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

林馥娜，中國作協會員、廣東作協詩歌創作委員會委員、廣東文學院簽約作家。作品見于《世界文學》等國內外刊物、高考模擬試卷及央視科教頻道，部分作品被譯成英、俄、韓、蒙等語言。出版有《我帶著遼闊的悲喜》《曠野淘馥》等詩歌、理論、散文集7部，主編詩集2部。曾獲國際潮人文學獎、人民文學征文獎、廣東省有為文學獎、廣東省大沙田詩歌獎等。

自我之編織與無我之織物

□黃金明

我嘗試以寫作者或專業讀者的身份，談談對林馥娜的詩歌看法。

一是林馥娜詩中的“自我與無我”。從林馥娜處理事物的書寫姿態來看，其超越性別的意識很明顯。林馥娜的詩歌，跟她本人形象有很大的疏離或反差。她的詩并非處處從女性的視角去寫，就是中性或母性亦無法涵蓋，有勢大力沉的陽剛一面。這樣，就使她一下子跟其他女詩人區別開了。純粹的女性詩人或主要以女性生活為表達對象的女詩人，可能較集中地聚焦于女性本身及環繞其周遭的人與事去書寫，比如說家庭、婚戀、飲食、時裝、化妝品等等。但是，林馥娜的詩歌有時會索性擺脫日常經驗去寫作，有不少形而上或超驗的東西。這使她在題材上有較大的開拓性，其詩歌空間也相當廣闊。譬如，《當你老了》這樣寫：“而今，性別與身世已無關緊要”，也是其詩超越性別的一個佐證。

林馥娜詩中的“自我”，相當真實、飽滿、豐富。她的寫作姿態很謙卑，跟世間萬物采取了一種和平共處的態度。林馥娜比較尊重萬物內在的秩序及隱秘的聲音，并能從中探索到詩歌或人世間的奧秘。我始終認為，詩歌是一種神秘，其聲音雖然隱秘，卻也并非不可捕捉或聆聽。詩人要做的就是揭示這個秘密。而林馥娜是通過詩里面的“自我”去完成這一切的。這個“自我”，在她的詩中，經常是隱身的，或者像導演那樣居于幕后，顯得自然而有說服力。

就此而言，她詩里的這個“自我”，具有很大的開放性。而開放性也是創造性的一個重要途徑，這使得她的詩因避免封閉而具有了多重闡釋的可能。這種開放性，使她在寫作中處理事情、事物及人性時，有一種如入無人之境的大開大合。可以說，她的寫作從完成“自我”入手，逐步過渡到了一種“忘我”或“無我”的境界，顯得比較厚重大氣。

二是談談“身體與織物”。對于女性詩人來講，至于身體的自我欣賞及書寫，歷來是司空見慣的。但是在林馥娜的筆下，她詩歌里面的“身體”，延續了其“自我”的豐富性，顯得很有創造力及開放性。她的詩歌，經得起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談論。她詩歌中的“身體”，充滿了多種解讀的可能性——我從這個角度談論“身體”的開放性。有的女詩人，一寫身體往往就關涉愛情或性愛，這樣的寫法失之簡單，也未免無聊。但林馥娜詩歌里的“身體”，具有很強的象征性或形而上的意味，能將詩人對世界的觀察與思考融入其中，不可簡單地將其視之為女性的身體，它甚至具有一種“非人”性或“去人間”性。

譬如說《獨自守在灘涂上的石雕》這首詩，里面寫到了一個意象“石雕”，這不是真正的身體，只是對身體的模仿，但又不是普通的石頭，至少具有了人類的表情乃至承載著人類的記憶與想象。這種被雕刻出來的“身體”，其實充滿了人類的歷史感和命運感。它雖然是石雕，但也記錄了人間的悲歡乃至萬物之間的聯系。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模擬性的“身體”具有了存在的合法性，并超越了我們通常理解的身體，它可以擺脫物質性的肉體而得以存在。這樣的書寫，在我看來是充滿詩性的。《這里的人懷疾病如懷嬰兒》，寫到了桑塔格式的身體與疾病的隱喻。可以說，上一首詩，是石頭經過雕刻，具有了人性或隱喻性的肉身；而這一首，卻是身體因疾病而變得病態或被物化，病了的不僅僅是人或人性，也是理想、生活、社會乃至土地的染病及腐敗。

再回來談身體跟織物的關系。林馥娜在《織物》中寫道：“我用詩之線編織珀涅羅珀之織物”“出來吧，與我對坐，為了虛空”，就將一些具象之物，如織物也好，身體也好，寫得很虛，很空靈。從技術的層面來看，林馥娜處理得相當好。她的不少詩歌，都具有織物的某些屬性——那種講究手藝的編織，編織過程中的持恒或虔誠，織物的包裹或網羅特質及其脫離于實物的象征性。總之，這種編織跟時間的關系很復雜，既有對抗或擁抱，也有消解或融合，更重要的是具有某種包含了巨大空間的心靈屬性——時空可能在某個奇點上交匯。

三是林馥娜詩里的批判精神與悲憫情懷。當前，不少詩人的書寫比較狹隘，容易流于低俗化或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淖之中。而林馥娜的書寫，無論是題材還是寫法，都往往能輕而易舉地超越這些層面。她詩歌里面的批評性很強，這也是重新命名或將一個詞語重新擦亮的過程。我記得，她以前有首詩叫《釘子》，在雷鋒那里，“釘子”就是榜樣，但是在拆遷之中，“釘子”就是“刁民”。這樣，釘子這個詞語就具有了不同層面的內涵，寄寓了她對弱勢群體的深切悲憫與同情，且有強烈的批判精神。這就是一個詩人的社會責任感。對于一個女詩人來講，這尤為難得。

總之，林馥娜的詩歌值得我們好好去研讀。也說點不足之處，林馥娜的詩歌，有時略顯生硬，不夠自然，在形式和節奏上還得下點功夫。也有的句子顯得比較俗套，一些成語或熟語，用時要特別謹慎和小心。如果用得不好，就要刪掉或替換。另外，還是要警惕一些流行性的思維方式，詩歌之所以神秘，其書寫方式也應當是神秘的。在語言上，不妨有探索及冒險的勇氣，這可能會使寫作抵達陌生而奇異的地方。我主張每一個詩人都要盡可能地清除陳詞濫調，就像清理揉入眼睛的沙子那樣。這樣的詩歌，可能會更有說服力，讀者也有更多的驚喜。

作為女性詩歌書寫者的林馥娜

□龍揚志

林馥娜的作品給人一種安靜、溫婉、優雅的感覺，這也許是她作為女性進入世界的一種方式，也是她對當代詩歌的豐富與擴張。不是所有的女性寫作都可稱之為“女性詩歌”，雖然它標示了身份的區別，更重要的還是社會性別，包括女性思考世界的方式，如何建構不同于男性的異質性世界，思考男女平等、女性解放、女性權益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都是屬于女性的思考維度。

比如《驚春——瓦上花》中的這幾節：

事物如秋葉年年凋去/還有多少未經歷練的人生//無從揣測。在懵懂初開的日子/女人在生活里趕場/倚在搖搖欲墜的公車上瞌睡//她像祖輩、母輩一樣躬身勞作，貼地行走/而女人的翅膀/尷尬地拖在身后，成為拖泥帶水的無用之物//密密麻麻的行跡/一行行，深深碼在心里

這里寫女性的成長，寫少女變成混跡職場與家庭的身份的轉變，折翼的天使面臨生活與生存的考驗。這種經驗是男性無法獲得的，而且詩歌本身具有強烈的沖擊力。“她”的疲勞感來自生活中的奔波，除了家庭的負擔，還承接來自社會的責任。這種視野作為男性很難去感受，或者即便感受，也不會換位思考。林馥娜很多詩歌中都體現了女性不斷思考自我的維度，她的提煉是具體而非空虛的，《驚春——瓦上花》中“疲勞感”讓人聯想到鄭敏的《金黃的稻束》，“無數個疲倦的母親”和“那皺了的美麗的臉”，就這樣喚起讀者對于女性群體的思考，所以她不僅是寫自己，而在寫一類人。

作為女性詩歌書寫者的林馥娜，她的性別經驗不是流于身體感受，而是有更深刻的東西。曾經有一段時間，女性詩歌熱衷于呈現離經叛道的身體經驗，我們把這種傾向叫做販賣身體經驗，利用它搏取讀者的眼球，但是走極端就容易變成取巧。林馥娜始終沒有走這條終南捷徑，而是從女性身份出發，去獲得更深的言說權力。

我覺得林馥娜的詩歌技巧已經成熟，但也需要在文本中加一些力量，跟舉重運動員一樣，達到哪個級別之后要給自己加碼，不論是思想容量還是介入現實的方式，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語言持續創新的挑戰，林馥娜作為一個從事多年寫作的詩人，也要注意克服對自我經驗和表達方式的因襲，真正的創新動力來自于對自我的超越。同時，語言的感受力不是由理性思維賦予的，詩歌的精髓在于它永遠提供一種感性的力量。如果有一天我們發現詩歌中的大詞變多了，說明你想超速行駛，想超過語言直接抵達意義。對于詩歌寫作來說，這是危險的超速，必須在讀者開出的罰單到來之前，趕緊把速度降下來，堅持從感情出發，從感性經驗出發，通過語言活力表達詩人內心的感受，這樣才能回到詩歌的軌道。

澄明與沉著超越一己之悲歡

□楊湯琛

我覺得林馥娜的詩歌有兩個問題，其一，對情感和理念的把握比較概念化，喜歡下定義，有一種強烈的命名欲望，這種方式會局限于單向度書寫，詩歌形態缺乏內在的豐富度和力量，我覺得她的詩歌可以加強暗示的力量，寫得更豐富龐雜一些。

?其二，大部分詩歌所呈現的古典性仍拘泥于對慣用詞、傳統意境的襲用，詩人仍停留于精致的古典之甕的表層而沒有勇敢地突圍。林馥娜的這一詩歌困境與努力的向度或許讓我們思考，當代詩歌該如何朝向傳統之淵進行歷史的汲取，如何讓傳統成為現代漢詩有機體的一部分，并在西方陰影下確立自身主體性。畢竟，現代白話文無論如何洗心革面，它始終深植于漢語這一源遠流長而廣袤的民族語言之上；畢竟，對于現代詩歌而言，它也并非一種需要加速前進、無限進化的文體結構，它永遠置身于艾略特所言的傳統的偉大序列之中，有其自足的美與內在要求。

在問題之后，我必須談談林馥娜詩歌的好。她的詩歌給我的總體感受是優雅，這份優雅與自覺的克制、理性的冷靜有關。對于天地萬物、生死哀樂，她總淡然保持一定的距離，其澄明與沉著類似弗里德里希所言的“去人性化”書寫，引而言之，馥娜以自我情感剝離的方式超越了個體一己的悲歡，從以物觀物乃至形而上的層面來觀看并描述世界，她的詩集叫《我帶著遼闊的悲喜》，因為其筆觸總從具象的現實展開神游并超越現實維度，不自覺地指向絕對意義的勘測，所以她的悲喜是開闊的。

林馥娜詩歌泛動著優雅之光，在她堅硬又溫潤、通透又散發暖意的詩歌中，我望見了她對破敗生活的溫柔抵制與體恤的愛。作為一名敏感的現代人，林馥娜對人生的虛妄有著深切的體認，虛空、空無等詞不止一次浮動于詩篇內部，然而，對虛無的體認并沒有讓她陷入虛無主義泥淖，她要“坐在空氣的懷里，成為時間的果實”（《坐在虛空的懷里》），堅定地用行動與愛來創造虛空中的意義，《織物》可謂詩人對自我書寫加以體認的一個總體隱喻。對于林馥娜而言，她的書寫并不尋求某種外在結果，她“獨自練習”，反復解構與重建，只是為了在“織”（寫）的行動中創造存在的意義，“在茫茫人世打著夢想的水漂”，“織”這一緩慢而堅韌的行動本身便刺破了虛空的實有，確定了主體的存在價值。要以行動來戳破這寒冷的現代性虛無，這讓我不禁想起魯迅筆下朝向無物之陣舉起投槍的戰士，較之手握利器的勇士，林馥娜溫柔而堅決，織布的隱喻固然閃爍著女性的動人光芒，但其內在的堅持與抵制有著不遜色于雄性戰士的韌度與力量。

當然，林馥娜詩歌的優雅之風離不開詩作彌漫的古典氣息。她偏好雅詞，熱愛化用詩詞典故，其古雅、矜持的書寫形態與諸多當代詩歌有著隱隱分野，甚至顯得不那么“現代”。作為浸淫詩歌前沿幾十年的資深詩人，林馥娜的古典性追求讓我相信這并非出于書寫的慣性，而有著故意為之、從現代權力機制下側身逃逸的考量，如當代詩人胡弦、楊鍵、陳先發等便曾展示了從傳統尋找詩歌動力的集體轉向，躊躇于時代旋渦邊緣的詩人們頻頻回眸，溯流于傳統詩學之源，努力掙脫癥候式的現代性籠罩，讓古典那幽美的面孔以警醒的方式徐徐綻放于現代性陰影之間，顯然，林馥娜也當屬于這些執意回望的詩人序列。

把信當詩，一種心靈的回饋

□黃禮孩

不斷推進的科技和日新月異的生活方式在改變著人們日常的行為，一些事物在消失，一些事物在到來，世事的變化令人驚呀。無論逝去的，還是尚未到來的，都是詩人書寫的對象。

在一種社會語境里，在逝去的日常里，詩人林馥娜感受到越來越精細的技術帶來了面目全非的生活，比如寫信這件事，“那些年我們頻繁寫信/仿佛日子全都在守信與寄信中”，詩人懷想著過往的時光，寫信、等信、展信，是兩條軌跡，是生活來回走動之間全部的生命意義與心靈的期許。從這日子到那個歲月，它們之間是這一封信與另一封信之間優雅的距離。“如今郵車稀落，人們言而無信/許多情懷寄丟在路上”，遺憾的是郵遞員的身影漸漸退出歷史舞臺，郵差沒有按響門鈴。“只有極速的快遞/把物質從東搬到西，由南運至北”，詩人在此筆鋒一轉，把當下的生活節奏拉到眼前，快遞是速度，也是新的輸送方式，但詩人感慨快遞送來的幾乎都是物品，是物質的東西，是物的時間，而不是那飽含深情的書信穿過茫茫人世，把風雨一堂的情誼如春風送入懷。再也不可能重返傳統書信來往的時代，這似乎是時代的悲劇，詩人在詩歌里驚醒自己，可貴的是她沒有丟掉天真的幻覺，她把所有的深情和秘密都寫進詩里，“而我迷戀于信的期待/把信寫成詩，并投進網絡的郵筒”，把詩作為書信來投遞，一個形象鮮明的比喻，成為詩人通向世界心的郵路，尋找著內在的回響。“如果它變成紙上的鉛字/便是一種言而有信的回饋”，詩人寫信的對象變成面對自我或者不存在的朋友，當“信”的詩歌寫成并在報刊上發表，就有了讀者，就有了內心泛起波瀾的收信人，此時的收信、讀信的人是誰，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詩人把此視為心靈的回饋，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一個人的無奈和安慰，映照出一個時代的風華與隱痛。詩人顯然對自己“信”當成“詩”來書寫這件事上，還是充滿了期待，她說“如果寫得足夠久/我就是信的編年史撰寫者”，一摞信就是一首首詩歌，它們構成了詩人自己的編年史。詩歌本來寫到上一節也可以結束了，但有了這兩句，它就截然不同了，一下子延伸了空間與深意。這顯示了詩人轉向的能力。作為結尾的“獨自對這個失信的世界/信誓旦旦”，更是讓詩歌有了引申的意義。詩人在此一語雙關，既呼應了前面的“人們言而無信”，也寫出傳統“信件”消失的現實，又對這個失信的世界進行了批評。當然，這首詩歌還可以更好一些，可以加強內里的節奏，還可以替換掉一些習以為常的詞語，比如“情懷”就是一個用壞的詞，因為詩歌就是抵抗陳詞濫調。還有就是詩人兩次用到“如果”，要是用更直接的口吻寫出，會更為自信，更有力量。

通過書寫，堅守了一種價值，恢復了一種信念，構建了一個新的維度，這是這首詩歌的價值。我們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總歸是建成了，這話用在林馥娜的身上也是對的，她完成了自己作為一個優秀詩人的身份。十幾年間 ，我眼看林馥娜的寫作在轉身，她從文辭的古意里轉向現代性的新韻，她勇于去探索社會題材與語言之間更好的磨合，不斷強化作品的深刻性與復雜性，超越自身的局限，獲得了新的走向。我想，對于林馥娜，我們還有更大的期待！

嘗試贊美這殘缺的世界

□馮娜

閱讀林馥娜的詩歌我想到兩個問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如何做一個詩人？作為一個詩人又該如何面對他的日常生活？我認為林馥娜是一個日常化的詩人，面對日常生活她總是抱著體恤、溫暖的心情。她觀察世界的眼光通常是安靜的、欣賞的，她總是用一種發現優點的眼光打量世界，這在她的詩歌評論中表現得很明顯，她極力發掘詩人們的長處和優點，認為他們“各承其美”。這種著意于發現美好的眼光和心境使她的詩歌整體呈現出了一種努力“嘗試贊美這殘缺的世界”的品質。

我們在談論“女性詩歌”的時候，往往基于男性話語對它們的定義和闡釋。像上個世紀翟永明“黑夜意識”等女性寫作，體現是一種女性的自我覺醒。她們為世界上少數的、過往沉默的部分發出了聲音，是很有價值的也是非常寶貴的，她們也逐漸參與建設并豐富了這個世界的多樣性。但是，每一代女性她們的女性意識以及對自我身份的認識是不一樣的，就是同時代的女性，每一個個體詩人對這種身份的理解都是不一樣的——也正是這種差異性，造就了每個詩人的獨特。

林馥娜的詩歌，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種母性。像大地一樣質樸、真誠，懷著悲憫和愛；與那種強烈自我意志的女性書寫是有很大區別的。我更傾向于認為她這種母性是自然表露，她本身就是一位母親，她的性情中就包含了這種盡力去擁抱生活的寬忍。我認為女性在寫作的時候沒有必要刻意剝離或者強調自己的女性身份，但是“娜拉出走了會怎樣”，我覺得這不僅是一個女性要思考的問題，而是每個詩人要思考的問題。無論男性還是女性，我們都要作為一個自然人和社會人，共同分擔和承擔這個世界，寫作者都要面對人類共同的問題。

另外，林馥娜詩歌的姿態是我解讀她的詩歌的一個切入點。在她《高鐵》這首詩里面，她用了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詞——“俯就”。與之相對應的是，她與詩人阿翔的對談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提問，阿翔請她談一談“你討厭什么樣的詩人”。林馥娜的回答是，我不想去討厭人，即使有些詩人在做討厭的事的時候，他們也是可憐的。將這兩者放在一起對比，我認為林馥娜是那種面對沖突時善于在內心說服自己、不吝“俯就”、達成和解的詩人，正是這種“俯就”和和解造成了她無論面對日常生活還是面對寫作上的困境，也善于去尋找一種克制之中的平衡。特德·休斯曾經說，不好的詩總是字詞之間相互抵消。我想，某種程度上，“俯就”和“和解”是不是也會造成某些抵消？譬如對某些事物需要深刻的挖掘的時候，我們淺嘗輒止了。

杜拉斯說，愛之于我，不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蔬一飯，更是一種英雄夢想。我想這種“英雄夢想”對于寫作者而言就是我們創作的雄心，如何在平凡生活中守護我們的英雄夢想，并在日常實踐中能夠去呈現它，還將依賴于日復一日的探索和掘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