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泉不忘初心，從創作伊始就立下宏愿：要做一個有現實擔當的小說家。迄今為止，他已出版了五部長篇小說和為數不少的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枯湖》獲得第八屆敦煌文藝獎和第五屆黃河文學獎長篇小說一等獎，長篇小說《沙塵暴中深呼吸》獲第二屆黃河文學獎優秀長篇小說獎，新近出版的《隨風而逝》亦獲得了甚多好評，為他的社會擔當、文化擔當的創作初衷增添了濃重的一筆。

從《枯湖》到《隨風而逝》，汪泉都以自己的使命擔當以及自己獨特的創作方式參與了當下中國文化生態的重建。他基本屬于那種長篇、中篇和短篇幾種文體都有創新嘗試的小說家，尤以長篇為佳，更屬于那種以“堅硬”的極具“內暴力”的敘述，發掘、表現生活的原生態的荒誕性，給出對生活的揭露力量的小說家，他常常在人與環境的動態的關聯中，從人的偶然或常態的甚至是乖戾的行為和意識里，進入人的內心，描述生命的真實形態。《枯湖》一開篇就以“白駱駝長大了，她能馱兩桶水了/白駱駝有心事了，馱著兩桶水竟不覺得沉重了！”擊中了讀者的心，這樣的文字敘述，既是擬人的，又是象征的，之后更以白駱駝的命運和書中所有人物的命運纏繞在一起，凸現了所有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作品的最后，黑沙窩的胡楊林子里多了兩個墳頭，多了兩塊墓碑——穆剛老師之墓、李白老師之墓。一人一牲口，皆為救人而亡，而李白老師就是開篇的白駱駝，至于白駱駝如何成為李白老師，正是《枯湖》這部長篇小說中關鍵精彩的一筆，吸引著讀者愛不釋卷地去尋找謎底，而小說家堅硬、粗糲、大氣、奇崛的敘述風格盡顯其中，文本的思想力度和細節的重新編碼，也令讀者耳目一新。

到了新近的《隨風而逝》，汪泉更是走在生活的地面上，筆墨緊貼著地面飛翔，小說描寫的是在礦難中光怪陸離而又真實的人性，并以雙視覺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去講述礦難發生后，兩個舅舅尋找兩個外甥的故事。一個舅舅在故事的外殼，一個舅舅在故事的內核向外擴張，兩條線索交匯處就是故事的核心和真相。但是，在這種災難面前，真的有真相嗎？真的尋找到了真相，人們又真的能接受嗎？汪泉在此的筆觸是不抒情的，而筆下的世界更是無情的，他的小說不會停留在細部和局部，不會停留在人物命運的迂回轉折，不會停留在人性傷痕的審察與摩挲，他的著重點是以反思的深度模式去觀照現今下世界的荒誕與黑暗，想從其中現實原點出發，梳理出現實邏輯，試圖作出某種文化分析，給出某種答案，以便對當下有某種真理性的認識……但是，在《隨風而逝》的結尾，汪泉只能給出了并非結語的兩句話：“兩個舅舅沒有一個找到出口，和兩個外甥一樣/陷入深深的井巷中。”

這是多么慘痛的生活現實，這樣寫作的現實語境，更讓人無法清晰地判斷出其作品中虛構與非虛構的界限，也許，汪泉就是要在虛實之間、生活世界的鏡像中映現這個大千世界的種種讓人悲憤的現場，展現它的堅硬無比，它的冷峻殘酷，它的焦慮和煩憂，它對人的欲望的誘惑，以及它對人的希望的碾沒。兩個舅舅的執著尋找，實質上也是小說家對自己靈魂的苦苦尋找，欲望的大廈就是在精神的廢墟上面緩緩升起的，但無論是時代之變與內心之變，我們對生活的取舍有多少是物質性的，又有多少是精神性的？在這個時代，我們的內心還留存有多少寶貴而不變的東西？我們在變動不羈的潮涌中怎樣才能找到存在的信心和終極意義呢？

說實話，無論是在《枯湖》還是在《隨風而逝》的小說文本里，汪泉還顧不上用許多的篇幅去作此種“天問”，那些戳蓋在他童年、青少年時代大西北艱苦生活的個人記憶深處的時代印記并不容易消抹，那些覆蓋在他生命靈魂之上的心理板結，也并不容易軟化，因此，他的小說敘事往往是沉重的，粗糲的，有時甚至是黑暗的，寫了黑暗中屈抑的人生，黑暗中變形的人性，黑暗中悲劇性的巨大悖論，有時讓人不忍卒讀。但好在還有“月亮孤獨地掛在天上，為這災后的黑沙窩射來一點微光。”（《枯湖》）還有“舒展的眉眼，挺直的鼻頭，微翹的嘴唇，都和兒子神似，尤其那隨時翹起來的嘴角，活脫脫就是小時候的兒子”。（《隨風而逝》）生活里總歸還有微光，總歸還有下一代，不是什么都是枯敗的，不是什么都隨風而逝。在發現惡與絕望的書寫中，汪泉最終還保留了對善的謳歌，積攢著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