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代的城市

歷史上有過很多偉大的城市，但那些前現代的城市主要起源于宗教和政治，比如耶路撒冷，比如長安。如果追根溯源，尤其是宗教信仰在其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從美索不達米亞、伊斯蘭阿拉伯到中國、美洲等，都以祭祀為中心產生了城市聚落。美國史學家費恩巴哈（T.R.Ferenbach）說：“早期全球各地的城市建造者有種‘精神上的一致性’。”不過這種“一致性”或許在史前期比較明顯，但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一致性”已經有所分野。舉例來說，在面對古希臘與古代中國時，可以很明顯感到兩種文明模式的不同，古希臘是城邦國家，而中國早已是統一的中央帝國，城市在這兩種國家形態中有著不可同日而語的地位及功能。蘇格拉底說：“鄉野和樹木無法教導我任何知識，唯有城市中的居民才可以。”但孔子恰恰說：“禮失求諸野。”這兩種文明的城市觀念是截然不同的。

現代城市與古典城市是很不相同的，它是工業革命之后大規模的社會生產所造就的，因此它是生產的、流動的、消費的、轟鳴的，而在這些喧囂的表象之下，又有著一套經過精密設計的技術體系。現代城市的出現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緊密交織在一起的，大工業生產像是黑洞一般將越來越多的人吸附、聚集到了一起，一種行業啟動了另一種行業，一個機遇呼喚著另一個機遇，城市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現代城市終于站在了歷史的橋頭堡上，成為現代性文明的集中體現。

現代性起源于西方而后席卷全球，現代性中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區域性與普遍性是辯證統一在一起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文明中的普遍性部分被推向了極致，一個不論國家還是個人都無可逃避的世界體系已經形成，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圖景下，現代城市正在把世界連成一個整體。

二、文明的轉型

如果說曾經有一度城市文學是相對于鄉土文學而言才成立的，那么今天，這種語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市正在以現代傳媒的直觀力量大規模地改變與吞噬以往的鄉村生活，鄉村正在變成城市的郊區的郊區，整個社會都被同質化的權力意志所裹挾，因此，我們今天談論城市文學，肯定不能把城市文學限定在狹隘的題材論里面，而是要放在更廣闊的思想視野里去考量。從思想史的意義來說，城市文學之所以越來越重要，其實是關于發現一種新的中國經驗的問題。關于現代城市生活的種種認知，曾經我們通過各種媒介并不陌生，但是切身的經驗要比外在的認知更加重要，這個時代已然來臨了。當然，這些光怪陸離的變化表象是否就能代表這個時代的精神特質，無疑還是需要商榷的。但是，應該看到城市已經成為現代經驗的主要表演舞臺，甚至都可以這么說，城市文化就是現代性最集中的體現。正是基于此點，城市文學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夠將未完成的現代性繼續推進、深化，直至最終完成。也就是說，使得現代性體驗成為中國經驗水乳交融的一部分。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被現代城市及其文明的這套體系吸納進來，個體在這個資本理性發達的秩序之中顯得格外無力，生命與時空的關系變得不再像農業文明那樣是固定的、情感的、詩意的，而是無根的、游離的、偶在的。從波德萊爾、西美爾到本雅明，他們都是在對城市的體驗當中發現了這些現代性的奧秘。當代中國人在極短的時間內倉促地經歷著現代性帶來的深刻變化。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將變化本身視作一種常態。這種過多的變化撕扯著個人有限的生命體驗，常常使得很多作家有著欲語還休的狀態，也使得一些作家直接從現實新聞取材，認為現實的荒誕已經遠勝于虛構的荒誕。

從這個角度回顧文學史，很多問題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比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發軔的先鋒文學運動之所以僅僅停留在形式的探索上，而止步于內容的探索與表達，除了歷史語境中意識形態的制約之外，也因為現代性經驗對那時的中國經驗來說還是相當陌生與異質的，這極大地限制了作家們的生命經驗、思想視野與現實立場。從文化人類學的視野看，文明作為文化的高級形態，具有一整套的觀念體系以及無遠弗屆的涵納沖動，我們的基本生活方式也會隨之變遷，這一定會影響到審美的趣味，尤其是藝術的發生。

三、嶄新的經驗

現代城市以及文明經驗也不是這個時代的新生事物，上述也提到了一些敏感的詩人和批評家，從波德萊爾、西美爾到本雅明等等西方哲人的論述值得我們溫習，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他們的生活經驗已經屬于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盡管他們的這種經驗依然體現著現代性當中的普遍性，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現代性經驗有著比較一致的特征；但同時，中國的語境又是獨特的，它繼承了傳統帝國的廣闊疆域，多種民族與文化共存，內部的遷移頻繁而數量巨大；此外，它的文化政治學有著較強的保守色彩，再加上漫長歷史延續下來的多元的精神話語，構成了中國文明的一種“底音”，綿綿不絕地回蕩在今天的文化語境當中。更重要的是，中國這次趕上了信息科技革命的潮流，比如“智慧城市”的建設等等工程，也在參與著一種新經驗的生成。

所謂嶄新的經驗，正是這些復雜力量交織與扭結的場所蘊藏著的可能性，我們書寫城市，如果忽略掉這些復雜的面向，那么我們忽略掉的其實是當代中國本身所具有的復雜經驗。現代城市不再僅僅意味著地理學意義上的閉合空間，而是成為一種開放的、沒有邊界的文化空間，它依靠更加精密的技術手段不斷地將自身的一部分鏡像傳播出去，以復制、模仿等手段使得文化基因得到再生。

為什么我們說魯迅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根本原因在于他以大悲憫的情懷寫出了鄉土社會的蒙昧與黑暗時代的絕望體驗，從而發現并觸及當時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今天，我們的核心問題就涉及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涌現出來的各種問題與困境，涉及社會結構自上而下的迅速變動與分化，涉及城市對鄉村人口的大規模吸納與消化，涉及個體尊嚴與權利的合理表達，涉及技術時代里邊個人精神世界與生活方式的迷茫與失落，涉及人們對一個美好中國的期待與想象……而這一切，都涉及城市以怎樣的方式來聚攏與處理這些問題，或是提供處理的契機與平臺，因此，我們愈加可以明確，城市文學肯定不能是一種僅僅針對城市的文學，它針對的其實注定是當下渾濁裹挾的總體歷史進程，并在其中呈現、分辨、創造著嶄新的人類經驗。放眼未來，城市文學的意義一定會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劇烈加速而凸現出來。說到底，只要能以城市為基本視野，發現并觸及當代中國的核心問題，就是一種新的成熟的城市文學。

四、流動的空間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產生了幾個巨型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的人口，各自已經超過兩千萬，外加流動人口，它們與過億的人口有著直接性的關聯。此外，東南沿海由于經濟產業的迅猛發展，也正在涌現多座人口突破千萬的世界級大城市。這些人口當然不是靠著生物學的生育方式造就的，而是大量的外來人口涌入。城市即便像瘋狂繁殖的怪獸一般，也完全無法滿足不斷涌入的大量人口的各種需求。因而，在這種巨型都市當中，個體賴以生存的空間是非常狹小的，人的生活被龐然大物壓迫、切割與隔絕了起來。而另一方面，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現代城市變得越來越符號化，城市空間不僅局限于地理學上的空間，而且越來越成為一個充滿信息符號流動的虛擬空間。因而，這種流動是雙重的，一方面是人作為物理性的移動，一方面是人在符號汪洋里的精神漂流，這兩者一同塑造著當代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存在形態。

現實對文學作品來說，即是一種修辭藝術的再現，在現代語境下，如果文學再現還是像以往那樣攝像機般地羅列外部的環境與人物關系，那么也許意味著一種無效的現實。因為城市的空間不但是可以復制的，而且充滿了不確切的流動性，所以從外部來抓住現代社會的精神特質無異于緣木求魚。

網絡、電視、手機、GPS無所不在，將人從狹小封閉的地理空間里解救出來，投入到某種自由無界的心理幻象當中。所以說，我們的現實空間一方面極端有限，一方面又被虛擬符號抽空了真實感，置身在沒有具體邊際的漂流狀態中，這構成了一個現代城市人的基本困境。這種極具張力的基本困境對于文學來說是一種豐富的土壤，因為它可以構成小說敘述的矛盾、沖突與動力，最終得以獲得審美的升華從而超越卑瑣的現實。好的文學是一定要給人類的心靈帶來自由，慰藉人的孤獨與絕望，我在這里要特別強調城市文學需要一種飛躍的想象力。

空間的狹隘需要文學想象力拓展它的邊界，同時，空間的虛擬為文學想象力提供了豐富的養料。這些都是想象力對于城市文學之所以重要的客觀條件。當然，文學想象力并非一種毫無來由的臆想，它尋找的其實是一個恰切的形象，這個形象不再如傳統文學那樣局限于人物角色，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或者是人與世界的關系本身，這個鮮活的形象作為隱喻得以突破語言與敘述的束縛，喚醒人們內心思想與情感的潛流，并刷新這個城市化時代人類存在的體驗。

成熟的城市文學無疑是要努力去呈現出這樣一種流動的空間，以內在的精神關聯塑造出當代中國的整體景觀。這樣的寫作是有難度的寫作，也應當是城市文學的書寫方向以及創造契機。我個人的寫作自然稱不上成熟，不過近些年來我也有意識地在這個大方向上去探索，比較偏愛寫城市的“虛擬現實”的一面，尤其是科幻元素的使用，也是在增強城市的“未來感”，這方面的小說有《野未來》《城市海蜇》《退化日》《地圖里的祖父》等等，試圖用小說的藝術容器來盛放這種空間的流動性。小說的可能性一定會因為這種流動性而得到大幅度拓展。

五、內在的主體

我們知道人類的發展，尤其是從十五世紀以來現代文明的發展，從某個角度講，是從個人跟公共領域的區分開始的。我們把一部分領域限制為個人的，如此一來，我們就有了個人權利的概念、個人身份的概念，同時也建構起了一個相應的公共領域。我們可以用自己的立場，在公共領域探討關于全人類或者整個社群、民族這樣一種大的話題，以謀求一種綜合的判斷與進步。這種區分是相當重要的，極大地解放了人的創造性，但隨著城市與技術的發展，個人的空間在不斷地接受強烈的侵蝕。

這種私人空間的萎縮感，也在影響公共領域討論問題的方式。公共領域中相對嚴肅的東西被消解了，這也使得作為我們精神家園的人文精神變得稀薄。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中，我認為，一個人對于自己生命的責任，實際上越來越重了。法國思想家福柯不無悲觀地提到“人的死亡”，也就是主體性的死亡。但是，正因為如此，人的主體性又愈加重要起來，我們來到了一個逼迫你要建立自己主體性的時代，否則精神意義上的個體的確會變成碎片一般的存在。

何謂生命的責任？就是一個人面對喧囂復雜的時代依然具備一種道德判斷，為自己的生命找到切實的落腳點，并生發出意義來。我的小說《無據之夜》曾把這樣的追問放置在了一個極端的情況下，一個因為技術進步而失業的記者，遭遇了一個表面上青春陽光卻要去自殺的少女，生命的內在主體就是如此復雜、豐富而脆弱，甚至有著自我毀滅的可怕傾向。因此，城市不可能只是作為一個客體或是客觀意象而存在，它與主體的關系是親密無間的。城市當中看不見的晦暗地帶，包括城市的氣質、風格，乃至它的欲望與需求，才是滋養寫作的源頭活水。一個作家應當從中創造出與自己、與人類密切相關的“世界連通器”，從而抵達精神與思想的高度。

據說，這是一個經驗同質化的時代，每個人的想法跟另外一個人差不多。用小說來比喻的話，就是我們變成“扁平化的人物”。這是很悲哀的事情。因此，我們應該對自己的生命負起責任來，重建自身的精神主體性，使自己的生命更加豐厚。這個信息泛濫的時代，實際上也有它的優勢，因為如果你有了強大的精神主體性，你便能夠從喧囂如大海般的訊息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而不是隨波逐流、虛度光陰。隨著新一代青年作家步入文壇——他們的生活經歷與教育背景使得他們在城市生活中如魚得水——城市文學的作品數量肯定會呈爆發之勢，但我在這結尾處，還是想再強調一次，城市文學肯定不能只是一種關于城市的文學，它面對的是當下渾濁裹挾的總體歷史進程，我們要敏銳地切入到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里邊，并努力發現一種新的中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