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預約郁茹大姐：我要登門拜訪。她把新址的方位仔細告訴我，說：“我在八一小學門口等你?！蔽艺f不用，到了我會打電話。?

那是2001年6月11日上午。30分鐘車程到東山。自以為這一帶很熟，1976年五六月間有小段時日住《南方日報》招待所改稿，晚飯后便到這一帶行街。而今什么都在變，在五羊新城下了車，石屎森林障眼，只好憑著地理常識掌握大方向，當達道路橫在面前，便難判左右了。問路人，又指鹿為馬，迷入小巷，找不著北。往郁茹大姐家打電話，小保姆告訴我：她早就去等你了。忽聞瑯瑯書聲，終循聲找到八一小學。遠遠地，便見郁茹大姐坐在八一小學大門柱腳正呈觀望狀。過往路人，有誰想得到，這么一位老嫗，是曾任廣東作協副主席的名作家！

我走到她跟前她才發現我。她告訴我，等我遲遲未到，返回家問小保姆有沒有接到電話，小保姆說還沒，又折回來……我立時感到不安。

她邊領路邊向我介紹這一帶的情況。我驚喜發現：年屆八秩的她，走起路來，直著腰板，比起晚輩的我們還精神！

她住新河浦帶小庭園的舊式雙層洋房底層，客廳墻上鏡框里的意筆國畫牡丹，是她的作品，筆墨傳神，氣韻生動，絕對專業。還有寄托鄉思的青綠山水西子湖。她知道我們潮汕人愛喝釅茶，忙搜出茶葉張羅起來。

我說我們有五個多年頭沒見面了。1995年蟬鳴荔熟時節，省作協組織幾位老干（作家）來汕頭轉轉，其中有郁茹、陶萍、曾煒等，我負責解決住宿，王杏元當陪導。郁茹大姐記憶猶新：“那天汽車排隊過海去觀光，排了一個多鐘，車里頭又沒空調……”我說，王杏元在地方掛職，有名無實，本來應該弄一輛有過渡優先證的車?，F在好了，有兩座跨海大橋。她接著說：“那回陶萍已重病在身，我有意拉她一塊去。回來后，又拉她去粵西、粵北……在廣州，我們每天晨早在公園見面，有一天她來了，卻沒帶保姆，原來她帶了擬好的遺囑，讓我們幫她琢磨、出出主意……”

陶萍與郁茹大姐同齡，1943年投奔革命根據地，1948年與蕭殷結婚。五十年代曾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工作。因蕭殷1960年調來廣州，她隔年也南調。

我說：“胖乎乎的陶萍大姐，性格還真可愛。不知您是否記得，1972年在清遠，一回在飯堂，我們與她和韋丘等同桌，因一件濕濕碎的事，韋丘忽然習慣性地大聲嚷嚷起來。陶萍一下子愣了，眼鏡后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情，但依然慢條斯理輕聲輕語詰問：‘韋丘同志，你這是怎么啦？……’每當我想起她說‘我嗜睡……’，心里便直想笑?！?/span>

她說：“陶萍是天津人，與王光美是表姐妹哩……”

談到陶萍自然及蕭殷。我說：“有人戲說‘蕭殷是餓死的’。我知他們家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保姆。有次我去探望他，他鄭重其事告訴我：‘叫保姆燉雞湯，卻把頭啖湯偷喝了，還以為我不知道！’說完，又叮囑我：‘可不要對別人說?！?……”她說：“陶萍不會理家；蕭殷過世后，她為此抱憾。蕭殷最后一次住院 ，醫生給他做完檢查，驚嘆：‘從來沒見過營養狀況這么差的！還是名人呢！’我去醫院看他，見他正在看一本食譜，說這回出院后，要按著做。終沒能做成……”?

說話間，有電話。只聽她言辭堅決，推辭再三，說“名和利，我均不需要……”原來是廣州某電視臺想給她拍個專題?！吧洗魏贾蓦娨暸_的人突然來了，沒辦法；說不收錢我更不要！”這種事對有些人來說，求之不得；而對有的人，只覺“累”。

我知道：眼前這位老大姐，1921年生于杭州，10歲喪父當學徒，飽嘗人世艱辛，生活、識字、書本，教會她倔強。抗日烽火中，流浪重慶，沒進過正規學校的她，投考藝專，除繪畫（從小受大伯父熏陶）、自傳，都交白卷，校長慧眼，破例收她為試讀生。上過三個月的素描課 ，逢全國女青年抗戰文學征文，寫出人生第一篇短篇小說，被夾在大專女生文章中上送，獲三等獎。校長于是讓她專攻文學，怎知隔年便遇學潮，失學了。投身革命文藝工作，受過抄家、監禁、放逐。正式開始創作后，曾沐茅盾、葉以群恩澤。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隨夏衍等革命新聞工作者到上海、香港……廣州解放，從香港歸國，從事記者、編輯和專業創作。長篇傳記文學《西湖，你可記得我？》（1983年/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曾獲浙江省和全國兒童文學獎。“1986年申請離休，徹底解除在創作上的困惑。這也許是我父親、伯父那種澹淡、平庸的性格，影響了我的一生吧?！保ㄒ姟稄V東當代作家傳略》）我以為，當“曾經滄?！钡乃龑懴逻@句話時，她已進入了一種并非常人所能達到的人生境界！我當面說她這段話真精彩。“現在沒有文學?！彼?，語出驚人。這決非危言聳聽；行外人恐不大理解，投身文學、關注文學的生存狀態和未來者，方解個中三昧。君不見：社會轉型，人心變異；文學失態，批評失語?！蹲髌放c爭鳴》當年第五期刊登陳民短文《全民寫作》，文中引用米蘭?昆德拉的話：“著書癖在人群中泛濫，其中有政治家、出租車司機、女貨員、女招待、家庭主婦、兇手、罪犯、妓女、警長、醫生和病人。所有的人都有權利沖到大街上高叫：我們都是作家！” 作者毫不留情指出：“這簡直就活生生是當今中國文化界的白描?！?/span>

輾轉到郁茹大姐家已近午，中午便當食客。我又憶起往事：“1976年，我害死過你家一只雞。”“是嗎？”她已記不起，覺得好玩。我便細說一番。那年年底，我因公干旅穗，到文德路作協她的寓所拜訪她。家里只有她和她的小兒子。墻上，仍掛著纏黑紗的周總理的標準像。當晚，她殺了一只雞請我。飯桌上，她的小兒子自始至終沒動過一筷。我心里納悶。待他離開，我悄悄問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告訴我：“這只雞，是他養大的…… ”我還記起，我提到在《文匯報》上讀到茹志鵑的《涼亭漫話》，文章借半山涼亭歇腳躊躇點題：“……回頭路我是不屑走的……在新形勢下，要終身繼續革命，那么就從改造自己開始吧！……”她說：“至于嗎?!”那時的她，比現在的我還要小五六歲。

飯后，繼續敘舊論今。郁茹大姐曾在電話里告訴我，原先在祈福新邨訂了房，后因子女考慮離市區遠了點，對她照顧不到，退了。我說，如果不退，咱們現在是鄰居了，祈福新邨空間之大無出其右。她于是說起我們的“鄉賢”——潮籍著名詩人、作家黃雨，說他在國外的女兒出自孝心，堅持給父母住處“聽車樓”搞裝修，家里那么多的書，一時都委于地面，一片狼藉，黃雨就在家不像家的情況下住院直到逝世（1991年4月29日）……海闊天空，不覺已是兩點多，我起身告辭，以三言兩語復述多年前讀過的一篇關于“地球人”命運的荒誕短小說，彼此會心苦笑。

人在邨巴上。車窗外：天青，日朗……

進家門沒多久，電話鈴響。廣州普通話口音，是郭茜菲大姐——1935年開始發表作品、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離休干部。她說王杏元打電話給她。我說號碼是我提供的。一談起身體，她又滔滔不絕：“……想學楊干華，沒勇氣， 又怕連累子女和組織……”我即打斷她的話：“您怎么往這想？你應該過好每一天！”她于是說起與鄭瑩（原《廣東作家》主編）最談得來；說起1957年隨樓棲赴東德講學寫下的幾大本日記，在大革文化命中毀掉了，今猶心痛無奈；說起曾在香港達德學院的千家駒……足足嘮了半個鐘！

認識郭大姐也是在清遠，而后便有書信往來。1977年9月，中共廣東省委召開文藝創作會議，我在流花賓館蕭殷老師住的房間認識樓棲先生。1986年夏天郭隨樓棲來過汕頭教育學院。我兒子在中大念書時，我們曾到他們府上作客，并獲贈其孫女收留的無主舊單車一輛（不久復失）。樓棲教授在中大住院時我探望過他。1997年5月下旬初，是郭的黑色日子，三天之內，“無所不談的知心朋友”陶萍，相依為命的老伴——詩人、作家、文藝理論家、中大教授樓棲，相繼離她而去 ……這打擊，實在太大太殘酷！兼加長年疾病纏身，又獨處中大校園內……

郭大姐是有菩薩心腸的老太。她知我接手的單位積重難返，每有通信，總憂心忡忡問情況如何了。當年楊干華入院，我寫信向她打聽，她回信時自責以前做組聯工作時對他關心不夠；年初楊干華棄世，她在無法執筆的情況下讓小保姆代筆給我寫信，信中又怪自己以前對他不夠關心……這樣的人，當今社會哪里找?!

我把郭來電的事告訴郁茹大姐，希望她能幫她走出陰影。郁茹大姐說：“我‘罵’過她。我說：你奔90了——現在是往生命銀行提取利息，知道嗎?!……”

瞧這幫“文”字頭老姐妹有多可愛！“一代鬼才”黃永玉曾作《老年頌》，曰：“老人是一部珍貴的文獻，/生理上的衰老，嘮叨，健忘，/有如字跡的模糊/和零落的殘篇，但/抹殺不掉深刻的內涵?！?（1982.10.28《人民日報》）

2012年6月，接熱血念舊仇智杰電郵：患腦萎縮多年的郭茜菲大姐，15日仙游，天年九十六……

今時今日，驀然想起：郁茹大姐明年將迎來百歲華誕！衷心祝愿壽比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