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大灣區文學的三點想法

□徐則臣（《人民文學》副主編）

一、大灣區的文學應該是“向前”的文學

改革開放的前沿不僅跟經濟有關，更跟視野和眼光有關，自由、與時俱進的開放視野與思維，在文學上亦當有相應的體現。文學的成敗，很大程度取決于視野與眼光，取決于作家的世界觀，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可能有什么樣的文學。我相信大灣區的文學會是“向前”的文學，能站在中國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前沿，也一定能站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前沿。這個“向前”，既當與“當下”有關，又當與國際化有關。大灣區的當下大概是全中國最火熱的當下，最新鮮的經驗、最迫切的問題在這里層出不窮，若是作家能夠及時有效地呈現出來，必是寫出當下最具代表性的中國故事。因為地處前沿，兼有香港、澳門多年來的國際化以及國際化寫作積累的經驗，我們有理由相信，大灣區文學可以更容易地從單一的中國經驗與寫作的框架里跳脫出來，書寫出更具全球視野的“世界文學”。

二、大灣區文學的“移民”資源

在大灣區，移民問題肯定是最重大的問題之一，香港自不必說，單是深圳和廣州，兩座城市的運行與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的都是外來人口。尤其深圳，堪稱新時期以來最大的移民城市。對移民的書寫十幾年來一直是深廣兩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界把這種寫作現象命名為“打工文學”。事實上，這種文學類型已經遠遠超出了“打工”的范疇，生發出了更深刻也更高遠的文學意義與價值。但也必須承認，此類書寫還有諸多不能讓我們滿意之處，比如題材還相對狹隘，對現實與人生的探討與挖掘還是比較輕淺，缺少必要的厚度與張力，藝術水準還有待進一步提升。但是這股文學潮流的方向是值得信任的，作家們抓住了深廣兩地現實生活的重大表征。在大灣區時代，以打工文學為基礎和準備的創作應該再出發，從底層敘事的局限中解脫出來，重新審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式移民問題，在大灣區的語境下作出更具開闊的現實性和前瞻性的“移民書寫”。

三、大灣區的文學重心當在“城市文學”

中國的城市文學，北上廣深肯定脫不了干系。現在，廣深之外，大灣區加盟了香港和澳門這兩個城市化程度更高的現代國際化大都市，于城市文學的書寫與發展更當責無旁貸。因為城市化程度足夠高，城市性相對也更充分，城市所可能具有的特點和問題也就更突出，如此背景下，大灣區天然地成為城市文學的沃土。這是大灣區文學難得的機遇，也是巨大的挑戰。期待大灣區作家以及所有關注大灣區的作家，能夠真實、真切地呈現出大灣區獨特、復雜的城市經驗，將大灣區的城市文學推向一個新高度，也期待這個高度能成為中國城市文學的新高度。

作為文化概念的“大灣區”

□楊慶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根據資料顯示：“粵港澳大灣區由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九個地市組成，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2017年末總人口已達7000萬人，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其主要定位是：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這基本上是一個以“政治、經濟和民生”為核心訴求的區域發展規劃。

在這一規劃里，雖然“多元文化的共存發展”也被相關文件提及，但總體而言是被輕輕地一筆帶過。與可以高度數字化和圖表化的技術、經濟相比，文化顯得過于抽象，但如果不借助文化的書寫和賦形，大灣區作為一個全新的“空間”也許就無法得到充分的落實和呈現。

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全新的“空間”概念不應該僅僅是一個經濟體和國家行政規劃的結果，而更應該視作是現代空間的一個重新開啟。德國著名哲學家施密特將人類對空間的開拓視作一個歷史性的過程：先是大地，其次是海洋，最后是天空。一部人類的歷史，正是人類對大地、海洋、天空進行不斷區隔、分割和占領的歷史，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各種的契約、規則和政治法權。遺憾的是施密特沒有看到我們的大灣區，否則一定會修正他的理論。大灣區幾乎是一個“并置式”的空間，換句話說，它幾乎同時對大地、海洋和天空進行了新的“歸置”，如果這么說還有點含糊的話，也許可以舉一個象征性之物——港珠澳大橋——為例，這一大橋同時占有了陸地、海洋和天空。在這個意義上，港珠澳大橋幾乎就是“大灣區”作為全新的現代空間的形象代言。它超越了施密特的“陸地——海洋——天空”的現代線性發展軌跡，而是同時將這三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全新的裝置——在這個意義上，這里面確實有一種“新時代性”。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說，“大灣區”是一個試圖融合不同的社會文化形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自由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特色經濟）和主體訴求的“超空間”結構。這就是大灣區作為全新空間的“新時代性”。

這一全新的時代性和空間需要新的想象方式和書寫形態。我認為有如下幾種新可能：第一，“大灣區”從語言的角度看主要是粵語區，同時又有英語和普通話，這幾種語言其實背后都有強大的歷史傳統和政治訴求，因此，如何在這三種語言之間建立起有效的聯系？甚至，有沒有出現一種粵語經典文學的可能？并以此特殊性與世界文學對話。第二，“大灣區”是一個帶有強烈未來感的空間，這種未來感與新科技、新思維密切相關，因此，是否可以有一種“大灣區未來文學”或者“大灣區科幻文學”？第三，“大灣區”與更廣義上的南方構成什么關系？是不是可以將“大灣區文學”納入到一種更廣泛意義上的“新南方寫作”（廣東、廣西、海南、香港、澳門）中去？

大灣區文學發展探索和期待

□李蘭妮（廣東作協副主席、深圳市作協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是習總書記親自部署的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為了探索構建大灣區文學共同體，深圳作協在中國作協、省作協、市委宣傳部、市文聯指導、支持下，從2017年開始，就如何建設聯系廣泛、充滿活力、合作共贏、成果豐碩的文學合作聯盟，包括嘗試創立長效機制，進行了早期探索和實踐。簡要匯報如下。

一、2017年12月21日，深圳舉辦了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香港作聯潘耀明會長、澳門基金會主席吳志良與我們一同策劃、探索，邀請了北上廣深港澳的著名文化學者陳思和、黃曉明、黃子平、許子東、陳曉明等人，從宏觀角度，探討、展望灣區文學的發展前景。提出：要把華人文學、城市文學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架構來思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文化版圖。大灣區文學特點之一，就是它的多元性、多樣化。大灣區如何往前走，文化將起到很大的決定性作用。期待嶺南能在灣區這個示范引領區域，創建新型文學。著名學者的論述引起全國文化界極大關注。

二、2018年9月26日，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在深圳舉辦。我們邀請了9+2城市的作家協會負責人參會。從協同、合作層面，討論了如何推動灣區文學的發展，發表了倡議書，達成共識：粵港澳大灣區不但是一個經濟共同體，也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我們要傳承文化優勢，探索走出一條超越常規的發展路徑，創建世界級城市群文學發展史的“灣區方案”。并明確：通過輪值承辦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建立文學合作長效機制。加強文學交流，推進合作聯動。形成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成為華語文學走向世界和未來的重要樞紐。我們在會上建起一個平臺：9+2文學負責人微信群。由深圳作協擔任聯絡員角色，不斷在這個微信群里發布、交流三地十一城市的文學信息。會議上，如同文學接力賽跑交棒，深圳將2019年粵港澳文學發展峰會的主辦權，鄭重地交給了澳門這座城市。澳門將在今年9月舉辦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現已向9+2城市作協負責人發出正式邀請。

三、2018年9月20日，深圳作家協會與阿里文學聯合舉辦，正式啟動了首屆“大灣區杯”網絡文學大賽。收到236部參賽作品，經過初評、復評，有30部作品入圍；再經過終評，其中10部作品獲得大賽設定的十個大獎。即：“最時代獎”、“最正能獎”、“最創新獎”、“最人氣獎”、“最熱血獎”、“歷史大獎”、“軍事大獎”、“幻想大獎”、“都市大獎”、“情感大獎”，并于今年7月2日進行公示。今年9月將舉行頒獎典禮，并啟動第二屆“大灣區杯”網絡文學大賽，我們正在積極籌備。深圳作協與阿里文學合作共識是：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與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比肩的世界四大灣區之一。大賽立足深圳及粵港澳大灣區，面向全國文學創作者及全世界華語人群，征集網絡文學原創作品。大賽原則上不限制作品題材和類型，同時特別鼓勵現實題材和中華傳統文化題材的原創作品。在作品類型和內容上，特別強調創新，反對套路化和平庸化。講格調、講品味、講責任和抵制低俗、庸俗、媚俗。

深圳作協與阿里文學對明后年的“大灣區杯”網絡文學賽有更多的設想，更高的目標。

從2017年下半年到如今，深圳作協在中國作協、省作協、市委宣傳部、市文聯直接指導下，在9+2三地11個城市文學團體的共同努力下，對灣區文學發展、合作，做了一點探索。在此，要向在場的老師、朋友表示感謝。期待在文學周的活動中，灣區文學發展的思想力、行動力得到大大的提升。我們將在省委宣傳部、省作協的帶領下，推動共建文學灣區，無愧時代賦予的光榮使命。

讓文學家來記錄歷史的細節

□楊黎光（廣東作協副主席）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戰略，是新時代推動全面開放的新舉措，是“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既是港澳發展的重大機遇，也是廣東繼續當好改革開放排頭兵的重大機遇，有利于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模式，建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新平臺。

我們要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意義，并為灣區建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根據《規劃綱要》，當前經濟總量超過10萬億元人民幣的粵港澳大灣區，將建成世界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最終形成由香港、澳門和廣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組成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四大中心城市的確立，表明粵港澳大灣區并非單一的經濟發展戰略，而是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內政外交于一體的綜合性國家戰略，具有多重意義和多重功能。

粵港澳大灣區內共有11座城市，都在嶺南這片熱土上，都面對著大海。因此，在區域地理、文化淵源、人文精神、風俗民俗上一脈相承。在發展人文灣區的過程中，悠久的嶺南文化，應是構筑灣區人文最基礎的文化傳統，在歷史、人口、語言上具有同一性，有著相似的人文價值鏈。挖掘、融合和利用這些人文價值鏈，能形成人文交流合作的最大傳承。

嶺南文化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過程，是一代一代傳承的結果。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個城市是互融互補的關系，嶺南文化的鮮明特色，在各個城市都有承接和體現，各城市在文化上密切相關，處于共生的大環境，注重文化的傳承發展，重視人才的培育使用，尤其是高端特殊文化人才，是讓文化發揮作用的關鍵。

嶺南文化也是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內生動力，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強大文化紐帶。前兩年，我寫了一本書叫《大國商幫——粵商發展史辯》，填補了粵商發展史的空白，但書中主要探討的是粵商這個群體，在近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粵商的發展，也如同歐洲的商人幫助了文藝復興一樣，推動了嶺南文化的發展。

人文灣區的建設應有傳承性、融合性、創新性，建設人文灣區，為大灣區合作發展提供文化動力和良好軟環境。

我們應該在“梳理挖掘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傳統與資源”上，做出合理的規劃，就加強文學創作進行宏觀指導；做出“粵港澳大灣區重大主題、重大題材文學創作”的計劃，提高實施生產的組織化程度和加大扶持力度，來實施精品的創作。

在當今翻天覆地變化的大時代里，文學家當然在潮流之中。我們應該用手中的筆，去記錄這個時代，尤其是報告文學的創作。

歷史學家記錄著歷史的走向，文學家去記錄歷史的細節。把這個時代的風云，真切的留給后人，這是當代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意義。我自己也在努力實踐中。

用人文價值鏈融合大灣區文學發展

——以“孫中山文化”為例

□丘樹宏

（廣東作協副主席、中山市政協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有一個特別的優勢是人文價值鏈。人文價值鏈，是粵港澳大灣區一個非常突出而獨特的東西，正是這個非常豐富而集中突出的人文價值鏈，使得大灣區的“人文灣區”建設具備了最大公約數的核心和靈魂。

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文價值鏈，大概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歷史的同一性。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自古同屬于百越之地，秦始皇統一嶺南之后，又基本同屬于南海郡范疇。兩千多年來，雖然政制不斷變化，但是11個城市的人文歷史總是維持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其次是人口的同一性。11個城市，雖然也有一定數量的客家人和閩南語系的族群，改革開放后在一些城市特別是深圳等幾個城市外來人口超過了本土人口，但絕大多數城市都是以廣府人為主體。

第三是語言的同一性。與人口的同一性一致，廣州話是11個城市共同的話語體系，即使外來人口占多數的城市，廣州話的地位也依然處于核心地位。

第四是文化的同一性。11個城市，除了香港和澳門滲入了殖民文化外，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一直占主導地位。

在所有這些人文的淵源之中，還蘊含著一個奇跡性的現象，那就是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11個城市，無不與孫中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無不深深烙上了孫中山的印記。

中山是孫中山的出生地，是他的故鄉；澳門，是其從學校走進社會從醫的地方；香港，是孫中山赴夏威夷、早年求學和革命的根據地；廣州，是孫中山革命的圣地；東莞曾經是孫中山家族的祖居地；珠海在孫中山時代同屬香山縣，與孫中山的關系極深；孫中山曾三次蒞臨肇慶謀劃革命；深圳、佛山、江門，都有許多華僑華人追隨孫中山革命。11個城市都有著眾多的孫中山文化遺存。

因為以上因素，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規劃出臺之前，11個城市的交流合作，尤其是人文的交融，其實就一直伴隨著時間和歷史的進程，而以各種方式在各個空間緊密進行著。今后，這種人文元素將是大灣區交流合作最重要的無形力量，是最高的競爭力，我們必須十分重視發掘總結，需要十分智慧地開發利用。

而這種特殊而豐富的人文價值鏈，則給大灣區的文學創作以及大灣區城市之間的文學融合與發展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

首先是在文學題材方面的融合發展。嶺南的歷史變遷、珠江的歷史變遷，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到改革開放，大灣區11個城市一衣帶水、唇齒相依。千百年來的歷史是一個浩大的富礦，取之不盡。大灣區可以做出一個規模空前的規劃，有分工有合作的部署創作。

其次是文學機構方面的融合發展。人口結構的同一性，語言的同一性等，給文學機構的合作交流提供了良好的載體和基礎。成立文學聯盟，可以以輪流坐莊的方式，定期不定期舉行會議，研討交流合作事宜。

再次是文學活動方面的融合發展。11個城市交通十分便利，各自的文學活動也豐富多彩。可以設置粵港澳大灣區形式多樣的文學采風、交流和創作活動，組織大灣區文學獎、文學展會、文學沙龍、文學培訓等等。

2007年，本人提出了“孫中山文化”的概念，2008年成為中山市第一城市品牌，2011年成為廣東省級命題，今年2月18日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揚孫中山文化資源”，孫中山文化上升為大灣區命題。孫中山文化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孫中山的思想、精神與品格；第二個方面是指這些思想、精神與品格背后的文化元素；第三，“孫中山文化”更少不了孫中山本人作為文化人、演講家，乃至詩人、書法家的文化背景。孫中山文化的特質，除了有著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又吸收了世界先進文明，是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相融合的“咸淡水文化”，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特質高度吻合、高度一致。

因此，建議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孫中山文學獎，并設立專項基金。同時，結合11個城市當地人文、當地名人與孫中山文學創作相呼應、相連接，進而擴展到配合一帶一路倡議，開展與國內外的文化交流與合作。由于孫中山的特殊性、孫中山文化廣泛而豐厚的世界性和人類性，用孫中山文化融合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有利于促進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情感認同和文化認同，有利于促進“一帶一路”的實施，有利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總之，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和各項工作安排中，我們要將“人文灣區”建設列入重要的規劃之中，融合和發展“孫中山文化”等大灣區共同的人文價值鏈，打造最具競爭力的文化軟實力，從而推進和保障大灣區戰略的全面實施，提升大灣區發展的戰略地位和意義，為建設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