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唐詩人是一位出生于1989年的年輕批評家，他的聲音卻是沉穩的，是深刻的，持續出現在文學現場，對重要的文學作品進行認真地辨析與對話，豐富的意義在他的筆下生成。他深入研究了文學的“惡”，實際上是在哲學層面上辨析一種當代文學寫作的倫理學，具有相當的啟發性，這也是中國批評家甚少關注的范疇。他對城市文學的關注也是非常及時和深入的，他關注了一批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風格糅合的當代文學作品，發現這些作品以一種技巧上更抽象化、寓言化，思想寬度上更普遍化、綜合化的故事，講述著當代中國城市或生活在城市的個體生命的悲劇性，這是很有洞見的。他還注重敘事結構的研究，他發現了許多當代小說家筆下的偵探小說敘事結構，并且構成了一種先鋒性和普遍性。前者意味著偵探結構為精微的思想敘事提供了更好的故事的開展方式，后者意味著偵探的結構正在構成一種敘事的基本要素，改變了傳統敘事中僵化、生硬的成分。他也是一個有著真誠品質的人文學者，他對作品盡情闡發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會努力去觸碰作品的局限性，從而照亮一個更廣大的思想區域。

▲唐詩人：1989年生，文學博士、博士后，現任職于暨南大學文學院文藝學教研室，講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研究；

陳培浩：我對唐詩人的文學批評是熟悉的，詩人雖然是個泛90后，但他的知識背景和精神立場和我們卻是一脈相承，所以，我似乎一直將他視為“同時代人”，這大概是一種精神上的同時代。今天我們主要討論唐詩人的批評著作《文學的內面》，我想先從這個題目談起。文學的內面這個說法，首先使我們追問的便是，什么是文學的內面，什么是文學的外面？這里的內外之分，是否是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里所謂的“內/外”之分。仔細看，我們會發現并非如此，韋勒克、沃倫的文學之“內”指的是文本，而“外”則指向社會語境、文學制度等因素。這個劃分對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影響巨大，新批評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國也一度盛行，但這個劃分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切斷了從文本通往歷史的可能性。我們會發現，新批評并非唐詩人文學批評的理論資源，他之所謂文學的內面，相對的是那種非專業、不具有學理性或隔靴搔癢的“外面”，因此，詩人希望實踐是一種能夠把握文學內部復雜性、專業性的專深的批評。詩人的文學批評的第二個特點，是具有深厚的文學理論背景，這跟詩人的求學軌跡有關，他是從碩士階段的文藝理論專業轉入博士階段的現當代文學專業。很多沒有文藝理論專業背景的批評家，他們的批評缺乏理論根基，沒有理論的視野和自覺，往往流于鑒賞、品評，而詩人在《文學的內面》中，顯然繼承了他博士論文的研究路向，對“惡”作為一個文學范疇進行了深入的梳理，因此他的文學批評便在現場批評與理論縱深的兩端建立了自身的張力。唐詩人文學批評的第三個特點是具有鮮明的文學倫理學的批評立場，這可能是受他博士導師謝有順教授的影響，因此他并不糾纏于文學形式的細枝末節，而是關注一種文學背后的倫理難題，這便使他的批評通往了人，具有了以文學為鏡像來洞察人的困境和超越的溫度。我還想談一下詩人作為一個批評家的形象，詩人是一個相對少于言辭的人，也可以說他因為外部言語表達的減少而極大地提升了內在的表達熱情，因此，他是一個內在溫度非常高的批評家，這使他的寫作具有了某種不顧一切的肉搏性特征，這是非常有趣的。批評家的冷凝固然有助于客觀，但有時那種不顧一切的內熱和肉搏也是文學批評極為重要卻又不可再生的寶貴資源。

楊丹丹：唐詩人的文學批評最顯著的特征是深厚的文學理論功底，為文學批評鑲嵌上十分契合的理論框架，使文學文本的解讀不再只對文本本身發聲，而是對某種文學理論的文本補充和完善。但這種文學理論在文學批評的運用并沒有陷入到理論的纏繞和空洞的構建中，而是能夠對某種理論的起源、延伸和衍生進行仔細的辨析，從而讓理論更為明晰，讓闡釋文本的某種理論更為貼切。

對唐詩人的這種文學批評特質的闡釋，必須放置在西方文藝理論在當代境遇的背景中勘察。以20世紀80年代為起點，隨著“文化熱”“哲學熱”的興起，西方文藝理論成為新時期中國社會重建的重要思想資源之一，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也在此潮流裹挾下對西方文藝理論進行追逐和依附，并形成一種普遍性的態勢。但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自我意識的強化和對“中國性”“特殊性”“獨立性”的不斷闡釋，中國知識界開始重估西方文藝理論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和意義，以對抗和對立的思維去重新認知西方文藝理論，對西方文藝理論的有效性進行質疑和解構，并以此為基礎構建具有中國本土性的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但這種重建的前提卻是放棄了從學理基礎上對西方文藝理論本身進行仔細的辨識，而是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先驗的認為西方文藝理論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強制闡釋性，這種思維和行為不可避免的帶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而唐詩人的文學批評恰恰是從西方文藝理論概念和關鍵詞的學理辨析為起點的，這種某種意義上是對新世紀西方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尷尬境遇的糾偏和客觀反思，只有真正對西方文藝理論的內在肌理進行辨識的基礎上，才能夠對其有效進行判斷和甄別。例如，在唐詩人的專著《文學的內面》中，對西方文藝理論中“惡”的概念及其倫理形態的發展脈絡的梳理，將其隱蔽的褶皺一一鋪展，客觀和清晰的將其呈現出來。只有這樣才能判斷西方的“惡”及其倫理形態是否能在余華和蘇童的文本中尋找到契合的對應物。除此以外，唐詩人的文學批評顯得厚重、質樸而綿長，卻略帶一種偏執的氣質。這與唐詩人的人生經歷和身份認同存在內在的關聯。

▲廣東青年作家批評家論壇

鄭煥釗：不同于純學院式的客觀、距離的批評，詩人的批評帶著自身對于世界的困惑出發，從他對張悅然的小說《繭》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祖父所遭遇的歷史創傷成為一種創傷記憶，構成詩人進入文學與思想世界非常重要的內在動力，也形成他批評文字非常明顯的個體介入的方式。正是這一點，潛在地決定了詩人批評的個體關切：惡及其倫理與審美現代性的關系。盡管其出發點是個體的，但以惡為中心所論述的現代倫理與審美現代性問題，正是我們進入1980年代以來的當代文學的一條極為關鍵的線索，它觸及了先鋒文學以來的當代文學寫作的精神實質。詩人的評論并沒有停留在單純的個體式歷史體驗之中，而是透過對“惡”的思想資源的清理，力圖厘清惡、罪與審美的關系，并在中外現代文學的整體視野中，建構惡的審美倫理，通過對現代主義書寫的“去人性化”與“非人格化”兩種取向的勾連及其審美意義的討論，他試圖建立一種惡的審美倫理，以之作為評價現代寫作的尺度。這正是詩人對批評理論的建構，也是理解他的批評取向的前提，他正是以此形成了對中國當代小說包括先鋒小說、新潮小說等先鋒策略的闡釋，以及當下批評的問題取向。從中我們可以發現，詩人的批評其實是有野心的 ，他正是將惡的審美倫理作為一種尺度重估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從中既反思了對先鋒派的評價問題，也重新確立對當代文學進行評估的價值尺度。

陳崇正：唐詩人在青年評論家中格外引人注目，代表了一種新生的批評力量。這對于寫作者來說，意味著有一雙新的眼睛望向生產的一線。唐詩人非常勤奮，文章頗多，但多數并未結集，但我們從他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的這本《文學的內面》也可以看到他研究問題的一些路徑。正如書名所示，唐詩人的批評由內而外，更重視在內部進行開掘。在這本書中，他關注了“惡”這樣一個大命題。對人性之惡、社會之惡推演，為他的評論提供了一個可以直接切入文本內部的角度，撥開外表紛紜的迷霧，直接探討文本中存在的倫理、修辭和審美。唐詩人十分細密地挑開文本的肌理，試圖揭開每一個脈動的秘密。生死善惡的論證對應了人物的命運，也對應了歷史中浮動的塵埃。在對余華、殘雪、陳希我、盛可以、王威廉、孫頻、張悅然等作家的整體觀察中，唐詩人透過黑暗的惡，將先鋒文學中的頹廢和殘酷，與當下語境之下的內在欲望和外部矛盾，進行大膽地比照，從而讓我們更宏觀地看到一個覆蓋幾代作家和作品的惡之譜系。唐詩人勤奮而低調，話不多，當眾說話聲音也很低，仿佛是從地底下冒出來的聲音。他有著與他年齡不相稱的沉穩，而這種沉穩和周到也可以在他的文字中被看見。與文學創作一樣，評論寫作也有許多駁雜的地圖，唯有清醒的人可以辨認方向，走出自己的路來。唐詩人在他對“惡”的探討和演練中，讓我們看到他的方向感和前瞻性，也看到他作為一個青年評論家壯闊的未來。

馮娜：唐詩人的批評首先讓我感到是一種與他年齡不相稱的“老成”和“執著”，甚至帶著一種執拗的、“死磕到底”的鉆研精神。他在新書《文學的內面》中關于“惡”的研究第一句就很打動我：“關于‘惡’的知識，我們其實是非常匱乏的。”關于“惡”，我們確實了解得很少，它不僅是日常倫理的、社會學意義上的，也是文學性的以及審美層面上的，唐詩人在這個在我看來很“艱難”的命題中一意孤行，他以細微的筆觸展露了他對人性的理解、人文的關懷，更從生命意識的投射中去探討不同層面、不同形式和內涵的“惡”。不同時代和社會語境中的“惡”必然是不一樣的，文學藝術本身也在更加細化地表述這些差異，我想唐詩人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是可以持續深入的，其特殊的學理價值也會不斷彰顯。唐詩人對一部作品背后的精神底色和生命意志是十分關注的，也許就是他所說的“內面”，是藏在海水底下的冰山。他在一篇評論小說家蔡東《我想要的一天》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在‘現代’的襲擊下，我們的肉體和靈魂真的能找到可以安放的‘福地’嗎？這都是深藏于我們內心的巨大疑問，但小說并非要解決問題。”在現代的書寫中，我們的肉體如何安放 、我們的靈魂何去何從，我想這是小說家和批評家都要面臨的拷問。

唐詩人：感謝各位對我這些文章的點評，我覺得大家的發言都特別走心，其中很多觀點與其說是對我文章的嘉許，不如說是對一種文學批評寫作可能性的期待吧，非常感動，謝謝！我的評論集叫《文學的內面》，這個“內”不是文學理論教科書上的“內部研究”之“內”，而是文學之為人學意義上的“人心”之內。我們掌握了很多文學知識，但我始終相信文學從根本上而言是源于人心的表達需要。不僅文學，文學評論創作也一樣，也離不開我們“內心”的表達欲。我個人投身于文學行業，尤其走入文學批評創作領域，有一個最大的心理起點，就是我讀到令我感動、震驚、深思的文學作品時，內心是會有一種強烈的表達欲的。我想要把自己的感覺很細致很清晰地表達出來，同時也想借著這種表達同他人實現心靈的呼應和對話。而當這種表達受阻的時候，比如如何表達我的閱讀感受以及我所表達出來的觀點不被認同的時候，我就特別需要征用“知識”來幫助我。我的評論文章強調“個人感受”，但我又鐘情于學院式批評，我是想把這兩種批評綜合起來。感受型批評和學院型批評在很多人看來都是相互沖突的，但我覺得可以綜合起來，我所理想的評論寫作是用文學史、文學理論等相關知識來論證我們閱讀文學作品時那份最真實的內心感受。我們有怎樣的閱讀感覺，就應該遵從它、善待它，不要輕易放棄自己最自然的內心的聲音。當一種真實感受被壓抑被否定時，評論家有責任去為它發聲，這也是文學批評的個人性和公共性所在。我主張一種“有我的”“有感覺的”文學批評、文學研究。我們學習、掌握各種文學相關知識，不只是為某種“知識”服務，是為我們最內在、最真實的文學感覺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