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北上廣”三地連稱的出現，并廣泛為大眾所熟知的原因之一是電視劇《“北上廣”不相信眼淚》的傳播。這部電視劇講述了于現代化大都市打拼的“漂一族”所經歷的生存壓力、叢林法則、情感與利益、現實與夢想，以劇情內容引起了都市居民、在都市打拼的外鄉人的強烈時代共鳴，也重新強化了文藝界對于“都市”概念的學理關注。實際上，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文藝界早已意識到都市文化發展的訴求，并把“都市”放在現代性的話語下，去觀察都市的圖景、 探索都市精神的歸宿、尋求都市文化的新的關鍵詞。

文學界尤其如此。以往，中國文學界所熟悉的和所集體向往的田園牧歌式的精神寄托，在當下的城市里面很難實現。因城市是人工的、人文的景觀，城市文化的產生根源在于人們和城市的對話，其本質實際上是人類個體在城市這個大型聚落的歸屬感的探尋。人們在城市中的歸屬感落腳在何處？這里所指的歸屬感包含很多層面，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點在于，城市居民如何在一種人文建設的環境中獲得新的美學的平衡點，來形成與城市化進程一致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并審美地安放喧囂城市中的自我靈魂。文學界關注城市文化、城市文學的發展，在當下時代的大歷史進程中的背景里，與以往的是很不同的。因為當下城市的發展，尤其是大都市的變化，速率太快，樣態太繁復了，而文化的發展，尤其是穩定的精神向度的形成，太需要時間了，所以精神文化的建設顯見是稍微滯后于飛速發展的經濟意義上的城市的。都市文化必須要解決都市中人的精神訴求。對于都市文學和都市文化的發展的焦慮和思考，其實是社會科學界自覺地承擔了這樣的歷史任務。

對于廣州來說，盡管常常有人稱其為“文化沙漠”或者說“廣州人會生孩子不會起名字”……等等，但是無論從橫向的比較，或者從歷史的溯源來看，廣州的文化本土性特征還是比較明顯的。長期與北京、上海并稱為“北上廣”的廣州，有其獨特的都市文學與都市文化。北京是“帝都”、上海為“魔都”，廣州則是“千年商都”。如果以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的比較展開一個參照系，更容易看清楚廣州的文化特色、都市文學走向。北京文學扎根于歷史悠久的具有“皇城根”精神的中國傳統式的城市文化，先后有京派文學、京味文學等概念出現。上海則是在近代以來，在商業、金融業、殖民歷史……的特殊歷史中，逐漸形成了具有內在穩定結構的文化特征，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海派文學、海派文化。此二城的地域文學與城市的文化歷史相關。廣州的文化歷史更有趣。遠離中原，它的文化與

文學是關起門來自我重視的，相對獨立。所以在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格局下，它有時候不被主流話語所理解。從歷史上來看，相對于中原的禮儀、秩序、趣味、生活審美等等，廣州在審美上自成一體。廣州、乃至于大的嶺南地區的文化系統都是相對比較有自己的內在性格的。不過，這個本土特性的文化系統，它的文化自覺性卻不強。相較于中原，其文化的發展、文化特質的形成，是在生活中自然出現，而本土文化知識分子階層在歷史上強有力的推動的情況較少。這一點體現在日常中，表現為廣州的大部分居民，甚至并不屑于過于形而上的文化生活。在千年的商業精神的蔓延下，“悶聲勤揾”才是他們的文化精神，“食在羊城”——生活本身才是廣州人的生活。生活本身才構成了他們的文化歷史，但是這個歷史也是自然形成，而不像中原文化體系里那樣，被多元講述，被燒腦地解讀。所以，有趣之處在于，一方面，千年以來，商業的發展產生了豐厚的商業精神和商業文明，這就是廣州的文化底蘊，而另一方面，這個商業精神的核心卻離文藝學比較遠，看起來又顯得“沒文化”。 這樣一組自相矛盾的情況，在廣州竟能和諧存在，并且形成一城的精神風貌。其實廣州的文化應該被描述為“并非沒有”而是“不強調”。更有趣的是，廣州人乃至于嶺南人，并不以此差異視為問題，亦不以中原話語下的話語壓制為然，頗有一點“吾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的理直氣壯。

所以，廣州的都市文學也是多元呈現，自發隨性，不拘一格的。如果從改革開放至今的一段時間截面展開去觀察的話，可以看到廣州都市文學發展的幾個線索。在文類上，包括散文、小說、詩歌等，在語境上則有兩大關鍵詞介入。一是改革開放，它給廣州帶來了相對于中國大部分城市來說，巨大、碾壓性的財富。這已經是歷史的事實，它帶來了廣州因城市經濟的上升而出現新變的商業文化、以及改革開放情境中的文學特征；同時，文化和文學從經濟發達的城市向打工者的故鄉傳播，在當代歷史上出現了“文化北伐”的現象。二是傳媒環境的變化。這是當下正在發生的。媒介傳播技術的進步帶來了經濟結構的新變，這對廣州的經濟發展產生沖擊，尤其對制造業產生沖擊。物聯網的建立和信息藩籬的打破弱化了地域的限制，廣州的經濟結構所面臨的挑戰和廣州都市文化與文學同時面臨挑戰。從地域差異來看，文化藩籬和文化偏見因網絡而消解，廣州文化的特色反而因此被認知與接受，獲得發展的新可能。以廣州都市文學為例，在新媒體時代，當現代文明以無可對抗的勢頭沖擊歷史與傳統的時候，城市的文學形式也在隨之悄然發生變化，并反過來影響城市自身的文化建設。文學在這樣的傳媒環境中變得具有多元可能性了，泛文學的出現帶來了文學的好處也帶來了危機。某一種寫作在強化美學屬性的時候都有可能成為文學。

2.

在以上概述的基礎上，再分別歷史地觀察幾個小脈絡，更可以發現其中興味。

首先是都市小說。廣州的都市文學的創作與廣州的城市化發展步調一致，比如，以張欣為代表的廣州小說家最早關注并書寫城市生活，她的作品是中國大陸最早的具有“都市精神”的。這種精神，并未放在城鄉對立的關系中而存在，更不是鄉村眼光下的作為“他者”的城市。她的文學創作中的都市精神是自內而外的，自發的，是置身于都市紅塵，以廣州都市生活現場為小說創作資源的，并以創作本身反哺了此地此城的文學、文化。回到本土現場、以自我經驗與地方性經驗互相關照，而展開文學創作、文化探索，乃是廣州文學書寫“新本土文化”的有效經驗。張欣的都市小說創作持續了幾十年，與廣州改革開放的線索在時間上是一致的，她的作品具有多種角度解讀的可能性。第一，較多的讀者或者評論家從女性寫作或者女性文學的角度去看待她的作品，因她身為女性小說家，并且其作品中多以女性故事為主。她筆下的女性具有現代的獨立品格，與傳統的女性角色、與男作家筆下的女性角色絕不相同。甚至，由于都市社會關系中對利益與效率的強調，她筆下的女性角色們的性別特征有時候反而格外的不被強調。第二，她的小說的都市性敘事是最應該被重視的，即都市精神是一個什么樣態的存在。張欣的小說書寫了一種新時代的都市圖景，她既書寫都市帶來的便利，更書寫都市眾人的紅塵糾葛，以都市圖景來揭露都市背后的真相。繁華背后的真相千瘡百孔，都市的美麗與焦慮并存。而且，這個真相往往歸結于都市中社會關系。都市中社會關系也與以往不同，交換關系的比重遠遠大于情感聯系。人的情感在喧囂而孤獨的都市中安放于何處？一個個都市傳奇故事里，一個個靈魂都在追尋這個問題。所以，張欣筆下的都市真相并不美麗，都市中的熱鬧，像人工的煙花一樣，被人創造，美麗而脆弱。那么，都市文明是什么？為何我們要進入都市？如何創造愉悅的都市生活？這個問題成了都市精神的終極追問。第三，都市故事與都市人。她的都市真相通過都市故事呈現出來，而她的都市故事，必然都有一個都市人的無奈，做出“無可挽回”的事。她筆下的角色，無論事醫生、白領、打工者……不論男性女性，首先都具有“都市人”身份。似乎，張欣筆下的人物，性別等社會角色都不重要了，它首先是都市人。張欣筆下的故事則大多是離奇的，既有情節，又關懷人本身，是她的文學特征。所以，總的來說，大家對張欣小說的關注，源于她對于都市文學的書寫，且她長期的書寫構成了歷史的線性。在此過程中，她對都市的情懷，成為作品被解讀的重要吸引力。其實她所觸及的是廣州這個城市的地方性。

其他的都市小說，如張梅的小說《破碎的激情》，則更加自由和自我。她常常書寫一個廣州日常中的一個街坊女子，她有幻想、有獻身精神，同時也會恍惚，迷糊，她的典型形象是一個在騎樓的走廊下避雨并且發呆的年輕女郎，張梅的小說，相對來說，稍微遠離大時代而貼近廣州市井。同樣的，梁鳳蓮的幾部長篇小說，《西關小姐》《東山大少》等，也是比較側重于傳達羊城街坊鄰里的氣氛。相比較來說，作家鮑十的小說創作風格更獨特。作為從東北黑土地來到嶺南的“遷徙者”，他的創作資源既包括東北故事，也包括廣州本土風情，其中“西關故事”系列短篇小說、以及新近創作的《島敘事》，都帶有濃烈嶺南風格。既是廣州的客家人，又因在廣州的生活經歷和深入的體察成為了新廣州人。雙重身份在不同資源的書寫上策略具有一致性，表現在他對邊緣人、普通人的特別關注和細致敘述。70后小說家黃詠梅，雖然這幾年已經離開廣州，但她的過往創作經歷與廣州的都市精神高度契合，新銳地采取了更為先鋒的小說技巧，重述了她個人眼中的時代都市精神。

都市文學的序列中比較特殊的一類是打工文學，包括小說、散文、詩歌。打工文學所書寫的是“新城市人”或者“城市邊緣人”。由于城市發展的需要，在大都市經濟輻射區內的、經濟相對落后的城鎮與鄉村的人們，以各種途徑進入城市，尋找機會，討生活。對于這個群體以及這類生活狀態的關注，構成了打工文學的主要內容。王十月的打工題材的小說與散文，從這一群體的內部出發，以自我的經歷和觀察為寫作資源，反映了打工者的生活狀態。打工者進入城市時的物理便利和精神阻隔，遠離家鄉時的距離感和鄉愁表達困境，以及打工者群體內部的個體迷茫……在王十月的文學世界中被具象化地展示出來。而他后來創作的科幻小說，卻下意識地避開了打工話題，也避開了寫實的路子。但科幻文學在某個意義上來說，也視為對現實的映射。或許王十月在未來會以科幻的文學形式來反叩問生活？?

打工文學在當下最引人矚目的，當屬鄭小瓊的詩歌與散文創作。鄭小瓊的詩歌基于自己的真實生活，和自己對于打工生活的真實深度體驗。她實際上是以自我的剖析為鏡子，來映射打工者群體的狀態、心理、靈魂、困惑等等。是一種將自己深入在群體內部，共情式的書寫。打工者是城市居民中群體特征明顯的一部分，他們的特殊性在于，以自身承擔了遷移行為，不僅是地域上的遷移，更是從鄉村向城市的文化遷移，似乎要割裂過去，但是無法完全擺脫，似乎可以融入城市，但是仍然失措，這是遷移者，尤其是精神遷移者的共同困境。此鄉非吾鄉，家鄉回不去，此身棲息何處？打工者群體有很多處在這樣不前不后的尷尬夾縫中。相對于一般意義上城市居民的孤獨感，打工者們的孤獨更多一層無可托付的迷茫，以及現實未知方向的迷惑困頓。

同樣是詩歌，楊克的創作持續而高產。他的都市題材詩歌創作，把城市經驗作為新的寫作資源來對待，是一種文化自覺行為。置身于生活的現場，并以生活現場為文學現場，他的廣州生活給他的詩歌帶來了都市的表達、都市的書寫，廣州的酒吧、廣場、機場、火車站等都市景觀都進入了他的詩歌。詩人與城市生活的神秘聯系最終成就了城市詩歌之一種。

散文是廣州都市文學中極有質量的一類。按照時間順序，在改革開放之后，在廣州都市化甫一開始，在廣州人首次享受都市紅利的時候，在整體的經濟基礎比較好的時候，“小女人散文”閑適而可愛，回歸于一切生活中的小美好，關注民間的生活哲學。以黃愛東西的散文為代表，比如，她在作品中表達出了都市女性的必備條件和審美認識，包括：良好的教育、經濟獨立、中性的思維方式、堅持女性特質的權力、成熟的價值觀。[ 參見：江冰：《都市魔方》，廣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出版。] 黃愛東西的散文創作，從內容上看，是充滿熱情地描繪都市生活的日常，本質上，則是寫都市中的女性的日常，并且宣告了都市中的女郎她應該是什么樣，她的魅力從何如來。這其實就是在描繪和宣告“新時代的都市是什么樣”，對新生活新狀態的描繪令人向往。關注女性的個性化生活，這表現了她在當時較多地意識到了女性審美意識和自體價值，正與當時的時代開放性和都市意識的覺醒有關。其創作雖有“小女人”散文之名義，但是創作范圍卻不算小，生活中可見的一切，都可入文。如果非要追求“小”的來源，可能因為她并不深挖，并不探究究極的本質，生活的問與答即散文本相。由于長期的專欄作家的身份，她的創作非常有即時的話題性，作品既有時代性，又有創作的自覺意識，涉筆成趣。

作家張梅，既創作小說，也書寫散文。張梅的散文與黃愛東西很不同。張梅的小說與散文是她文學創作的雙生花，內容上是互相映照的，都是貼近于廣州日常世俗本相的。90年代末，她的散文集《木屐聲聲》面向全國市場時被介紹為“現代都市言情散文”，這實在是很沒有必要。這些散文放在現在，大家絕不會冠以“言情”之名。可見廣州在當時較早地接觸現代性的開放精神，反映在文學里的一種具體情況是，當時的廣州已不是那么嚴格地劃定“言情書寫”的界限。當然，這種言情與否的標簽，如果放到二十年后的現在，則是根本不必討論。當時看起來有點大膽的寫作，現在的讀者們也并不獵奇了。張梅的寫作立足于廣州本土最常見的文化特征或者日常生活，她將自身的經歷、自省，與廣州的地域文化特質天然地結合起來，把個人對日常的感知見微知著地以日常歷史的書寫的語氣寫出來，文風雋永。她書寫城市記憶，這記憶即是個人記憶也是集體記憶，因此極易引起共鳴，甚至因其非虛構性的書寫而具有文獻特征。

3.

改革開放后的幾十年間，廣州都市文學以幾個顯著的脈絡向前推進。除了上述諸人，廣州本土作家中優秀者諸如筱敏、艾云、熊育群、田瑛、魏微等，其文學創作和文學理念都自有風格。然而對于當下都市文學格局來說，除了新作家、新作品的出現，尤其應該考慮都市文學的發展的第二個機遇。也就是當下新媒體的語境下，傳播環境對于都市文學的影響。在80、90年代，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是創作的寬容、內容的獵奇、城市的新鮮感，這些內容后來構成了“文化北伐”的主要影響力。當下時代對廣州影響最深的媒體傳播環境、以及文創產業的發展，給文學帶來的影響不再是環境、空間、條件的外在變化，而是經濟結構變化本身內在地呼喚著文學的自覺呼應。比如，廣州形象與嶺南文化如何在媒介中呈現？如何在大眾傳播中被構建？如何與文化傳播共同發生？如何參與構建城市文化空間？網絡社交語境下如何實現文學與文化的發展？

面對媒介環境的變化，單純的文學的發展或者傳統類型的文學創作已經無法滿足文化生活的需要，尤其是文化創意產業的需要。后者與經濟結構相關，與廣州的“商都”精神一致，乃是根本原因。所以，當下的文學自覺性除了原有的文學創作的路徑之外，泛文學的發展也備受重視。文學邊界受到經濟裹挾被大大的拓展了。且，泛文學現象的出現，讓文學的美學與經濟結構產生聯系，并成為文創產業的文化資源、美學資源，乃至于精神資源。泛文學這個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現的，但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以及創意寫作發展起來之后，泛文學現象大規模、大范圍地出現。創意寫作認為，審美性的寫作行為除了文學創作，還可以支持更多的寫作類型，比如主持人串詞、廣告腳本、創意文案策劃腳本等等。這些新鮮多樣的寫作類型，因都市文創產業的發展迅速繁衍，它們甚至不單純以文字文本為作品。這里就把寫作的概念與邊界重置了，所以廣義的文學創作的邊界擴大至泛文學的領域。審美性泛文學作品的出現，萌發于人腦中創意，受到文化資源的支持，最終落地為文創產品。廣州公共交通中的公益廣告，地鐵中的主題車廂等，都屬此類。雖以綜合藝術形態為受眾所接觸，但支撐著視頻、平面廣告、設計理念、活動創意……的背后的文字腳本，它承載美學精神和文本內容，面向傳播，作為文創產業的產品形式，即為泛文學的典型案例。小到恩寧路的地標性的去處，某個道路名稱的命名、影視行業中各種小視頻的策劃、某個造就有記憶點的口號，大到IP影視改編大制作、甚至地方文化發展規劃……泛文學現象幾乎成為貫穿都市文創產業內容生產部分的主要線索。

“泛文學”現象的出現，以及在廣州的發展，使得“商都”廣州的商業精神，竟然可以以市場的觸手，全面地觸及文學的發展——從人才到作品。這正是廣州都市文學的一個新的典型的當下性、地方性。我們希望這樣的觸及，無損于文學的質量，并能以商業精神反推動廣州都市文學。社會科學界的新的責任、文藝界的責任，就在于：在此環境下，扶穩文學與文化的方向。

4.

總的來說，廣州的都市文學在改革開放至今的四十年間，文學樣式一開始以城市發展的經濟體量和城市開放性與包容性為便利，自由地根植于都市的時代節點，但是又以本土的本質文化精神為根源，而自發呈現。由于貼近廣州本土根深蒂固的文化特質，當時的城市文學既有時代性，又以廣州本身的生活為資源。它的美學是生活美學，文學也是貼著生活的。當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慢慢消失的時候，當中國其他地方的城市先后發展起來之后，廣州的都市文學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它的自覺性增強了，文學的創作自覺與批評自覺增強了。這個自覺性也與近十多年來的文學環境的變化有關系，包括當下的新媒體傳播的語境帶來的影響、包括城市文化建設的需求，但是根本驅動力還是經濟結構變化所帶來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為文學與市場的關系建立了多元的通道——這恰與廣州的商業精神相契合。

[本文為2017年度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三五”規劃委托課題“廣州生活方式與文化創意產業的關聯性研究”（課題編號：2017GZWT2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同時受到廣州都市文學與都市文化研究基地的資助。]

作者簡介

王雷雷，廣州都市文學與都市文化研究基地總干事，研究員。畢業于上海大學，創意寫作方向文學博士，研究創意寫作、非虛構寫作，關注都市文學、地域文化與寫作的關系，任職于廣東財經大學人文學院。世界華文創意寫作協會常務理事，廣東省寫作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