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善文是一個棲居在現代都市里的詩者。在他的散文詩創作中，我想首先從他的“詩眼”，或者說從他詩篇中閃爍出沒的關鍵詞里，來尋找他寫作的情感線索。以他《行走的樹》這本薄薄的集子為例，“理想”在16首詩（組章算1首）中出現過23次，“夢想”在12首詩中出現過19次，故鄉（不含同義詞故土、家鄉、老家、故園、鄉間、鄉村等）在11首詩里出現過41次。上面這組數據說明了什么？說明了詩人身居城市，精神卻游離于城市。在他這本集子外的其他散文詩詩篇中，以上幾個關鍵詞的出現頻率也是最高的，這很能說明一些什么。

作者自己可能都沒意識到他用詞頻率的問題，但這恰恰勾現出詩人寫作潛意識中的情感主線。詩人身在城市，但城市意象只是他精神世界或詩中的點綴，又或者是詩人鄉土情結的一個參照系。從而不經意間，孫善文的散文詩寫作，是用一種少數人用到的文體，切中了一個無法忽略的時代主題：面對城鄉矛盾對立時的精神困惑，如何表述城鄉一體化進程中一代人的心靈軌跡。從中不僅讀到了鄉愁和詩意，我們也看到歷史的蛻變和情懷的崇高。這大概是孫善文散文詩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

對鄉土、鄉村和鄉情著墨越多，寄情越多，也就更能體現詩人對城市生活的抗拒。其間成反比的張力關系，在孫善文的散文詩創作中是完全能夠感受得到的。不過，城市在他的詩中是作為家鄉的對立面——“異鄉”而存在的，這里就包含了兩層意蘊：一是詩人其實并非真正拒絕城市，而是因客居他鄉——城市，而使二者形成了客觀上的對立面；二是正因為客居他鄉，詩人才需要建構一個精神上的故鄉，故鄉也就成為一個客觀存在的情感載體。

從“詩意地棲居”的角度來看，詩歌在某種程度上，與故鄉并置了起來，有時獨立存在而成為精神上的故鄉，有時又與出生地的故鄉重合、疊加，如此詩就成為詩人連通城市與鄉村的橋梁。這種連通性的存在，在文學治療功能上，使詩人帶有時代胎記的緊張情緒終能得以舒緩與平復。從中，我們也就能夠發現孫善文詩歌寫作的另重意義。語言即存在的家，詩人清楚“每只蟲鳥、每片樹葉、每串稻穗都有自己曾經的家園”（《異鄉的月色長滿鄉愁?村莊》），可是詩人只能無奈地寫下：“我在異鄉，常常把村莊留在紙上”（《異鄉的月色長滿鄉愁?村莊》）。一句意味著過去了的“曾經”，一個當下狀態的“常常”，就把故鄉和城市的距離拉開了，但也同時把詩情拉近了、惹急了，于是情感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中迅速發散與凝聚，一如天空中的云和雨的聚散。這不免讓人聯想到李白“床前明月光”的千古內涵，在詩人孫善文的筆下也一樣：“再明亮的月色，皆因屬于異鄉而長滿鄉愁。”（《異鄉的月色長滿鄉愁?鄉愁》）于是鄉愁又再次成為詩人寫作的情感主線了。

城市在詩人的鄉愁里逐漸得以顯影。在詩人的眼里，城市的樓群，正如海市蜃樓般明滅不定，但其背景卻是由鄉村的詩意鋪展開來而設定的。“城市的水泥鋼筋缺乏土壤的肥力。”（《關于花和草的絮語》）詩人的筆觸總是從泥土里鉆出情感的芽兒，讀孫善文的詩，理性是徒勞，唯情感的無邊蔓延，才能網住部分詩情的表達。詩人對城市的詩寫，是節制但又是敢于面對現實的，這體現了詩人在時代潮流面前的某種妥協和順應，這或許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揮之不去的憂傷，而憂傷卻更能孕育詩情。這包括詩人對家鄉城市化的感想，也包括城中村的蛻變。正如詩人所寫：“它原本叫隔岸。一個隔著珠江，可以眺望故園的深圳村莊。”（《在一個叫隔岸的深圳村莊》）鄉村與時代，憂傷與詩情，就是如此連接到了一處。就算是寫城市，詩人也是披滿了泥土的芳香：“月兒掛上了夜幕，……我是沿著簕杜鵑延伸的方向過來的。……道路是城市的觸角，挑逗著城市行走的步伐。”實際上，詩人最終又同時接受了鄉村和城市。這是否也是以詩歌名義進行了一場現實和心靈的對立統一，以致合二為一？

大概在詩人的筆下，鄉愁就是他心中永恒的詩意吧。故鄉成為一個時時都能長出夢想的肥沃之地，寫故鄉、泥土和鄉情的篇章占了孫善文散文詩創作主題的絕大多數，它們大多篇幅短小，尤如點點滴滴、飛花濺玉一般遍地開花。“每朵開放的花，都住著一個夢想。”（《攀枝花，那一路綻放的攀枝花》）“稻草人是我派來守夢的。”（《稻草人》）“狗尾草說，這是一條神秘的尾巴，只要輕輕一擺，便會在明年的春天長出無數的童話。”（《狗尾草》）……這些人格化、人性化和充滿詩意的表述，一眼就能讓人看清散文和詩的不同來，從而增添了詩意的濃度。越是如此詩意濃郁，就越能表現鄉愁的深刻和悠遠。詩人把鄉愁和詩意緊密結合起來，融為一體，進而生成夢想的土壤，使詩人在繁華卻喧囂的都市里有了一處安放心靈的樂園，這種對詩意本身的追逐或許恰恰是詩人念念不忘的夢想。

正如那句“每朵開放的花，都住著一個夢想”，詩人面對能代表故鄉的泥土上的一切，都充滿深情地吟誦。所有花草樹木，所有人情風俗，所有湖光山色、江河魚海、陽光雨露，詩人都注目凝神，賦之以詩情畫意和哲思。相對于城市的堅硬而言，詩人的“柔情就在那一張一合之間”。（《含羞草》）在泥土上，看到的無論是古，還是今，無論是行走的時間、季節，還是行走的異鄉，詩人都“是一棵在山路上行走的樹”，因為樹的根須一直都是摳緊著泥土和大地的。這種感受是根性的，是與生俱來的，是無法從生命中剔除出去的。又如他在《鋤頭》一章里寫下的：“……我的生命才有這么濃烈的泥土味道”，“其實我的小名就叫鋤頭”。所以，當我們追問詩人是如何表現鄉愁和詩意的，回答只有兩個字：生命。

鄉愁和詩意是嵌入詩人生命之中的華章，是詩人夢想的本身。只是無論是鄉愁，還是詩意和夢想，都成為了“虛”的想象，詩人和讀者都會明白這個道理；只有將所有的“虛”都附著于眼中所見的“實”，詩篇和詩情才會有真正的寄寓和歸向。這就是我們所見的這本集子中的點點滴滴，它們就是“每朵花的開放”，每一詩章才能夠成長成為一棵棵“行走的樹”。不過，如何從小我的鄉愁中超越，如何從狹小的詩情通道中噴薄而出，敞開崇高的胸懷與張揚更為激越的情感？或許是常在詩中出現的“理想”。孫善文詩歌意境的升華，首先表現在哲理的領悟上，其次是個人理想的流露，再次是崇高情懷的抒發。

當然，孫善文詩歌中的哲理性，是建立在詩語基礎之上的，是詩與哲理的合一。這蘊含著詩人對生命和自然之靈氣的敏感捕捉。在思考手足親情和歷史時，他巧借曹植的七步詩來闡發：“生命的長度，手足的情緣，需要一首詩來丈量。”（《七步詩》）對人生的思考，也就成為詩人這部集子的一個詩眼：“人只有走在路上，生命才有長度。有思想的腳步，輕盈，有力。”（《我是一棵在山路上行走的樹》）不斷地行走，腳步不斷地丈量，量出的是距離感，又何曾不是生命的長度呢？表象所見和內里意蘊，在此得到高度統一。生命終將是沉重的命題與思考，如果這種哲理用到自然萬物上，則平添無數大自然的靈趣。其中詩思的逸飛，無異于詩給生活插上了翅膀，溢出的生動總會讓人感慨語言的儀態萬千。詩人寫道：“別試圖去扶起跌倒的落葉，你扶不起一個季節。”（《攀枝花，那一路綻放的攀枝花》）又如：“別試圖掬起任何一朵，它已經在風中凋零。”（《踏浪》）這些詩句，可謂人化其物而顧盼生姿。與其說是扶不起季節，不如說是詩人對時光流逝的詩性感悟；那騰起的浪花，瞬間消逝，只留下一眨眼間的美麗和光華……這些與面對江河時的“逝者如斯夫”又是何其的同一！

詩人自白：“無論遠輪出海，還是撐帆歸航，我都要迎著理想的光芒。”（《海濱，那風景》）尋遍這本集子，詩人的理想是什么？是海浪“翱翔于燕鷗的飛翅上”，是“犁鏵正靜靜地躺在我家的雜房里”，是“山高水長”，是“最頑強的一朵燈火”，是茶葉“歡快地跳進茶壺”，是“與珠江共枕千年濤聲”，是“每只沙井蠔都肩負使命”，是“生命在于飛翔”……是“每個人的心中都長著一棵樹”，是“渴望去遠方”。說到底，詩人的理想就是擁有一顆最美麗的詩心，把一切美好都獻給故鄉、大地、泥土和寧靜的遠方。這就是詩的底蘊，這就是詩人時常提及又永難說定的理想。

孫善文作詩為文，視野之闊，情懷之深，狀物之美，著眼之實，詩意之濃，從他的一篇《我從金黃的稻田看到我的祖國》，足窺一斑。外形上看似一篇寄情深遠的詩意小散文，但實為一組純摯優美的散文詩。虛實相生，大小結合，思接千里，心游萬仞，可謂此文的基本筆法。從稻田、村莊，到民以食為天的古蘊；從農忙季語、日轉星移，到故土親情的人間倫常；從顏色點染、農耕傳承，到融入祖國的榮耀與自豪；字字句句之間，無不體現作者詩情滿腹的平平仄仄，無不融鑄鄉土日常和祖國情懷的升華。為詩忌過于狹小，否則難免自愁自唱，作無病呻吟之態；作文又莫只貪大求高，其結果只會留下凌空蹈虛之詬。該詩有效規避了常見風險和迷局，有文，有質，堪稱彬彬之作。

詩人對詩的執著追求，對詩意的苦苦尋覓，是從夢想中走來的，最終又聚成理想的淵藪，是故鄉泥土長出的理想的光芒。故鄉就是大地，是自然，是祖國的大好河山，同時也是心頭的夢想和人生的理想。其中完全是一個循環往復的回旋，是一個難以分清的統一體，互文又互證。?

（周航，文學博士，長江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重慶當代作家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文刊用于《星星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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