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以來，現代性都是一個很時髦的詞語，也成為中國文學——無論是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向與準則，然而，現代性難以說是一個最恰當的文學評價標準。近年來，已經有不少學者開始質疑現代性，比如“別現代性理論”，但大多數的質疑仍然是沿用現代性的思維來反思它本身，始終沒有出現可以更新現代性的理論與思想。此外，也有不少學者主張回歸傳統，只是如何回歸傳統，回歸怎樣的傳統，又多是語焉不詳。

就此而言，賀仲明先生對于文學本土化的倡建就值得我們注意。早在十幾年前，賀仲明就開始關注本土化問題，并寫就了一系列的文章。近來，賀仲明的新著《本土經驗與民族精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以下簡稱《本土經驗》）就是他對這一問題持續(xù)思考、探尋的結晶。該著闡明了文學本土化的內涵，并就新文學的本土化歷史、民族精神的內在核心以及文學本土化的呈現方式做了系統的梳理與探究，在此基礎上，又從方法論的意義上論述了文學本土化的路徑。我認為，《本土經驗》的貢獻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在現代性主潮中梳理了新文學的本土化歷史，又充分勘探了當前作家的本土化努力及其得失；二是以本土化的角度揭示出中國新文學的種種問題，并論述了問題的原因以及解決的方法；其三，在本土化的內涵界定、歷史梳理與問題針砭的基礎上，作者建構了可以與現代性對話的文學本土化理論。

一、梳理新文學的本土化歷史

在大多數人看來，中國新文學是在學習西方文學與背離中國傳統中發(fā)生的，從一開始，五四新文學就展現出明顯的“西化”特征，比如“啟蒙”“自由”“個性解放”的文學思想以及新詩、話劇等現代文體，同時，五四作家也大都表達出對傳統的批判態(tài)度。這給人的基本印象就是新文學是以現代性為方向的。對此，賀仲明沒有輕易否定，但他始終認為，新文學對于傳統的否定不可能那么徹底，同樣，以西方文學為藍本的中國新文學也必須將異域文化融入本土生活和文化，才能走向成熟。基于這兩點認識，賀仲明形成了他的判斷，即在“西化”或者現代性的文學主潮底下，存在著本土化的潛流，如他所說，“中國新文學的主潮自然是現代性的方向，但本土化潮流也不可忽視，它以自己的方式對現代化方向進行著批判或補充的完善性工作”。

《本土經驗》的一個突出貢獻就是發(fā)現了被現代性話語遮蔽的復雜的文學面貌，并且梳理出了新文學的本土化歷史。事實上，這是一個很少為人注意的問題。賀仲明對文學史相當熟悉，可以貫通古今，融會中西，因此，他敏銳地發(fā)現，在新文學歷史中有許多作家在探求本土化、民族化道路，尋求新文學的獨立與自我完備上，做了不少嘗試。通過考察，作者從整體上概括了新文學本土化的“兩種方式”與“三個高峰”。“兩種方式”是對本土文學資源的重新認識和借用，以及西方文學資源的中國化改造。“三個高峰”是指文學本土化的三個重要時期：一是20世紀30-40年代的“大眾化”與“民族形式”討論以及“工農兵文學”；二是與中國傳統文學、特別是傳統通俗文學（如英雄傳奇小說）相融合的“十七年文學”；三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尋根文學”。

在梳理本土化歷史的方法上，《本土經驗》既有整體上的把握，又有具體的分析。在該著中，作者就以專節(jié)的形式，對廢名、孫犁、周立波等作家的創(chuàng)作做了考察，發(fā)現了不同作家在本土化寫作中的具體表現。以廢名為例，賀仲明認為廢名的小說創(chuàng)作借鑒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和韻味，同時，也寄寓著包括佛學、道家精神在內的傳統文化與思想意蘊。又如孫犁，大多數學者都注意到了孫犁身上的傳統文化因素，賀仲明卻指出：孫犁確實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但不是主流傳統文化，而是通過鄉(xiāng)村這個“小傳統”過濾后的文化。再如周立波，作者注意到周立波在表現鄉(xiāng)村生活、鄉(xiāng)村語言以及借鑒古典文學藝術方面展現出文學本土化探索的高度自覺，正因為如此，作者進一步肯定了周立波的文學意義與文學史價值。

《本土經驗》對本土化歷史的梳理并不淺表，而有不少創(chuàng)見。例如，作者將新文學的“自我批判”傳統與本土化問題相關聯。一般認為，這是兩個不太相關的問題，但作者卻找到了它們內在的關聯。作者發(fā)現，新文學有批判“自我”的傳統，然而，這個“自我”只是與傳統文化相連的“舊我”，而非與現代關聯或者走向現代的“自我”，因此，五四作家們批判的僅僅是自我身上的傳統因素，最終目標則是批判傳統文化。此外，作者對于“新時期小說中的古典文學傳統”的論述也頗有新意，這體現在作者對于“古典文學傳統”的把握上。作者將新時期小說表現出來的古典文學的思想內涵概括為二，一是儒家傳統的入世精神，二是士大夫的頹廢情懷。前者體現為新時期小說的“教化”意識與“載道”精神，后者表現為80年代以后“先鋒文學”、《廢都》以及“晚生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在藝術層面上，作者也通過對蘇童、葉兆言、遲子建、汪曾祺等作家的創(chuàng)作以及新時期小說的“新筆記體”、章回體結構、傳統白話的考察，揭示了其中蘊含的古典文學傳統，即形式美與意境美。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沒有因為研究本土化而過分夸大它在新文學中的分量，或者以各種不太相關的“材料”來支撐自己的言說。相反，作者始終秉持客觀、審慎的研究態(tài)度，他所梳理的對象確實具備本土化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他能夠毫不避諱地指出新文學本土化的局限。作者直言：“新文學本土化的發(fā)展道路并不順利。與轟轟烈烈的現代化思想比較起來，本土化思想的影響要微弱暗淡許多。”對于這一局限，作者細致地思考其原因，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揭示了歷史局限對于當下文學的深刻影響，換言之，也就是針砭當前文學存在的種種問題。

二、針砭新文學的種種問題

應當承認，《本土經驗》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或者說，作者的文學本土化研究，就是建立在當下文學的問題之上。對于文學本土化的歷史與現狀，作者雖然不乏肯定與激賞，但更多的是憂慮。誠如作者所指出的，“當前文學并沒有走上真正的本土自覺，它不但沒有深化和完成新文學的本土化任務，而且在西方化上愈演愈烈，存在著非常明顯的缺失”。我認為，《本土經驗》的另一貢獻就是以文學本土化的視角來針砭新文學的種種問題。

首先，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文學與大眾的日益疏離。對于中國新文學來說，這確實是一個真實、嚴峻且令人尷尬的問題。作者曾經撰文指出，“與鄉(xiāng)村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中國鄉(xiāng)土文學一個難以言說的隱痛”。在《本土經驗》的后記中，作者也提到了他的研究緣起，就是發(fā)現鄉(xiāng)土小說距離鄉(xiāng)村與農民十分遙遠，由此，作者進一步思考新文學與大眾之間的關系，以及新文學與本土生活、與民族文化之間的關系。作者將問題的主要原因歸結為作家們在本土化方面的缺失，具體而言，就是缺乏對生活的細致寫實與深度表現，或者鄙棄生活書寫與現實主義的傳統。其次，《本土經驗》還揭示出中國新文學的另一個問題：缺乏民族個性。這也是中國新文學走向自我成熟以及與世界文學對話必須要突破的一個難題。然而，新文學誕生之初就顯示出了學習西方文學與否定民族傳統的姿態(tài)，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始終沒有真正具備民族個性的審美特征，反而呈現出強烈的異質化特征。此外，《本土經驗》還就新文學中的幾個重要問題進行了剖析。一方面，從民族精神這一角度考察文學書寫中的“愛”與“個人主義”。作者指出，新文學中的“愛”（如冰心的“愛的哲學”）與“個人主義”都是從西方引進來的概念或思想，它們必須與民族精神和本土生活相結合。如果“愛”疏離了民族情感與現實生活，就將制約作家們對于“愛”的理解和表現；同樣，過分強調“個人主義”也將給文學帶來更多的危害。另一方面，作者也以本土化的視角考察了“中國故事”與“地域性”書寫的缺失。對于文學而言，“故事性”和“地域性”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中國作家正在逐漸失去了講述故事的能力，當前文學（包括鄉(xiāng)土小說和城市文學）在地域書寫方面也呈現出局促與凋敝的狀態(tài)……從這些問題當中，可以看出作者敏銳的問題意識，他對于問題的揭示，并非凌虛蹈空，或者指出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而是從文學實際出發(fā)，發(fā)現真正的、必須引起重視的文學痼疾。

不過，《本土經驗》并沒有停留在揭示問題的層面上，而能夠分析問題的原因，提出改進的方法，因而具有很強的思想性與建設性。例如文學與生活的關系，作者不僅指出文學應該書寫生活，而且進一步強調“文學寫生活，不是寫生活的表面，滿足于將生活填充進文學中，而是真正深入生存的本質，揭示生活的內在困境，寫出生活中人物的靈魂世界，寫出獨特歷史文化在他們心靈和生活中的投射”。又如“個人主義”，作者盡管注意到了“個人主義”的危害性，但沒有因此否定“個人主義”，作者清醒地認識到，“對當前中國文學來說，不是簡單地摒棄個人主義，而是如何準確地選擇和表現個人主義”，他提出的改進方案就是“個人主義”與民族文化、本土生活相融合。再如“如何講述中國故事”，作者認為我們最應該重視的不是“如何講述”而是“中國故事”，也即是“真正深入‘中國’的現實當中，真實而深刻地表現百姓的日常生活，表達他們的物質和精神訴求，表達他們的希望和痛苦、焦慮和理想”。此外，對于“地域性”這一問題，作者不僅探析了文學地域性書寫萎縮的原因——社會現實變化帶來的沖擊以及人們對文學地域性的誤解，而且就如何表現地域性的問題做出了自己的思考，概而言之，就是要細致客觀地再現生活，建構深入、完整的文學世界，并且需要作家持續(xù)的創(chuàng)作為基礎。

《本土經驗》針砭的問題雖然很多，但并不是散漫的，而是以“本土化”眼光察覺到的文學痼疾。同樣，作者提供的解決方案，歸根結底，都與民族文化與本土生活相關。從這當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嚴謹、周密的研究思路——作者始終圍繞著“本土化”這一中心問題來論述，他在本土化的歷史梳理中發(fā)現了新文學的種種問題，又在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中重新回到本土化當中。當然，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為建構文學本土化理論而做的準備。

三、建構文學本土化理論

《本土經驗》用了很多篇幅來梳理本土化歷史、總結本土化經驗，但最終目的在于建構文學本土化理論。在該著中，歷史的梳理、問題的揭示是與理論建構交織在一起的，就如作者在對“生活與現實”“愛”“個人主義”“中國故事”“地域性”“大眾接受”的論述過程中，就逐漸確立了民族精神的內在核心以及文學本土化的呈現方式，因此，也起到了理論建構的效果。

當然，要建構文學本土化的理論，就必須明確什么是文學本土化，這是一個絲毫不能含糊的問題。在作者看來，文學本土化的基本內涵“可以確定為文學與其產生的本土現實和文化之間的關聯性，看其關聯是否密切，能否體現出本土的深刻和獨特，能否以獨特深度和個性呈現其意義”。具體來說，它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學內容，即真實而深刻地反映本土或者本民族的生活；二是來源于本土的精神和思想，也就是深層次地反映民族文化傳統以及民族情感與精神；三是融入本土大眾的生活和文化世界中，能夠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并在文學接受的過程中逐漸成為民族文化傳統的一部分。應該說，作者建構的文學本土化理論具有相當大的涵蓋性與統攝力，它既囊括了生活、現實、傳統、地域、民族等內容，展現出豐富的思想內涵；又有一個絕對的統攝中心——本土，或者說本土生活與民族精神。此外，文學本土化理論也具有系統性，這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作者建構了一種可以實現內部“循環(huán)”的理論機制，也就是說，作者認為文學應該回歸本土生活與民族傳統，通過“大眾接受”這一環(huán)節(jié)，本土化的文學又能參與民族文化傳統的形成與積累，因此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huán)”狀態(tài)。其二，文學本土化理論也建構了一個多元的、完整的體系：它不僅指向現實層面，要求呈現現實生活；又指向傳統層面，能夠對傳統文化有所繼承——還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生活、傳統不是別的，而是本土的、本民族的生活與傳統；同樣，文學對于它們的呈現與繼承，不應該是簡單的、淺表的，而要能夠反映其內部的思想、情感與精神，最終呈現出文學的本土特征與民族個性。

在文學本土化理論的建構中，作者特別注意概念的辨析以及分寸的把握。其中，傳統與民族化就是文學本土化理論兩個重要的內容，但也容易讓人產生誤解，比如將本土化簡單地理解為回歸傳統，或者等同于狹隘的民族立場。作者對此有清醒的判斷，他認為本土化與傳統、民族化之間有可以通約的一面，但與它們相比，本土化的內涵更為豐富，也更加強調文學與現代性、世界性的關聯，因而不能完全等同。此外，對于傳統、民族化，作者也保持了審慎的態(tài)度。他沒有盲目的認同傳統，而主張對其進行準確地甄別，繼承其中優(yōu)秀的、為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內容，至于其中的糟粕，則應該拋棄。例如，在消費文化時代下借助民族文化傳統外衣而迎合低俗的文學現象，作者認為這是對傳統的一種“誤讀”，應該引起足夠的警惕。同樣，作者雖然倡導建立具有民族個性的中國新文學，但并沒有以狹隘的民族立場來否定世界眼光的必要，作者認為，“單一的民族立場和世界標準都是有局限的。只有將二者進行有效的融合，實現和諧互補，才能真正把握到文學的精髓，才是文學評價和文學發(fā)展最恰當的方式”。

由本土性與世界性的關聯可以引出另一個問題，就是在現代性占據文學主潮的背景下，應該如何處理本土化與現代性的關系？作者沒有回避這個問題，而是保持清醒的認識。首先，作者從學理層面揭示了現代性的局限，認為現代性并不是一個合適或者普適的文學評價標準，在它背后還可能掩藏著以西方為中心的價值理念，因而需要必要的反思。在作者看來，本土化恰好可以彌補現代性的某些缺失，對于當前的中國文學來說，本土性甚至有比現代性更重要也更切實的意義。其次，在處理本土性與現代性的關系時，作者沒有完全否定現代性，也沒有將它們理解為完全對立的關系，作者認為二者是可以并存的：“本土性不是固守自我，墨守過去，它與現代性之間不是沖突，而是相輔相成的促進關系。”在本土性中，其實也蘊含了現代性的內涵，因為文學本土性的內涵是隨著時代發(fā)展而變化的，在現代社會背景下，它必然要帶上很多現代的因素。因此，作者進一步認為，文學的發(fā)展應該是本土性與現代性共存互補，既要符合現代性的基本方向，又要扎根于本土傳統與現實，如此才能走向真正的成熟。

結語

曾有學者指出，“文學理論的建構必須立足于具體的創(chuàng)作實踐，這是確保理論有效性的唯一途徑”；此外，一個新的理論的建構，應該要具備獨特的、有所創(chuàng)新的思想與價值；同時，它還要有發(fā)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能夠引導文學發(fā)展的正確方向……從這些方面來看，賀仲明對文學本土化理論的建構無疑是有力的，令人信服的；對于中國文學而言，也是極有意義的——它既有利于“破解新文學的本土化難題”，又彌補了現代性的不足，指出了新文學的未來前進方向。

當然，我們還不能說《本土經驗》已經達到了完美，事實上，面對百年新文學這么一個龐大的對象，要建構一個新的理論本身就很難，要求作者面面俱到也是不現實的。如果要就《本土經驗》指出點不足的話，我認為《本土經驗》對于散文這種最能顯示民族情感、本土特征的文體（散文受西方文學影響可謂最小）還缺少足夠的關注，這或多或少會影響到作者的判斷。不過，我相信作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彌補這一遺憾，就像作者說的，文學本土化研究依然是他的未竟之途。我也十分期待作者后續(xù)的研究。

（作者單位：東華理工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