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

郭爽，畢業于廈門大學中文系，曾就職于南方都市報等。小說、隨筆發表于《收獲》《當代》《作家》《山花》《上海文學》等刊物。獲德國羅伯特·博世基金會“無界行者”創作獎學金（2015）、第七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2017）、第二屆山花雙年獎·新人獎（2018）。出版作品《正午時踏進光焰》、《我愿意學習發抖》。

訪談：

寫作是重新塑造自己的過程

□郭爽VS伍嶺

體察他人的習慣早于寫作

伍嶺：你曾說過“寫普通人就在于他身上有張力，這是小說追求的東西。”然而要發現他們身上的張力，是需要不斷觀察和思考，還是需要時刻記錄？

郭爽：遠藤周作寫過一個角色是小說家，里面說他在決定當一個小說家時，就開始了努力去體察他人的生活方式。對我來說，努力去體察他人，早于我的寫作。現在看來，觀察可能是第一步，從觀察到體察，中間需要調動作者自己的情感和經驗去想象，然后才能有所“發現”吧。我不記日記，偶爾有靈感會記在筆記本上，但也不會馬上寫。

伍嶺：普通人是藝術創作的切入口，也最能讓讀者產生共鳴。你如何把握他們在寫作中的吸引力？

郭爽：在豆瓣網上，有讀者評論我的小說集《正午時踏進光焰》時說：“時代記住偉人，誰來記住我們？”所謂普通人，當他遇到大事情的時候，他的反抗是驚人的。中產階層遇到幼兒園事件，所做的也就是在門口抗議，但一個小人物遇到這樣的事情，他是會去拼命的。寫小人物就在于他身上有張力，這是小說追求的東西。

還有就是，大家傾向于認為，一個做過記者的人去寫小說，可能傾向于都市題材，但我不這么認為。白領的生活既沒有詩意也沒有熱血。作家費力去寫小說，還是希望能從中發現生活的真相。每個人都感受到過生活就像溫水泡著你，但直到看到一篇小說，才覺得這種感覺落到實處，感到“就是這樣”。我希望寫出這樣的東西，寫出所謂的“無形之形”。寫普通人，對我來說就是去發現、揭示和思考這種蘊藏在每個人身上的生存現實，也是生活的真實面貌。

具體在寫作中，我和他們、我和筆下的角色們之間有種微妙的牽引，像是隱形的繩索。我們之間的共振讓繩索搖擺。我努力做的，就是寫出這種微妙的振動中自己真實的感受。

伍嶺：你的小說集《正午時踏進光焰》里，《鮑時進》和《拱豬》等篇目都用了大篇幅去寫父輩的故事。作為青年作家，選擇上一輩的故事去敘述，還力圖寫出細節的真實，其實并不容易。為什么選擇這樣不容易的方式創作？

郭爽：因為他們在消失。物理層面的消失、精神層面的消失、歷史中的消失。所以我去造一個世界，把他們固定在其中。這樣的寫作，我覺得是了解他們的一個過程。為了細節的真實，我會大量查資料。把背景全部都搭建出來了，再去選取其中一個非常小的角落來寫。可能最后查了很多資料，只寫了一兩句。我覺得這就是“笨”吧，是一種很老實的寫作方法。

伍嶺：現在很多青年小說家會大量用到現代主義的手法創作，讀者閱讀時會試圖把這些明顯的想象和虛構成分投射到作家想要表達的思想和現實中去。但你的小說首先是寫實的，為什么如此堅持寫實？

郭爽：一方面我覺得到現在，現代主義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東西了，現實主義里也有非常多現代主義的東西。比如我的小說《拱豬》結尾，伍珊長出了一個豬鼻子。這是一個典型的現代主義的寫法，但這篇小說卻不會標榜是現代主義的小說。所以可能廣義上，現實主義現在成了容納性最大的概念。

伍嶺：你的小說里其實也有現代性，有隱喻，但故事本身流暢好讀，有時候閱讀時不會注意到這些現代性的部分，而是會先把它當作一個好看的故事讀完。你好像很注重故事本身。

郭爽：對，我覺得故事是最內核的東西。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小說是什么”。我昨天還在和幾個朋友聊，如果現在寫一個70到100萬字的大長篇，可能寫成挪威作家克瑙斯高那樣，自述式但是虛構與非虛構夾雜的，那樣才是一個探索的角度。

但對我來說，我還是一個小說的學徒，在學徒階段需要有基本功，故事都講不好就去寫抽象，那太“飛”了。如果把這個過程倒過來，一直寫很“飛”的東西，然后到了40歲，想要講故事，那就是上一輩先鋒作家的經歷，也非常艱難。

我開始得比較晚，現在做了這些，也許以后可以做減法，可以寫短的、輕的東西。但我依舊天生有講故事的欲望。

伍嶺：你似乎是一個很注重練習技巧的人？之前看到一篇文章里講到你進入寫作的方式是很理性的？

郭爽：是，我沒有一篇小說是隨便寫的。它可能會很自然，張弛有度，但不是隨便能做到的。沒有經過思考不可能做到，“自然”也是經過考慮的“自然”。

技巧的事情我不愛談，因為我覺得那是評論家該做的事情。我是一個寫作者，要講對我重要的東西。分析自己的作品不是作家該做的事情，因為一旦你去給自己解釋，就局限了某些東西，作品往往比解釋更復雜廣大。

情感的東西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一本書背后，一定有非常強烈的情感驅使，才會讓你有持續動力。甚至你表達什么都不重要，你相信什么，最后還相信嗎？這才是重要的。如果沒有這么強烈的情感驅動，是無法完成寫作的。

我看過胡遷的一個訪談，他說最好的小說永遠都不是設計，是獻祭。我一樣是這樣認為的。

“想象”這事件需要勇氣

伍嶺：《我愿意學習發抖》這本書給人一種“當代童話”的感受，你激活了古老的童話，同時也讓童話給予當下的生存啟示和指引。你是如何在非虛構寫作里完成童話中的現實再造？?

郭爽：這本書的第一個故事叫《漢斯，為了叫你歡喜》。故事的主人公特蕾莎帶領我走進她的世界，告訴我她最喜歡《幸運的漢斯》這個《格林童話》里的故事。跟她這種奇妙的聯結，讓我明白童話雖然在生活中肉眼不可見，但它儲存在讀過它的人心里。與其說我是要去喚醒這些古老的童話，不如說我試圖去觸摸一顆顆心。這個坐在你面前的、活生生的人，她的心在記憶著些什么。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始終以這個問題來引領自己落筆的方向，我想也是童話流傳、講述的根本動力——我聽到了這個故事，并被打動，想要講給好朋友聽，我會如何去講？

童話最初的誕生，并非是印刷在紙上的靜態文本，而是在一個或多個場合里，聽某人親口所講故事的整理和記錄。所以童話本身是流動性的。聽和講這兩個動作之間，有每個講者的遐思、情感和想象。這是我理解的“再造”，事實上童話需要再造，再造讓童話充滿活力。

伍嶺：童話意味著什么？

郭爽：菲利普·普爾曼說過，“講童話故事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不過是巧用人類的想象力。”然而這件事，“對孩子們來說輕而易舉，但對大人們而言，實在難于登天。”

關于想象力，說起來似乎抽象，但大人為什么會覺得一則童話里充滿了bug？或者覺得童話片面？就是他在閱讀的時候，沒法放飛想象。他對照現實和自己的經驗，然后覺得童話不過是荒誕無稽。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張會自己開飯的小桌子，為什么不痛痛快快使用它呢？啊，你會發現，想象這件事，并沒有那么容易，它需要勇氣，需要不受社會規范約束的一顆自由天真的心。而自由，大概是寫作最重要也最需要的事。

伍嶺：那你覺得文學創作是否也是對其他文學再造的過程？

郭爽：我寫過一段話，關于文學傳統與創新之間關系的思考，是這樣的：寫作的未來與過去緊密相連。我迷戀朱利安·巴恩斯說的一個意象，他覺得文學史并非直線、代代相承，而像一張大圓桌，各個世紀的作家圍坐桌邊，有進有出。但丁、莎士比亞、李白、杜甫、卡夫卡等目前仍未離場，壞笑著時不時瞟一眼門口，想看看下一個破門而入的家伙長什么樣，有怎樣的音色和脾性、能坐多久。

踏入時間的河流，寫作者在里面辨認人類的來路和去路，在傳統里發現個人才能，再把目光投向未來。從觀察和體認現實，到重構和創造真實，每一代、每一個寫作者的努力，都是為了越過時間的障礙，抵達人存在的真實。

對我來說，寫作是生命的共振，是每一個寫作者用心去感知別的心、重新塑造自己生命的過程。我們是從哪里來的？我們與世界的關系是什么？這條道路漫長，艱辛，但走著走著，我們擁有了全新的世界，同時，我們也聽見古老的聲音。

所有寫作都為了拓展 “敘述”的場域

伍嶺：你怎樣理解虛構和非虛構的關系？

郭爽：作為一個讀者的時候，我不會太考慮“虛構”“非虛構”這樣的詞，而把他們看作出版類別。馬爾克斯有一本書，翻譯成中文叫《活著為了講述》，如何講述才是最重要的。在當代整個世界范圍內，可能虛構和非虛構的邊界一直是作家試圖打破的，讓小說看起來像真的，讓非虛構看起來像小說。因為現實本身并不那么真實，或者說越來越不真實。如何去捕捉和表達這種微妙的感受，如果文學還能作為一種有活力的藝術形式的話，需要去面對和處理這個重要的問題——如何用文學來拓寬我們的認知邊界。

我的一位朋友的說法讓我很有啟發：蓋伊·特立斯的《鄰人之妻》是典型的非虛構（報道式）寫作，如果我們談到非虛構另外一個類別“非虛構小說”的時候一定會提到卡波蒂的《冷血》。卡波蒂是小說家，勝在文體和語調；特立斯是記者，勝在題材和挖掘的力度。所有的非虛構作品都要面臨時間的檢驗，五十年后如果讀者還去讀它，不會是因為他們寫的題材有多么特異，而是作家怎么去講述、如何創造一種獨特的講述方式。

但根本上，一個寫作者，你不能只考慮題材，而要考慮語言。每天我們的日常語言和寫作語言都在受到現實的侵占和攻擊，你怎么擁有一種自己的語言，用這種語言去進行最大限度抵達真實的講述。

伍嶺：非虛構小說是非虛構文學里的一種流派嗎？

郭爽：在西方現代文學中，非虛構小說被普遍認為是一種流派、而非文類。它是隨著1965年杜魯門·卡波蒂的《冷血》的出版而正式確立的。但現在這種提法已經過時了或者說不再作為一種流派、概念而提出了。在《冷血》的影響下，諾曼·梅勒的《劊子手之歌》《夜幕下的大軍》、亞歷克斯·哈里的《根》等等都可納入非虛構小說范圍。而之后以湯姆·沃爾夫為代表的新新聞主義崛起，反對卡波蒂認為的非虛構不能使用第一人稱的做法，而是把作者的觀察和經驗更多地融入傳統新聞的敘述手法里去，用第一人稱來行文也不再罕見。

所以可以把非虛構小說和新新聞主義都視作幾十年前就已發生過的文學思潮，不過它們現在仍然啟發和影響我們如何去寫作。

在我看來，卡波蒂是小說家，湯姆·沃爾夫是記者，他們雖然都以真實的人物、事件為原型來寫作，但出發點和效果截然不同。當然，他們都拓展了“敘述”這個大的場域。

現在我們已經不會說一位小說家是意識流小說家或者象征主義小說家了，這些曾經的流派都已經成為廣義的現代主義文學傳統的一部分，被大量使用在寫作中，像呼吸一樣自然。中文寫作也在這個大的文學語境里成長和變化。

寫作是嘗試回答——人類是什么？

伍嶺：有哪些作家或學者對你產生過影響？

郭爽：過去三年我不斷重讀這些人的書，我想他們或多或少影響了我：莎士比亞、契訶夫、卡夫卡、湯顯祖、普魯斯特、T·S·艾略特、魯迅、遠藤周作、卡波蒂、伊麗莎白·畢肖普、福柯。

伍嶺：除了這些影響你的作家之外，目前還有哪些閱讀方向？有沒有特別想要攻克的比較難的書籍？

郭爽：我習慣階段性地讀一個主題的書。比如去德國之前，讀了不少關于神話、中西傳說比較、童話研究的書。前年我一度想寫一個關于閩南地區民俗的題材，就跑去泉州兩次，小時候我也在那兒呆過，有些記憶和感受，然后又去了臺灣南部。看了很多關于閩南和臺灣的民間信仰、口頭傳說、建筑等等方面的書，甚至包括他們的玩具啊方言啊這樣的書。

去年我讀得最久也最認真的一本書是奧爾巴赫的《摹仿論》。

今年因為要寫遠藤周作的題目，目前書桌上堆了很多本書待讀。

伍嶺：你覺得這個時代的青年作家應該去關注哪些問題？

郭爽：去年，89歲的哈貝馬斯接受采訪時說：“我仍舊是老派觀點，哲學應該繼續嘗試回答康德的問題：我能知道什么？我應該知道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人類是什么？”對我來說，把“哲學”替換為“文學”，把“康德”替換為“契訶夫”或者“卡夫卡”同樣說得通。對文學來說，可能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個問題——人類是什么？

所謂關注，我想是從自我經驗中深刻思考錘煉的結果，每個寫作者也只是在這個時代和國度里活著的一個個體。大概這樣的“關注”，才是靠得住的吧。

伍嶺：從什么時候開始有文學夢想的？又為什么能讓你一直堅持？

郭爽：我想可能我的文學啟蒙很早，童年時期就感受過文學的美和力量，所以一直渴望能從事文字工作，不一定是自己創作，包括新聞、出版這種傳播、服務型的角色也讓我覺得有意思、有價值。做一個讀者是幸福的，微信群剛流行的時候，我張羅過幾個喜歡閱讀的朋友建了一個群叫“普通讀者”，后來不了了之，大概閱讀也好寫作也好終歸是個體的事情。

與我的同齡人相比，我的寫作開始得比較遲。對我來說它不是一個從小立志、然后堅持的結果，而更多的是命運神秘神奇的牽引吧。

創作年表

●2014年2月，短篇小說《把戲》刊發于《上海文學》。

●2015年獲德國羅伯特·博世基金會“無界行者”創作獎學金。2015年2月、9月，2017年5月三次赴德田野調查，以童話為線索書寫當代生活。2017年1月-2019年2月，此系列作品陸續刊發于《作家》《山花》《青年文學》《西湖》《單讀》等刊物。獲《思南文學選刊》選載。

●2017年8月，中篇小說《拱豬》獲第七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

●2017年9月至今，中短篇小說《鮑時進被偷走的四十年》《拱豬》《蹦床》《飼貓》《九重葛》《清潔》《死亡練習》陸續刊發于《山花》《作品》《青年文學》《當代》《收獲》《廣州文藝》等刊物。獲《小說月報》《小說月報·大字版》《長江文藝·好小說》《中篇小說選刊》等刊物選載。

●2018年11月，出版首部小說集《正午時踏進光焰》。獲第四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青年作家提名、第二屆做書獎年度原創小說提名、第十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潛力新人提名。

●2018年12月，小說《九重葛》入選中國小說學會2019年小說排行榜中篇小說前十。

●2018年12月-2019年1月，中短篇小說收入《2018中國短篇小說排行榜》、《2018中國短篇小說年選》、《2018中國中篇小說年選》、《巖層：2018中國青春文學》等選本。

●2019年1月，出版《我愿意學習發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