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為中國當代文學重要階段的“十七年”文學之一翼的“十七年”兒童文學，一直缺少深度研究。“十七年”兒童文學的發展演進，既與整個大文學合轍同構，又有其自身的作為“兒童的”文學的特殊性：共青團中央和中國作家協會雙重管理的童書出版與兒童文學，少年隊的文學與“共產主義教育方向性”的紅色基因，蘇聯兒童文學從理論到創作的多方面影響，是“十七年”兒童文學最重要的現象，并直接規范與調整著兒童文學的發展演進。

關鍵詞

“十七年”；兒童文學；文學制度；文學思潮；中外關系；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揭開了中國文化、中國文學及其獨立組成部分的中國兒童文學的嶄新篇章。中國歷史的巨大轉型與變革，帶給當代中國文學新的思想內涵、新的題材內容、新的描寫對象與新的創作力量?！笆吣辍保?949—1965）兒童文學作為“十七年”整個當代文學的組成部分，其發展思潮、文化語境、文學氣脈、創作流變乃至順逆曲直，既與整個大文學合轍同構，又顯示出兒童文學自身的特殊性?？疾臁笆吣辍眱和膶W，最能顯示其作為“兒童的”文學的特殊發展規律與演進態勢的是這樣三種現象：就文學制度而言，是共青團中央和中國作家協會雙重管理下的童書出版與兒童文學；就文學思潮與創作氣脈而言，是少年隊的文學與“共產主義教育方向性”的紅色基因；就文學的中外關系而言，受蘇聯兒童文學從理論到創作的多方面影響。

一、共青團中央和中國作家協會雙重管理下的童書出版與兒童文學

兒童文學的發展變革與整個文學具有一致性，在現代社會，特別與文學的體制管理、文藝制度以及傳播出版機制密切相關。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20世紀50年代，先由共青團中央管理，以后中國作家協會才高視重視兒童文學并將其納入重要工作，這是考察“十七年”兒童文學，尤其是1950年代兒童文學的一個重要維度與入口。

1.新的文學與新的文學體制

傳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將“第三個十年”（1937年至1949年）的文學按照政治區域劃分為解放區文學、國統區文學和淪陷區文學，但作為“轉折年代”，1940年代尤其是1945年之后的文學史，恰恰是上述區域文學格局發生變遷的歷史過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解放區文學逐漸一統山河，發展為新中國文學的過程。像抗日戰爭初期一樣，這一轉折年代也出現了文學藝術家群體的大規模跨區域流動，但方向卻截然相反，不是東部城市的左翼知識分子輾轉投奔延安，而是解放區文藝工作者隨軍東進——1940年代中期從西北和華北農村根據地進入城市及工業最密集的東北地區，1940年代末又從北方解放區南下。超越區域限制的新中國文化正是在這一文化主體的流動過程中逐步全面建立起來的，解放區文藝工作者作為新中國文化的創造主體，如何接收和改造淪陷區、國統區的區域遺產，如何在對不同地方經驗的處理中將誕生于特定地理環境的解放區文化發展為新的國家文化，這構成了現代中國文學包括兒童文學在內的轉折年代里最為關鍵的文化景觀。1

1949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標志著解放區與國統區兩支文藝隊伍的會師，這次代表大會“是從老解放區來的與從新解放區來的兩部分文藝軍隊的會師，也是新文藝部隊的代表與贊成改造的舊文藝的代表的會師，又是在農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隊中的這三部分文藝軍隊的會師”2。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的650名代表中，屬于既從事成人文學又從事兒童文學的“雙肩挑”作家、評論家有鄭振鐸、葉圣陶、豐子愷、趙景深、高士其、張天翼、陳伯吹、嚴文井、阮章競、蘇蘇、徐調孚、何公超、金近、胡奇等。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在“全國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聲中閉幕，標志著毛澤東文藝思想受到全國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擁護，奠定了此后文藝為工農兵、為廣大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

1950年代新中國成立初的文藝政策，主要沿襲了戰爭年代的思路，把文藝作為整個革命事業的一條重要戰線，對文藝工作高度重視，將其納入革命和建設的總體目標。這勢必出現新中國成立初以政權建設為依托，建立起全國統一的文藝領導和組織機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盟簡稱中國文聯，中國作家協會），提出統一的文藝方針與政策，進行統一的規劃和管理，為文藝發展提供了過去所不可比擬的條件，從而使新中國文藝發展逐步走上一體化體制的建設。3

2.共青團中央管理的童書出版與兒童文學

解放區文化發展為新的國家文化與文藝發展的一體化體制建設和管理，這是50年代新中國文學發展的兩個基本特征。但是對于新中國文學的特殊組成部分的兒童文學，新生政權則是采取了特殊的規劃和管理方式，即把兒童報刊圖書的出版與兒童文學事業交給了黨的后備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1957年5月以前稱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是共產黨的助手和后備軍，共青團中央受黨中央領導。中國少年先鋒隊（簡稱少先隊）是中國少年兒童的群眾組織，少先隊的創立者是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13日是少先隊建隊日）。中國共產黨委托共青團直接領導少先隊。在這種垂直領導建制下，由共青團中央管理和領導直接影響億萬少年兒童思想道德建設與精神生命健康成長的少兒圖書報刊與兒童文學事業，也就成了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于是，由團中央管理并派出解放區干部接手童書出版，并進而規劃兒童文學，自然成為50年代初期直接決定和影響中國童書與兒童文學發展的重要現象。

對此現象，本文根據相關文獻資料，按時間順序整理出下列一份清晰的歷史路線圖：

1950年，黨中央把發展青少年兒童讀物出版業的任務，交給了團中央。團中央為此成立了團中央出版委員會，由李庚任主任，并立即著手在北京組建青年出版社4。李庚（1917—1997），福建閩侯人。曾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歷任武漢全國學聯、全國青年救亡協會負責人，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青年生活》雜志編輯，新四軍3師地方工作干部。

1950年1月，青年團中央在北京創辦青年出版社，1953年與開明書店合并組建中國青年出版社。李庚任中國青年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中國青年出版社高度重視出版兒童文學，自1950年至1955年，出版了155種兒童圖書。

1950年11月5日，團中央主辦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報《中國少年報》（周刊）創刊，其前身是《中國少年兒童》。毛澤東主席親筆為《中國少年報》題名。首任總編輯左林。左林，湖南瀏陽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任蘇北解放區華中少年出版社社長、《新華日報》華中版特約記者。1951年后，歷任團中央委員、團中央少年部部長?！吨袊倌陥蟆返乃拇髮谌宋铩靶』⒆印薄爸慕憬恪薄皠幽X筋爺爺”“小靈通”，深受少年兒童喜愛。

1950年6月1日，共青團西南工作委員會主辦的綜合性少先隊刊物《紅領巾》在重慶創刊。

1951年，據《華東地區公私營圖書出版業名錄（1951年1月至6月）》的統計，1951年中國出版重心上海以及江浙共有出版少兒讀物的出版機構20家（18家在上海），其中國營出版社2家：青年出版社華東營業處、新少年報社，均在上海；公私合營1家：新兒童書店，在上海；私營17家：15家在上海，有人世間出版社、三民圖書公司、大陸書局、大富書店、兄弟圖書公司、東南書局、春秋書社、國光書店、國民書局、啟明書局、童聯書店、華光書店、萬象書店、萬業書店、藝術書店，浙江1家中國兒童書店，南京1家民豐印書館。

1952年1月1日，團中央和華東軍政委員會新聞出版局決定，在上海成立“少年兒童出版社籌備委員會”，以上海的新兒童書店為基礎，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大東書局參加。龐來青任主任委員，包蕾任秘書。龐來青（1899—1978），浙江寧波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團中央直屬的青年出版社華東營業處行政委員會主任。

1952年12月28日，由團中央主管的少年兒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宋慶齡題寫社名。這是1949年后我國第一個專業的全國性兒童讀物出版機構。郭云任社長，陳伯吹任副社長。關于少年兒童出版社的籌建過程是：1950年年底，團中央出版委員會主任李庚，以上海軍管會特派軍代表的身份，接管了被官僚資本滲入的私企兒童書局，并吸收了幾家小型私人兒童書店，組建成立公私合營性質的新兒童書店。1951年，又吸收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大東書局等的部分編輯出版人員，最終于1952年12月成立少年兒童出版社。1954年，又有啟明、基本、華光、春秋四家私企書局并入，人員增至百余人。少年兒童出版社的編輯業務由團中央領導，經營和黨務歸上海市委與華東軍政委員會新聞出版局兼管。1958年8月，團中央將少年兒童出版社移交給上海市出版局，從此成為上海市屬的出版機構。5

1953年9月，中宣部專門召開了研究少兒讀物出版的工作會議。會議認為：“國營及公私合營出版社出版的兒童讀物太少，從1950年至1952年三年中，國營及公私合營出版社出版的兒童讀物只占全部兒童讀物種類的27.56‰，占印行冊數的53.22‰；私營出版社占種數的72.44‰，占印行冊數的46.78‰?！?私營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大多粗制濫造，內容非常惡劣。為了改善兒童讀物的現狀與存在問題，會議要求教育部來管理兒童讀物；要求少年兒童出版社提高兒童讀物的種類和數量；要求對私營出版社的兒童讀物適當的加以限制；進一步加強對私營出版社的整頓改造。6

1954年，全國基本完成了對私營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新版、再版少兒圖書1260種，印行1369萬冊，其中國營出版社及公私合營出版社出版的品種占60‰，印數占80.4‰。

歷史文獻表明，1949年至1954年，在共青團中央的管理與努力之下，新中國已在幾乎一片廢墟的基礎上，重建了完全嶄新的少兒出版報刊體系，兒童文學的新氣候、新作為正在逐漸形成。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收獲是新中國第一家專業少兒讀物出版機構——少年兒童出版社在上海高規格成立，同時重要省市地區的團委創辦了一批少兒報刊，如《中國少年報》《新少年報》《紅領巾》《少先隊員》《中學生》等。當時中國的童書與兒童文學作品的出版發表，北以中國青年出版社、南以少年兒童出版社為中心，再加上一批少先隊報刊，這使兒童文學作家有了一展身手的平臺，推出了共和國最初的一批優秀作品。如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張天翼的兒童小說《羅文英的故事》、高士其的科學文藝《我們的土壤媽媽》、秦兆陽的童話《小燕子萬里飛行記》、馮雪峰的人物傳記《魯迅和他少年時代的朋友》、郭墟的兒童故事《楊司令的少先隊》，這5部作品榮獲“第一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1949—1953）”的獎項，囊括了全部一等獎。

但是，由于這一時期的童書與兒童文學歸口共青團/少先隊系統，很難引起廣大作家、藝術家的關注，再加上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雙肩跳”傳統——一大批兒童文學作家，同時也在現代文學創作領域卓有建樹，而不是專業為兒童寫作，如葉圣陶、冰心、張天翼、嚴文井等，而新生的年輕兒童文學作家還未成長起來，這就勢必造成本土原創兒童文學的薄弱，因而不得不依靠外國兒童文學尤其是蘇聯作品的翻譯。1955年9月，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表《請為少年兒童寫作》，指出國內兒童讀物的內容“采自蘇聯作品的在80‰以上”，批評“大多數的中國作家們并不重視兒童，因而也就不重視兒童文學”。這是符合當時實情的。兒童讀物奇缺，兒童文學亟須花大力氣發展，這已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社會呼吁。

3.毛澤東主席的批示促使中國作家協會重視兒童文學

1955年是中國童書出版與兒童文學事業的管理體制發生重大調整的時間節點，也是共和國兒童文學出現快速發展的轉機之年：中國作家協會開始重視兒童文學，并將兒童文學納入作協的重要工作之中。發生這一轉變的契機是毛澤東主席高度重視兒童文學的一份批件。本文根據相關文獻資料，按時間順序整理如下：

1955年8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一辦公室編印的《情況簡報》第334號刊載了《兒童讀物奇缺，有關部門重視不夠》的材料，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國務院第二辦公室主任林楓向毛澤東主席報告：“主席：過去未及注意此事?，F即著手了解情況，集中意見，設法解決之。方案定后再報。”材料介紹：

中國少年報社最近召集有關部門座談關于兒童讀物問題，會上普遍反映兒童迫切需要的作品和中國兒童文學奇缺，許多應該有的讀物沒有，在僅有的讀物中，又多半只適合小學四、五、六年級的學生閱讀。（毛澤東主席在這段話的旁邊批注：“書少?！保?造成此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一）各地文化、教育部門和團委不重視兒童讀物的創作和供應，各地出版社都沒有編兒童讀物的干部和出版計劃。（二）一般作家不愿給兒童寫東西，也有些作家覺得搞兒童文學“糊不了口，出不了名”。（毛澤東主席在這兩行旁批注：“無人編?！保ㄈ┤珖鄶禃瓴毁u兒童讀物，有的雖推銷，也不積極，只停留在少數門市部，沒有面向學校和孩子們。（四）書價過高，一般的兒童讀物價錢都在一、二角以上，有的翻譯作品需七八角甚至一元，孩子們沒錢買。（毛澤東主席在這一行旁批注：“太貴?！保?..8月4日，毛澤東主席將這份《情況簡報》批給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國務院第二辦公室主任林楓：“林楓同志：此事請你注意，邀些有關的同志談一下，設法解決。”7

同年8月15日，團中央書記處向黨中央呈報了《關于當前少年兒童讀物奇缺問題的報告》，報告在匯報了河北、江蘇、山東等地有關情況后，提出了“大力繁榮兒童文學”和“加強兒童讀物出版力量”的措施。團中央決定在繼續辦好歸屬團中央管轄的在上海的少年兒童出版社、加強小學中年級及學前兒童讀物的出版外，在北京創辦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加強小學高年級和初中學生讀物的出版；同時建議江蘇、浙江、山東、河北等15個省、自治區的人民出版社設立兒童讀物室，加強全國兒童讀物的出版。報告還提出適當提高稿酬標準、加強發行和宣傳工作、增設兒童閱讀場所等建議。

同年8月27日，黨中央批轉了團中央《關于當前少年兒童讀物奇缺問題的報告》，要求全國有關方面積極地、有計劃地改善少年兒童讀物的寫作、翻譯、出版和發行工作。8

同年9月6日，《中國青年報》發表宋慶齡《源源不斷地供給孩子們精神食糧》。面對少兒讀物“奇缺”的情況，她號召文藝家們把兒童文學創作列入每年的創作計劃中。

同年9月10日，《光明日報》發表陳伯吹《關于兒童文學的現狀和進展》。提出上海的少年兒童出版社這幾年雖已出版了2800多種、發行了6000多萬冊的兒童讀物，但仍“遠遠地落后于客觀的殷切的需求”，期望有著“人類靈魂工程師”崇高稱號的作家們、教師和輔導員們等一起來推進兒童文學事業。

同年9月13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社論《讓孩子們有更加豐富多彩的讀物》。

同年9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社論指出，目前少年兒童讀物奇缺，種類、數量、質量都遠遠不能滿足少年兒童的需要，解決這些問題是目前少年兒童教育事業中的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社論作了如下批評：“中國作家協會很少認真研究發展少年兒童文學創造的問題，各地文聯大多沒有關于少年兒童文學創作的計劃，有些作家存在輕視少年兒童文學創作的錯誤思想，專業的少年兒童讀物出版社的出版編輯力量很薄弱，而各省市的人民出版社又忽視這一工作，有的甚至從來沒有出版過少年兒童讀物?！鄙缯撎岢鰹榱瞬粩嗉訌妰和膶W創作工作，“首先須要由中國作家協會擬定繁榮少年兒童文學創作的計劃，加強對少年兒童文學創作的領導”，一方面要建立一支能起骨干示范作用的專業兒童文學作家隊伍，另一方面要在“團干部、教師、輔導員、國家工作人員當中”大量培養新作家。社論期望，各有關部門應當認真對待這件事情，確定改進少年兒童讀物創作、出版、發行工作的計劃，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基本上改變這種狀況，使孩子們有更多的書讀。

同年9月16日，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表《請為少年兒童寫作》。郭沫若指出國內兒童讀物的內容“采自蘇聯作品的在80‰以上”，批評“大多數的中國作家們并不重視兒童，因而也就不重視兒童文學”。郭沫若認為“文學在陶冶道德品質和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上是很好的工具”，“一個人要在精神上比較沒有渣滓，才能做得出好的兒童文學”。.

同年9月24日，中國作家協會創作委員會少年兒童組干事會召開干事會議，討論關于少年兒童創作問題。

同年9月，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舉辦兒童文學進修班，導師為兒童文學教研室主任穆木天教授。

同年10月5日，文化部發出《關于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情況和今后改進意見的請示報告》。

同年10月27日，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第十四次理事會主席團會議，討論并通過了《中國作家協會關于少年兒童文學創作的計劃》?！队媱潯贩譃槿齻€部分：一是加強對少年兒童文學創作的領導，要求各地分會成立兒童文學組，作協與各地分會的文藝刊物經常發表兒童文學作品與理論、評介文章，并于1956年下半年召開全國少年兒童文學創作會議。二是決定組織丁玲等193名在北京和華北各省的作家、理論批評家，在1956年每人寫出一篇（部）兒童文學作品，或譯作，或研究性文章；各地分會也應完成一定數量的兒童文學作品與理論文章；作家為寫作兒童文學作品，可申請中國作協“創作貸款及津貼暫行辦法”的幫助。三是通過討論、講座、報告等形式，大力培養兒童文學創作的新生力量，要求《人民文學》與各地分會的刊物編輯部，把發現、培養兒童文學創作的新生力量，當做自己的重要任務。

同年11月1日，毛澤東主席批閱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國務院第二辦公室主任林楓關于少兒讀物的來信。林楓信中說：關于改善少年兒童讀物的創作和發行等問題，我們根據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曾和文化部、教育部、中國作家協會、中國保衛兒童委員會、團中央以及有關出版社的負責同志進行了座談?，F將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于改進少年兒童讀物創作問題的報告、文化部黨組關于改進少年兒童讀物出版發行工作的報告及教育部黨組關于少年兒童讀物問題的報告送請審閱。毛澤東主席批示：“林楓同志，此信已閱，附件還來不及看。你們可以照你們的布置去做，不要等候我提意見?！?

同年11月18日，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第十四次理事會主席團會議（擴大），專門討論了發展少年兒童文學創作的問題，會后向全國各地的分會下發了《關于發展少年兒童文學的指示》，并制定了1955—1956年有關發展兒童文學創作的具體計劃?！吨甘尽肪桶l展兒童文學的重要性、現狀及繁榮創作等問題作了具體部署。《指示》指出：“少年兒童文學是培養年輕一代成為優秀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強有力的工具；發展少年兒童文學創作，是關系著1億2000萬少年兒童的精神食糧的極其迫切的任務。但長期以來，作家協會對少年兒童文學不夠重視：很少研究兒童文學創作的情況和問題，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組織作家為少年兒童寫作，各級機關刊物也很少發表有關少年兒童文學的稿件。為了使少年兒童文學真正擔負起對年輕一代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莊嚴任務，必須堅決地有計劃地改變目前少年兒童文學讀物十分缺乏的令人不滿的狀況?！睘榇?，中國作協要求各地分會“應該把發展少年兒童文學的問題列入自己經常性的工作日程，積極組織少年兒童文學創作，糾正許多作家輕視少年兒童文學的錯誤思想，組織并擴大少年兒童文學隊伍，培養少年兒童文學的新生力量，并加強對少年兒童文學創作的思想指導”。.《指示》并就少年兒童文學的題材內容、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關系、形式和體裁、童話科幻也必須以生活真實為基礎，以及作家和科學家合作、為少年兒童創作科學文藝、名人傳記等問題作了具體指示。

同年11月24日，中國作家協會召開少年兒童文學座談會，張天翼在會上作了《關于作家深入少年兒童生活問題》的發言。

同年11月26日，新華書店總店發出《改進少年兒童讀物發行工作》的通知。

同年11月，《長江文藝》11月號發表社論《為孩子們拿起筆來》。

同年，冰心在《人民文學》8月號上發表《一人一篇》，響應郭沫若在《請為少年兒童寫作》中關于“一、二年內，每一位作家都要為少年兒童至少寫一篇東西”的倡議，并呼吁作家們反省“社會上對于我們的批評和指責”，“大多數的中國作家并不重視兒童，因而也就不重視兒童文學”。

同年，《文藝報》第十八號發表專論《多多地為少年兒童文學寫作》，專論接受《人民日報》社論《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和郭沫若等文章中對中國作協不重視少年兒童文學創作“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和緊急的號召”，呼吁廣大文藝工作者“多多地為少年兒童們寫作吧!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讓孩子們能夠讀到一批批的新書，能夠不斷有新的歌子唱，新的電影和戲看吧!這是我們每一個文藝工作者對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最光榮的責任”。

1956年3月，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召開“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袁鷹在會上做了《關于少年兒童文學創作的一些問題》的長篇發言，論述了“去年秋天由于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視而掀起的重視兒童讀物的高潮”，兒童文學創作的成績以及發展空間。

1956年6月1日，共青團中央在北京成立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這是中國唯一的國家級專業少年兒童讀物出版社。葉圣陶之子葉至善擔任第一任社長兼總編輯。

4.共和國兒童文學迎來黃金時期

歷史文獻表明，正是由于毛澤東主席高度重視兒童文學的一份批件，從1955年以后，兒童文學開始走上良性發展的快車道。兒童文學對于民族下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長，對于“培養年輕一代成為優秀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強有力的工具”，引起了上上下下的充分關注與重視。中國作家協會、團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以及出版部門，在短時期內密集召開會議研究部署落實中央精神；《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中國青年報》等中央媒體紛紛發表社論，呼吁全社會特別是文學界與出版界拿出切實措施加強兒童文學建設；郭沫若、宋慶齡、冰心、張天翼、陳伯吹等名家發表文章，力倡兒童文學與為兒童寫作。特別是中國作家協會，制訂了1955—1956年有關發展兒童文學創作的具體計劃，部署各地分會都來切實重視抓好兒童文學，規定了190多位作家的創作任務。可以說，1955年是“中國兒童文學年”。從1955年以后，兒童文學在中國文學界的地位與影響迅速得到提升，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作家的創作熱情，并由此迎來了當代兒童文學創作的第一個黃金時期。

首先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走過來的，再加上三四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第一代與第二代作家，他們正處于人生的中壯年時期（雖然有的并不是專寫兒童文學），如葉圣陶、冰心、張天翼、陳伯吹、嚴文井、何公超、賀宜、金近、蘇蘇、包蕾、黃慶云、郭風、魯兵、圣野、田地、施雁冰等，可以說開啟了兒童文學創作的第二春，他們依據厚實的藝術功底與對新時代的滿懷憧憬，在短時間內發表了一大批蜚聲文壇的精心之作。

冰心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一人一篇》，響應郭沫若“一、二年內，每一位作家都要為少年兒童至少寫一篇東西”的倡議，并帶頭動筆，很快出版了小說《陶奇的暑假日記》（1956）、《小橘燈》（1957），故事《我愛勞動了》（1956），還寫出了系列散文《再寄小讀者》，主編《1959—1961兒童文學選》。張天翼在繼小說《羅文應的故事》（1952）、兒童劇《大灰狼》（1954）之后，出版了童話《不動腦筋的故事》（1956）、《寶葫蘆的秘密》（1956），重版童話《大林和小林》（1956），還創作了小說《給孩子們》（1959）。陳伯吹的創作熱情十分高漲，不但寫出了小說《毛主席派人來了》（1956）、《一個秘密》《從山岡上跑下來的小女孩子》（1957）、《中國鐵木兒》《飛虎隊和野豬林》《最好的一課》（1959），還出版了童話《一只想飛的貓》（1956）、《小火車頭上學?！罚?957）、《哈叭狗和紅天鵝的故事》（1958）、《幻想張著彩色的翅膀》（1959）等。嚴文井的童話創作也出現一個小高峰，繼出版《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蜜蜂和蝴蝶》（1950）以后，創作的新作有《三只驕傲的小貓》（1954）、《小溪流的歌》（1956）等。老舍在創作《龍須溝》《茶館》之后，滿懷熱情地為孩子們寫了兩部童話劇《寶船》（1961）、《青蛙騎手》。黎錦暉的兩部著名兒童歌舞劇《喜鵲和小孩》《小小畫家》，也在1957年修訂出版。

此外，如賀宜的童話《小公雞歷險記》（1956）、《雞毛小不點兒》（1958）、《小神風和小平安》（1959），何公超的童話《龍女和三郎》（1955）、小說《波浪里的孩子》（1958），黃慶云的童話《奇異的紅星》（1956）、《七個哥哥和一個妹妹》（1957），金近的童話《小鯉魚跳龍門》（1957）、兒童詩《小隊長的苦惱》（1955）、《在我們村子里》（1956）、《中隊的鼓手》（1958），包蕾的童話《火螢與金魚》（1959），郭風的散文與散文詩《會飛的種子》（1955）、《洗澡的虎》（1956）、《在植物園里》（1956），以及李季的兒童詩《幸福的鑰匙》（1956）、《三邊一少年》（1959），周而復的小說《西流水的孩子們》（1956），周立波的小說《臘妹子》（1957），阮章競的童話詩《金色的海螺》（1956）、《牛仔王》（1958）等，也都是在這個激情迸發的年代創作的。

新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文藝領域，從剛剛獲得解放的工農群眾中培養寫作者，使之成為社會主義“新的文學力量”，變成一項自覺的文藝實踐。在新的社會語境下，這一文藝實踐在工廠、農村、部隊中普遍展開，并相應地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一項重要任務。為了實現這一任務，黨的各級文藝部門不僅有自覺的理論倡導，同時也制定長期規劃，且有周詳的制度安排。在整個“十七”年時期，無論是各地文學創作小組的成立，通訊員制度的實施，短期培訓班的舉辦，還是文學講座、文學會議的召開，老作家的專門輔導，新人作品集的出版，專門文學院的設立，等等，都為文學新生力量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對于當代中國兒童文學史而言，特別應當記得的是這一時期涌現的一大批年輕兒童文學新人，他們正遇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春天，又遇到從中國作協到團中央、教育部等多部門齊抓共促培養兒童文學新人的時機。尤其是中國作家協會，1956年3月，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會議通過的《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綱要》，明確將“培養青年作家”定為作協的重要工作，并列出十條具體實施細則。在當代中國，1956年是“青年創作者”群體的興起之年，中國作協主席茅盾在1956年作協理事會所作報告《培養新生力量，擴大文學隊伍》中指出，這支“青年創作者”群體多數來自“工廠、農村、部隊、學校、機關”，他們是不同于上一代作家的直接扎根于社會基層、生活在第一線的新生文學力量，同時在社會上有很高的美譽度10。須知，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直至70年代，“文學青年”“青年創作者”，甚至“業余作者”，在社會上都是被高看一眼的，是青年中的佼佼者、精英。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第三代，正是在這一時期快速出道、起飛的。他們中的代表作家、詩人有：蕭平、柯巖、徐光耀、袁鷹、胡奇、鄭文光、杲向真、劉真、任德耀、任大星、任大霖、任溶溶、洪汛濤、葛翠琳、邱勛、宗璞、劉饒民、熊塞聲、張有德、張繼樓、劉厚明、李心田、揭祥麟等，以及更年輕的孫幼軍、金波等，評論家有蔣風、束沛德等。

這一批年輕的兒童文學“青年創作者”群體，一經登上文壇，用他們對新生共和國的摯愛、信念與擔當，用他們那一顆顆充滿青春、浪漫與理想的心靈，用他們既腳踏生活一線土地又想象力無邊飛揚的職業與年齡優勢，從1956年至60年代初，短短五六年間，便創作了一大批秀華光發的作品，幾乎在兒童文學的各種門類，都奉獻出了精品力作，有不少是傳之久遠、影響數代人的經典。

小說如徐光耀的《小兵張嘎》、蕭平的《三月雪》、邱勛的《微山湖上》，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劉真的《我和小榮》、胡奇的《五彩路》、任大星的《呂小鋼和他的妹妹》、任大霖的《蟋蟀》、揭祥麟的《桂花村的孩子們》；童話如洪汛濤的《神筆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任溶溶的《“沒頭腦”和“不高興”》、鐘子茫的《孔雀的焰火》；兒童詩如柯巖的《“小兵”的故事》《“小迷糊”阿姨》，袁鷹的《彩色幻想》《時光老人的禮物》，兒歌如張繼樓的《夏天來了蟲蟲飛》；兒童劇如任德耀的《馬蘭花》；科幻小說如鄭文光的《飛向人馬座》，等等。

柯巖走上兒童文學道路很有意思，她的丈夫是著名詩人賀敬之，1955年的一天夜里，賀敬之為響應中國作協為兒童寫作的號召伏案作詩，但寫了一夜也沒寫成，柯巖說她來試試。二十一歲的柯巖由于十分熟悉兒童生活，童心活躍，當天一口氣就寫了九首兒童詩，賀敬之讀后大為欣賞，其中的三首很快發表在《人民文學》1955年12月號上11?？聨r以前是從事戲劇創作的，從此一發而不可收，走上了兒童文學道路，為孩子們創作了《“小兵”的故事》《大紅花》《最美的畫冊》（1956）、《“小迷糊”阿姨》（1959）、《我對雷鋒叔叔說》（1963）、《打電話》（1964）等一系列兒童詩和詩集，成為當代中國兒童詩的代表詩人之一。柯巖走上兒童文學道路偶然中蘊含著必然，正是50年代舉國上下重視兒童教育與兒童文學的時代氛圍把她推了出來。她的詩滿含著對新時代的生活激情，善于從平凡、瑣碎的小事中發掘出富有情趣的充滿詩意與時代精神的東西，揭示出孩子們的童心童趣與生活理想，有著自己的詩歌美學。如《大紅花》：“我家有兩朵大紅花，/掛在毛主席像底下的這一朵，媽當模范得的它。/那一朵，爸當英雄得的它。/我天天抬頭看紅花，/夜夜做夢夢見它。/快長大吧快長大，/長大也戴大紅花。”

茅盾曾高度評價1950年代崛起的“青年創作者”群體：“這些新的作者，給我們的文學帶來了新的聲音，注入了新的血液。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新事物具有敏銳的感覺，對生活和斗爭懷有充沛的熱情。他們不愧為我們文學事業的生力軍?！?2中國兒童文學史需要再加一句：他們也不愧為我們兒童文學事業的生力軍!他們的創作成就與迎來第二春的上一代作家的創作成就匯聚在一起，掀起了當代中國兒童文學第一個黃金時期的澎湃大潮。

在中國兒童文學史上，20世紀20年代是本土原創兒童文學跨越式發展的第一個奇跡，它的驅動力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后中國人“兒童觀”的變革，并借助文學研究會發起的“兒童文學運動”得以實現。20世紀50年代則是本土原創兒童文學跨越式發展的第二個奇跡，它的驅動力是新生共和國新的社會文化、新的社會變革帶給文學全新的一切與希望，誠如魯迅所期待的那樣：“為了新的孩子們，是一定要給他新作品，使他向著變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斷的發榮滋長的。”13

二、少年隊的文學與“共產主義的教育方向性”

兒童文學是一種特殊文學，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的生產者（創作、編輯、出版、評論乃至講解）是主宰現世社會運轉的成年人，而消費者（購買、閱讀、接受）則是天真未鑿的孩子。一件兒童文學作品，只有經過成年人接二連三地用文化規范的尺度和理性判斷的篩子過濾之后，才能最終送到孩子手里。這種由上而下的單向給定方式，勢必受制于成年人心目中的“兒童觀”，也即成年人怎樣看待和對待兒童的觀念。一部兒童文學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成年人“兒童觀”的演變史。有什么樣的兒童觀，就有什么樣的兒童命運與社會地位，也就有什么樣的兒童文學價值尺度與美學判斷。“十七年”兒童文學，突出體現了社會主義中國完全不同于以往時代的“兒童觀”及其影響下的“兒童文學觀”。50年代初期共青團中央直接管理童書出版與兒童文學，則從團的工作實際出發，將兒童文學納入少先隊工作的目標。

1.少年隊組織與少年隊的文學

新中國嶄新的社會制度把少年兒童看作“祖國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更把少年兒童作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要求他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0年代兒童文學創作第一個高峰期，正是在這樣的基本文化語境中出現的，而共青團與少年隊組織則在當時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195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的主要傳媒《中國少年報》《中學生》《紅領巾》《少先隊員》《兒童時代》以及全國兩家專業少兒讀物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兒童出版社（1952年成立）與北京的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56年成立）均隸屬于共青團組織，其中的兩社一報（《中國少年報》）則是團中央的直屬單位。共青團以此作為依托和基地，實施一系列直接影響1950年代兒童文學建設的舉措，同時接受蘇聯兒童文學的思想影響，奠定了少先隊的文學與兒童文學創作的“共產主義教育方向性”原則。

少年隊組織是影響當代中國兒童精神生命成長的最廣泛、最深刻的群團組織。可以說，當代中國兒童從一入學開始，就全面接受少年隊組織的教育、引導與展開的各項活動。“十七年”兒童文學集中筆調，濃墨重彩地描繪了少年兒童在隊旗下的生活，力圖形象地、藝術地揭示“兒童組織”在兒童生活和兒童教育方面“不可取代”的作用。“少先隊的文學”是當代中國兒童文學極其重要的文學現象，既以其鮮明的時代生活內容與教育方向性區別于以往“革命范式”的兒童文學（如1930年代的左翼兒童文學創作），也有別于以后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文化語境中的校園文化與校園文學。

以充滿感激、崇拜、青春的激情，歌頌中國共產黨，歌頌新中國，歌頌英雄先烈，歌頌新人新事新社會，立志做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這是少年隊活動的主要內容之一，同時這也是“十七年”兒童文學尤其是1950年代兒童文學創作的突出特點。陽光、春天、鮮花、海浪、駿馬、燕子、和平鴿、小樹苗、向日葵……這些洋溢著蓬勃生命意蘊與朝氣的詞匯，是1950年代兒童文學最常見的詩歌意象。詩人們一往情深地歌頌祖國的春天與青春的祖國：“春天，/她像一個美麗、幸福小姑娘，/快樂地走遍了/祖國的每一個地方。”（田地《祖國的春天》1954）詩人們用誠摯、樸素的感情“吹出了對故土的深沉眷戀，/吹出了對于故鄉景色的激越贊美，/吹出了對于生活的愛，/吹出了自由的歌、勞動的歌、火焰似的燃燒著青春的歌”。（郭風《葉笛》1955）袁鷹的《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松樹》一詩，是1950年代兒童文學突出的“主旋律”，體現當代中國社會對民族未來一代進行文化設計與文化規范的典型之作：

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樹苗，/這棵小樹苗是我親手栽下。/我把它插在小坡上，/用清清的湖水灌溉它。∥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樹苗，/太陽呀，你要多多照著它。/今天它是一棵幼苗，/明天就會開一樹鮮花?！卧谔杖煌?，有一棵小樹苗，/我時時刻刻想念它，/昨夜里有一場秋雨，/你又該長高了些吧!∥陶然亭的小樹苗，/快快跟我一同長大，/綠化首都，建設首都，/每天都在催著咱們哪!

“小樹苗”在黨和人民的陽光雨露沐浴之下，迅速成長，成為建設首都、建設新中國的棟梁?！靶涿纭笔且环N意象、一種期待、一種喻體，同時也是1950年代兒童文學寫作姿態與美學風格的縮影。

共和國成立之初的第一個十年，一大批有影響的兒童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以頌歌般的滿腔激情、昂奮樂觀的格調、清新瀏亮的風格，營造了當代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第一個高峰期的基本旋律與審美意象。這些作品有：郭沫若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袁鷹的《丁丁游歷北京城》《篝火燃燒的時候》《我也要紅領巾》，郭風的《火柴盒的火車》《葉笛集》《月亮的船》，田地的《和志愿軍叔叔一樣》《明天》《他在陽光下走》，賀宜的《四季兒歌》《仙樂》，田間的《向日葵》，韓笑的《戰士和孩子》，金近的《我真想入隊》《小隊長的苦惱》《中隊的鼓手》《在我們的村子里》，李季的《幸福的鑰匙》，喬羽的《讓我們蕩起雙槳》，劉御的《小青蛙》，劉饒民的《打鐘》，魯兵的《不落的太陽》，熊塞聲的《馬蓮花》，邵燕祥的《八月的營火》，柯巖的《“小迷糊”阿姨》《帽子的秘密》等。

2.在“隊旗下”的精神成長

濃墨重彩描寫少年隊生活，描寫新中國一代兒童在“隊旗下”的精神成長，表現社會主義新時代新兒童的新思想、新風貌，這是1950年代兒童文學的主要景觀。詩人袁鷹的經驗可以概括少年隊文學的美學目的，他說他的作品“都是為紅領巾而寫的，寫的也是少先隊的生活，少先隊員的歡欣和苦惱、希望和追求”，用以“反映我們祖國新一代的生活和理想、愛和憎”。14

熱情投入這一題材創作的除了老作家，主要是1950年代出現的一批年輕作者，他們熟悉學校生活，深入少先隊活動，有的本身就是教師或少先隊輔導員。這些作品多角度、多層次、多側面地描寫了1950年代兒童的生活世界，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代表作有：張天翼的《羅文應的故事》、冰心的《陶奇的暑假日記》、袁靜的《小黑馬的故事》、胡奇的《五彩路》、蕭平的《海濱的孩子》、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馬烽的《韓梅梅》、張有德的《五分》、任大星的《呂小鋼和他的妹妹》、魏金枝的《越早越好》、任大霖的《蟋蟀》、謝璞的《竹娃》、揭祥麟的《竹林牛會》等，推出了羅文應、陶奇、陳步高、韓梅梅、大虎、呂小鋼等一批新的少年人物形象。

袁靜的中篇小說《小黑馬的故事》（1958），以小黑馬、牛牛、大眼猴等天津流浪兒新舊社會兩重天的對比描寫，刻繪了新社會的新道德、新風尚如何將社會下層的小乞丐、小偷兒感化教育成為熱愛集體、熱愛勞動的國營農場優秀少年，小說充滿濃郁的生活氣息，以情感人，深接地氣，堪稱中國版的“蘇聯小說《表》”（魯迅譯）。

軍旅作家胡奇的中篇小說《五彩路》（1957），將現實與幻想融為一體，三個藏族少年勇于探索，翻越雪山，忍受困苦，去遠方尋找傳說中的“五彩放光的路”。小說描寫了解放軍艱難修筑的康藏公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年輕共和國欣欣向榮的建設事業，體現出“勇敢者的道路就是幸福生活的道路”的哲思?！段宀事贰芬陨⑽脑姲愕恼Z言與童話般的神奇色彩，使作品充滿濃郁的西南地域色彩，表達了作者自身深遠的藝術眼光。

對集體與集體主義精神的歌頌，是少先隊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描寫少年兒童在集體（少先隊、班集體、合作社、公社）生活中所接受的教育和幫助，克服缺點，進步成長，關心集體，熱愛集體，為集體做好事，向破壞集體（如合作社、生產隊的財產）的行為作斗爭等，是兒童文學小說創作中不斷被演繹、深化、重復、張揚的基本內容。例如，愛占小便宜的小學生陳步高在教師的耐心啟發和解放軍叔叔的模范行為教育下，終于認識和改正了缺點（《越早越好》）。淘氣貪玩不愛學習的小學生呂小朵，也是在少先隊集體的幫助與哥哥呂小鋼的影響下，有了上進心，得到了進步（《呂小鋼和他的妹妹》）。決心立志務農做合作社新農民而又貪玩愛斗蟋蟀的小學畢業生呂力喧，在小伙伴和集體的幫助下，終于扔掉心愛的蟋蟀，挑起助理會計的擔子（《蟋蟀》）。如何在集體的幫助教育下，克服種種“缺點”，最后得到進步，這似乎成了1950年代兒童文學“問題小說”的一種創作“模式”。類似的作品還可以找出很多，而且都是當時產生較大影響被作為優秀作品來評價的。

反映少先隊生活的兒童詩也不例外。如管樺的《在果園里》，通過老爺爺的教誨，使孩子懂得“有了友誼才有團結”的道理。汪靜之的《少先隊員滿海灘》，教育孩子要有大海一樣寬廣的胸懷，而孩子身上的缺點和錯誤，則在詩化語言的善意批評中得到了消解。金近的《小隊長的苦惱》，說明脫離同學、自以為是的工作方法搞不好少先隊工作。

影響最大的作品是張天翼的短篇小說《羅文應的故事》與袁鷹的兒童長詩《劉文學》。六年級學生羅文應具有通常男孩一樣的好奇、好動、好玩、好看熱鬧的天性，經常被各種有趣的事情吸引，因此分散了精力，影響了學習。在解放軍叔叔的期待和同學們的集體幫助下，羅文應終于“管住了”自己，學習成績進步了，最后加入了少先隊。羅文應的轉變得益于集體的力量和少先隊的幫助。這篇被譽為1950年代兒童文學典范之作的小說，由于作家純熟的表現技巧與對兒童心理、兒童語言的生動刻畫，因而避免了“說教”模式。但把好奇、好玩的兒童天性作為一種“缺點”加以批評，則是忽視兒童精神個性的反映。

袁鷹是一位濃墨重彩地熱情謳歌少年隊生活的詩人，他認為：“人民群眾的生活和斗爭，少年兒童、少先隊的多彩多姿的生活，以及表現在生活中的思想和情感，永遠是一切兒童文學、包括兒童詩在內取之下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鄙傧汝爢T的生活和成長，是袁鷹兒童詩創作的重要題材，他發表的一大批敘事詩、抒情詩、朗誦詩，多角度地抒寫了少先隊員的學習、生活與斗爭，成為“十七年”兒童詩的一種精神標本。袁鷹“寫少先隊員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生活的詩（《彩色的幻想》《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松樹》《什么花紅紅開滿山》《夜晚，在絲瓜棚下》《少年隊員游鞍山》《點起豆油燈》《說不清的志愿》《小姑娘養豬》），寫少先隊員緬懷革命先烈、繼承革命傳統的熾熱情懷的詩（《烈士墓前》《篝火燃燒的時候》《井岡山上小紅軍》《忠魂曲》《在毛主席身邊長大》），寫那些勇敢同階級敵人戰斗、勇敢保衛集體財產的少年英雄事跡的詩（《保衛紅領巾》《劉文學》《草原小姐妹》《大巴山上小青松》），寫少先隊員們渴望著走向未來、成長為共產主義接班人的詩（《獻給英雄的長輩》《紅領巾十年》《時刻準備著》《沿著雷鋒叔叔成長的道路》）”15。

袁鷹的敘事長詩《劉文學》，以新中國第一個少年英雄劉文學（1945—1959）的真實事跡為素材，謳歌了小英雄短暫而寶貴的一生。1959年冬，四川省合川縣（今屬重慶市）渠嘉鄉雙江村少先隊員劉文學，為保護集體財產，與偷盜生產隊海椒的壞人展開斗爭，終因年幼力薄，被壞人活活掐死，年僅14歲。劉文學的事跡迅速傳遍大江南北，全國各地少先隊開展了“學習劉文學，做黨的好孩子”的活動。長詩《劉文學》將英雄敘事與詩性抒情熔于一爐，描繪了少年成長與特定時代的風雨洗禮，留下了那個年代在“隊旗下”成長的少先隊員人物傳奇。詩的結尾這樣寫道：“黃桷樹啊根深葉茂，/劉文學你活在我們心里。/就像那巖邊大樹，/郁郁蔥蔥永不老?！薄秳⑽膶W》在1980年獲“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一等獎。

3.革命歷史題材的小說創作

50年代兒童文學中的小說創作題材，大致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革命歷史題材，二是少先隊校園內外生活題材（主要是校內）。加強革命傳統教育，表現理想主義、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是這一時期少兒小說創作的主脈。作者既有參加過革命與救亡的過來人，也有長在紅旗下的年輕人。親歷與體驗、想象與虛構的交織，革命傳統內容與現實教育意義的合奏，將現代中國一幕幕波瀾壯闊的歷史演繹成充滿傳奇色彩、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樂觀精神的生動文本，成為對少年隊員和廣大兒童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憶苦思甜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的形象教材。

影響較大的作品有：袁靜的《紅色少年奪糧記》，徐光耀的《小兵張嘎》，胡奇的《小馬槍》，郭墟的《楊司令的少先隊》，王愿堅的《小游擊隊員》，楊朔的《雪花飄飄》，王世鎮的《槍》，楊大群的《小礦工》，崔坪的《飲馬河馬》《紅色游擊隊》，顏一煙的《小馬倌和“大皮靴”叔叔》，韓作黎的《二千里行軍》，魯彥周的《找紅軍》，周驥良的《我們在地下作戰》，蕭平的《三月雪》，李伯寧的《鐵娃娃》等。

韓作黎的中篇小說《二千里行軍》（1955）是對1947年延安保衛戰與撤離延安的宏大歷史敘事。作品描寫延安解放區保育院小學的孩子們，從延安出發，歷經千難萬險，一次次擺脫敵機和軍隊的圍追堵截，行軍二千里，終于勝利轉移到華北解放區。小說塑造了趙鐵生、李紅梅等在革命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少年形象，同時刻畫了全身心保護孩子們轉移的校長、老師們的感人事跡?！抖Ю镄熊姟肥?0年代廣受歡迎的暢銷兒童小說。

小兵張嘎是“十七年”兒童文學塑造的一個突出的典型形象。小說再現了抗日戰爭時最殘酷年代冀中平原的斗爭場景，以“槍”為線索結構故事，從游擊隊老鐘叔送給張嘎一支木頭手槍始，到區隊長親自頒獎真槍終，中間經歷了嘎子愛槍、護槍、繳槍、藏槍、送槍等一系列情節，突出描寫了村公所遭遇戰、青紗帳伏擊戰與鬼不靈圍殲戰三次對敵斗爭高潮。作品將人物放在嚴酷的生存環境中，正面描寫戰爭的艱苦性、復雜性，在運動中塑造了張嘎這樣一位既機智、勇敢、敢愛敢恨，又頑皮不馴、野性十足、滿身“嘎”氣的少年英雄形象。真實可信的人物性格與環環相扣、一氣呵成的故事情節，使《小兵張嘎》贏得了小讀者的廣泛喜愛。小說改編成電影后，更傳遍全國五六十年代成長的一代兒童中。

與《小兵張嘎》《二千里行軍》強調故事性可讀性不同，劉真的《我和小榮》《好大娘》，胡奇的《小馬槍》《琴聲響叮咚》以及蕭平的《三月雪》等，一般都不正面描寫戰爭，而是以一種抒情化、散文化的筆調，注重人物心理刻畫，抒發少年兒童對戰爭與革命、革命隊伍中同志之愛與群眾之情的感受、感動及其精神成長，在充滿人情味的藝術氛圍中，表現出革命戰士的人格魅力。盡管戰爭殘酷無情，但依然流動著樂觀昂奮的基調，并不失兒童世界的天真、單純與稚拙。

4.追求民族化、兒童化的童話

50年代是童話創作特別活躍、佳作疊出的時期。從我國傳統民間故事、神話、傳說中吸取豐富的藝術營養，借鑒民間文學的題材、形式，強調童話的民族特色、中國氣派，注意拓寬幻想空間、張揚游戲精神以及營造作品整體的審美效果，這是50年代童話創作的顯著特色。代表作品有張天翼的《寶葫蘆的秘密》（1956），嚴文井的《小溪流的歌》（1956）、《“下次開船”港》（1957），陳伯吹的《一只想飛的貓》（1955），賀宜的《小公雞歷險記》（1956），金近的《小貓釣魚》《小鯉魚跳龍門》（1958），包蕾的《火螢與金魚》（1959）、《豬八戒吃西瓜》，洪汛濤的《神筆馬良》（1956），葛翠琳的《野葡萄》（1956），黃慶云的《奇異的紅星》（1956），任溶溶的《天才雜技演員》《“沒頭腦”和“不高興”》等；此外，任德耀的童話劇《馬蘭花》（1955）、老舍的童話劇《寶船》（1961）、阮章競的長篇童話詩《金色的海螺》（1955），也是可圈可點的童話文學佳作。50年代還出現了一大批直接從民間文學嫁接轉化過來的優秀之作，塑造了“葫蘆娃”“九色鹿”“漁童”“阿凡提”等深深植根于一代孩子記憶深處的藝術形象。

張天翼以童話形式表現當代少年兒童現實生活的中篇童話《寶葫蘆的秘密》（1957）是“十七年”兒童文學幻想藝術的高峰之作。童話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用來表達和滿足人類愿望，特別是兒童的愿望，現實世界上難以實現的愿望與夢想都能輕而易舉地得到滿足，這正是《寶葫蘆的秘密》之所以能廣受孩子歡迎的重要藝術因素。但是，當王葆發現自己愿望的滿足竟然是寶葫蘆通過不擇手段甚至觸碰道德底線來實現時，這自然違背了他本性向善的性格，寶葫蘆不但沒有給他帶來快樂，反而使他陷入巨大的精神痛苦與糾結之中，因而故事的最終結局只能是王葆與寶葫蘆一刀兩斷。《寶葫蘆的秘密》將幻想的“寶物”與校園生活自然地融合起來，小男孩王葆性格的雙重性（追求進步而又想不勞而獲）與最后的轉變（丟棄寶葫蘆）自然合轍，符合人物性格的邏輯發展。整部作品構思奇巧，以虛寫實，幻極而真，既很好地呈現了童話的藝術想象力，同時又有很強的現實批判性，與“十七年”中國社會倡導的勞動光榮助人為樂、反對不勞而獲損人利己的社會精神一脈相承，在今天依然有深刻的社會批判意義。1963年上海天馬電影制片廠將《寶葫蘆的秘密》攝制成同名故事影片，2007年中國電影集團重新投拍了同名彩色動畫影片；此外，還有同名電影版圖書與同名歌曲。《寶葫蘆的秘密》影響了中國幾代少年兒童。

嚴文井的作品善于在運動中創造美，較好地把握了運動的美學觀點和兒童思維不穩定的特點。《小溪流的歌》《“下次開船”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等，都是通過“在運動變化中進行對比”來完成童話人物性格發展的。這里有動與靜的對比、動的形象與靜的形象的對比、虛與實的對比、美與丑的對比等，讓小讀者感受到童話的幻想魅力與藝術形象的親切感、真實性。

50年代為當代兒童文學創作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盡管當時已出現某種為“趕任務”而寫的公式化、說教化的傾向，但從總體上看50年代兒童文學的基本精神是健康的、向上的，充滿青春、樂觀、清新、瀏亮的基調；50年代兒童文學的寫作姿態是認真的、嚴肅的，張天翼提出兒童文學的兩個標準：一要“孩子們看了能夠得到一些益處”；二要“讓孩子們愛看，看得進”16，陳伯吹提出的兒童文學作家要用兒童的眼睛看、耳朵聽、心靈體會的著名的“童心說”17，代表了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的主體觀念與審美走向。

5.教育兒童的文學與“中心”“任務”結合

“教育兒童的文學”與各項“中心”“任務”結合，這是“十七年”兒童文學進入1960年代以后的一個不斷被強化的基本理論話語，導致出現文學創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但在60年代早期也出現了以孫幼軍的長篇童話《小布頭奇遇記》（1961）、金波的兒童詩集《回聲》（1963）為代表的一批扎根現實土壤的優秀作品。

關于對兒童文學的教育功能的認識與理解，兒童文學界在1950年代就已作過討論。嚴文井在《〈1954—1955兒童文學選〉序言》（1956）中提出：“為了教育少年兒童，應該告訴他們多方面的生活，特別是當前的各種重大斗爭”，但必須克服“由乏味的說教代替生動的形象”的傾向，“不應該在作品里只見議論，不見形象，不應該用概念代替形象”。冰心在《〈1956兒童文學選〉序言》（1957）中強調“童心”之于兒童文學的意義。所謂童心，冰心認為“就是兒童的心理特征”，這些特征包括：天真活潑、強烈的正義感、深厚的同情心、崇拜名人英雄、模仿性、樂群、愛美、充滿好奇心等。只有針對兒童心理特征，用“他們所熟悉，能接受，能欣賞的語言”，才能寫出小讀者喜聞樂見的好作品，而那種為著“趕任務”而“拼湊”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就會枯燥、生硬，人物沒有性格，以說教代替感染”。陳伯吹在《談兒童文學創作上的幾個問題》（1956）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論”：“一個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兒童站在一起，善于從兒童的角度出發，以兒童的耳朵去聽，以兒童的眼睛去看，特別以兒童的心靈去體會，就必然會寫出兒童能看得懂、喜歡看的作品來。”1950年代中期，嚴文井、冰心、陳伯吹三位兒童文學前輩先后一致提出了“童心”的重要性，對于當時兒童文學創作中那種已露苗頭，脫離兒童世界，以說教代替形象的現象進行了嚴肅批評。然而，三位重量級作家力倡的兒童文學精神并未形成氣候，相反倒是不愿被看到的東西愈演愈烈。

1958年的“大躍進”，1959年的“反右傾”，接踵而來的是“三年困難時期”。從1961年開始，各個領域出現了反思1958年以來的成就與失誤的議論。在兒童文學領域，作為當時文化部負責人與中國作協主席的茅盾，于1961年6月寫了《六零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18的長文。

茅盾在閱讀了有關1960年批判陳伯吹“童心論”的大部分爭辯論文及幾乎全部的少兒文學作品和讀物之后，直截了當地指出：“1960年是少年兒童文學理論斗爭最熱烈的一年”，但也是“創作歉收的一年”。兒童文學創作存在著諸多問題：一是題材單一。為了配合各項政治運動，內容“幾乎全是描寫少年兒童們怎樣支援工業，農業，參加各種具有思想教育作用的活動”，脫離兒童，尤其是低幼兒童的理解接受能力。二是用概念、說教代替形象。雖然從表現上看，似乎“五花八門，實質上大同小異；看起來政治掛帥，思想性強，實質上卻是說教過多，文采不足，是‘填鴨’式的灌輸”。三是由于批判“童心論”，使兒童文學的特殊性喪失殆盡，無論是人物形象、語言，寫出來都“不免令人啼笑皆非”。茅盾尖銳地批評說：這些作品“絕大部分可以用下列的五句話來概括：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造成當時兒童文學這種局面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則“牽連到1960年所進行的少年兒童文學理論的爭論”，即批判陳伯吹的“童心論”，“這一場大辯論（幾乎所有的中央級和省級的文學刊物都加入了），有人稱之為少年兒童文學的兩條道路的斗爭”。茅盾就“童心論”“兒童情趣”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們要反對資產階級兒童文學理論家的虛偽的兒童超階級論，可是我們也應當吸收他們的工作經驗——按照兒童、少年的智力發展的不同階段該喂奶的時候就喂奶，該搭點細糧時就搭點細糧，而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開頭就硬塞高粱餅子。”不應該將盆中的臟水和孩子一起潑掉。茅盾的《六零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一文，是認識1960年代前期兒童文學創作中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及理論批評復雜狀況的重要文獻。

三、蘇聯兒童文學對“十七年”兒童文學的影響

當代中國兒童文學與外國兒童文學的關系，從來就是一個開放交流、雙向互動的關系。但就與具體國家、民族的兒童文學交流的密切程度與所受影響而言，則受制于1949年以后共和國特定時期的意識形態、對外關系與文學思潮。具體考察則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也即三種交流路向：

一是1950年代與蘇聯、東歐兒童文學的交往；二是1980年代、1990年代與歐美國家為主流的西方兒童文學交往；三是1980年代、1990年代與東南亞華人文化圈為主體的世界華文兒童文學的交往，以及與日本等亞洲國家兒童文學的交往。1950年代與蘇聯、東歐兒童文學的交往是中外兒童文學交流的重點，蘇聯兒童文學對中國兒童文學產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響。

1.大量譯介蘇聯兒童文學

蘇聯曾是世界兒童文學的重要創作基地與“出口”大國。據1980年代統計，蘇聯國內有70多家出版社，用各民族52種語言出版少兒讀物。數量已超過100億冊，并大量向國外譯介，蘇聯優秀兒童文學作品幾乎都被譯成世界所有語言出版。蘇聯兒童文學對中國兒童文學一直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從20世紀20年代末至50年代，蘇聯政治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蘇聯文學及其兒童文學也是如此。1930年代、1940年代，蘇聯兒童文學與理論話語逐漸進入中國，高爾基、馬爾夏克、蓋達爾、班臺萊耶夫等人的著述深受中國兒童文學界的歡迎。1950年代初期，由于中國奉行“學習蘇聯老大哥”的“一邊倒”政策，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兒童文學蜂擁而入，大量翻譯蘇聯作品幾乎成了一種浩大的運動。蘇聯兒童文學不但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少年兒童的精神成長，而且幾乎左右著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走向。

史料顯示，大量譯介蘇聯兒童文學是1950年代中國少兒出版界、翻譯界一道最為生動搶眼的風景線。共和國成立之初，有關部門曾對少兒讀物作過多次較大規模的清理，認為有不少讀物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不適合新中國兒童閱讀。清理后所出現的閱讀空白與當時向蘇聯學習的一整套決策相適應，于是大量譯介蘇聯兒童文學以解中國兒童的精神饑渴，自然成為195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的重要活動。

1950年代的蘇聯兒童文學翻譯、出版，以上海、北京為基地，而1952年成立的新中國第一家少兒讀物專業出版社——少年兒童出版社（上海）則是其時的譯介中心。主要翻譯家有任溶溶、陳伯吹、李俍民、曹靖華、汝龍、草嬰、黃衣青、戈寶權、夢海、吳墨蘭、鮑倏萍、呂漠野、穆木天、樓適夷、張廣英等，經過短短幾年努力，就將蘇聯兒童文學的主要作品譯入了進來，用任溶溶的話說是“眼前展現了一個新世界”19。這種翻譯熱情雖然后來在1960年代、1970年代因“反修防修”及“文革”而中斷，但“文革”后又很快被接續。

2.以小說為主體的蘇聯現實主義兒童文學

在蘇聯兒童文學創作中，以張揚現實主義精神的少年兒童小說取得的成就最大，蓋達爾、尼·諾索夫、阿列克辛是三位最具代表性的小說作家，1960年代后的重要小說作家則有阿列克賽耶夫、巴魯茲金、熱列茲尼科夫、雷巴科夫、李哈諾夫、波戈廷等。“人與大自然”一向是蘇聯兒童文學的傳統內容，也是出版量最大、最穩定的少兒讀物。被譽為“動物文學大師”的比安基、曾與肖洛霍夫一起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提名的帕烏斯托夫斯基，以及酷愛旅行、探險、農藝的普里什文是俄蘇大自然文學的三位巨匠。

蘇聯兒童文學中的詩歌與幼兒文學創作也有相當成就，普希金、馬雅可夫斯基、馬爾夏克、米哈爾科夫等都為孩子們寫過優秀的詩歌。相對而言，蘇聯童話創作比較薄弱。經過中國翻譯家持續不斷的努力，蘇聯兒童文學已被廣泛譯介進來，從普希金的童話詩《漁夫和金魚的故事》到比安基的《森林報》，從卡塔耶夫描寫衛國戰爭的少年小說《團的兒子》到蓋達爾的《遠方》《丘克和蓋克》，從阿·托爾斯泰為兒童編寫的俄羅斯民間童話到曾被蘇聯禁止發表作品的作家如安·普拉東諾夫的小說《還有個媽媽》等，都走進了中國孩子中間。外國兒童文學研究專家韋葦認為：“論及外國兒童文學對中國兒童文學影響之深廣，是沒有第二個國家可與俄羅斯相匹比的。1985年前，第一流和接近第一流的俄羅斯兒童文學作品大都被譯成漢文出版。外國兒童文學作品漢譯工作做到這一步的，唯俄羅斯一國而已?！?0

如果我們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柯斯莫杰敏斯卡）、《普通一兵》（茹爾巴）、《古麗婭的道路》（伊林娜）、《兒子的故事》（柯舍娃婭）等描寫蘇聯紅軍戰士、青年英雄的青年文學讀物包括在內，蘇聯青少年文學的漢譯書籍出版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1950年代、1960年代的中國少年兒童可以說是在蘇聯青少年兒童文學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當時不少學校里有“卓婭班”“保爾·柯察金班”“鐵木爾小組”等班組。21其中對中國青少年影響最大的是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在血與火考驗中成長起來的窮苦家庭出身的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用深刻、細膩的筆觸塑造了紅軍戰士保爾·柯察金的生動形象。保爾最根本的人生主張與理想是為全人類的解放而奮斗獻身，他那戰勝困難、戰勝自我、不屈不撓、奮發向上的人格魅力以及在堅持信念、堅持真理上表現出的超越死亡的鋼鐵般意志的“保爾精神”，深深感動了幾代讀者。據資料統計，這部小說自1945年譯入中國后，從1952年至1995年的44年間共印刷57次，光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就發行了近300萬冊。1999年國慶50周年前夕，在北京舉辦的“感動共和國的50本書”群眾投票評選活動中，該書位居第一。

3.“蘇式文論”對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影響

當代中國的文學理論曾深受“蘇式文論”的影響?！疤K式文論”既有哲學基礎，又有基本范疇和成套概念（如本體論、作家論、作品論、創作論、文體論、批評鑒賞論等），同時又有嚴格的邏輯程序和相對完備的體例，有可供闡釋和驗證的經典文學作品，因而“蘇式文論”有很長一個歷史時期為中國文壇，尤其是高校的“文學概論”課所吸納接受，甚至全盤照搬。有意味的是，“蘇式兒童文學文論”也是如此，而且由于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基礎本身的薄弱，更為兒童文學界看好。

50年代，中國出版了15種左右的蘇聯兒童文學理論書籍，重要的有密德魏杰娃編的《高爾基論兒童文學》（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柯恩編的《蘇聯兒童文學論文集（第一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格列奇什尼科娃的《蘇聯兒童文學》（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凱洛爾等的《論蘇聯兒童文學的教育意義》（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杜伯羅維娜的《從兒童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看蘇維埃兒童文學》（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伊林的《論兒童的科學讀物》（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費·愛賓的《蓋達爾的生平和創作》（少年兒童出版社1959年版）等，此外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穆木天等編的兩卷本《兒童文學參考資料》（北師大1956年出版）也以五分之三的篇幅收錄了蘇聯兒童文學的重要論文。這些翻譯的理論著作在當時整個中國兒童文學界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并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初期。

蘇聯兒童文學忠實于由別林斯基建立起來的，后經高爾基、蓋達爾等完善的傳統。構成蘇聯兒童文學理論體系的四大基本話語——堅持兒童文學的共產主義教育方向性原則；主張文學作品應適應少年兒童的年齡特征；強調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必須通過“巨大的藝術感染力”，用藝術的力量去“撬動少年兒童心理上的巨石”；張揚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幫助少年兒童樹立正確的生活理想——不但在很大程度上規范著中國兒童文學的基本觀念與理論框架，而且在很長一段時期里被內化為中國兒童文學的價值判斷與審美尺度。如果說1950年代、1960年代由于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薄弱，基本上是照搬照抄蘇式兒童文學文論的話，那么到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則是對蘇式文論進行加工改制，以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但在大框架上依然沒有擺脫蘇式文論的格局。例如，1982年出版的北師大等五院校合著的《兒童文學概論》（四川少兒出版社出版）以及蔣風著的《兒童文學概論》（湖南少兒出版社出版），仍然把“教育的方向性”和“兒童年齡特征”作為兒童文學的兩大基本特征。

在這里，我們一方面看到了“蘇式文論”對中國兒童文學的強勢影響和支配性，但另一方面也說明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自身兒童文學理論的重要性。蘇聯兒童文學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尤其是對“十七年”兒童文學的這種強勢、復雜、膠著狀態的影響關系，是其他任何國家的兒童文學所不能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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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泉根，男，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評審組專家，終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長期從事兒童文學研究，著有《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現代中國兒童文學主潮》《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新觀察》《中國兒童文學概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