰村敘事”和陳再見“湖村敘事”等從本土視角對在工業文明沖擊下漸行漸遠的嶺南古老村莊的寓言化追尋，魏微、鄭小瓊、盛可以、盛慧等以外來視角呈現的內地與嶺南之間的對話性鄉村經驗和底層與眾生書寫，都表現出當下廣東鄉村敘事富有張力和未來性的審美新特質。?

最后，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尤其是廣東鄉村敘事，怎樣在新的現實認知和審美發現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和提升作品的藝術與美學品格，并從整體上實現地方性經驗的突破？這需要在藝術實踐中不斷探索。比如，建立與中國現當代鄉村敘事的經典模式和經典作品的對話關系，從啟蒙敘事、革命敘事、民間敘事及其經典中發掘豐富的敘事資源和對話線索，在文學史鏈條中找準自己言說與對話的對象、方式和位置。比如，對當下鄉村題材創作中新興的多元與跨界敘事，如城市化敘事、全球化敘事、本土化敘事與個人化敘事等進行深耕細作，形成有自己獨特問題意識和經驗風格的敘事領域與敘事語言，以至敘事美學。當然還有“功夫在詩外”的世界眼光、民族歷史文化底蘊、當代意識，等等。只有這樣，鄉村書寫才有望突破地方性經驗，發生更廣泛更持續的影響。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新時代的鄉村故事講好，講出趣味，講出新意，講出深意。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