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個春天安靜得仿佛可以聽到針掉地上的聲音，那種帶著金屬質地的響聲，卻讓很多人為之驚悚。春天，本是萬物生長的時節(jié)，鳥鳴、蟲唱、花開、草長、冰消、水滿，這些自然天籟被上帝之手調成了“隱身模式”，無數(shù)鋼針落地的聲響參與到生活現(xiàn)場，讓宅家的人聯(lián)想到醫(yī)院的針頭和縫合針。于是，空氣里似乎也摻雜進了消毒液氣味。

疫期，時間凝滯，不再風生水起，好像大雪封門，十天半月不敢出去，只能老老實實當宅男。即使呆在克里姆林宮或凡爾賽宮，也會讓人發(fā)膩的，何況是一百來平米的窄小空間。忽然很懷想梅城那條灰頭土臉的“三板橋街”。

起初誤以為是文化街，大概因為“板橋”二字吧，想必有些文藝范，沒承想從街頭至街尾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小飯館，大多低端、粗鄙，不冒尖兒，還黑不溜秋，只有少許幾間沾了時尚的邊，卻也不太上臺面。腌粉腌面三及第五及第湯是這條街的主打，連空氣里都飄著腌粉面的味道。梅城人百吃不膩，從早到晚，都被腌粉腌面養(yǎng)著。他們的舌尖就認這客家美食，幾十年吃下來，不離不棄，真的是有點堅執(zhí)。間或開著幾間腸粉店、鮮魚粉店、牛雜店，但吃的人明顯少。那間蕉嶺三及第，店鋪也就二十來平米吧，無裝潢，連粉刷都省了，簡陋得可以，擺了十幾張簡易飯桌，店內擺不下，便占了門口人行道的地盤，每天食客盈門，一天到晚開流水席。

競爭日趨激烈，老板卻一如既往淡定，從不更改食譜，簡單得實在有點寒磣，腌粉腌面飯甑飯三及第五及第之外，蒸籠里只有小盤魚干、釀豆腐、紅燜肉、蒸苦瓜之類可供選擇。全是家常飯菜，消費十幾幾十元不等。多為老食客，大伙坐一起說說笑笑，砸吧聲此消彼長，鬧哄哄的，儼然公共食堂。冬天陽光照進店里，誰都喜歡，甚至還搶著往有光的位置上坐。夏天可就另一番景象了，誰都躲著陽光，店里沒有空調，一把大功率風扇呼啦啦響，除此便是舊式壁扇，左搖右晃，就是晃不掉額頭的汗珠。有人索性光了膀子，汗水蚯蚓般蠕動，哪管它，只顧埋頭大吃。再熱，也不能錯過了這味兒，恍若這輩子就靠它們養(yǎng)著，一天不吃便短了精氣神。

因為離單位近，我也經常光顧蕉嶺三及第。開始覺得不雅致，全是粗俗氣。吃過幾頓，豬油、炸蒜蓉香味與粉面的米香混在一起，舌尖還真被俘獲了。每天早餐大體少不了，外加一份三及第湯，瘦肉粉腸豬肝，枸杞或甜菜伴之，每次還必送一小碟辣椒段。客家人真有文化，一份豬雜湯居然起了個“三及第”的名，在瘦肉粉腸豬肝之外再加豬心豬腰，便成了“五及第”。我這才多少找到了“三板橋街”的一點文化元素。雖飄蕩著日常的人間煙火氣，卻似乎看到了客家人耕讀傳家的影子。

此時，我坐在三百五十公里外的家里，望著窗外的天空，樹影斑駁，殘云如雪，萬物靜止的情狀，闃寂得能聽見時間的呼吸。每天重復大致相同的模式，除了日常起居，便是看書、寫作、習字、編公號，或者望著天空出神，想著疫情什么時候能結束。思緒便自然回到了三板橋街，那種熱熱鬧鬧的生活場景，于今想來多好。雖有點俗常、庸常、平常，卻有一種過日子的勁在里頭。這才是生活的常態(tài)，日常之中，生活之上，自由而率真，坦然而隨意。打電話給梅城朋友，兜轉一圈，提及三板橋街，朋友說以前多熱鬧的一條街，現(xiàn)在全關門歇業(yè)，這疫情害人不淺！是啊，抗疫期間，想必哪里都大致一樣，這疫魔，逼著人們關上了生活之門，只留著一條窄巷通向日子的后方。

二

因為疫情，人的面目變得模糊，我們慢慢適應了口罩遮掩下的“半張臉”，鼻子和嘴巴只盡其功能，很少主動參與生活的出場，總是遮遮掩掩，欲語還休，好像對眼前的世界充滿了懷疑。

這就是疫情籠罩下最讓人驚悸之處，人與人之間筑起了籬笆，劃清領地，各安一隅；互不往來，雞犬難聞。一只無形之手在生活的某處一擰，日子便改變了原有的軌跡，熱鬧和喧騰抽離而去，鮮活與自由遭遇冰封，團圓及祝福支離破碎。一個意示著生機的春天被解構，人們紛紛戴上口罩。這也許是史上第一個大范圍戴口罩的春天。

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個春天也跟口罩有關。那是1911年東北的春天——鼠疫蔓延！從1910年11月發(fā)病開始，前后歷經半年之久，占據(jù)了1911年的整個春天，奪去6萬多人的生命。史料載：“宣統(tǒng)三年即1911年大年初一。中國大部分地區(qū)正在慶祝新春佳節(jié)，而哈爾濱城北的公共墳地卻一片肅殺。200名工人把100個棺木或尸體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澆上煤油，付之一炬。哈爾濱的文武官員見證了這觸目驚心的一幕。2200多具尸體就這樣灰飛煙滅了。”我從幾張歷史照片上看到那些運尸工、醫(yī)生、群眾全戴著白色口罩，只露出迷茫的眼睛。

口罩，是防控的必要手段，也成為了對現(xiàn)實質疑的象征物。1911年春天的東北人民，對當時的日子同樣是深深懷疑的。國弱民貧，醫(yī)學條件和物資極度匱乏，死神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頭頂，隨時奪人性命。在那種境況之下，懷疑已加劇為惶恐，命如草芥，生如蜉蝣。翻開歐洲史，發(fā)生過幾次大瘟疫。1347至1353年，被稱為“黑死病”的鼠疫席卷歐羅巴，至少奪走2500萬歐洲人性命；1719年，巴黎城天花爆發(fā)，致死4萬余人；1817年，霍亂蔓延歐洲，僅1818年前后便導致英國6萬余人喪生……

若干年前讀阿爾貝·加繆《鼠疫》，我是當荒誕小說來讀的。自愧對史上發(fā)生的瘟疫一知半解，到底覺得更像作家演繹的一則寓言。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重讀《鼠疫》，感同身受，疫情從一個陌生詞變成了眼前的現(xiàn)實，情緒和心境便很容易進入作家筆下的世界。封城——隔離——消毒液——死亡，這些關鍵詞不斷地跳入閱讀視野，奧蘭城就像當下的武漢，人人惶惑不已。“他們陷身于峰頂與深淵的中間，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里過日子，而是不住地浮沉，被遺棄在沒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無結果的回憶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靈……”

在人類史上，瘟疫成為扼殺生命的死神之手，而每一次疫魔最終都被偉大人類的巴別塔所瓦解和平息。每經歷一次疫情，人類便會鍛造出一把鎮(zhèn)魔的尚方寶劍。盡管如此，人們還是對生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懷疑，水、空氣、土壤、氣候……我們的日常是否出了毛病？！

三

是的，春天病了，日子病了，地球病了。據(jù)說這次大疫的爆發(fā)源于動物病毒，至今尚未明確真正的宿主。大疫之下，必有大醫(yī)，亦有逆向而行的大愛之人。如《鼠疫》中穿行一線的里厄醫(yī)生，1911年平息東北鼠疫的馬來西亞華僑伍連德，抗非典、新冠病毒英雄鐘南山。他們的脊梁挺起一座座山，巍峨，正氣，終將以正壓邪，驅散陰霾，讓日出日落涇渭分明，讓鶯飛草長“律回春暉漸”。疫魔最終得乖乖重回潘多拉盒子之中，用漫漫孤苦去贖其罪孽。是誰打開這潘多拉盒子，將病毒放出人間？共性的答案當然是人！人心病了，才最可怕，才最挑戰(zhàn)醫(yī)者極限，甚至大醫(yī)也束手無策。因為這已逸出了醫(yī)學范疇，演變?yōu)槿祟悓W和道德學的終極問題，讀《三俠五義》，第二回說“人有喜念，天必從之；人懷惡念，天必誅之。”這是對人心之病的一種勸諭，傳統(tǒng)價值觀之下的警句永不過時。這場大疫的爆發(fā)，讓我們看到人類最終成為“惡念”的受罪者和買單者。

懷著“喜念”生活，日行一善，日省一過，不去侵擾所有生物的生命秩序，遵循“相安無事，平衡共處”的生態(tài)法則，才是人類的生存之道。

陽光打在窗前，我撕下口罩。復工復產潮涌動，街上行人車輛漸多。再普通不過的日常，我從來沒有像這個春天一樣強烈懷想。腦子里回放著這樣一幅生活畫面，即使有那么一點不諧和，我還是覺得溫暖：人聲嘈雜，熙來攘往，遛狗的照常遛狗，逛街的照舊逛街。違禁按喇叭的依然不管不顧，擠公交地鐵的同樣不讓人，菜市場討價還價的還是唾沫橫飛。

也許快了，我可以坐在三板橋街的簡易飯桌前吃一碗地道的腌面和三及第湯，日常的陽光正好照在桌面那碟伴著醬油的辣椒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