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我包羅萬象：微生物視野下的生命圖景全記錄》是一本關于微生物的科普書，提到微生物，我們大多會想到細菌、病毒以及疾病。人文學者討論疾病，會提及蘇珊·桑塔格。她在《作為隱喻的疾病》的引言中說：“每一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則屬于疾病王國。盡管我們都只樂于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承認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1]。的確，生、老、病、死，是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不過，疾病與其說是一個過程，不如說是一種狀態。蘇珊·桑塔格從文化的意義上討論疾病，尤其是結核病、癌癥和艾滋病的隱喻，她力圖讓疾病回歸疾病本身，而不是將某些特別的疾病視為邪惡或不道德，她剝除附著在疾病上隱喻層，是想糾正有關這些特殊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

對疾病的隱喻所做的學術工作實際上指出了人們對疾病認知的兩層含義，一層是科學意義上的疾病，它與病毒、細菌等病原體有關；另一層則是隱喻意義上的疾病，它建構起一個涉及道德、政治、文化、文學敘事等諸多方面的意義世界，與人們的心理建設相關。這其中，科學層面的認知是心理建設的基礎，這也是為什么在蘇珊·桑塔格寫作的1978年，患上癌癥會被視為“一樁丑事”，聯邦法律頒布的《知情權法案》會將癌癥治療作為不得公諸于眾的事項，以保護患者的隱私，而今天，雖然科學技術還不能完全攻克癌癥，但醫療水平的提高、治療方法的改進以及科學知識的普及已經使有關癌癥的隱喻發生了變化，至少，癌癥被部分地非神秘化，其指涉的意義也不再是某種具有宿命色彩的“死亡通知書”。

或許也正是因為疾病所具有的隱喻意義，每當自然界演化出一種新的病毒，尤其是這種病毒觸發了大規模的傳染性疾病，疫情便不僅僅是一個醫學事件，同時也演變成一個道德事件、政治事件或者說文學事件。一方面，新型病毒的神秘性成為疾病隱喻的孳生地，另一方面，大量非科學性的碎片化信息增強了整個事件的不確定性，加劇了疫病的隱喻性，進而帶來不必要的恐慌。在通訊網絡發達，自媒體活躍的今天，面對疾病，除了高效健全的醫療服務之外，離不開人們自身的心理建設，而后者在疫情到來時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它不僅涉及人們面對疾病的理性態度，更關乎人們以健康穩定的社會秩序來應對非常態的社會狀況。從某種程度上說，消除或者降低疾病的神秘性，剝離附著在疾病上的隱喻意義，才能有效完善人們對抗疾病的心理建設，而必要的科學普及工作在這一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引發疾病的病毒或細菌而言，基本的生物學知識告訴我們，它們都是微生物。多數細菌可以獨立生存，具有獨立的營養代謝系統。病毒卻沒有細胞結構，只能在活細胞內寄生并以復制的方式繁衍。當我們從人類的角度看待這些微生物時，那些寄生在我們體內的細菌和病毒，大多被視為“敵人”，需要我們用免疫系統和各種藥物來對付。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從微生物的“眼中”來看世界，來權衡它們彼此的關系，或者它們與宿主之間的關系，世界則呈現出另一幅景觀。在眾多描述微生物的科普著作中，《我包羅萬象：微生物視野下的生命圖景全紀錄》[2]為讀者打開了這樣一個世界，它當然不能幫助我們直接對抗某種疾病，卻有助于消除某些疾病帶來的神秘感，幫助我們完成對抗疾病的心理建設。

《我包羅萬象》將“我”和“我”身體里包裹著的無數有機體視為一個生態系統，或者說一個移動著的“動物園”，這使每一個“我”都成為混雜著不同物種的廣袤世界。與此同時，我們呼吸、行走、休憩、勞作，每一個生命過程也都是與周邊環境不斷交換微生物的過程，它們讓我們彼此相連，也讓我們與世界彼此相連。這數量眾多的微生物是否僅僅從作為宿主的“我”身上吸收營養，實現自我增值，而不對宿主做任何貢獻？它們彼此之間是分工協作、睦鄰友好還是相互競爭、適者生存？“我”的免疫系統如何對付這些寄生者？是否一觸即發，隨時準備著以發燒、炎癥、水腫等方式清除它們而后快？既然“我”能夠“包羅萬象”，“我”又該如何與這“萬象”平安相處？

以我們慣常的思維，細菌有好壞之分，會致病的是病菌，有益處的是益生菌。對付病菌我們用抗生素，還天地一片潔凈，而益生菌則是多多益善。但這本書告訴我們，不管是在我們的身體里，還是在整個自然界，正常健康的生態環境使這些數量驚人、種類龐雜的微生物們能夠維持一種和諧、平衡的共生伙伴關系。在這樣的相互關系中去看待各種微生物，便不再有好壞之分，只有對錯之別。比如書中提到同樣的菌種可能在宿主身上同時導致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像幽門螺桿菌，它能引起胃潰瘍和胃癌，卻也能防止胃酸倒流和食道癌；還有一些菌種是否有害完全取決于它所處的環境，像一些待在腸道里的微生物，它們通常是無傷大雅的，但是如果進入了血液，則會導致敗血癥。換言之，我們的微生物如果待在正確的地方，即便不帶來益處，至少也與我們相安無事，但如果跑到錯誤的位置上，卻可以變得危險異常；它們在某些細胞里可能是必需品，到了另一些細胞里卻可能變成致命毒素。

微生物所處的位置和生活的環境影響著我們的判斷，書中將這種情況比喻為“長錯了地方的鮮花與雜草無異”。不過，如果換一個角度，用人性來類比似乎也是恰當的，因為無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和文學著作都告訴我們，人性中的善與惡好比一枚硬幣的正反面，天使和魔鬼往往棲息在同一個人的身體里。張愛玲認為好的文學作品在于“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沒有這底子，飛揚只能是浮沫”，認為“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不徹底的人物”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3]，但這并不影響她在《金鎖記》中寫出普通人性中最極端的惡。如果不是命運將曹七巧推到了某個極端的位置上，讓她所處 ? 的環境激發出她人性中的惡，也許我們不難想象，這個麻油店的女兒大概會按照慣常的人生軌跡，嫁入一家門當戶對的小業主，然后生兒育女、柴米油鹽、波瀾不驚地走完一輩子。她不會變成圣人，也不會放棄平日里的習性和做派，她會成為那眾多“不徹底的人物”中的一個，如果把她放進微生物的世界里，她也將是無害的那一個。

所以，這本書在描述共生關系時說：“所有這一切意味著，諸如互助、共生、共棲、病原體或寄生蟲等標簽，并不完全指一種固定的身份，更像是代表了當下的一種狀態，與饑餓、清醒、活著類似；抑或是一種行為，比如合作或戰斗。它們是形容詞和動詞，而不是名詞：它們描述的是兩個伙伴在何時何地如何彼此關聯”。[4]既然共生關系是一種狀態，或者一個動詞，它所建構起的平衡關系便是動態的。如果把這種共生關系平移至人類社會，我們會驚詫地發現同事之間、朋友之間、夫妻之間乃至親子之間也不過如此，只不過人類是依靠情感和理性來維系這種平衡，而微生物則是依靠本能來獲得。

《我包羅萬象》中記述了一種叫做沃爾巴克氏體的細菌，因為它只能通過動物的卵把自己傳遞到下一代宿主身上，所以它采用的所有策略都不利于雄性，并且在演化的過程中發展出許多“厭男”的手段。比如它會讓雌性黃蜂通過克隆來進行無性生殖，只有當它被抗生素殺死之后，雄性黃蜂才會再次出現；它會干擾木虱雄激素的產生，從而把雄性的木虱轉化成雌性，以方便自己寄住；它甚至會殺死幻紫斑蛺蝶的雄性胚胎，讓這個物種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調；或者它也會允許雄性存在，只不過它會改變宿主的精子，讓它們沒法成功受孕……。這種細菌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一些文學作品中出現的情節，比如《西游記》中的女兒國，一個全女班的國家，還有一條子母河，只要喝了子母河的水，就會不出意外地生下女寶寶；還有晚清時署名海天獨嘯子創作的小說《女媧石》，作者模仿《水滸傳》的寫法，卻一改其中的“厭女癥”為“厭男癥”，塑造出天香院這樣一個具有高科技的女性烏托邦，女人不僅發明了各種先進的科學技術來拯救民族，也利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來建立國家，而男人不是傀儡就是被消滅的對象，總之一無是處還礙事兒。當然，文學是以虛構和想象的方式來反映現實，它寄托的是作家感時憂國的情懷，并不需要像科普著作那樣去解釋為什么會出現女兒國和天香院，以及女兒國和天香院會對生態系統產生什么影響。

（下）

但是顯然，沃爾巴克氏體單方面的“生殖干擾”會嚴重影響宿主物種的繁衍，如果它僅僅是給宿主造成傷害，而不能提供有利于宿主的一些能量，那么宿主的最終消亡也會導致它因無處可棲而毀滅，或者從宿主的角度來看，它們也會在演化的過程中培養起抵御沃爾巴克氏體的免疫系統，最終殺死這種“壞細菌”。因此，微生物為了獲得動態的平衡會本能地發展出一些互利互惠的方式，讓它們彼此需要。所以，沃爾巴克氏體可以成為某一種宿主的營養補充劑，沒有它，宿主們就會發育不良；它也可以保護某一些宿主免受某種病原體的侵擾，沒有它，宿主很容易因感染而生病；而人類則可以利用它對引發登革熱、黃熱病等疾病的病毒產生的抗性，把這些病毒永遠地封存在蚊子體內，阻斷它們感染人類的途徑，當然，這也是因為沃爾巴克氏體與這些病毒在宿主體內形成了平衡的共生關系。

不過，依靠微生物本能所建構起來的平衡關系是非常脆弱的，達爾文的進化論概括出自然界優勝劣汰的生存法則。寫出《時間機器》的科幻小說家赫伯特·G·威爾斯在描述共生關系時也說：“每一段共生關系背后都多多少少暗藏敵意，只有通過適當的規則加以約束，以及精心地調節，才能保持互利狀態。盡管人類擁有智慧、能夠掌握互利關系的意義，但在人類事務中，互利的伙伴關系也不容易維持。低等生物更是沒有這樣的理解能力來幫助它們保持關系。相互成立的伙伴關系在建立之初是盲目的，是他者無意間造就的一種適應”[5]。米高梅電影公司制作的一部家喻戶曉的動畫片《貓和老鼠》（Tom and Jerry）大概是這種共生關系頗為形象的描述，水火不容的兩個冤家就是在不停的追逐和打斗中合作依存的。

如果沒有適當的約束規則，生態系統的和諧局面就很難維系，因為任何改變微生物生存環境的因素都可能導致良好共生關系的崩塌。比如早在2016年就有報告顯示，大堡礁因為氣候變化、漁業發展、海運事故等各種原因，損失了近40%的珊瑚礁。科研人員通過進一步研究，揭示出珊瑚礁的死亡與其微生物系統的失衡有關。首先海水環境的變化破壞了珊瑚和微生物之間的伙伴關系，使珊瑚不得不驅逐居住在其細胞內并一直為它們提供營養的藻類，這直接導致珊瑚礁中微生物的菌群貧瘠化；隨后大量肉質藻擠占了剩余空間，它們在珊瑚上野蠻生長，產生大量能夠溶解在水中的糖和碳水化合物，這些營養物質被周邊的微生物大快朵頤，促使這些微生物爆炸性繁衍。在正常的生態系統中，這些微生物和肉質藻都會變成能量，在海洋生物的食物鏈中循環，但是人類活動影響了食物鏈的正常運行，大量肉質藻供養的數量更為龐大的微生物幾乎耗盡了珊瑚礁周圍的氧氣，繼而使珊瑚窒息而亡。珊瑚礁不會移動，珊瑚也很少被遠道而來的病原體殺死，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都是因自己“動物園”里的微生物乘虛而入而衰亡的。這也好比我們人類，我們罹患的很多疾病也并不是被外來的病原體激發的，比如癌癥。癌癥細胞原本是我們自身身體細胞的一部分，由于身體內環境的改變，導致一些細胞開始抵抗身體自身的調節作用，它們不受控制地生長、分裂，形成可能危及我們生命的腫瘤。

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種生命體，無論人類還是珊瑚，本身就是一個自足的生態系統，微生物之間、微生物和宿主之間的利益并非永恒一致，它們之間有效地相互制約才能維系整體的平衡，以保證系統各個組件的正常運轉。從另一層面上說，“改變微生物組的構型，改變其中微生物的比例，激活某些基因，分泌某些化學物質。改變后的菌群仍與宿主保持聯系，但彼此的話事權已經改變”[6]，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環境的改變使“好細胞”突然變成了“壞細胞”，或者我們的免疫系統為什么突然開始攻擊居住在身體里的常客。在這里，疾病問題實際上轉化成了生態問題，只不過是人體內部的生態問題，微生物不僅型塑了我們的身體，也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重新認識了疾病與健康。

其實，不管是自然界還是人體內部的生態系統，都遵循相同的共生原則，都謀求良好穩定、和諧平衡的共生關系。近些年有不少研究者開始關注生態敘事，從事生態批評，當作家們以生態的眼光來講述歷史、關照現實，研究者們也以生態的眼光來討論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時，生態問題便不僅僅停留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不僅僅作為實驗數據和研究報告，而是進入普通讀者的視野，以文學特有的方式引發人們對生態問題的關注。比如獲得2008年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

《額爾古納河右岸》通過一個鄂溫克部落的日常生活寫這個民族近百年的生活史，順應自然的歷史觀是這部小說最基本的敘事結構；萬物有靈、動態平衡的生態觀是這部小說設置情節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因而我們不難看到，活躍在文本中的人物在遵循自然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規律的同時，也接受者自然/神靈的安排，遵守著上天制定的某種“平衡”規則。文本中常常出現這樣的情節，比如“我”跟隨丈夫打獵，結婚三年都沒能懷孕，當“我”放過了四只剛出生的小水狗和它們的媽媽時，終于迎來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類似因果相伴，卻無法用現代的、科學的邏輯來解釋的個體遭遇幾乎貫穿著每個人物的生命歷程。《額爾古納河右岸》如此處理人物命運并非是想講述一個傳奇的故事，或者將這支以游獵和飼養馴鹿為生的部落“傳奇”化，而是要寫出人類文明進程中所遇到的尷尬、悲哀和無奈。正如遲子建在這本書的后記中所說，“開發是沒有過錯的，上帝把人拋在凡塵，不就是讓他們從大自然中尋求生存的答案嗎？問題是，上帝讓我們尋求的是和諧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壞性生存”[7]。的確，當伐木聲取代了鳥鳴聲，當炊煙取代了云朵，當原始森林開始退化，當各種動植物的數量和種類開始銳減，人類首先應該反思的是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

人文領域的研究者常常會把自己的閱讀范圍限定在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層面，這也許是因為我們關心人類社會以及人類的精神世界更勝于自然。然而，當我將關于微生物的科普著作《我包羅萬象》與《疾病的隱喻》《額爾古納河右岸》對讀時，卻驚訝地發現人類社會與微生物群、人際交往與微生物間的聯系極為相似，因為無論人類還是微生物，都需要在良好平衡的共生關系中生存繁衍。而社會問題的出現，身體疾病的產生也可以從共生關系失衡的角度得到解釋。我們是高級的智慧人類，為何會與簡單而古老的微生物一起生存、合作、分享相似的伙伴關系原則？借用生物學家的話說：“因為我們擁有共同的祖先，用相同的編碼方法存儲DNA信息，都把ATP分子作為通用的能量貨幣。所有的生命都一樣。”[8]

注釋

[1]蘇珊·桑塔格：《疫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第5頁。

[2]埃德·揚：《我包羅萬象：微生物視野下的生命圖景全紀錄》，鄭李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

[3]張愛玲：《自己的文章》，收入《張愛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第173、174頁。

[4]埃德·揚：《我包羅萬象：微生物視野下的生命圖景全紀錄》，第72頁。

[5]赫伯特·喬治·威爾斯：The Science of Life，轉引自《我包羅萬象：微生物視野下的生命圖景全紀錄》，第75頁。

[6]埃德·揚：《我包羅萬象：微生物視野下的生命圖景全紀錄》，第100頁。

[7]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后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第252頁。

[8]埃德·揚：《我包羅萬象：微生物視野下的生命圖景全紀錄》，第21頁。

作者簡介

郭冰茹，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20世紀中國小說史，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