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生態文化》雜志是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主管，中國林業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辦的國際國內公開發行的文化類綜合期刊，是繁榮生態文化，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平臺和權威陣地。

2000年7月創刊以來，《生態文化》20年間站在時代最前沿，播布新理念，反映新動態，在生態文化建設特別是生態文學領域擎旗吶喊，在眾多期刊里獨樹一幟。

為大力傳播生態文明理念，傾聽來自社會各方面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建議，更好服務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2020年開辟“專家訪談”欄目，邀請生態學、林學、文學等各方面專家就生態文化建設獻計獻策，傾聽來自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化作我們辦刊的動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本期“專家訪談”欄目開欄有幸邀請到生態文學作家楊文豐教授就生態文學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談談自己的看法，以期引起大家更多地關注生態文學。

一、 生態文明建設的春天已經來臨

馮小軍：楊教授您好，感謝您在“抗疫”的特殊時期接受我的采訪，作為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主管的一本立足生態文化建設的綜合類期刊，《生態文化》承擔著宣傳普及生態倫理，傳播生態文化理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職責。黨的“十八大”站在歷史和全局的戰略高度對推進新時代“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做了全面部署，自此生態文明建設的地位顯著提高，生態文明建設理念與實踐都有了長足發展和進步。請問您作為一名長期關注生態文化建設的作家和學者對此有何感想？

楊文豐：黨中央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五位一體”進行總體布局，這是將生態文明建設提高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這在共和國發展史上、人類思想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大事件，也是地球上惠及人數最多、最廣、空前的革命舉措！

生態文明建設的地位能提高到如此的高度，將使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環境變得寬松和優化，必將更大地放開和調動我國生態文化建設的力量，更大地鼓動我國從事生態文化研究的學者和生態文學創作的作家的之信心，讓中華綠色文明和綠色文化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更好地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這場“大疫”，讓我們更加深了對人與自然和社會關系的認識，我認為也將促進中國生態文化研究和生態文學創作！

馮小軍：一直以來老百姓對持續惡化的環境污染深惡痛絕，渴望生存環境能夠好轉。近年來國家加大治理力度，我國的工業環境危機有所改變，以植樹造林，綠化祖國為主戰場的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距離人民群眾的普遍要求還有差距，您感覺差距表現在哪些方面？

楊文豐：我國工業環境方面的生態問題的確在改變，植樹造林，綠化祖國，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假如要找差距，我覺得差距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我國人口眾多，國民文化層次不一，應該說，尚有一部分國民的生態意識還需強化，甚至有些國民的生態意識仍淡薄，有待啟蒙。這方面的工作，既需要政府的繼續努力，也需要發揮社會各方的力量。

二是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綜合工程，也可以說是系統工程，是否建設成功，很大程度表現為生態文明在社會生活中是否有應有的地位，說徹底點就是生態文化能否成為社會的顯赫文化乃至主流文化，顯然這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肯定會遇到許多困難和問題，困難不容低估，比如必然碰到諸如利益分配、投入與產出、局部與整體、國家與世界的關系等問題，唯有迎難而上，強化推進，這一天才能早日到來。

三是還需進一步明確各行各業各人的生態責任，落實好生態保護、生態修復、生態維護、生態建設的可操作性措施，并且有檢查有落實，形成責任、措施、效果與檢查互動的良性的促進機制。

二、 認識生態文學，創新生態寫作

馮小軍：您的生態散文創作引人矚目，在理論研究領域也頗有建樹，請您結合國內外生態文學發展實踐，談談生態文學比較通識的文學品性特征。

楊文豐：生態文學是自然、社會、生態意識與思想和文學審美相融、崇尚“天人和美”的文學。具體來說，生態文學具有文學性、表現自然性、生態意識性、立體視角與多元文化性、永恒性和全球性特質，對各個特質，我想分別談些個人認識：

其一，文學性。文學性是生態文學題中應有之義。生態文學既然是文學，文學性是必然放在第一位的。生態文學以散文作品居多，這又是由散文文體所決定的。散文是最本色知性和感性的藝術容器。散文這一以情感之真為底線的文學形式，多以第一人稱行文，作家與讀者的距離沒有哪一種文學形式能拉得比它更近。散文也更適合充分地包容和表現自然的屬性和美、更適合表達或描述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長于感興抒情，長于解釋式描述，離散而自由，能議能敘，易于啟智啟美。

面對自然環境，通過散文形式，作家的喜怒哀樂乃至個性可以表現更加淋漓盡致，而且散文對生態知識的表現和包容，可以比其他任何一種文學形式，都做得更多、更好。

美國的自然文學作品，影響深遠的幾乎全是散文作品。亨利·梭羅被稱為美國最有影響的自然文學作家，成為美國文化的偶像，就是憑他的散文《瓦爾登湖》，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奧斯汀的《少雨的土地》、艾比的《大漠孤行》、迪拉德的《汀克溪的朝圣者》等，全是長篇散文或散文集。

誠然，我們期待生態文學能有更多的杰出小說、詩歌、戲劇作品的出現。

其二、表現自然性。表現自然性也是生態文學題中應有之義。生態本包括自然。生態文學表現自然性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著力展示客觀自然的原態美。自然的雄奇美、蒼涼美、壯麗美、蒼茫美等，這些都屬于其原態美。自然美除有不易描述性、不確定性外，還有正、反雙重性，這和美學上既有審美也有審丑類似。即便偉大的作家，也深感展示自然之原態美不易，梭羅在《山、湖、海》就曾說：“能鑒賞大地之美的人是如此稀少啊！……自然界有著巨大且多樣的人格，我們永遠無法透視她的任何一面。”作為生態文學，展示客體自然的原態美，既是使命，也是宿命。二是表現自然規律美。誠然，生態文學與自然科學家眼中的自然規律美是有所區別的。自然科學家表述的自然規律美是自然固有的、本質的、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美頗具簡單和諧之美，如同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愛因斯坦的質能公式。而生態文學所表現的自然規律美，因了作家的抒寫已成為帶有一般生活層面及藝術層面和“人氣”之美，比如葦岸《大地上的事情》寫他觀察到的螞蟻營巢的幾種方式，我認為其中就不可避免地滲透了他的“人氣”。三是表現自然與人的關系。梭羅在《山、湖、海》中云：“人，是自然的居民，而不是社會的一員。”人本是自然之子。人與自然的關系成了當今世界日益嚴峻的主題。能否表現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對生態文學有無存在價值的大考驗！

生態文學表現人與自然的關系，至少涉及：傾訴對大自然的熱愛之情；將自然作為人類精神的象征；表達對家園損毀和生存危機的憂患意識；展現在自然生態背景下對現代人生存和生活觀念的富有歷史感的反思。

如前所述，生態作家筆下的自然由于經由了作家的“人氣”灌滲，猶同梭羅眼中那個靜美、恬淡、純凈、悠閑、自由的大自然一樣，已深深寄寓了他靈與肉的簡樸、簡單且富有的生活方式，至于愛默生心中理性、抽象、業經被升華而蒙上了些說教性的大自然，即便作家靈肉并非完全投入，介入較淺，也已不再是百分之百真實的大自然了。

還需提及的是，表現自然性也含有生態文學風格需依賴自然的特征。美國的自然文學風格均深深地依賴著自然：以西部的約塞米提山脈為寫作背景的約翰·繆爾被稱作“山的王國中的約翰”；以寫空曠、少雨、干燥貧瘠的沙漠著稱的瑪麗·奧斯汀的作品則被譽作“沙漠經典”和“沙漠美學”。

其三、生態意識性，這是生態文學產生的原點、存在的必要條件。然而，生態文學中的生態意識，卻并非似一些論者所云僅僅是保護環境（自然）的意識，也并非只是人與自然如何相處的意識。我認為生態文學中的生態意識，體現在四方面：一是對自然的憂患意識，即是人面對現代文明、現代人對自然的擴張、擄掠、損毀，以及對人類未來能否可持續發展的憂患。二是對自然的護衛意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并非“優勝劣汰”，而是“共生共存的關系”，不再是“我和它”、而是“我和你” 的關系，是護衛的關系。三是對自然的朝圣情結。朝圣是生態意識根深蒂固、接近忘我的意識，朝圣還具有自然祟拜、自然至高無上、靈與肉寄寓自然的意味。梭羅以其行為和劃時代的散文成了自然（瓦爾登湖）的朝圣者。并非每一個作家皆可進入對自然的朝圣境界。四是獻身綠色的使命意識。這種意識很清醒，是時刻明白重任在肩的意識。具有這種意識的生態作家，必能化憂患為動力，“以筆為旗”，身體力行，為建立人與自然和美的關系而獻身。

其四、立體視角與多元文化性。這是由多方因素決定的。生態文學創作涉及的層面有五個：一是生態學層面，涉及多專業、多學科的知識；二是文學創作的一般規律層面；三是自然哲學層面；四是自然美學層面；五是社會政治學層面。可以說，生態文學所審視的對象和沉思的問題，其深、其廣，是任何其他文學類型所不能媲美的。

事實上，生態文學產生至今，我們對它深刻的內涵、博大的功能和特別的意義尚未能充分地認識。何況今天的自然早已不是愛默生、梭羅時期那種比較純粹、純凈的自然了。今天的自然或多或少包含了高科技的投影和多種文化元素的滲透。或許它已成為一種人文自然，不可避免地使生態文學表現出需依靠人類學、生態學、信息學等多學科知識的滲透，需要有多元文化視角和思維介入方能更好地認識；何況生態文學中的矛盾沖突屬多種視角、多元文化對待自然的矛盾沖突而引發。

應該說，人類面對自然的利益觀、生存觀，最終是由文化觀決定的，這就使得生態文學涉及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然是橫向極廣、縱向極深的關系。誠如張韌先生在《關于中國環境的文學反思》所述：“人與自然的關系分明涵有豐富的文化意蘊，環境文學意識主要是一種文化意識。中國環境文學的提升與深化，亟待承繼民族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關系的營養，同時注重西方環境文化的借鑒，融會為一種現代的生存與生態知識。”

事實表明，但凡杰出的生態文學作品，皆是立體視角和多元文化的產物。你讀美國生態文學家迪拉德《汀克溪邊的朝圣者》這本杰作，就不難發現作家不但發現了美、思想和精神，而且在梭羅般的朝圣中，還認識到了自然內涵之豐富：有混亂有升華也有毀滅，美麗與恐怖并存，簡單中有復雜，人與動植物的聯系原來是那么無法扯斷，人類文化才僅是自然的一部分……舊傳統與新浪潮的沖擊、差異和匯合，人的“自我中心”已被自然感化而融入自然：“我是由溪水充實的噴泉的口，我是藍天，我是徐風中一片抖動的葉……”

其五、永恒性。美國文學評論家約翰·A·默里在《自然文學叢書》前言中寫道：“第一個地球日以來，一個鮮為人知的散文體——自然文學——日益穩定地發展并漸得人心，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一流作家，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讀者群……可以說，它已經成為美國文學的主要流派。”美國自然文學研究專家程虹在《自然與心靈的交融——美國的自然文學》中說自然文學已是“最令人激動的領域”。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環境報》始辟副刊“綠地”，后誕生了被冰心老人視作最喜愛的生態文學刊物《綠葉》，《中國綠色時報》及好些報刊也時有刊發生態文學作品，近年已有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鼻祖——徐剛先生的作品獲魯迅文學獎。盡管我國的生態文學創作起步較晚，但其黃金時代已經到來，必將在我國和世界各國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其實，生態文學具有永恒性，最根本的還是由人與自然的關系決定的：只要自然與人類存在一天，人與自然就存在矛盾，生態問題就如愛情一樣是文學的永恒話題。

其六、全球性。這個特質的依據，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生態文學表現的疆域是全球性的。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首次人類環境會議提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的口號。生態文學面對的是全世界，擁抱的是整個地球和全人類，地球村有多大生態文學的疆域就有多大，甚至可以超出了地球村而出現太空生態文學。因而可認為，生態文學已是這個地球上最廣袤、內涵最豐厚、最有無限可能性的文學。二是生態文學所關注的問題都是與地球上每一個人的生存有關的問題，是全人類共慮的問題。三是生態文學作為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從邏輯上講也屬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的全人類所共同擁有。

馮小軍：我注意到近二十年來你一直創作風格獨具的系列生態散文“自然筆記”，并在作品中就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生態倫理的尋求和建構方面有諸多探索，可否介紹一個您在這方面的成果。

楊文豐：這方面的探索與本人倡行“形神和諧，啟智啟美”散文觀相關，我很希望能夠以散文表現基于科學精神和人文情懷的生態發現，渴求建立良善而公平的“自然倫理”。

我覺得，一個生態作家如果只寫常規意義上的作品是不夠的，今天的生態作品，可強化批判精神，可提出“思想量”豐盈的自然觀和生態倫理觀，甚至臻于哲學層面的生態發現。我這些想法得益于林學家、生態散文家奧爾多·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對我的啟示。在世界生態文學經典中《沙鄉年鑒》是我最喜愛的作品。《沙鄉年鑒》自1949年出版以來影響遍及世界，被譽為與梭羅《瓦爾登湖》雙峰并列的生態環境保護圣經。

《沙鄉年鑒》盡管細致描述了自然美景的季節性變化及其對生態平衡所產生的微妙影響，有理有據地展示了人類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表達了人類對荒野美學迫切的也是適時的懇求，然而我覺得最為重要的還是他在書中提出了劃時代的生態倫理——“大地共同體”：“大地倫理學只是擴大了共同體的邊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動物包括在其中，或把這些看作是一個完整的集合：大地。……人只是大地共同體的一個成員，而不是土地的統治者，我們需要尊重土地。”試想，如果這部書不含偉大的“大地共同體”思想，能有今天這樣的高度和影響嗎？

《沙鄉年鑒》對我千禧年以來自覺引入自然生態、科學思維等啟智審美視角，從事多卷本《自然筆記》的創作，其影響是啟示性和標高性的，正是這本書啟示我的寫作，能注重生態發現，也試圖以文學的形式探索生態倫理。

比如，我在寫印度洋大海嘯的《海殤后的沉思》（《散文海外版》2005年第4期）中認為：“大自然不但有母性的一面，也有父性的一面。母性委實就是大自然的均衡態。父性則是大自然的威嚴、金剛怒目、大自然的失衡態或非正常態、‘不平則鳴’態，是大自然的怒氣沖天與角力搏擊。”人類以前對大自然的敬畏是一種“舊敬畏”。隨著西學凸現，人類手中有了科技的望遠鏡和顯微鏡，舊敬畏已隨之不斷消失。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現該由“舊敬畏”轉而建立“新敬畏”，而“新敬畏是一種復合型的敬畏，是人類對自然之‘靈’——自然萬物的科學本質和規律，對滄桑正道，不但能尊重，而且能順應的敬畏；是能通過預警機制，自覺避讓自然父性殃害的敬畏；是將技術的陰影掃出自然的敬畏；是不但不再將人類視為自然的‘主宰’，而且建立對自然的感恩之心的敬畏；是使當前日薄西山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能日益走向和諧的敬畏；是理應上升到宗教層面的敬畏……”（《海殤后的沉思》）或許因了這些生態思想的支撐，這篇文章先后被《文匯報》《文藝報》和《散文海外版》刊載或摘發，還被選入《大學語文》教材及《中外生態文學作品選》（浙江大學教育部課題成果）等書。

在《緣何尋求還魂草》中我提出人與自然的關系存在“三境界”。在《霧霾批判書》（《北京文學》2013年 第7期 ）中我認為需建構“空氣倫理”，空氣倫理倡導人與空氣屬于同一整體，互相尊重，互為信賴，互相愛護，空氣以潔凈養人，人的行為以不污染空氣為基本前提，時刻善待空氣，彼此都不做以異質污物、侵害對方的蠢事，不傷殘對方的“天生麗質”，從根本上“斬斷精神霧霾的黑手”。

那年我在建筑大師祖默托設計并是他獲建筑諾獎的代表性建筑——瑞士瓦爾斯洞穴式溫泉建筑內泡溫時忽而得悟：這被建筑人視為建筑圣殿的洞穴內之溫泉不就似人類母親宮內的羊水嗎？而人與自然關系的最佳境界、最佳模式，不就似“子宮式生態圣殿”嗎？其所蘊含的孕育、溫暖、互賴、包容、仁愛、感恩、敬畏、孝敬自然（母親）等美好內涵，恐會比“土地道德”觀更具動性、生長性和持續性，或許更為科學性，這些，我都寫入了生態長文《走進子宮式生態圣殿》 （《天涯》雜志社2013年第1期）。

在《人民文學》雜志2019年第12期發表的拙作《澳門蓮花地》中，我試圖將自然“荷”與澳門“和”互相映襯，將自然（蓮）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相融，我認為：“說人與自然的最佳關系是‘天人合一’，真不如說‘天人和美’更能精準地表達自然與人的最美好關系。”依我看所謂的“合一”確乎蘊藏著誤區甚至貶義，試想如果人類再不對自然實行“新敬畏”，不關愛自然，人類勢必徹底“上西天”，這樣的終局又何嘗不是“天人合一”呢？

馮小軍：陳劍暉、古耜、張檸先生等國內批評家撰文評論您的生態散文時都肯定您在寫作中引入科學視角、科學思維的寫法，您這種寫法與生態文化存在怎樣的關系呢？

楊文豐：很感謝批評家們的鼓勵和給我的啟示。的確，我的系列自然筆記是以科學知識為平臺，引入了科學視角和科學思維而寫作，力求表現自然美、規律美，達到人文精神批判的效果，同時引發對社會、人生、倫理的沉思、感悟，以揭示哲理。

科學視角實際上也是我生態寫作時認識自然的透視鏡和顯微鏡，亦是解剖刀。在我看來，生態寫作相對于一般的寫作，是更為求真的寫作。真正的文化本質上皆真，乃真、善、美合一的。引入科學視角寫作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求真。我認為生態寫作盡可以多引入科學視角，多利用生態學原理和自然律，以求更精準地認識作家抒寫的自然、更深入地探究自然的特性和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層內涵，促進生態文化的豐富；科學視角作為文化視角，可以更深入地挖掘生態文化的內涵，提高生態文化的“增量”。

在《霧霾批判書》（《北京文學》2013年第7期）這篇生態散文中，假如我沒有引入氣象科學對霧霾的特點、本質進行深入解讀、剖析，你想對霧霾展開批判、想提出“霧霾恐懼場”、“空氣倫理”及 “精神霧霾”等，是斷斷不可能的。寫這場“抗疫”，我認為就很有必要引入科學視角。顯然，科學視角還包括社會科學視角。其實，即使你寫的不是生態文學，在這個科學時代，作家也不妨引入啟智啟美的科學視角寫作。

說到這里，很感恩我大學本科所讀的南京氣象學院農業氣象學專業，正是與自然生態相通的這一專業背景給了我不少從事生態寫作諸多專業層面的便利。

三、 提高傳播效應，呼喚激勵機制

馮小軍：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生態文化是我們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力量源泉。生態文學是一種反映生態環境與人類社會發展關系的文學。您對生態文化和生態文學的教化作用怎樣理解？請您談談想法。

楊文豐：亨利·梭羅的長篇散文《瓦爾登湖》，早在1985年由《美國遺產》雜志所評選的“十大構成美國人格的書”中即位列榜首，蕾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發表引發了環保思潮和環保運動，這些皆是生態文化之教化作用的有力例證。

生態文化的教化作用，表現在可以影響和改變人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讓人懂得怎樣才算生態地生活，幫助認識人類在自然和社會大系統中站好正確的“位置”，懂得和欣賞自然美，鐘情大自然，認識自然對人類社會的凈化和靜化價值，建立和強化“綠色思維”，提高對“荒野才能保護這個世界”的認識，以具體的行動保護自然，與自然“共存共榮”。

人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屬性，在地球已進入不堪負重的今天，我們每個人都有規范自己社會屬性的義務，需要依靠文化的導向性、約束性和規范性，“教化”自己的言行；生態文化中的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好與壞一類標準，還可以凝聚社會力量，對社會、政治產生作用。

生態文化的教化效果如何，最終還得看是否能真正讓人認識到生態保護的重要性，并付諸行動。

新西蘭國土并不太，但他們卻能花大力氣保護考拉和袋鼠，將大樹樹干圍上鐵皮以防樹貂爬樹，是全球唯一不準黑蜂出境的國家，老虎、獅子、毒蛇也不給進口。

在德國，雖然沒有國家的統一規定，但許多城市都制定了樹木保護法規。通常樹干周長超過60至80厘米時，落葉樹和針葉樹就受到法規保護，不能隨便砍伐（果樹通常不受保護）。如果樹木生病或者即將倒下，或因阻礙建筑工程，或有其他方面的理由（例如對該樹過敏）需要砍伐時要向自然保護機構申請砍樹的特別許可證，如被許可砍一棵樹則須在其它地方補種一棵樹，或向社區支付一筆補償金。你游泰國，也會發現小河小溝里，到處都有悠閑自在的龜魚等野生動物，生活得很是安全。這些，必然與這幾個國家的生態文化觀念作用有關。

文化學者肖云儒先生最近在佛教名山觀音山廣東國家森林公園發表的《中國古典綠色文明》一文，對中國古典綠色文化進行系統的梳理研究、提出許多真知卓見，肖先生認為生態文化視野可以轉化為人文情懷，如中國畫中的“散點透視”原理就是一種讓天（景、境）和人（眼、心）互為主體的透視觀。我理解這種透視觀其實也是隸屬于我國傳統的生態文化，這種“散點透視”和以畫家為中心的西畫焦點透視之畫法顯然是不一樣的，正是這種藝術主體和客體平等觀照方式，創造出舉世無雙、風格卓絕的中國畫！

生態文學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有生力量，生態文化的教化作用顯然離不開要有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

我國的生態文學，已然出現了徐剛《大森林》、梁衡《樹梢上的中國》、哲夫《水土中國》、何建明《那山那水》、彭程《心的方向，無窮無盡》、馮秋子《塞上》、詹克明《獨釣寒江》、李青松《穿山甲》、姜戎《狼圖騰》、劉亮程《長成一棵大槐樹》、葦岸《大地上的事情》、胡冬林《狐貍的微笑》等作品，構筑了中國生態文學的當代圖景，生態文學理論研究和評論家也出現了程虹、施戰軍、古耜、魯樞元、李炳銀、王必勝、楊海蒂、王諾等，但是中國生態文學無論是作家的數量，還是理論研究與創作現狀，與生態文學已然為主流文學的美國相比，差距都是顯明的，有著明顯的發展潛力和空間，更且，生態文學如何融入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和中國式審美元素？生態文學的中國特色如何創立？如何才能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學之路？這些富有挑戰性的問題或任務，已經擺在我們面前。

我注意到，在國家層面專門激勵生態文化研究和生態文學創作的獎項尚沒有設立——這與生態文化已上升為國家的發展戰略，還未能做到相符。

為了更好地激勵生態文學作品的創作和向社會推介優秀的生態文學作品，近年已有人建議中國作協能否設立類似魯迅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那樣的國家級專項“生態文學獎”？國家有關部門能否設立國家級專項“生態理論研究貢獻獎”？

馮小軍：正如你上面所說，生態啟蒙離不開宣傳、傳播。《生態文化》雜志于2000年7月創刊，走過了20年的發展歷程。我們一路摸索，尤其在生態文學方面下的功夫最大。我們重視名家，扶持新人，關注生態學最新研究成果，傳播推廣最前沿發展動態，推介各類體裁生態文學作品，對推動我國生態文化特別是生態文學持續發聲，卻一直感覺與刊物應起的作用仍有不小的差距，我們一直在思考怎樣取得突破，您能否對我們的刊物，特別是在傳播生態文化方面提些好的建議。

楊文豐：在全媒體時代的今天，我認為《生態文化》雜志已經做得很到位、很不錯了，功績有目共睹，然而，生態文明建設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形勢的發展讓我們每個人無法懈怠，需要有創新的行動，創新的作為，建議貴刊不妨依托刊物之長，在下來注重多開展以下工作：

一是進一步加強生態啟蒙。在前面我也提到了生態啟蒙。這場“戰疫”也表明生態啟蒙是多么的重要。我覺得生態啟蒙該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依然會是生態工作者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只有充分做好生態啟蒙，全民生態意識強化才有廣泛的基礎，才能讓生態意識普遍地進入國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促進整個社會的綠色轉型。

二是更多地依托全媒體，創新生態文化張揚的方式。在這個民眾習慣上網的時代，生態文化的宣傳、建設，無法不是網上網下的結合，施行全媒體展開，誠然，也得注重美的形式和力量。我們都讀過王維的《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這詩中有自然視野、有欣賞自然的人文情懷，詩境是那么閑適靜謐、自在安然，讀者無不被美深深地感染——生態文化的張揚，假如都能似王維這首詩這樣，最大限度地生發美的力量，潤物無聲，讓人身臨美境，深深陶醉其間，那么，前面談到的“生態文化”的教化效果還能不更明顯、更美好嗎？

三是更好地發揮生態研究專家、生態作家的力量，組織他們開展諸如研讀生態名著、申報生態寫作項目、評推生態新作、深入生態調研與采風、開展生態專題講座等活動。

四是以《生態文化》雜志的名義與出版社合作，策劃、組織出版“當代生態文化研究專著文叢”、“當代生態文學叢書”和“中國生態文學譯叢”。

五是強化創作的導向和引領，由《生態文化》雜志和有關文化方面聯手，組織包括生態研究專著和生態文學作品的評獎，同時，通過國家林草局等上級部門爭取促成前面說及的國家級生態文化研究和生態文學創作獎項的設立。

六是希望經過行之有效的努力，爭取得到國家林草局及有關政府機構和熱心企業的支持、攢助，設立“中國生態文化建設與生態文學創作基金”，讓基金發揮有效的作用。

【嘉賓簡介】

楊文豐，男，農業氣象學專業學士，中文二級教授，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教育部職業院校教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職教學會素質教研會副主任，廣東省寫作學會副會長、廣東省秘書學會副會長。任教于廣東省科技干部學院。

主要從事生態散文創作及生態文化、科學美學和創造學研究，并從事高校寫作教研，所創作的系列生態散文“自然筆記”自成一家風格，被譽為當下最具代表性的生態倫理散文家之一。

已出版生態散文集《自然筆記》、《蝴蝶為什么這樣美》、《自然書》和《病盆景》等。10篇生態散文被選入上海高中、全國職中《語文》和《大學語文》等大、中學教材 10余種，散文被選入《新中國70年文學叢書 ? 散文卷》、《中外生態文學作品選》以及被選作中、高考語文試題。部分作品被譯為多種外文。

曾獲老舍散文獎、在場主義散文獎、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和《散文選刊》“華文最佳散文獎”等。

馮小軍簡介：

本名馮曉軍，筆名馮小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北省散文學會副會長，《生態文化》副主編。

出版“轉型期筆跡”系列著作《別忘記這片樹林》（報告文學集）、《打著水漂過河》（散文集）、《坐在后門檻子上好好想想》（詩集）、《誰說鮮桃不能過江》（新聞作品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文論集）。近年出版《林間筆記》《美在民間》《綠水青山看中國》等著作多部，《紐約的城市森林》入編中學教材。

散文集《林間筆記》獲第六屆冰心散文獎。《綠色奇跡塞罕壩》榮獲第三屆孫犁文學獎，獲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

（ 載《生態文化》雜志 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