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

郭金牛，湖北浠水人，現居深圳龍華，北京國際詩歌獎評委會委員，曾獲中國詩歌流派網好詩榜、北京國際華文詩歌獎、金迪詩歌獎、深圳市首屆十大佳著、廣東省“桂城杯”詩歌獎、魯藜詩歌獎、第一朗讀者最佳詩人、首屆博鰲國際詩歌獎、2018年度詩歌影響人物、《詩歌周刊》2018年度詩人等獎項和榮譽稱號，并參加捷克國際書展、德國奧古斯堡市和平節、上海國際書展、第46屆荷蘭鹿特丹國際詩歌節和柏林世界文化宮（HKW）“100 YEARS OF NOW”。2018年參加第九屆中國作協詩刊社”青春回眸“當代詩歌研究會。曾被中央電視臺、鳳凰衛視、新華社、中新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重要媒體專題報道；著有詩集《紙上還鄉》、英譯合集《龐大的單數》、《寫詩要注意安全》。

生存的鏡像與時代的見證

□劉波

今天，若再從“底層”文學的角度來談論打工詩人郭金牛，雖然方便，但不免有將問題簡化的嫌疑。他不乏底層普遍的“灰色經驗”，但他又有著個體的獨特感受，我甚至覺得是后者成就了他的寫作。“底層”打工者只是在生存的意義上討生活，郭金牛雖為其中一員，但僅在社會學層面代表了這個群體的大多數。在文學的場域里，他是一個熱衷于“遠方”的草根思考者，其所有的經歷，都在精神的意義上賦予思考以力度，他將其轉化成分行的文字，這里面又暗含了多少打開自我和他者靈魂空間的可能！

其實，我對郭金牛的認知更多源于疑惑：為什么他能夠從打工文學群體中脫穎而出？他憑借的僅僅是會寫詩嗎？是否還有別的因素促成了他在這個時代向內轉？郭金牛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打工者，也并非一個單純的詩人，他背負著幾重復雜的身份，這些因素的聚焦構成了一個時代的鏡像。但無論怎樣，對郭金牛的理解，草根身份的定位是一個方面，重要的還是其詩歌本身。沒有立足于文本的闡釋，言說會顯得空洞，尤其當我們今后回過頭來考察這段歷史時，可能會發現，郭金牛所書寫的真實，見證了一代人曾經歷過的生活，曾留下的記憶。?

一?

在新世紀初，鄭小瓊作為一個見證后工業時代之殘酷的詩人被推出來時，“底層”與“打工詩人”理所當然地成為貼在她身上的標簽，但我們除了知道她筆下“冰冷的鐵”和“四萬根斷指”之外，何曾想到過她也是一個超現實主義文學的實踐者？鄭小瓊的被放大，更多還是因她的生活處境和社會身份，這種外在因素與其寫作的合力，共同塑造了一個時代“底層”寫作的標簽。雖然鄭小瓊已被定格在新世紀“底層”文學的歷史版圖中，但以她的創造力，肯定不僅僅是“到此為止”，因為我們過早地為其下定論，也就是過分簡化了一個豐富的靈魂。

對于郭金牛，我們可能同樣如此。這個湖北浠水縣的南下打工者，經過了20年的歷練，40多歲時才以網名“沖動的鉆石”在互聯網上貼詩，而后被楊煉等詩人發現，從而被塑造成繼鄭小瓊之后又一個“打工詩人”的典范。當然，他的詩與鄭小瓊的詩雖然都寫了打工生活，寫了苦難和悲劇，但他們的個體美學是不同的。鄭小瓊可能更偏向于現代性的荒誕與殘酷，而郭金牛則鐘情于古典的演繹和批判。他們之間是對立的嗎？也未見得。至少從對現實的書寫上來看，他們有其共通之處：同為從外省到廣東的打工者，他們以自身的卑微經歷完成了對一個轉型時代的見證，包括他們的質疑與記錄，他們的創造與發聲。相對來說，郭金牛的文學歷程可能更顯久遠，他以一個慢熱型的詩人身份克服了時代在他身上所留下的烙印，因此，他將自己的詩集命名為《紙上還鄉》，更見出他對古典時代的一種認同和向往，同時，也更契合了他的草根意識。

或許郭金牛無意也無力去反抗那些貼在他身上的各種標簽，但他確實是在以一個草根詩人的身份去介入自己的生活，并讓寫作顯得真實質樸，且富有尊嚴。詩人內心對詩意的堅守，就是他向時代發出的孤獨回應。“如果我在詩中表述有多么虛構，那么，在我內心就埋藏有多么深，那‘深’處使我隱現的良知羞愧。”而依我讀其詩的感受來看，他所有的虛構，都有著現實的映照。懂得良知和羞愧，他應該不會僅僅滿足于在修辭上的閃轉騰挪，而必須走出封閉的詩之象牙塔。他那些貌似虛構的自我寫真，也是帶著深深的痛感，就像我們看到郭金牛作為一個歷經艱辛之人的滄桑。

沒有經歷，難言滄桑。20多年的打工經歷，郭金牛的感觸應該比很多人都深，他所有的回望與書寫，都可能是對自我的反思，正像蘇格拉底所言，未經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郭金牛的每一首詩都是在創造性表達中蘊含著內省之力。他只要下筆，就是回憶，但他并未在憤怒中控訴，也沒有抱怨和揭露，相反，他甚至表現得有些隱忍，但冷靜的理性中又透著一股難以言說的堅定。

一群熱鍋里的螞蟻還在搬運。鋼筋。水泥。陽光。/其中兩只，必須挺住。/挺住意味著：堂兄的父親，我的伯父/癌細胞就擴散得慢一些。/以我們的快換它的慢//也以我們的快，加速城市的快/突然，腳手架，一個人/自/由/落/體/重力加速度/9.8米/秒2。（《打工日記》）

這就是建筑工人在烈日炎炎下的腳手架之痛。詩人沒有直接去言說悲劇，他只是以快與慢的博弈，刻畫了一場慘烈的審判。當詩人看到662大巴車撞倒一個離鄉打工的少年時，他也明曉自己忍耐的極限，可他竟是如此描繪：

我好像一個受傷的窮人，剛剛蘇醒，真叫人心煩//我不確定，月亮/是在肺病上撒下一層霜。/還是在傷口上撒了一把鹽。（《662大巴車》）

這種感同身受，非一般人所能有共鳴之意。郭金牛興許是醞釀了好久，才無奈地出示了這樣一種姿態，他所能做的，就只有寫下，記錄，這正是詩人的隱痛。

郭金牛沒有像很多小說家那樣，以完整的敘事切入現實，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在冒險中閱讀或審視現實。就像楊煉在評價其詩歌時表達過這樣的觀念：“詩不描述現實，而是打開它，讓我們看見一個原本隱藏著的世界，一種我們沒發現的深層自我。”郭金牛就是在打開他所遭遇的現實，并賦予它以新意，而非復制苦難，所以我們才能從中見到詩。所有的技巧都已化在“入心”的創造里，自然，貼切，無限接近卻又超越了他所走過的凡俗人生。

二

郭金牛曾在詩集《紙上還鄉》的后記《外省、工業、鄉愁與疾病的隱喻》中感慨：“每當異省的風寒吹過，一些文字就會帶著風濕般的病痛，不期而至，可能，這就是我無意間的‘追問’，也許‘追問’，才能更著力‘反思’。”郭金牛的寫作純粹是出于興趣愛好，他可能并沒有像一些知識分子那樣去思索寫作的責任，但當他以詩歌的方式面對現實時，“追問”是無意的，那么“反思”就成了一種精神自覺。

從這個意義上衡量，郭金牛可能就是這個草根文學時代的旁證。他的寫作也由此證明：詩歌并不是高高在上者的事業，它同樣可以在普通人那里獲得響應，尤其是他將自己特殊的見聞和經歷當作素材。和很多完全依賴想象寫作的人不同的是，郭金牛一直就在時代的現場，“我不在工地上，就在工棚里。”（《想起一段舊木》）這種在現場的生活，注定其寫作會有與他人不一樣的新意。“在外省干活，得把鄉音改成/湖北普通話。/多數時，別人說，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氣”（《在外省干活》），交流似乎都成了隱形的障礙，這是在外討生活的艱難與不易。郭金牛很少渲染悲涼的氣氛，他只是以簡潔的修辭來呈現，這份簡潔里更多是他日常的感觸。如果說背井離鄉是這個時代打工者的常態，那么，他所寫下的每一次不幸，每一場災難，都是以傷痛累積和疊加出的命運。

郭金牛所經歷的時代與現實至少不是完美的，但正是這種不完美，讓他試圖去與這個“殘缺的世界”和解，對此，他是否又能做到內心與現實的平衡？在他最有影響的那首《紙上還鄉》中，對于曾熱鬧一時的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他為我們提供了一份不同于新聞報道的視角與美學審視。這樣的文本，無論對于當下還是歷史，也不失為一份重要的參照。

少年，某個凌晨，從一樓數到十三樓。/數完就到了樓頂。/他。/飛啊飛。//鳥的動作，不可模仿。//少年劃出一道直線，那么快/一道閃電/只目擊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龍華鎮略大，迎面撞來//速度，領走了少年/米，領走了小小的白。

他以詩的方式重敘了少年跳樓的過程，雖然無法完全還原當時的現場，但他以合理的想象重構了那悲戚的場面。

母親的淚，從瓦的邊緣跳下。/這是半年之中的第十三跳。之前，那十二個名字/微塵/剛剛落下。秋風，/連夜吹動母親的荻花。//白白的骨灰，輕輕的白，坐著火車回家，它不關心米的白/荻花的白/母親的白/霜降的白/那么大的白，埋住小小的白//就像母親埋著小兒女。

這跳躍的想象勾勒出的是陌生化的詩意，然而，那種悲苦又如此清晰，它們體現在“白”這個意象里，令人無限遐思，詩人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透視了生存的不易。最后，他將自己擺了進來。

十三樓，防跳網正在封裝，這是我的工作/為拿到一天的工錢/用力/沿順時針方向，將一顆螺絲逐步固緊，它在暗中掙扎和反抗/我越用力，危險越大……//紙上還鄉的好兄弟，除了米，你的未婚妻/很少有人提及/你在這棟樓的701/占過一個床位/吃過東莞米粉。

他的工作和對工友的哀悼共同構成了一種荒誕的畫面，而即便這樣，他也不過是完成了自己最普通的生活。

就像他面對那么多不幸和苦難，除了訴諸筆端，在現實中也只能歸結為命運不濟。“我有什么資格//寫詩。對生活說三道四”這種自我否定，好像也是無力的，但他畢竟道出了真相：令他羞愧的良知，促使自己繼續在日常經驗的層面揭露那些傷疤和疼痛。郭金牛雖然在詩歌里融入了反諷和自嘲，但他還是與時代保持了距離，這也許是為了更好地看清周遭的困境。他不斷地打量生活，又返回內心，再寫下那些凌厲的句子，這一過程恰好符合“真經驗只關乎詩思對人生的發現”（楊煉語）之意，它要求詩人足夠真切，足夠用心，方可讓書寫更富力量。

三

當城市的發展以古典鄉村的沒落作為代價，我們要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來反思這一命題？我們一方面享受著現代化帶來的種種好處，卻又渴望回到一種寧靜的田園生活，這種悖論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我們如何處理這種悖論，才能在文明的意義上安放自己的靈魂？這可能是再多的“返鄉體”文章也難以言說清楚的。這樣一個時代的盲點，要經由什么樣的人來完成對其最終的解密？郭金牛無意于去擔當這樣的重任，但他在自己的寫作中觸及了這個主題。

當自己所在的鄉村養活不了我們時，出外打工則成了多數人的選擇，可打工之地又何嘗不遭遇更大的侵襲。

?“羅租村，工業逼走了水稻，青蛙，鳥/這些孤兒，又被奪走了/純藍//李小河咳出黑血/周水稻失去雙親/趙白云患有肺病/……我開始懷念/魚/懷念花，懷念鳥，懷念害蟲。（《羅租村往事》）

這是工業和城市對鄉村的擠壓，郭金牛在回溯往事中對其作了“抵抗”：他希望能夠退守，甚至不惜“懷念害蟲”，也只有詩人能想到這種還原自然本色的真相。即便如此，他仍然無力回天，這種被工業束手就擒的無力感，深深地擊潰了我們試圖建立的田園理想傳統。

面對工業時代的狂飆突進，一旦詩人想到了退守，那種濃烈的鄉愁便接踵而至，他想回到故鄉，可故鄉又回不去了。這種鄉愁被懸置的尷尬，讓詩人感覺到無處歸依，而且這種找不到歸宿的茫然，終究是體現為一種精神上的不安全感。雖然每年春節臨近時，像候鳥一樣遷徙的打工者也要回到故鄉，尋求傳統節日帶來的安慰，可是，這種短暫的返鄉之旅仍然帶著無盡的辛酸。

另外一個人民，從年關中/購買/一張車票，從一個異鄉搬到另一個異鄉/他要把一年的鄉愁，也濃縮在/這一天（《第十二個月份的外省》）

郭金牛鐘情于紙上還鄉，或許在現實中是出于一種無奈之舉，“在異鄉遭遇的一切，讓我對故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向往。我寫作的主題只有一個：還鄉。在現實中，我們身處困境，誰又不是在還鄉？對于我，離鄉背井二十年，故鄉只是名義上的家鄉，是漂泊經年的游子夢中的一個向往。”于是，還鄉就自然成了內心的渴望，也相應地變成了紙上行為，而迷戀抒情，就與此達成了有效的應和。離鄉的游子，漂泊中的寫者，依然在尋根，他甚至將自己稱為“寫詩騙子”，混跡于江湖，“隨身/扛著三個外國人：艾略特、荷爾德林、葉賽寧/一個中國人：/海子”（《寫詩的騙子，是我》），這就是我們能夠理解郭金牛的前提。他可以“在工地的木板上 ?旁若無人的寫詩”，這種對自我的解放，是基于一種熱愛，一份激情，但它也在考驗著詩人在這個喧囂時代的耐心。他在愛情與鄉愁之間尋找更闊大的空間，以便盛放他所見聞到的那些千瘡百孔的卑微人生。

外省、工廠、金屬，是郭金牛詩歌的關鍵詞，它們不僅出現在標題中，也滲透在詩的字里行間。這或許正是郭金牛作為草根詩人的優勢，靠主題取勝，可當轉型成為一種過去式時，他的這種書寫是否還有效？很多人對郭金牛寫作的質問也由此而來。其實，以其多年的詩歌準備，他還不是到此為止，僅憑那些苦澀的愛情書寫，他就依然“在路上”，我們當可對其抱有美好的期待。

（劉波，1978年生。畢業于南開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任教于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

構筑一條虛擬的救贖之路

——郭金牛詩歌淺讀

□陳福民

郭金牛不是一個職業詩人，他只是在打工之余記錄下他所能看到與感知的時代真相之一斑；他也不是一個多產的寫作者，雖然他的寫作經歷已經相當長久，但今天呈現于人們面前的，也不過是收入薄薄一冊《紙上還鄉》的49首短詩。但他的詩歌，具有多數人所不具備的冷峻、陌生與直抵心靈的質感力量，并由此獲得了一種特殊的洞察力。

“紙上還鄉”凝練了郭金牛并不寬廣但極富歷史深度的精神世界。這個具有癥候性的精妙詞語，構筑了一條虛擬的救贖之路，或者說，這乃是郭金牛們用以理解世界、表達世界的一種方法。當人們被歷史牽引著來到陌生的城市里，農耕文明就此發生了斷裂，并衍生出無數卑微的故事。抒情或詛咒，曾經是一種習慣性的精神力量。這個方法被使用了整整一個世紀，并且似乎還要繼續被使用下去。因為它不僅講述著兩種文明的此消彼長，也透露出靈魂的倔強和更為深遠的歷史意味。

沒有人能夠拒絕“紙上還鄉”這么優美而絕望的詞語。因為它的“紙上談兵”的性質，正在使“還鄉”成為一種在物理層面上沒有意義的事情，另一方面，在絕望的地方，詩歌出發并導引了一場想象的絕路逢生。

籠統地贊美這種“鄉愁”是沒有意義的。對于任何一個時代中的人來說，都可能會有“家園”之感或“懷鄉”之痛，那是詩人永恒的病患和靈感之源，那是抓住生存之根并獲得自我確認的有效方式：“在外省干活，得把鄉音改成/湖北普通話，/多數時，別人說，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氣//四月七日，我手拎一瓶白酒/模仿失戀的小李探花，/在羅湖區打噴嚏、咳嗽，發燒。/飛沫傳染了表哥。他舍不得花錢打針、吃藥/學李白，舉頭，望一望明月。//低頭，想起汪家坳。”（《在外省干活》）鄉音和普通話、故園和當下情境，類似這樣的句子和意象在郭金牛的作品中還有不少，不僅是他詩歌的核心意象，也是構成他的寫作中心沖動的要素。若只是這樣看待和理解問題，那么郭金牛就勢必會被放置到已成陳詞濫調的文學“懷鄉”大軍中歌哭吟詠，但是，讓這一切真正有了意義并且需要細心甄別與判斷的是，這次郭金牛們遭遇的“還鄉”之痛，不再是李白們所感懷所抒發、為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鄉愁了。它是完全陌生的事物，幾乎是郭金牛們無法理解也無法拒絕的——“紙上還鄉”，成了一種讖語和命運，成了一個永遠也完不成的虛擬動作。因為，他們，永遠地回不去了。

現代性的“還鄉”之痛深刻區分了不同文明的迥異性質，它讓“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從而使得“紙上還鄉”成為一樁必須做甚至惟一可做的事情。但更重要的，乃是“還鄉”的路徑被連根拔起之后，詩人們除了大力展開“紙上談兵”行動之外，是否還有可能做些什么。也正是在這里，郭金牛顯示了他與眾不同的地方。他看見和感知了時代巨大的變遷，他看見了被湮沒的命運，以極為冷靜的白描手法寫出了回不去的真相，表現出一種客觀上的歷史深刻性。

《左家兵還鄉記》是最能代表郭金牛詩歌藝術水準的杰作。這個有著小型敘事詩外貌的作品，講述了一個關于黑色與黑夜的故事，講述了一個人無聲無臭輕如鴻毛的死亡：“一只夜鴉，穿黑衣，騎黑馬，走黑路/嗬、嗬、嗬。挖坑。挖坑。挖坑。陰間的信使，正將壞消息傳遞/第一只，它要摧毀一個人/第二只，它要摧毀一個村子……”這篇作品完全可以被寫成多種體式，小說、散文或者非虛構，其大意是說一個奔赴異域他鄉打工的農民，在挖電纜溝時被劇毒銀環蛇咬了一口，送進醫院時已經氣若游絲，接下來，就是其他人如何善后——“左家兵還鄉”的問題了：左家兵是在一息尚存的時候被老鄉“偷走”的，他在被人們從醫院悄悄背出的“23分鐘后斷線”。無論郭金牛這首詩所寫是否是他身邊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想象并理解這種事情的概率與真實性就已經足夠。但如果問題僅限于此就還只是新聞，而郭金牛從中看到了構成詩歌的殘酷“詩意”。無助的老鄉不得不用“失德”的方式“躲掉醫療費”，為了最后的信義，幾個人失掉了自己的信義……這當中是責任與道德的扭曲與人性掙扎。我們能理解這種“還鄉”的最后一點道德安慰嗎？我們能想象這種對生命的尊重的無奈、艱辛與偉大嗎？

與其說我是被這個故事吸引了，不如說是郭金牛敘述這個故事的方式立刻抓住了我。在中國現代白話詩驅逐了華麗的修辭與平滑的韻腳近一個世紀以來，讀者應該不會再對《左家兵還鄉記》的貌似散漫、敘事性、瑣細，實則結構嚴謹中包含的無限意味感到吃驚。而“還鄉”作為嚴肅的精神動作，也恰恰是由詩作中被精心講述的數字、人名、地點、時間等元素所緊密組成，不可或缺。郭金牛耐心地使用了這些元素，不憚巨細、不厭其煩。《左家兵還鄉記》以及《紙上還鄉》集子中的很多作品，其正義的詩意或詩性的正義，統統都與上述最為形而下的事物糾纏往復，從不訴諸空言。

在人類所有的正義中，詩性的正義很可能是最為卑微和無力的一種形式。然而，詩歌的正義力量卻是最為動人也最為悠久的。左家兵的“還鄉”，包含了對這種正義復雜性的最為恰當和精確的表達。這是不折不扣屬于詩歌的勝利。

在最好的情況下，詩歌的正義與歷史的正義可以吻合一致，但在有些時候或有些問題上，它們又不能總是握手言歡，嚴重時甚至彼此反對。一個詩人的寫作，在鼓蕩詩歌正義的同時，是否也需要為歷史的正義負責，這是一件令人苦惱的事情。《紙上還鄉》并未正面表達對于歷史的拒絕，盡管“還鄉”只能在紙上進行，郭金牛也只是希望記錄下那些場景那些生活的痛楚。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羅租村往事》和另外一些作品中，詩人對于故鄉的詩意懷念以及對工業化的反思雖然充滿正當性，其實不僅并無新意，往往也會似是而非。中國文明的進程正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不僅回不去了，還會繼續往前走。在這個意義上，“鄉”作為精神存在的合法性，并不能抵消自給自足的小生產者階層行將消隱的必然性。對于這個歷史進程的復雜性的體認，需要同樣復雜的邏輯。詩歌的正義固然沒有義務對此負責，但終有一天，歷史的正義會找上門來予以檢驗。一如魯迅在《野草·題辭》中所說：“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于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這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透徹的態度。由是，盡力去觀察這個時代種種面相，盡力去理解歷史艱辛背后的活力，不執于一念，存闊大情懷，在人性、詩性與歷史的正義之間折沖，馳向方生未死之境，乃是一個偉大詩人的成就所在。

陳福民，當代批評家。1995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