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寫作的創造性，除了記錄和還原一段真實的生活，塑造一群真實的人，還常常體現在作家對一個地方的描寫與建構上。好作家都是有原產地的，都有一個精神徘徊難舍的地方，這個地方，可能與他的童年、少年生活有關，也可能是他虛構的文學故鄉——在這個精神王國里，有作家本人的經驗和生命體悟，也有歷史的塵埃、他人的氣息。

有沒有這個寫作原點，對于一種寫作的風格化至關重要。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越來越多寫作者的生活原點不再是村莊、小鎮，而成了城市。城市經驗日益成為寫作的主體經驗。但個體記憶、父輩記憶中，又不乏鄉土生活及其倫理的影子。如何處理現在與過去、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復雜關系，如何避免城市書寫的空洞化、欲望化，而使寫作真正觸及當下都市人深切的困境與隱痛，這都是當代作家所要面對的問題。

《青年作家》2019年第11期的四篇文章，就探討了這些問題在當下的書寫現狀及其困境。

金理的《城市寫作的兩組關系命題》，不憚于剖開自己，從個體的生存景況出發，捕捉不同代際作家的細小區別，抒寫了個人與城市之間或緊張、或和緩的關系，提示作家們對心中的城市地圖時時自省，去關注那些一度被文學所忽略的角落空間，去開掘其荒蕪外表下的豐富與堅韌。同時，他指出部分地域文化符號的僵硬，重申在地方性寫作中把握差異與普遍的均衡的重要性，強調對人性、對福克納所說的“郵票般大小的地方”的返歸，而這也是一個作家讓自己的寫作面貌日益清晰的必由之路。

王敏的《文學表述中的城市、城里人與城市生活方式》，反思了文學對城市化進程的表達，指出城市文學中精神層面敘事的匱乏，勾勒城市與鄉村的價值博弈脈絡，感慨城市生活的機械性、商業性與欲望化對人的異化。城市文學不能只有精英的視角，而應傾聽更多渺小的、邊緣的聲音，但若只注意到城市與鄉村的對立，一味貶抑城市，而漠視傳統與先鋒、荒野與文明之間的承接，同樣是需要警惕的傾向。

對于“方言”或“方言性”寫作的有效性，陳培浩的《游牧于地方性與總體性之間》討論得頗深。文學化了的方言，成為人們賴以想象地方性的媒介，寄托了知識分子們各異的文化追求，而文學如何激活“方言性”的問題，正是我們如何體認精神扎根的地方，如何既保留差異性，又使地方特色脫離本質主義的霸權，不至于僵化的問題。當下，作家和地理的關系變得多樣了，但不會就此消失，地域性仍然會以一種精神的方式，寄寓于作家的靈魂之中。一部好的作品，像阿來的《云中記》，往往是產生在地方與普遍、個體與集體的縫隙里。

唐睿的《城市文學中的自我追尋》，從王占黑和黃怡的城市書寫著手，去討論年輕一代在城市中確認自我、尋找認同的過程。無論是王占黑的餛飩店與早點鋪，還是黃怡的塘西，本質上都是一種對介于宏大與細碎之間的社區歷史的迷戀，一種有選擇地調配真實與虛構，從而營造一個自我世界的嘗試。于急速嬗變的環境中，城市人亟待抓住一點什么，可能是歷史，可能是文化，但又同時質疑著這些身份的標簽。城市與人，就在接受與拒絕、傳統與現代之間，互相形塑著彼此。

面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瞬息萬變的當下，作家在現實面前，很容易感到慌亂與無力，哪怕調動各種寫作資源，似乎也不能足夠有力地詮釋現狀。可現實堅硬而無可回避，一味從歷史與虛構中尋求慰藉，最終只會使作品流于淺薄。一種好的城市文學寫作，離不開結實的物質細節，更需要作家對正在發生的現代性進程有自己的切入角度，擺脫二元對立的模式，把握更內在的中國精神，更準確地去表達都市中的光與暗、情與罪，并持續追問這些境況背后的復雜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