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去了一趟花市，我看上了一盆墨蘭。

紫褐色的陶盆像古董，頂部的喇叭口處還鑲有一圈花邊，蘭葉從鋪滿白色碎石的縫隙中鉆出來，一片片、一層層地展開，濃綠中間又伸出三株高高的花莖。其中兩枝并攏，倚靠生姿，另一枝則旁逸斜出，彎成一個S型的弧度，再向上挺拔，酷似一個雙手作揖的拜年狀。

看著蘭花的勃勃生機和可掬形態，我把盆景安放在書桌的最顯眼處，希望它帶來一個喜慶祥和的春節，也帶給我一年的好心情。可是后來徹底失望。這不因為蘭花，而是因為疫情。年前買花時，我絲毫感覺不到疫情與我有關。堂弟陪著我去花市，擁擠的人群中，看到稀稀落落的幾個戴口罩者。堂弟對我說，聽說發生疫情，可是我們沒有口罩。我卻對他說，你張開嘴巴呼吸吧，一座千萬人口的城市，就那么幾個疑似病例，怎么可能一下子傳到惠州。但事情真是令人無法意料，只過了一天，武漢不斷傳來告急的壞消息，而且完全打亂了我的春節安排。兒子回家的機票退訂了，兒媳探親的行程取消，年后回鄉下的計劃也徹底泡湯。再過了二天，武漢封城了，在新聞上看到的，盡是令人陡然心沉的報道：感染人數急劇攀升；死亡人數與日俱增；醫療物資四處告急；醫護人員星夜馳援。到了大年初一，公共衛生一級響應一發布，各大城市相繼封路，小區村鎮限制出行，連老家鄉下都封路了。此時我才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才急著去找口罩和消毒藥物。

我住在中信水岸城，初二那天，離我家不足百米的樓層發現了疑似病例。我在車上親眼看見穿著防護服的醫務人員，將患者抬上了救護車。鄰居們還以為是其它疾病，都在詢問打聽，當患者家屬信息發出，整個小區都緊張起來。信息說：“我們年前從武漢回來，患者是我家的，給大家添麻煩了，確診是新冠病毒，己送醫院。今我們一家老小都在家隔離”。就在當天，小區四門封閉，出入嚴控。從這一天起，我一直蝸居在工作室里，基本沒有邁出門檻。開始幾天，看看書、練練字，倒不感寂寞。有朋友發信問安，我還在調侃：“墨蘭陪我讀閑書，挺好”。可是，一周過去后，兩周過去后，原來所期待的拐點并沒出現。年沒過好，元宵也鬧不成了。朋友問：“你不是有任務嗎？不正好利用這段時間把長篇寫出來”。若在平時，這確實是個難得的機會，可如今我根本無法安靜下來。每天從電視、手機看到的新聞，都是疫情不斷擴散的消息。幾萬人的醫療隊，奔赴湖北救援仍然捉襟見肘，可以想象需要救治的患者是如何眾多和危急。我站在窗前，看著冷冷靜靜的街區，看著空無一人的河中操場，異常的死寂令人腦里一片空白，心中滿懷悲戚。我一概記不起此段讀過什么書，改過什么稿，也完全忘記了給那株墨蘭澆水。

人非草木，孰能無憂？其實花草也通人性，墨蘭此時蔫蔫的，完全沒了年前的神采和態勢。我雖然對新冠病毒知之甚少，但對于瘟疫還是有過親歷。1967年，曾發生過一種叫“流腦” 的傳染病。班上有兩個和我最要好的同學，幾天前還在一起上學一起玩耍，一發燒沒幾天就死了一個。另一個送到衛生院救了過來，卻因為高燒落下了后遺癥。那時鄉下沒有特別的防護措施，既無強制隔離，也沒配備口罩，我被傳染后，幾天高燒不退，凈說胡話。赤腳醫生土法上馬，夜間用中草藥敷額頭，白天喝桉樹葉子熬的湯。每天都灌幾碗下去，喝了吐，吐了再灌，后來竟然奇跡般地好了起來。那年流腦聽說有數百萬人感染，死了十余萬人，且大都是青少年，至今回想起來仍心有余悸。

看到電視上醫護人員日夜忙碌的身影，我們卻只能無所事事地宅家旁觀，心里怪不是滋味。但抗疫不比抗洪，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抬木樁、扛沙包、有力氣就行。病毒是魔鬼，看不見，摸不著，唯有醫護人員可以對付。總感覺病毒比癌癥更可怕，癌癥哪怕是晚期，都還能熬得一年半載，病毒除了瞬間地吞噬生命，還會人傳人地感染擴散。因此，自覺隔離，堅持宅家又真是最好的配合。那些宅不住的人，不是不怕死，而是僥幸地以為自己不會死。我堅持宅著，也從沒間斷對抗疫形勢的關注。看著死亡人數從幾十到幾百到幾千的攀升，心情也跟著日漸沉重起來。這些鮮活的生命，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突然就離開了這個世界。由此感慨，面對病毒，人類并不強悍，更不偉岸，我們渺小得如同身邊的花草，脆弱得如同地下的蟲蟻。

宅家的日子無事、無聊，卻也無暇顧及那株墨蘭。不經意間，看見鵝黃色的花莖變成了黑色的干枝，像插在盆上的幾根小鐵絲。它在何時綻放？又在何時凋謝？竟全然不覺。幸好，葉片仍然嫩綠，新芽仍在抽出。它雖然沒給我帶來年的喜慶，卻默默地陪伴我度過了數十個揪心的日日夜夜。有人說，災難文學的倫理需要反思災難，我在反思自己。腦流時喝過桉樹水，非典時喝過板藍根，真不該如此淡忘。在疫情災難降臨的關鍵時刻，唯有那些無畏無懼的逆行者，才有能力和勇氣實施對生命的呵護。杜牧在《阿房宮賦》中說：“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疫情過后，我們是不是會更加自覺地尊重科學，善待自然，與花草蟲鳥共同擁有這個多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