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奇案》的故事發生于20世紀70年代。位于河西走廊戈壁縣五佛公社的公社秘書王有德一家三口在家離奇中毒死亡，眾人對“受害者”王有德本人，無一同情，卻極力維護“自首者”——醫生顧君。這讓專案組疑惑不解。

故事正是在這一“沖突”中展開，通過專案組查訪、摸排，引出眾多人物角色，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當案情膠著之際，劇情突然反轉，最終水落石出。

本書作者胡國華早年系新華社高級記者，足跡遍及河西走廊，積累了大量一手素材。這正是文學創作的最寶貴養分。也因此，“能使人聞到20世紀70年代戈壁灘的味兒”，成就了《戈壁奇案》較高的可讀性。

一、創作中的“沖突”手法

有人歸納了小說創作中的兩種講故事的范式：一種是“陌生人來到小鎮”；一種是“一起踏上未知的旅程”。兩者背后的邏輯共通點是，當原有秩序、熟悉感被打破，隨之而起的一連串“沖突”，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無疑地，《戈壁奇案》通篇設置的懸念，符合前述范式標準，便于讀者快速閱讀。

“反差”是“沖突”的源起。返鄉安置的王有德帶回來一個漂亮老婆梅雪，在彼時閉塞、自足的戈壁小縣，這無疑是“炸開了鍋”的消息。人們不愿相信，“癩蛤蟆吃上天鵝肉”現實中居然真的發生了。但這并非是村民們單純害了“紅眼病”。

隨著外來人與事、外來信息的涌入，讓這個閉塞、自足的山村催生了觀念的流變。而另一些東西仍在堅守——

小說隨即交待了王有德因病致殘（侏儒），孤兒寡母吃百家飯，他也靠努力讀書端上公家飯碗的背景。這原本應該是一個勵志故事。然而，王有德從小“心術不正”“善于鉆營”，終為村民（鄉土熟人社會）所不齒。

應該說，王有德的悲劇，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的。他努力創造的東西，或許迎合了外部世界的成功標準，卻跨不過本鄉本土的樸素道德門檻。植根于黃土地的樸素價值、倡導明辨是非的觀念，是傳統文化歷久彌堅的底線保障。包括革命傳統信仰。

“變化”是“沖突”的關鍵。在人物角色安排上，如果說，王有德是“集眾惡之源”，梅雪也并非是純粹的不幸者。作為貫穿本書的關鍵人物，梅雪幾乎直接、間接地牽連了所有角色，其人物形象也是立體多變的。

小說給梅雪樹立起婉若《詩經》般靜好的形象，通過一美一丑的對比，像是她始終與王有德悲劇人生相并行的、一種無聲提示。就像舞臺劇的幕布，推動劇情發展。

實際上，在丈夫王有德面前，梅雪并沒有太多臺詞，更像是專供丈夫炫耀的擺設；和父親梅鐵溝通的時候，則是一個長期被過分保護的乖乖女的任性形象——從小就被安排好了一切；與婆婆裴姑對話讓她還原成一個女人，婆媳彼此傾訴不幸的人生，她像是在尋找書中并未指明的“母愛”……只有在顧君面前，梅雪的立體、鮮明的人物形象，才完全顯現了。

小說提到，與丈夫爭吵無果，梅雪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卻遭遇王有德疏通關系而阻撓。離婚僵持不下，突然冒出王有德一伙“捉奸”事件。這是極度自卑的王有德的瘋狂反撲——得不到的美好，便要毫不留情地摧毀。面對王有德的威逼態勢，男當事人顧君慌了神，女當事人梅雪此刻卻冷靜、果決。反倒讓王有德不好收場。應該說，梅雪的反應，既出于對王有德慣用伎倆的蔑視，更包含對知己的舍身維護。這一刻，命途多舛的梅雪，徹底撕碎了身上的保護殼，展現出成熟女性的“母性”。

“成長”是“沖突”的目的。顧君和梅雪，可算是郎才女貌的理想范式。顧君是20世紀60年代知識青年的一個縮影。從北京的醫學院畢業，他放棄條件優渥的城市醫院，選擇來到更被需要的戈壁灘，除了在縣醫院坐診治病，還常年送醫下鄉，被群眾稱為“神醫”。

也因此，他在出于消除梅雪的嫌疑而“投案自首”后，掀起了比案件更大的輿論波瀾。從遭逢“捉奸”事件時的怯懦，到舍命救人的勇敢，顧君實現了一次成長。

小說在講述與奇案及其紛擾的同時，不忘“主人公實現了救贖”的功能。從人物成長、自我救贖的過程，回看“郎才女貌”的范式，可以發現，故事雖然發生在傳統社會，但作者并沒有走“歌詠亭臺樓榭、才子佳人的傳統敘事的路子”，彼時所處的東方又破曉的關鍵節點，整個社會亟待調整、改正、重建的任務繁重。個人追逐理想幸福，唯有經受住考驗、鑄就勇氣，才能獲得勝利之花。

二、一部城鄉敘事史的構成要素

總體來看，《戈壁奇案》文本簡潔、語言平實、線索順暢，推動故事節奏快速發展。創作主旨理性克制、小切口大背景，帶領讀者走近40多年前的河西走廊戈壁灘生活的現場，可算是一部城鄉敘事史。還通過對社群關系、氣候環境、風土人情等的講述，兼具人類學廣博視野，豐富了本書的層次感和細膩感。

本書主要構建了縣城、公社、村三大場景，也是奇案偵破的工作范圍。對于戈壁縣之外且與案中人物相關的細節，僅作簡單介紹，這種收緊了切口的做法，確保了故事的節奏感。

通過塑造眾多人物形象，包括且不限于知識青年、縣社隊干部、軍人、醫生和護士、供銷社職員、農民群體，等等，刻畫了兼具地域、時代特征的群相。一些人物形象雖是寥寥數筆，依然具有鮮明時代感或較強區分度。比如梅雪的父親梅鐵，對戈壁縣而言，他來自大城市、從事遠洋運輸船船長職務，一組“內陸—大海”的反差，無疑加強其高大光鮮的形象。

特別是，梅鐵到戈壁縣探親，當眺望到女婿王有德的尊容，憤而返程的故事。侏儒女婿與高朗老丈人的形象反差，加之雙方復雜多變的心理活動，讓人物性格更加鮮明。透過梅雪忤逆父意，梅鐵與親家裴姑對話時的恍惚神情，可以窺見梅鐵看似風光卻并不如愿的人生。

書中不乏對河西走廊風土人情的真實記錄，饒有趣味。如講述獲取沙漠美味沙雞的方法、因推廣西瓜種植而發明的“西瓜泡饃”吃法。又如，知識青年下鄉吃“派飯”，“地富成分”的農民家庭殺雞燉湯，而貧農家庭卻連炒個雞蛋都湊不齊，只能咸菜就窩窩頭。看似戲謔的背景素材，不乏觀察、記錄與反思。

當人們提到河西走廊，這里不僅有敦煌飛天的浪漫，有絲綢之路、河西走廊的歷史，有樓船夜雪瓜洲、春風度玉門關的詩情……不應忽視，在這個擁有戈壁、沙漠、群巒、黃土高原等多元地貌之中，多族群文化及生活方式，正是華夏文明的溯源地之一。并且很長一段時間內，當商品經濟規則確立之前，這里的生活生產方式延續了千百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戈壁縣“奇案”發生的特殊年代，適逢經濟社會恢復及發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作風，為案件偵破工作不單純依賴口供，調查收集關鍵證據，最終水落石出提供了時代背景。這也體現了本書尊崇法制精神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