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作《千萬與春住》中，張欣再次聚焦光鮮亮麗的都市白領的精神困境，以精彩流暢的敘事和精湛細膩的心理描寫揭開都會生命流光溢彩背后的慌亂和荒涼。一部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跌宕起伏的戲劇性和豐富深刻的人物刻畫皆是技藝，在此背后，如果不能觸及某種命運感，如果沒有更深刻的道與省思，這樣的小說終究不能稱為成功。必須說，《千萬與春住》精彩故事背后大有深意存焉。

小說將一個古老橋段推陳出新，但戲劇性只是起點而非賣點和終點。多年前，匆忙移民美國的夏語冰將兒子臨時托付給閨蜜滕納蜜夫婦，孰料后來被她領到美國的兒子已被閨蜜夫婦調了包，出于對自身窘迫生活的不滿，為了給親生兒子一個更好的人生，滕納蜜說服丈夫薛一峰，施行了這次對命運的“偷襲”。但命運之所以為命運，就在于你以為你憑借人力對其進行了篡改，可這種改寫不過是命運更大圖案的一部分。《千萬與春住》內置了這種復雜的命運感。在“兒子”4歲的時候，滕納蜜在商場里挑選電飯鍋時將他弄丟了。這件事導致了滕納蜜與薛一峰的婚姻難以為繼，也導致了他們無法面對夏語冰、周經緯夫婦而主動斷絕聯系。多年以后，警方找到了“兒子”的線索，他已經成了山東青州農民鄧小芬家的孩子王大壯。私心與拐賣推動下的二重命運置換構成了這部小說的戲劇性機制，但依然要重申，戲劇性在這部小說中僅是起點，是一個扳機，扣動它是為了讓子彈射向更駁雜幽微的命運奧秘。

假如一切如常，山東青州開長途貨車的青年王大壯將在美國高級白領家長大，他在世俗尺度中擁有“更高級”“更體面”人生的可能性大概是不難想見的；而自幼患有自閉癥，在美國優越醫療條件和夏語冰無微不至心靈陪伴中長大的“小桑君”將是一個廣州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滕納蜜和薛一峰的家庭大概不會解體，他的人生未必就一定更低層級。那么，傷害他們的是什么？是滕納蜜對現實物體系及其價值觀的完全認可，還是滕納蜜對命運的報復心？

成年后的滕納蜜價值觀完全被物質體系所同化，當王大壯不愿認親時，她對薛一峰說的是，這孩子為啥不知道我們才是能改變他命運的人呀？她在夏語冰面前深深感受到不同人之間牢不可破的命運壁壘。不管夏語冰做了怎樣“觸犯天條”的事情，終究有繁花似錦的幸福在等著她；而不管她滕納蜜如何刻苦勤奮、手腳并用，她所暗戀的周經緯歸國要來領走的女神依然是夏語冰。因此，她將兒子調包送到美國去，表面上是為了改寫兒子的命運，深層的心理動機則是她對那道始終橫亙在她面前的命運壁壘的偷偷回擊。

命運以自身的寬廣博大和云詭波譎回應了她。她傾心信仰的物質性倫理并不能說服所有人，至少鄧小芬和王大壯就依然活在完整的傳統仁義倫理中。小說展示了存在于倫理之間強烈的摩擦和碰撞。在高度理性、分工精密和現代都市價值觀中，內蘊著不可置疑的進化性和等級性，比如都市必然高于農村，精英白領必然高于大貨車司機。滕納蜜的調包和周經緯執著要求王大壯去美國，都隱藏著這種自以為是的邏輯。而仁義則超越現實的樸素道德觀。小說中，質樸而堅定的鄧小芬、王大壯以樸素的傳統價值觀對來自都市的滕納蜜們進行了一場情感和倫理教育。張欣并非簡單地把“都市/農村”這組關系進行價值逆轉，使農民成為神圣崇高的價值來源。她展示的是一種可貴的復雜性，一種復雜的糾結。假如沒有夏語冰和薛一峰這兩個深諳都市規則的白領精英的高效決斷和人際網絡，假如沒有宮超醫生所代表的理性高效的現代科學，鄧小芬必然難保一命。可是，“都市”為鄧小芬改了命，卻依然無法征服和改寫王大壯自主選擇的司機命，或者說無法改造他內在的仁義價值觀。正是在這里，“農村”又教育了“都市”。或許，作者想暗示的是：城市化的進程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但人類的生命在社會程序之外，依然有另一套價值程序。所以，命運的要義不僅在于使其關聯至更高級的社會程序，更在于使其對接于自洽的價值程序。

張欣并不簡單預設某種更好的命運。她不認為夏語冰必然比滕納蜜“好命”，她更愿意甄別個體面對命運狂風驟雨時的不同的定力和修為。夏語冰幾乎是小說中的一個理想型人格。她以勇敢、智慧、堅韌和耐心，承受著壓力、疏遠、欺騙、背叛和拒絕，她優雅干練地周旋并擺平各種突發危機，讓生活延續著表面的繁花似錦。可是，她卻是最后的孤獨者。周經緯面對想象的“背叛”時可以再找一個女人來維持心理平衡，滕納蜜面對命運的“不公”時可以活在堅硬的仇恨和報復中，只有夏語冰，才是真正被命運詛咒的俄狄浦斯王，前一刻還是萬事俱全，轉瞬間就一切土崩瓦解。可是，她沒有被打倒，她憤怒卻沒有失去理智，她沒有被恨所淹沒。如果說鄧小芬是傳統倫理的守衛者，夏語冰則是真正代表了現代文明的都市女性。她代表了她們的困惑和難題，也代表了她們的理想存在倫理。生命有隆冬，但不要做隆冬的囚徒。生為現代女性，如何在命運的漩渦中與恨和解，保全心靈的堅韌力量和高貴尊嚴，這可能是張欣想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