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就一般的文學現象言，是無法說通金敬邁作為軍人與作家60多年的創作態勢的。他的一生，不管是就個人還是整個國家而言，都可視為一個文學時代完整的文學事件。他所熬煉的一切經歷，頗能寄寓象征而為一部當代文學史。只需對他的文學經歷稍作描述，無需予以史論，即已成平白而又驚心的文學史敘述或歷史敘述。

說是事件，是與金敬邁相關的一切文事，都不是現象形態可能解析。他的文學遭遇，與文學規律無關。可以說，他的人生與文學命運是一種當代政治的必然，而他的政冶命運卻充滿無限的或然性。每一環節，都與偶然事件或特定人物相關，都導向各種各樣的可能結果，都不是他個人可以把握，國家政治與文學，緊緊裹挾著他同行，同時成為了他的命運。他的一生，歷盡與一般作家無緣的哀榮。這一切，都因果于某一偶然突發的事件。

1966年6月28日，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作家代表團共有34名代表，廣東有4名代表：金敬邁、張永枚、王杏元和韓北屏。廣東在非常時期的文學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文學的北上，在當時亂紛紛的形勢下，呈現出一種清晰的政治圖象：借一泓遠離中心的清流，入主已然亂象的文藝界。幾個南方來的年青作家，成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亮點，金敬邁和張永枚同為36歲，王杏元33歲，他們是代表團中最年輕、激進且紅得發亮的新生代。

他們中一個是寫思想改造的小說高手，一個是唱亮軍營晨曲的吹鼓手，一個是寫農村階級斗爭嚴重性的前鋒。他們在當時的特殊形勢下，在即將拉開帷幕的政治舞臺上，代表了中國文學的最高姿態和未來期許。他們分別以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西沙之戰》和《綠竹村風云》，形勝了文學的工農兵方向的偉大成果。這也可看出金敬邁的創作，不是一般的文學的現象形態，而是作為當時政治與文學事件的重要部分。

從理論上說，是《歐陽海之歌》奠定了金敬邁的文學史地位(《歐陽海之歌》并非曇花一現，而是延續為文學史的部分)，除此別無其它。他個人政治上的沉浮，與他的文學史評價是有所關聯，但應該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中國當代文學史家洪子誠的權威文本《中國當代文學史》，對《歐陽海之歌》幾乎沒什么重要評價。但《歐陽海之歌》在中國當代社會某個時代的影響力，應該說在文學作品中，是最為巨大的。迄今沒有一部文學作品，其印刷量能與之比肩，印刷量達到三千萬本，連四大名著都未企及。《毛澤東選集》是政冶宣傳文本，不在此例。這種情況很反常。而我研究的，正在反常之處。

說起《歐陽海之歌》，年齡50歲以上的無人不知。它發表于1965年七月，瞬間大紅大紫，受到當時眾多中央首長關注，包括毛澤東和江青。此刻文革風聲已緊。《歐陽海之歌》中經文革，成為毛澤東思想改造人教育人，觸及人的靈魂的文學范本。

它一路飆紅，直至今日，文學環境和語境已經時過境遷，但《歐陽海之歌》在政冶、文化和文學規范中，依然不崩不壞。這是什么原因？理由在哪里？有時，我奇怪于文學史家們，不去研究這種反常卻最平常的文學與文化現象，卻嘮叨于人云亦云的所謂人造經典或偽經典。

沒有一部當代文學作品，像《歐陽海之歌》一樣，經歷不同的政治時代，在互為顛覆的意識形態中，卻始終處于紅旗不倒的境地。這種奇怪的文學現象，超越了一般文學史對所謂經典作品的認知與評判。

《歐陽海之歌》誕生于60年代“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歷史氛圍中，文革中金敬邁被關押，《歐陽海之歌》卻巍然不倒。文革后的90年代，《歐陽海之歌》一版再版，并被作為一百部中國文學新經典的范本。

從60年代到90年代至今，文學史家批評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卻以另一態度面對《歐陽海之歌》。

結論只有一個：文學的社會主義性質之積極方面，是《歐陽海之歌》的靈魂本質。它是與我黨教育人民，注重思想工作，支部建在連上，或建在甚層這個宗旨并行不悖的。它寄寓于文學，托舉出形象。盡管金敬邁后來對此有許多反思。但是，我以為，他的文學初衷，在那個個體并不能很自覺的年代，他對人物的認知，倒是貼近革命時代的人的準則的，是寫出了在反常的現實邏輯中的一種正常的人性表達的。他寫出了歐陽海，作為一個底層戰士樸素的階級覺悟，在活學活用中的思想改造歷程，克已奉公中的自我克制與揚抑的蟬蛻與痛苦。

現實中的歐陽海也許并不像小說描繪的那樣純粹，但每一個讀者心中的歐陽海，已有一個慣性楷模，一種對英雄的心理定勢與閱讀傾向，比如媒介中的雷鋒，以及文革前十七年，所有革命文學中的英雄模式。只不過金敬邁把這些英雄，在歐陽海身上，更精神化，同時也更為精神的現實化。這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兩結合創作方法所嚴格要求的。

在不同的政治時期，不同的文學語境，不同的批評指向以及不同文學史時代，對《歐陽海之歌》的頌揚或批判，都被牽制于某一底線，都限囿于某一邊界。不管在政治運動中，抑或于改革開放中，它始終站立于保衛革命文學的最后防線。通俗一點說，它宣揚五講四美，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更俗一些，是所謂“正能量”。所以，它的道德審美，適應于各個不同品質的時代。這里，還有一個前提，是金敬邁的文學天分及他對底層人物的精神訴求，有憐恤的體察。與同時期的文學作品相較，他小說的文學性及詩的抒情性，使其敘事有生活質感，有生命邏輯，有情節機鋒，有某些人性諒解的隱秘達成。

小說“最后四秒鐘”的革命抒情，是那個時代最為激越的“詩與遠方”的體現，是革命時代的邏輯象征。它的哲學基礎，源于60年代討論激烈的話題，是由哲學家馮定提出的關于共產主義英雄的理論。馮定認為，普通人成為英雄與否，決定于人在生命最后三分鐘的抉擇:猶豫、退卻或堅定以殉。《歐陽海之歌》"最后四秒鐘"的抒情向度，是歐陽海作為共產主義戰士的英雄誓師。

對于金敬邁而言，《歐陽海之歌》，既是他人生的頌辭，亦是他生存的挽歌！他的神速高位，與他的瞬間秦城，都維系在某個事件上，并使這本書本身成為一個歷史問題，亦是一個文學事件。正如杜甫《蜀相》一詩所言：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金敬邁從坦途到地獄，又從地獄復蛻，而有了與《歐陽海之歌》截然不同的異文本《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從盡忠頌圣到控訴呼嚎，從壯懷激烈到痛心疾首。他以切膚之痛完成了已死與方生的涅槃。他從高處深深地跌落，反而成就了一個作家從思想牢籠向獨立自由的飛翔！

金敬邁在2005年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寫《歐陽海之歌》的時候，我睡著了。現在，我醒了。”

“我覺得我很悲哀，我想做一個好人，想做一個真實的人，都做不到……”

這是一個高尚人格的自我反省。

進入老年，金敬邁的社會關懷更趨于實際。在各個危難時段，在報告文學寫作現場，以及對文壇的現象介入，處處可見他的手筆和身影。作為軍人和作家，他從未離開過他的戰場，各種各樣的戰場，包括當年奮不顧身，積極沒入“非典”的報導之中。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站在陸軍總醫院1204病房，面對這位已近半昏迷狀態，卻又時時發出瑯瑯如金石般音色的軍人、戰士、作家金敬邁，肅然起敬，想起千余年前杜甫頌挽諸葛亮的詩句，于金敬邁而言是合適的，也是悲傷的。

2018年9月3日

附記：

軍人金敬邁

郭小東

對于他們這一代作家而言，記憶是有顏色的。那顏色很分明，很莊嚴，卻又無法說清，無法細細分辨。現實之上，顏色炫幻，迷離。現實之下，泥滯沉鉛，浮華盡染……

他自稱老邁，年青的女作家們，都親熱地叫他邁哥。我的兒女稱他金爺……我則在不同年齡與時期，稱他金干事、金叔叔，金老，金老師。他離開秦城時，只見他滿頭長長的灰發，留一把尺許的灰白長髯，從那時起，我稱他金老。后來他去了長髯，又回到40歲時寫《歐陽海之歌》的模樣：一位偉岸的軍人。此時，我稱他金老師，直至他暮年。

昨天，我和建江、東方、曉琪一起去陸軍總醫院看他。

金老師剛做完透析，很倦，但臉色紅潤。我們逐一撫握他的手。他的手很溫軟，飽滿，膚白如雪，像20多歲的質地。他眼神依然銳利，時睜時閉，沒有話。護工問：知道是誰嗎？過了一會兒，他突然大聲說：“知道！”聲音洪亮，磁性如金石相擊，這是金老師一貫的音色。

前年，我陪他去汕頭，過南濱，我告訴他，當年的埭頭團部，就在達濠島的另一邊。他說起了1958年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埭頭部隊團部的金干事，就是后來寫出《歐陽海之歌》的金敬邁。

那時，每至周末，部隊便來人請父親去團部駐地埭頭喝酒。半夜時分，幾個兵會把父親從吉普車上攙下來。母親讓我們排隊，一個個鞠躬，謝過兵們，其中時有金叔叔。然后，我們兄弟姐妹6人，開始聆聽父親例行的酒話。他噴著酒氣，卻清楚地描畫著兒女們未來的前途。母親立于一旁，忍俊不禁，她很開心。

1965年，父親讓我讀《歐陽海之歌》。我帶著很特別的情緒讀這本書，做了許多摘錄，特別是書末的“四秒鐘”。

我去海南島，帶著一木箱書。全是馬恩列斯的著作，夾著幾本文學書，是撕去封面的《格林童話》，有封面的小說《歐陽海之歌》和《邊疆曉歌》。

在廣州候船去海南，海上有暴風。有同學說去中山紀念堂，看《歐陽海之歌》的作者宣講，不知為什么，我沒有去。心想一定人山人海！高山仰止。

童年記憶的顏色已然褪盡。再見金老師時，他正在劫后逢春的高位上，在任何場合，他的形象氣色都赫然左右。雖不動聲色，卻傲然鶴立。在血水里泡過三次的人，自然如是。阿·托爾斯泰說得沒錯。

和金老一起乘機，機場柜臺看了金老的軍官證，是中央軍委簽發的，就說有專人帶去貴賓室休息登機。我說，我在機上等您。他說，不去貴賓室，走！

最后一次與金老外出，在潮汕高鐵站，去6號站臺有點遠，我找來輪椅，金老不肯坐。他始終尊嚴地站立與行走。

我告訴他，本月27日下午，省作協召開“金敬邁研討會”，我們一起去參加，朋友們都很想他。我會做個發言。他沒有回應。

期盼那天，他能去現場，接受“終身成就獎”的祝賀。在他眼中，不再有“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

2018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