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

馮娜，生于云南麗江，白族。畢業并任職于中山大學。中國作協會員，廣東文學院簽約作家，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創意寫作中心特聘導師，首都師范大學第12屆駐校詩人。著有《無數燈火選中的夜》《尋鶴》等詩文集多部。曾獲華文青年詩人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等。

位于大學城校區的中山大學圖書館，相當于是詩人馮娜的“私家書房”。從2007年開始，馮娜就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至今十余年，每天上午九點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開電腦，看備忘錄，讀書……

一位詩人，每天泡在圖書館里，被浩瀚書海所包圍，這是多少讀書人艷羨的工作。馮娜也坦言，只要聽聞她的職業，經常會有人搬出博爾赫斯以及他的名言——“如果有天堂，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

圖書館，人類最為智慧、深奧、隱秘的思想和愿望都被一行行鉛字收攏，開闔在紙頁當中。它不僅是博爾赫斯筆下的六邊形通天塔，更是一座嵌套式的環形迷宮。馮娜說，只有在圖書館工作的館員，才有機會在閉館過后的深夜圖書館里游蕩：“你會感到幽邃的靜謐中，所有紙張都在呼吸，甚至試圖開口說話。當你屏住呼吸，走到書架與書架之間，無數輕飄飄的‘書之幽靈’與你若即若離，在你耳畔、頸間、發梢上一張一翕，從它們身邊經過，才體驗到博爾赫斯所說的：覺得自己是一座完整無缺的秘密寶庫的主人。”

日復一日，馮娜在“書之幽靈”中間度過了自己的青春，她的人生也保持著這樣的連貫性：靜默、勞作、等待。她說，“有時我挺感謝博爾赫斯，因為他的緣故，很難一下子融入熱絡人際的我，可以和知曉他的人談及圖書館，也因此可以從人群中識別出自己的同類。但這個環形迷宮的精妙是無法和任何一個人解釋和分享的。”

訪 談

南都：從個人角度來說，你怎么理解圖書館這份工作給你的寫作帶來的意義？

馮娜：圖書館的工作是非常適合一個寫作者的。首先可以親近很多書籍，可以讀到非常多的經典以及流行書籍，能掌握很多知識性的東西。另一方面圖書館的工作環境是比較安靜的，這種安靜的特質也非常適合一個寫作者。

我個人的生活經歷，是跟學校非常有緣分的人。我出生在學校，父母也是老師，我一直跟隨他們從一個學校遷徙到另一個學校，直到我讀大學，再留校工作，我人生幾乎每個節點都與學校分不開。

小的時候我生活在云南一個多民族聚居地，成長經歷也比較特殊吧。我雖然是一個白族人，但我從小是和藏族小孩一塊長大，所以我小時候還可以說是精通藏語的，這樣的生長環境，可能造就了我跟大自然的一些親近，也跟知識性的書籍、和圖書館有一種天然的親近的感覺。所以我覺得寫作這條道路，可能是從一開始就有的，并不是我選擇了寫作，而是這樣的道路選擇了我，而且我一直相信不是詩人在選擇詩歌，而是詩歌在不斷地挑選著它的詩人。

南都：有一些評論家將你和狄金森進行比較，你自己對此怎么看？

馮娜：狄金森是一個在那個時代來說非常了不起的女詩人，我們都知道，就在當下來說女性寫作者的天空也是比較低的，但是在狄金森的時代，她幾乎是在一個非常幽閉的狀態下寫詩，她待在自己的書房里，在自己家方圓不過十里的地方，她了解那里的植物，了解那里的自然生活，她與她的朋友有很多書信的往來，這些都在《寧靜的激情》這本書里有所體現。我覺得狄金森的詩歌也反映了這樣的一種面貌：一個詩人可能日常生活比較單調，但是這不影響她內心世界是非常豐沛的。所以我覺得可能有一些評論家，會類比我和狄金森的生活，因為在他們看來，一個圖書館員的生活日常可能也是很單調的。但是我在寫作中可能展示的內心生活又是很豐富的。

南都：書房在你的生活當中占據了什么樣的位置？你想參觀誰的書房？

馮娜：圖書館就是我的書房，我的日常生活與這間“書房”是完全不能分割的，它幾乎占據了我一個人獨處的時間、閱讀的時間和寫作的時間，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我會比較想參觀博爾赫斯的阿根廷國家圖書館吧，因為我目前還沒有去過，然后應該有一個對照性的作家，就是像拜倫這樣的詩人。因為拜倫36歲就去世了，我想他是一位天才式的詩人，我也很想看看他的書房是什么樣的。

南都：在圖書館里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一次工作經歷？

馮娜：我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是在圖書館，或者說我的書房里面完成的。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就叫做《蒼鷺與它的幽靈》，在那里面我把圖書館里的書籍和它的精魂定義為“書的幽靈”。我回憶起一次比較特殊的經歷：有一天當我工作到很晚的時候，圖書館的人都散去了，我一個人還在一個巨大的圖書館的迷宮當中，我覺得我還在思考，我還在寫作，然后我仿佛看到了我幼時的一只蒼鷺，就是一只大鳥，它從我的頭頂飛過，大概就出現了這樣的幻覺，我覺得很有意思。

南都：在你自己的藏書里，有沒有特別珍貴的一本？

馮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跟博爾赫斯算是雙重身份的同行，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在阿根廷的國家圖書館做過館長，他也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大概1999年的時候，中國出版過一套博爾赫斯全集，2015年的時候，上海譯文出版社又重新再版了一次他的全集，我覺得這一套書值得很多人一讀再讀。博爾赫斯可以說是創造了一個新的文學世界，而且在雙眼已經看不見的情況下，他還用口述的方式繼續寫作。

我有一些很珍貴的藏書，并不是因為版本的珍貴，而是因為有一些詩集是朋友自印的，或者是很早年印刷的版本，可能已經絕版，已經不容易再被找到了，我非常珍視這種來自作家和朋友之間這種惺惺相惜的友誼，他們的書籍也為我珍藏，一直放在我的書架上。有些時候我看到它們就像和我的同行、我的朋友們見面一樣。

南都：談談你最近在看的書？

馮娜：因為我最近在寫一部佛教人物的傳記，就把黑塞的《悉達多》拿出來再讀了一遍，我一直都非常喜歡黑塞，在《悉達多》里釋迦牟尼的形象就是一位智者的形象，黑塞是在為一個智者作傳，給了我很多的啟發和思考。另外，最近正在看的一本是祝勇的《故宮的古物之美》。

如果用我的方式去判斷一本書的藝術價值，或者是在歷史上有沒有被留下珍藏的意義的話，我會用時間來檢驗它，就像我在圖書館會看到非常多的經典，也會看到有很多“零度書籍”，所謂的“零度書籍”就是可能從來沒有被人借閱過的書，那這些書是否真的有意義和價值的存在？我想可能它還在等待著它的那個讀者吧。

南都：你在《顏如舜華》《唯有梅花似故人》兩部新作里，重現了《詩經》中的大部分植物以及近四十種宋代詞人提及最多的植物，寫作過程中一定經歷了大量學術上的爬梳，你的創作初衷是什么？

馮娜：人與自然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我的切入口就是詩經中的草木和宋詞中的草木。當然這套書還會有續集，這次推出的這兩本，是回到我們古老的傳統當中去看待我們的世界，看待自然，感受先人是怎樣和自然相處的，他們怎樣理解我們身邊的草木，又怎樣賦予它們人文情懷的。

文獻的工作量非常大，要做大量的文獻綜述的工作，考據到的這些東西，它們可能確實目前還存在于我們的身邊，這時候我就要去田野調查了，去看這些植物它本身是什么樣子的，它從古代到今天有哪些地理上的變遷，我們今天氣候環境的改變，對它們又造成了什么樣影響，我們每一代文人在它們身上所寄予的情思有了什么新的改變……這兩本書的面世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過程。

南都：博爾赫斯曾說，“被圖書館包圍是一種非常美好的感覺。”你從2007年開始到圖書館工作，十多年來有些怎樣的心得體會？

馮娜：看著一批又一批的學生們，我覺得青春是永恒的，時間也是亙古的，作為一個寫作者，你會覺得留給自己的時間好像并不是太多了。一個人終其一生要寫出一部自己滿意的作品來，或者是他要在時間長河里留下某些可以被記錄的東西，這是非常困難的。我經常會在學校工作，就有這樣的一種被時間催促的感覺，然后也會覺得進入了博爾赫斯的通天塔。但是這個通天塔大家都知道是永遠不可能建完的。

學校工作讓我每天跟年輕人生活在一起，總是覺得自己好像還有漫長的青春期沒有過完，所以我總覺得自己的創作生命力還是很旺盛的。我的關注領域也很多，感興趣的地方也很多，所以我每天就像一個學徒一樣，在這個巨大的圖書館的世界里遨游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