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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文學真正的價值在于拓展人類情感與觀念的邊界
更新時間:2019-12-17 來源:廣東文壇
作家簡介:
馬拉,1978年生,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創造性寫作專業。中國作協會員,廣東文學院簽約作家。在《人民文學》《收獲》《十月》《上海文學》等文學期刊發表大量作品,入選國內多種重要選本。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余零圖殘卷》《思南》《金芝》《東柯三錄》《未完成的肖像》,中短篇小說集《生與十二月》《葬禮上的陌生人》,詩集《安靜的先生》。曾獲《人民文學》長篇小說新人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廣東省青年文學獎、《廣州文藝》都市小說雙年獎、《上海文學》短篇小說新人獎等獎項。
創作談:
卑微而無限的事業
1.
為什么要寫作,如何寫作?無數前輩大師談過,再談無非重復,重復還是要談,這并非倔強或缺乏自知之明。寫作即生活,人活在時代之中,所有的寫作都會刻上時代的疤痕,差別在于,有的深些,有的淺些。我不認為有脫離時代的寫作,偉大的作品并不是指它脫離了所處的時代,而是它審視它所處的時代,開啟了另一種可能。人類的生活因此變得豐富,發展成為可能。庸俗的寫作停留在呈現,缺乏發現的能力。這也說明,呈現是寫作的基本要求,它是偉大的基礎。我們能夠發現什么?能為人類貢獻哪怕一個新詞,也是值得驕傲的。我這么說,沒有說新即是好,問題在于,我們身在俗世,世界豐富,繚亂多姿,它并沒有提供足夠的新奇感,相反,我們因為重復而厭倦。激情退場,我們試圖找一個安靜的棲息地,接受不斷重復的命運。激進的人們認為,四十之后都是余生:我們已經歷生、愛,只有死是未知的。然而,那是一個必將抵達的終點。愛或許在某些人生命中缺席,肉體成為消費一種,心靈是否充實還是一個未知數。為了消解對必然到來的終點的恐懼,人類需要一個詞:信仰。
寫作作為一種信仰,缺乏必要的約束力,它并不限定什么,但無形的邊界控制著寫作者。在遠古時代,文字被認為是具有神性的。在我幼年生活的鄉村,有“敬惜字紙”的說法,寫過字的紙都是值得尊重的。甚至,在極端的情況下,會成為禁忌。對文字的敬惜,影響著寫作,寫作被神圣化,日常生活不配被書寫,它只記錄重大的事件,對人類精神有規范性、指導性的內容。從這個角度講,文字是精神的載體,而寫作則規范著人的思維和行為。寫作上的每一次突破,意味著精神領域的一次重大解放,或者現實生活的拓展。寫作并未超越現實,它只是將某個隱蔽的部分予以呈現,或者強化、放大,使之成為日常的一部分。通常,驚世駭俗的作品并不在于它書寫了一個新的世界,而是將現實世界強行展露出來,如同撕開一個傷口,鮮血淋漓,我們不得不正視它,不得繼續忽略它的存在。例如《洛麗塔》,它所表現的內容,今天看起來如此稀松平常。《洛麗塔》出現之前多少個時代,多少個洛麗塔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我們并不知道,但一定有過。即使在今天,我們的寫作同樣需要布魯諾維護真理般的信仰。有意思的是,生活或者觀念并無絕對真理可言,昨日的先鋒可能會是今天的笑話。
審視我們當下的寫作,我有種強烈的厭倦感,它過于現實,過于機巧,我也是其中一份子。這兩年,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應該如何去寫作。如果我們將寫作抽象化,它無非是將當下的境況文字化,我們試圖將寫作的根須扎進現實的皮肉。作為一個有著十多年寫作經驗的寫作者,我看到周圍有很多同行進入中年后,放棄了寫作。開始,我以為是屈從于生活的壓力,他們為面包放下手中的筆,我相信有一天,他們還會回來。后來,我慢慢意識到,和面包的關系并沒有那么緊密。他們不再寫,一定是意識到了某種虛空,他們在問自己,寫作的意義到底在哪兒,我為什么要寫作?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之前,寫作的重要性下降,面包的意義上升。是的,寫了二十年,你發現,你寫下的東西不值一提,你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僅僅只是沉溺于現實瑣碎的書寫,那些家長里短讓人厭倦。爆炸、失業、財富夢想、股票、戰爭,發達的媒體時刻在直播現實。它如此貼近,如此冰冷,讓人喪失書寫的激情,似乎一切都被強大的資訊掩埋。寫作,還能干什么?這個疑問壓迫著寫作者。
不妨用科學領域打個比方。愛迪生和愛因斯坦,這兩個大得不能再大的名字。如果讓我們憑直覺選一個最偉大的,我想多數人會和我一樣選愛因斯坦。這個問題值得分析,愛迪生作為一個偉大的發明家,他解決了無數現實問題,有力改變了我們的現實生活,比如電燈,比如電話,比如復印機,比如發報機……愛因斯坦的成就我們不太理解,但知道他打開了一個宇宙。顯然愛迪生是在基礎理論的支持下,創造了新的事物。愛因斯坦卻是那個建立了基礎理論的人,在他的基礎上,發明成為可能。對多數作家來說,能成為愛迪生已經是值得驕傲的了,愛因斯坦是神一樣的名字。這么說,答案已經清晰。作為一個偉大的寫作者,他要解決的是基礎的、根本的問題。那么,什么是寫作的根本問題?我以為無非是自由、平等和愛。這是任何書寫的基礎。寫作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是與人的發展一致的。一個有尊嚴,有追求的寫作者,必須立足在這些根本問題之上,他的寫作才會獲得價值,才能足夠的堅定。在這個大前提之下,需要精確地分析我們所處的時代,探索如何擴大自由、平等與愛的領域。把大詞細化,讓它產生具體,可觸的生命質感,讓它切入我們零碎的生活,從細小的事物中發現偉大的意義。這是項卑微而無限的事業。
2.
我寫過一些創作談,我想引用幾個片段:
“小說是一個夢想,它的價值不在于是否反映了生活的現實,而在于它能否喚醒我們內心隱蔽的部分。在這個小說中,它的極端和殘忍,都埋藏著深切的溫情。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展示血淋淋的傷口,以其奇崛吸引視聽,而是想說明,即使在慘烈之中,人心依然是溫暖而善良的。”
“我所認為好的小說是這樣的,它是荒誕的,超越了庸常的可能性,同時又合情合理;它極端地表現人類生活的個別片段,從而顯示出足夠的獨特性。對荒誕生活的想象,我們怎么想都不過分,因此生活遠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加荒誕。我們必須明白,社會生活是人類想象力的總和,作為單獨的個人,無法窮盡這想象之海。”
“那些一開始就為寫作定了調子,或者說想寫一點什么,表達一點什么的作家,注定只能在故事的層面徘徊,他們所進行的是經驗的簡單復制,猶如一個卑劣的畫匠,給大自然涂上最蠢笨的光影。一個小說家可以偶爾蠢笨,但不可以一輩子蠢笨,除非他立定志向當文字投影工。一個優秀的作家,他的寫作必須是經驗的重新組合和提升,這個過程包括了作家的思考,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寫作無異是靈魂的自虐,我所獲得的快感跟我受到的傷害密切相關。一個堅持文學理想的人,注定是個受虐狂。我常常會想象一幅畫面,在文學的麥田里,大師們收割之后,無數的孩子一遍又一遍地搜尋著屬于他的麥穗,麥田如此空闊,一眼望不到頭,但幾乎見不到麥穗,那些提著籃子的孩子都有著倔強的表情,他們不肯離去。我能看到他們拾到麥穗時,欣喜的表情,我感同身受。因為我知道,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個。
3.
在朋友圈看到王敖的一句話“生命中總是有人龐大如食鯨動物”,這句話頓時讓我傷感。就拿我的舍友嚴彬來說吧,他出了本小說集《宇宙公主打來電話》,這是他的第一本小說集。他給我時,我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感覺,不過是一本薄薄的小書罷了。等我看完,卻有點震驚。他的準確和細膩,對情緒和場景的把握能力實在是太強悍了。傷感、幻想、失敗和欲望構成他小說的主題,他就像一個敏感的小王子。那么精確和微妙,這當然也是一種巨大的能力。
我顯然不是這種類型的小說家。在寫作上,我有一種貫穿始終的焦慮感,如何寫出適合自己的作品?我從來不認為一個作家能寫出各種類型的作品,就像再好的匠人,也不可能精通一切手藝。這種焦慮的根源在于我并沒有建立起對這個世界的判斷標準,我只是模糊地觸摸到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也許是建立價值觀的基礎,也許毫無意義,這就要看我的造化了。就像現在,我可以輕松地談論文學,卻不太好對某一個具體的作品進行闡釋,尤其是自己寫的,你怎么說都有自圓其說的嫌疑,而你在畫這個圓之前并沒有把握。
具體到小說。小說雖有其基本規制,但對其基本任務,不外乎創造經典人物或表現世道人心幾種說法。我都贊成。落實在寫作上,我更偏向于誘導。小說家就像一個騙子,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所有的技法最終都是為了實現效果,讓讀者相信小說家所創造的世界,并感同身受。如果小說家打算說出真理,他肯定不是赤裸裸地兜售真理,他會拋出一個故事,講一個人,讓這個故事,故事里的人替他把真理說出。人和故事都是誘餌,寫小說不過是制造誘餌,從這個角度來講,我更愿意把小說理解成誘導的藝術。進而不妨做一個推論:所有的藝術都是誘導。作為生產者的藝術家,努力完成誘餌的制造,這是他所提供的最直觀的產品。至于產品的使用效果,這就要看藝術家的生產質量了。
孫頻在她的一個創作談里寫到“我越來越反感‘生猛酷烈’的標簽”,“所以人對自己的認識本身就是一個深淵,平靜的水面之下不知道有多少暗流涌動,又不知道有多少溝壑縱橫”。這肯定是一個成長的過程。生活并沒有那么激動人心,也沒有那么生猛酷烈。如果把一個人的一生剪輯成一部電影,高潮可能不過只有那么幾分鐘,多數時間被無聊和平庸所充斥。這并不可怕,這是我們所能接受的最好的命運。作為一個小說家,我們會不甘如此。如何深刻地表現日常,也許并不是要寫得多么生猛酷烈,而是我們是否能夠提供一種新鮮的體驗和情緒。好的作家永遠在創造和發現情緒,他們在開發我們的感受力,而感受力會讓我們成為更豐富的人。在我的小說中,我試圖發現有價值的情緒。有還是沒有,裁判權不在我,而在讀者。每一個讀者都是一個復雜的情緒集合體,也許有的讀者能夠感受到新的情緒,也許沒有。這也沒什么好遺憾的。
創作年表:
●短篇《非非之死》發表于《青年文學》2003年第9期
●短篇《一個尋找天堂的人》發表于《青年文學》2004年第12期
●中篇《家住親嘴樓》發表于《小說界》2005年第6期
●短篇《未完成的肖像》發表于《山花》2005年第5期
●短篇《水云軒寓言》發表于《江南》2005年第6期
●中篇《碉堡》發表于《長江文藝》2006年第10期
●長篇《死于河畔》發表于《江南》2006年長篇小說專號春夏卷
●中篇《念奴嬌》發表于《大家》2007年第1期
●中篇《蒿里》發表于《大家》2008年第3期
●短篇《小艾》發表于《百花洲》2009年第5期
●短篇《愛別離》發表于《山花》2010年第5期
●長篇《未完成的肖像》發表于《作家》2011年第3期
●短篇《夏商函先生》發表于《上海文學》2011年第12期
●長篇《果兒》發表于《收獲》2012年長篇小說專號春夏卷
●長篇《亡靈之嘆》發表于《江南》2013年第2期
●中篇《廣廈無根》發表于《小說界》2013年第3期
●中篇《青瓷》發表于《山花》2013年第7期
●短篇《莫思歸》發表于《上海文學》2013年第11期
●短篇《送釋之先生還走馬》發表于《人民文學》2015年第9期
●短篇《鯨魚記》發表于《作家》2016年第11期
●長篇《思南》發表于《十月·長篇小說》2017年第4期
●短篇《刺虎》發表于《青年文學》2017年第9期
●短篇《仙鶴圖》發表于《作家》2018年第2期
●短篇《地鼠》發表于《上海文學》2018年第4期
●長篇《余零圖殘卷》發表于《十月·長篇小說》2018年第3期
●短篇《凋碧桐圖》發表于《山花》2018年第7期
●中篇《創業史》發表于《青年文學》2018年第11期(中篇小說)
●短篇《鯊魚》發表于《天涯》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