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是媒體人，他的朋友、同事、部下稱他為老胡。如果按照當下關于踐行“四力”（腳力、眼力、腦力、筆力）的標準，老胡當之無愧是腳下有泥、心中有光的記者。早年他曾遠赴西北大漠，除了領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老胡更是深入農村基層采寫新聞報道，后來則開啟了常人所熟悉的成功之路，升官是有的，但沒發財。從領導崗位退下后，他說終于有時間可以寫寫東西了！退休以來，他一直筆耕不輟，最近他寫了部長篇小說《戈壁奇案》，這是他第一部虛構作品。

《戈壁奇案》講的是“文革”期間河西走廊發生的一樁案子：戈壁縣公社秘書王有德一家四口被毒害，他本人及兩個殘疾小兒身亡，母親裴姑搶救成功逃出生天。這樁案子不但一下成為了公社的大新聞，還轟動了整個縣城及武威地區，用現在流行的用語就是：“自帶流量”、“病毒式”傳播……到底兇手是誰？是王有德的妻子梅雪？還是梅雪的情人？還是梅雪的前男友？這不但是探案組急需查明的任務，還成為了街談巷議、茶余飯后的談資，不但是探案干部苦思冥想、多方查證的問題，還是卷起輿論沙塵暴的風向標。

這是案子之一奇，看似簡單的投毒案，似乎沒有那么簡單

死者王有德的身世也是一奇： 侏儒，村里人促狹都罵他為“丑八怪”、“大頭鬼”。然而，王有德偏偏“身殘志堅”，他聰明好學、討好隱忍，以優異成績考上省城的中專，后來下放回鄉當了干部，而且竟然還“耀武揚威”地帶回來又高挑又標致的美人梅雪做媳婦！如果他能待在省城平平安安當一生的干部，對于村里人而言，可能只是個遙遠的傳說，偶爾敘敘家常時不時聊起命運的神奇。但是，他回鄉了，甚至竟然還帶來一個貌若天仙的妻子！這波操作讓村里人受不了了，“丑八怪”王友德的成功逆襲讓村里人硬生生、赤裸裸地喝著嫉妒這杯毒酒。

這就引出了案子的第三“奇”：村里人對王有德的死，并無同情惋惜，反而大快人心！王有德是受害者，正常而言理應引起大家的傷心悲痛，但是，由于嫉妒，村民對王有德并無好感，而且，王有德回鄉后，高高在上，事事刁難，村民更對他懷恨在心。所以，既有妒忌在前，又有忌恨在后，大家對王有德的死，反而是拍手稱快。

作者把故事的坐標定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特殊年代孕育了特殊的社會環境，編織了特殊的人際關系，構筑了特殊的文化心理。那時的中國，是計劃經濟時代，生活的吃穿用度由統籌安排，個人的就業靠組織分配，自由流動幾乎沒有，信息閉塞，文化生活貧乏，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大多數人的生活局限在有限的天地里，尤其在偏僻的農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似乎是一種命中注定。人們對窺探陰私、編派男女關系津津有味，如若哪里出了風化問題，更為茶余飯后平添了重口味的佐料?！案瓯谄姘浮鼻∏“l生在彼時彼地。列夫·托爾斯泰曾說：“文學應該記載下過去所經歷的道路，追隨那行動著的群眾，沿著他們所走過的道路把那幅五光十色的歷史圖畫給展示出來?！薄陡瓯谄姘浮肥且徊刻桨感≌f，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現實主義作品，通過刻畫典型環境中工作和典型人物的性格形象，展示了當時中國農村的歷史圖畫，折射了當時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社會世情、治理模式。

小說的主人公王有德就是這么一個人物典型。他一出場就“死了”,自此至終，他是“缺席”的，作為“他者”而存在，然而他的幽靈始終游蕩在整個事件中。他來不及自述，只是通過各個人物對他的評價與介紹拼湊出他的畫像。他是又矮又丑的“丑八怪”、“大頭鬼”，他并沒有成為《巴黎圣母院》人丑心美的卡西莫多，王有德人丑心更丑。時代與傳統的魔咒似乎沒有放過他，他自己也無法從傳統的桎梏中掙脫而出，面對婚姻的重壓與妻子的移情別戀，他采取的是潑婦罵街、抖落陰私等既傷人又傷己的丑陋方法，恰恰證明了他是那個時代的人，所呈現的是那個時代典型的做法。誠如巴爾扎克所說：“‘典型’指的是人物，在這個人物身上包括著所有那些在某種程度跟它相似的人們的最鮮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類的樣本。”王有德就是這個樣本。

典型人物與典型的社會環境共生，也同時反映了典型的社會環境。如果說社會生活可以創造生如夏花的燦爛，另一方面，也可以催生“惡之花”，王有德和梅雪的婚姻悲劇，就是這朵“惡之花”。王有德由于院校體系調整，下放回鄉當了干部；梅雪因面臨工作出路問題，被王有德抓住機會“乘虛而入”，倉促結婚，成為了輿論普遍認為的“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的活生生的例子。在他們結婚之前，梅雪的追求者可謂踏破門檻，何以都輸給了一個“丑八怪”？梅雪之前有個男友叫崔永，但他們的戀情以失敗告終。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男女“授受不親”，連正常的交往都遮遮掩掩、扭扭捏捏，還要顧及輿論的說辭，眾人的眼光，社會氛圍似乎被一個厚重的鍋蓋所籠罩。梅雪與崔永不能終成眷屬，表面上是由于王有德買通了門衛截留了書信，但從本質上是被這個“厚重的鍋蓋”所耽誤。

如果說這個“厚重的鍋蓋”代表了農村典型的社會世情，小說還通過一系列村民的畫像充實了這個典型環境。“丑八怪”娶了“白富美”，本身并無原罪，但一石激起千層浪，引來了多數村民的嫉妒、憤恨、詛咒。這種狹隘的社會心理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自覺不自覺左右著大家的思想言行。頑固的心理定勢毒害著村里的男性，無論是結婚的、還是沒結婚的，尤其是一直沒娶上老婆的年輕人，大多心理不平衡，認為“丑八怪”王有德遲早要遭報應。待到梅雪連續生下兩個殘疾小兒，面對絕望的婚姻提出離婚時，村里人也仍然像看熱鬧一樣關注著劇情看發展，有的村婦毫不留情，咒罵梅雪是勾魂的狐貍精，就算婚姻不幸福，也要恪守婦道，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社會輿論讓人可悲可嘆之處就在于，人們在制造輿論的同時，也被輿論毫不留情地卷了進去。

小說的敘述者是“我”，“我”跟小說的作者老胡一樣是國家通訊社的一名記者，在講述案情的同時，把對社會、對時代的觀察與洞見一并帶出，為時代背景作出生動的注解。“我”用客觀、冷靜的敘述，樸素的白描刻畫了農村的生活世情：能吃上拉條子面算是上等的招待、投店住宿靠證明、供銷社是唯一的商店、衛生條件差看病難、人口流動幾乎停滯、知識分子選擇有限。

在計劃經濟與“一大二公”的年代，幾乎所有人都被體制所管束……公社的部門，除了公社機關，就是衛生院、農機站、供銷社、糧管所、學校。

小說除了刻畫以王胡、黃枚為代表的村婦村夫，還對顧君、梅雪、王秦音等知識青年，對伍用心、朱忠等基層干部，還有詹宗等領導干部作群體畫像，展現了不同階層人的精神心理面貌，反映了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王胡等人的形象，對應了農村普遍的愚昧與落后，顧君則代表了知識青年的理想主義，從稚嫩邁向成熟，詹宗代表了那個年代雷厲風行、風清氣正的干部面貌……這些人物均貼近生活，具有很強的真實性，體現了那個時代的復雜，在他們身上也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歷史螺旋式的向前發展，歷史中的個體也以其主觀能動性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小說中顧君等知識分子形象，詹宗等領導干部形象，象征了時代前進的方向，代表了人性的善良與美好，小說在這里埋伏了事件轉折的契機，為時代未來抹下鮮明的亮色。

小說的作者胡國華是一位記者出身的作家，并曾多年擔任新聞宣傳部門的領導，足跡遍布全國各地。作為新華社的資深記者，他曾撰寫長篇紀實文學《告別饑餓》，系列散文《在古絲綢路上旅行》、《游歷萬里長城》、《祁連山紀行》、《大地芬芳》、《異域之門》及《歲月的河》、《百歲非夢》等?！陡瓯谄姘浮肥撬谝徊刻摌嬓宰髌罚嗄暝鞅鞭r村基層采訪的經歷使作者積累了大量素材，腳下有泥、心中有光，出于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關心，對人民生存現狀的思考和關切，作者給我們刻畫了一個真實立體、復雜細致的農村社會生活的畫面。作者看重細節描寫，追求故事情節推進，注重人物情感表現，以人物命運打動人，同時他還注重對人物性格的社會歷史根源的挖掘。相較紀實性的采訪報道與系列散文，虛構作品在另一范疇為作者提供了更廣闊的寫作空間，有利于作者對社會生活作更深刻的提煉，有利于在更廣闊更開放的維度展開對人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個體現狀、個體命運的思考。

為了對社會歷史現象作真實的再現，真實地展現社會歷史畫面，巴爾扎克在寫《人間喜劇》時宣稱：“法國社會將要做歷史家，我只能當他的書記?！彼η蟆皩懗鲈S多歷史家所遺忘了的歷史，即人情風俗史?！薄陡瓯谄姘浮匪尸F的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的真實性，作者對細節絲絲入扣的推敲，把特殊年代里，西北農村的物質經濟、生活狀況、治理方式、組織結構，人們的言行舉止、思維活動、精神狀態淋漓盡致地反映了出來，給讀者活靈活現地展現了當時的社會世情。如果我們要回望40年前的歷史，不妨把《戈壁奇案》作為鏡照。

逝者如斯夫，特殊的社會現實與特殊的文化土壤成為不同人物輪番上臺的大背景，時代的滾滾洪流，不顧喜惡愛憎，也不管愛恨情仇，人物的性格與命運總被時代所左右，他們的性格與命運也同樣呼應了特殊年代的特殊性。“戈壁奇案”，到底誰是兇手？作者不是芥川龍之介，《戈壁奇案》也不是《羅生門》，老胡有明確的答案，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