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弟阿勇已在我的視線中消失20多年了，他似乎沒有留下一點點痕跡，就像我剛剛看到的天上那朵云，說沒有就沒有了，也就僅僅是一陣風的功夫。

1997年底，祖母病危，我和二弟將攢來的1萬元寄回雷州家里，以防祖母不測之需。1萬元，在當時算是一筆不少的數目了，我所工作的寶安那時房價也就2000多元一平方米，相較于現在動輒十萬八萬元的單價，可以想像當時的錢真是一分頂一分用的。

錢存進母親的存折還沒有被捂熱，阿勇來了，說要臨時借用一下，也就幾天可以還回來，不會誤事。阿勇是我大姑媽的大兒子，在我們的心目中，他一直是一個乖巧懂事的孩子，我自己就在大姑媽家生活了4年，與他同住同睡同學習，他為人做事謙和禮貌，而且一直非常尊重我這個大表哥。母親問我這事咋辦，我想都不想就說，給他吧，我了解他，也相信他，他一定是非常急需，才會這樣提出的。阿勇當時中專畢業沒有多久，讀的是會計專業，他同家人說在蛇口的一家銀行工作。這是一件很體面的事，畢業后就可以進入銀行這樣金黃色的單位，而且是在經濟特區。蛇口與我工作的寶安也就十多公里的車程，我沒去過他所說的銀行，他倒曾來到我單位幾回，但穿著樸素寒磣，腳下的那雙皮鞋仿佛涂了一層灰塵，讓人覺得他是剛從泥地里趟過來，而不是如他所言從工作的銀行來的。這樣明顯不相符的細節，我也不在意，因為他原本就是對吃穿不怎么講究的人，況且他是我的至親，我找不到懷疑他的理由。母親將存折給了阿勇，讓他自己到鎮里取了錢，還一再叮囑他，盡快還回來，你外祖母一躺下，可是要用上這筆錢的。躺下，是我們家鄉對老人去世的一種避諱的說法，從買棺木、入土，到喪事期間大大小小的法事，都是要花錢的。但過了一個星期，母親聯系阿勇，卻再也無法聯系上了。問大姑媽，她吞吞吐吐，似乎有什么難言之隱。1998年初，祖母去世，祖母的喪葬費還是我們另外借來的，也是希望老人家走得體面點。阿勇應該是祖母最親近的外孫，因為這事，二弟還生氣了好一陣子，當時說，看到他，一定狠狠揍他一頓。

后來，我才知道，就在祖母去世前后的那段時間，就有十多人找上大姑媽的門來，說阿勇借了他們很多錢，要求還錢，至于是借了多少，大姑媽、大姑父沒有與我們說起過。聽旁人說，有幾十萬。這個數目在當時算是大額的了。大姑媽也在電話里一再追問阿勇錢哪去了，他說用于投資了，但投資做什么，卻是死都不肯說出。那是一個傳銷活動非常盛行的年代，我猜想著，阿勇應該是參與傳銷去了，錢花光了，路也絕了。大姑媽回憶說，阿勇在1998年好幾次給她電話，讓轉點錢給他，她讓阿勇先回來，并告訴他家里沒有錢給他了，有錢也要還給人家，讓他自己想辦法解決生存問題。當時說話間，可能都在氣頭上，針尖對麥芒，頗是火爆。在這之后，阿勇就再也沒有往家里打電話了，他扯斷了與家里聯系的最后一條線，像一只斷了線的風箏，不知飛到哪去了。他是掛到哪棵樹上，落到哪片地上，甚至掉進了哪條河里，無人知曉。

在最初的幾年，大姑媽每次同我通電話，都會問到阿勇是否聯系我。大姑媽是我父親唯一的姐姐，自小都是大姐大，做事風風火火，雷厲風行，在小孩的管理上算是挺嚴厲的。阿勇自小聽話，她對阿勇的期望也最大。我當時想著，只要阿勇來深圳，他是肯定會聯系我的，他從來就沒有開口向我借過一分錢，就是他借用母親的錢一事，我也沒有同他有過什么交流，大家罵他，我還想辦法為他開脫。我在那家單位工作了近十年，他要聯系我，是非常容易的事。雖然時代變了，我的BB機再沒有使用了，但單位在那里，他隨時都可以聯系上我的，這是我一直所期待的。況且，他是我的表弟，是我的至親，他確實做錯了一些事，卻也是我所能包容的。世間有太多的東西不是錢所能買到的。我同二弟一再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二弟的氣也漸漸消了。一個人，漂泊在外，如同一棵樹被斬斷了根脈，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我們都擔心起他來。

坊間都在傳著，阿勇可能因為欠人家的錢，被人弄死了，要不怎么可能不回家呢？這是挺可怕的事，但沒有什么事是絕對不可能的。這種說法，估計大姑媽、大姑父也是聽過的，只是他們卻不以為然，一直堅信阿勇不會有事，至少他是活著的。我有時甚至懷疑，他們是不是知道阿勇的消息，向我們隱瞞什么。大姑媽后來買了一套新房，還特別寫上了阿勇和阿勇唯一的弟弟，我的另一個表弟阿堅的名字。她說，阿勇總會回來的，屬于他這一份，不能少。

2010年1月，阿堅因病去世。但阿勇還是沒有出現。這讓我相信，大姑媽他們確實也是聯系不上阿勇了。老年喪子，該是人間多大的痛啊。春節前，我與一名相熟的，在某知名報當記者的朋友劉兄聊起此事，他甚是同情，說你弄個資料給我吧，我整理一下，在我們尋親欄目上發一發，我們報紙的影響力大，此人只要在人間，總有人認識的。我手頭中只有一張阿勇10年前留下的彩色相片。相片中的阿勇，笑容可掬，這是他習慣性的笑，沒有一點點造作。那篇文章在報紙上整版刊登，文末就留下了我二弟的手機和QQ號。此文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二弟接了幾十個電話，收到了數十條留言，聽了很多建議，也掌握了一些線索，但最后都證實了這些與他同名的人不是我們所要尋找的阿勇本人。我也利用自己的私人關系，讓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試圖找到阿勇所持有的身份證號的活動記錄，但始終找不到對得上號的信息。

2012年，大姑父是在對阿勇的思念中去世的，這份隱匿的情感熬干了他的殘年。死前，他說自己夢到阿勇是活在一個靠近水的地方。一個活著的阿勇，這是他留給這個世間最后的念想，他帶著這份夢走了。水是人生存之本，是生命之源泉，有人的地方就有水，沒有大河，必有小溪涓脈。大姑父用夢給了所牽掛的孩子祈求了一個生的愿景，也在虛幻中，在回光返照中給自己圓夢，但愿他去世時了無牽掛。

在阿勇生與死的問題上，其實我更傾向于前者。一個人死去，有無數的可能性，但一個人活著，卻只需要一個理由，那就是他沒有必要就這樣死去。從那些借錢者的家庭情況來看，都是一些平時里看上去很實誠的人家，而且攤到每家，所借錢的數量也是到不了要抵上一條生命的。況且，這種失蹤多年后又活著回來的，就仿佛時間磨平了消弭了一般，在我的祖輩中就有先例。這也是我一直相信阿勇活在這個世上的理由。

昌隆公是我父親的祖父的祖父，出生于1848年，在書面上，我應稱他為天祖。昌隆公年輕時是一名出色的水手，常年出海，漂泊在外。但在約20歲那年，出去后，就杳無音訊。他的父親文華公只有這么一個兒子，他的失蹤令整個家庭幾近崩潰。時間已過了二十五年，家里為昌隆公做了法事，希望這個無家的亡靈得以超度，甚至靈臺上都為他刻制了靈位。文華公更是為當時沒有阻止兒子的那次遠行而痛苦自責。巧的是，某天，我們村里一名族親前往澳門送貨。沒想到竟然在那里碰到了已經40多歲的昌隆公。在族親的幫助下，昌隆公終于得以還鄉。至于他是怎么到了澳門，在那里以何為營生，現在已無記載。但二十多年的漂蕩生活，令家人如此掛想，昌隆公甚是后悔。像“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類的勵志詩，估計他是沒有讀過的，但因為立志出人頭地，直至無所作為，乃至于無顏去面對父老，而差點毀掉了一個家庭。其實對于父母親而言，有什么比得上看到自己的子女健康安靜的生活更重要呢？昌隆公娶妻生子，自始安居樂業，就他這一脈，現在已有后世子孫約200人了。他當年歸來，雖然沒有像我的另一位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外出謀生的族親“荒公”一樣，在改革開放之年，以七十歲的高齡，西裝革履，帶著一個十余人的家庭從新加坡衣錦還鄉。但昌隆公畢竟還是回來了，這是情感的回籠，一種生的希望的失而復得，同樣彌足珍貴。

前年，父親同我說起村里的一件事。說阿根你還記得嗎？他不知哪去了。阿根是個單身漢，村里的人多叫為“瘋根”，他父母早死，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他常常撿別人丟掉的死雞死鴨回來吃。但我從來就沒覺得他是瘋，最多是智商低弱一點而已。我外出念書，直至工作后，每次他在路上看到我，就遠遠地喊我的乳名。我的乳名很久沒有人叫了，或者在他的記憶中，我與小時候并沒什么太大的區別，我與他之間的關系，與流動的時間是無關的。每次，我叫他一聲“根哥”，他都很知足開心的樣子，傻傻地笑著。估計村里沒有幾個人叫他“根哥”的。他也不知同我說什么，在我的印象中，問得最多的是“吃飯了嗎”，不管什么時間，上午10點或下午3點，他都這樣說著。一個60多歲的人，一個智力有點障礙的人失蹤了，對他來說，肯定是死路一條。但去年的某一天，回到老家的父親同我說，他到鎮里，看到阿根了。他扶著一個約70歲的老太，好像夫妻一樣。我忙問父親，你確定嗎？父親說：“千真萬確，我還叫他名字，他看了我，還‘嗯’了一聲，但那個老太太緊緊攥著他的手，示意他盡快離去，我再看一眼，他們已被裹挾并流散于人流中了。”父親告訴我，那老太太的眼神驚惶，好像怕他搶走阿根一樣。在我們村里，很多人都討厭阿根，而在這里，卻有人將他寵著，像寶貝一樣。父親同村里一些人說起這事，不過，沒有幾人相信，他們更愿意那是另一個人，因為“瘋根”是不會有人要的。但我是相信，并希望這是真的。一個60多歲的孤苦老人，可以找到自己的愛情，找到一個安穩的家，這是一個多么完美的結局。那天，我非常開心，并打心底里祝福他。甚至，我也希望自己在某一天，在某一個城市，在某一條道路上可以遇到阿勇，就像父親遇到根哥一樣。我知道，就是再過三十、五十年，我們一定是彼此一眼認得的。

電影《尋夢環游記》中說到，每個人的一生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死亡，是他的心臟停止跳動，肉身死去，這是生理上的死亡；第二次死亡，是他的葬禮，親朋好友都來正式道別，宣告一個人離開這個世界，這是社會學意義上的死亡；第三次死亡，是最后一個記得他的人死亡時，時光將他活過的痕跡完全抹去，那他就徹底消失，真正死了。按照這三種說法，阿勇第一次死去還沒有得到證實；他的第二次死去也是不成立的，因為他至今還沒有舉辦葬禮；而像我這樣的一大批認識他的人還活著，想著他，念著他，包括他自己的母親，因此，他的第三次死亡同樣是不存在的，故而，大姑媽堅定不移地說他活著，是有依據的。

大姑父去世時，他是帶著這個念想走的，當時在場的人都告訴他，阿勇將風風光光地回來，一定會回來。我們都在期待著。人都是要活在希望中，有希望才有未來，這是活著的大姑媽的未來。

一個美好的清晨，陽光柔軟地撫過寶安靈芝公園的樹、草、花，以及我們所有在這座公園里行走的每一個人，也包括就在這里散步的我。我停下腳步，看到一粒晶瑩剔透的晨露正掛在葉尖上，向我眨著眼。但我再走一圈回來的時候，卻再也看不到它了。晨露哪去了呢？這似乎是一個無聊無味的問題，但明天再看到另一粒晨露的時候，我肯定還是這樣追問的，如同面對一些莫名消失的人。

人間富貴花間露，紙上功名水上漚。草叢間一刻鐘，人世間該是好幾年了。我想著，像阿勇這樣的人，或許他是把自己藏起來了，已經升騰并化為水汽了，而我們則被晾在陽光下。我們是透明的。??

（本文刊用于《散文》202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