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沈艾莉，蔣玉瑤，馮芊慧。這三個美麗的名字屬于三個女性。沈艾莉天生麗質，美麗動人，在母親近乎完美的保護下有點扭曲地成長；蔣玉瑤，她的長相比不上同學沈艾莉，所以母親羅瓊秀暗下決心，要在學習和生活上將她培養成為“女能人”；馮芊慧，沈艾莉的表姐，學習優秀，心智聰慧，她對沈艾莉的依賴性生活習慣非常不以為然，但同時又不停地幫助這位懵懵懂懂的表妹。

這三位女性，都是作家張碧云最近出版的長篇小說《水漾紅塵》中的女主角。

俗話說，三個女人一臺戲，何況這里面還有羅瓊秀，王小敏，馮寶怡等一系列生動的女性形象，毫無疑問，這會是一出熱鬧的大戲，而我們的作家張碧云，用她長達30多萬字的小說為這臺大戲準備好了舞臺和幕布，現在她宣布：好戲開場了！

2、?

這首先是一部關于女性成長的大戲。女性的自我解放和自我成長，一直是中國現代小說的重要母題。在中國的傳統說部中，雖然也有一系列熠熠生輝的女性形象，如杜十娘、竇娥、潘金蓮、林黛玉等等，但在整體性的男權結構中，她們的行為模式往往并不能撼動超穩定的男性權威和男性秩序。即使是在以女性為“崇拜對象”的《紅樓夢》中，“金陵十二釵”的命運也幾乎是被“前定”，無人能夠掙脫。夏志清由此批評《紅樓夢》對女性的關懷最終也不過是以賈寶玉的遁世而消解，并認為這是中國傳統小說根本性的困境。這一觀點可以討論，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擁有主體性的女性形象是非常罕見的。正因如此，在現代小說里面，女性幾乎是以一種“惡魔”的形象來獲得一種沖破舊秩序的勇氣和解放的快感。丁玲筆下的莎菲女士、茅盾筆下的孫舞陽都可以視為代表。這一類女性可以稱之為“時代女性”——在大歷史的裂變中，她們以女性這一身份為旗幟，在獲得自我解放的過程中也推動著社會歷史的變革。

上述一番文學史的梳理，是為了說明一個事實，對于張碧云筆下的女性來說，“時代女性”是她們的前史，也就是說，因為得益于自現代以來的文化運動和社會革新，將社會和歷史視作對手的女性成長故事已經失去根基了。那么，在這個前提下，女性的成長意味著什么？如果沒有激烈的社會沖突，女性成長的故事該如何講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資料的限制，我不太了解張碧云創作這部小說的動機，也很難判斷她是否有一種主動的意識去思考這樣一個顯得過于理論化的問題。但很有意思的是，從小說的一開始，張碧云就將小說的場景鎖定在了一個非常“日常化”的沖突中：

從小到大，沈艾莉都是在爭議中長大的。首先備受爭議的就是她的美……似乎是為了和自己的美貌唱反調，沈艾莉對一切都不在乎。

……蔣玉瑤的母親羅瓊秀第一次見沈艾莉是在女兒的初中畢業典禮上……但是沈艾莉的美，依然讓羅瓊秀感到絕望……尤其當沈艾莉和自己的女兒蔣玉瑤站在一起的時候，更讓她絕望的眼神中多了些膽戰心驚。

沈艾莉的美是這部小說最精彩的設置——它本來可以牽引出更豐富的寫作面向和美學意義，但可惜并沒有得到足夠高級的處理——但是沒有關系，在此我注意到的是一種背反的效果：沈艾莉讓人絕望的外表和她懵懂的內心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而正是這一對比，構成了這部小說重要的主題。女性的自我成長的故事既然已經不能在家國敘事的宏大框架里面展開了，也不能像極端的先鋒派寫作一樣僅僅在感官敘事的框架里展開，但是還有一條道路，就是在內部的精神成長的層面來展開。這就是《水漾紅塵》最值得稱道的主題：通過不斷地充實自己的精神內部，女性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成長。

3

沈艾莉由此成為這部小說的中心人物。我們可以簡單梳理一下她在這部小說中的人生軌跡：童年曾經一度熱愛繪畫，但在一次偶然事件后突然對繪畫失去興趣。中學表現平平，在表姐馮芊慧的激將法下考上了一個一般的大學，畢業后無所事事，陰差陽錯地在母親的安排下和嚴帥結婚，很快發現不合適而離婚，在與蔣兆南的交往中重新激發了自己對“美”的敏感性，最后收獲了愛情和幸福。

與另外兩個重要的女性角色——蔣玉瑤和馮芊慧——比較，沈艾莉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成長，她的成長符合巴赫金對成長小說的基本定義：人物自身的性格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相對來說，蔣玉瑤和馮芊慧顯得沒有太多變化，從開始的好學生到后來的好醫生，好經理，她們的“人設”幾乎是穩定的，成長更體現為一種生理性的年齡增長。但對于沈艾莉來說，生理性的成長帶來的是精神性的巨大變化，這其中“畫畫”承擔著重要的功能性的作用。小說中對沈艾莉的幾次畫畫經驗和經歷的描寫是很用心且精彩的，比如寫她小時候在家里墻壁上的涂鴉游戲以及她母親的反應：

對著這一面面哭泣的墻壁，沈艾莉則顯得異常興奮。她不顧馮寶怡的制止，舉起畫筆在墻上瘋狂地涂畫，畫到自己滿意的畫面，就激動地大喊大叫。她手中的色彩與流淚的墻壁相互滲透，出現了她意想不到的效果。

畫畫這一典型的藝術行為與沈艾莉在其他方面的遲鈍形成了一種錯位。我們可以說，沈艾莉的美是一種外在，而畫畫這一行為以其高度的精神性填充了她的內在，也就是說，在沈艾莉畫畫——或者從事相關的藝術行為——的時候，她的外在和內在是一致的，一旦她停止或者放棄這種內在的精神性建構，她的外在和內在立即分裂。小說接下來的敘事證明了這一點，當沈艾莉因為表姐對她的作品沒有作出及時的反應后，她的情緒立即趨于失控。關鍵問題是，她身邊所有的人都沒有發現這一癥候，這直接導致了她的平庸和無趣以及對自己人生的放任自流。在精神性建設失敗這個意義上，這部小說觸及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最致命的難題，正是因為完全著力于一種表面的物質性生活而忽視了內在精神性的建構，中國的女性才沒有辦法在新的時代語境中獲得真正的成長。

沈艾莉在一段時間里就是這樣一個沒有長大的“巨嬰”，她的毫無顧忌地貪吃反諷性地說明了這一點，好在張碧云并不想讓她這樣繼續下去，在小說的后半部分，又是通過對藝術的關照和實踐，沈艾莉獲得了愛的能力——重新認識了愛也把握了愛，她的內在和外在重新獲得了統一，生命也因此圓滿起來。

4

還值得一提的是這部小說的結構模式。長篇小說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結構問題。一個“資深”偏見是，與西方長篇小說相比，中國現代以來的長篇小說幾乎沒有什么結構。這種觀點值得文學理論家去長篇累牘地研究。就寫作者本身而言，如何將人物安排好，將沖突設置好，將線索編排好，這可能就是一部小說的基本框架。具體到張碧云的《水漾紅塵》而言，我覺得她很用心地借鑒了兩種敘事模式，第一是成長小說的模式，這一點在前面已經解釋，這里不再贅言。第二是家族小說的模式。實際上我們可以發現，小說中有三個家族，一個是沈家，一個是馮家，一個是蔣家。不過相對于現代小說中的大家族，比如巴金的《家》、《春》、《秋》而言，這里的家族顯然已經集中到了家庭。這讓我想到同樣是廣東的前輩著名作家歐陽山的《三家巷》，歐陽山通過居住在廣州的三個家庭之間的變遷書寫了1920年代“大革命”前后廣州的社會變遷和風光習俗。我不知道張碧云是否了解這位前輩作家的書寫，但不管如何，《三家巷》與《水漾紅塵》之間似乎有一種歷史的血脈關系，那個藏著金條的沈家，何嘗不是從歷史的變遷里面殘存的一種廢墟呢？不過是在新的時代中，生命還在不停地延續和更新。在這樣意義上，《水漾紅塵》雖然是最當下的日常書寫，但卻又有其悠遠的歷史回聲。

雖然家族已經演化為家庭，但是其復雜性一點都沒有減少。張碧云以一種穿插的方式將人物放置在不同的語境中予以呈現，這樣，這些人物就不再是孤零零的單原子的個人，而是擁有復雜的“社會關系”的社會存在之物。在生育、求學、工作、婚姻等一系列的社會生活中完成自我，在友誼、互助、背叛、信諾中鍛造自我，社會和人由此得到了互動。并形成了一種特別溫暖平和的現實主義寫作風格，這一風格，用張碧云小說中的人物馮芊慧的一段話來概括最為合適：

我和你，就像那些花一樣，雖然大小不一樣，花瓣形態也有差異，顏色也有深有淺。其中一朵就是你，另一朵是我，還有一朵，比如它是你的同學蔣玉瑤，還有另外幾朵，也可以是你們班的某幾個女同學……我想說的是，每一朵花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有屬于它自己的美，但是，它們不會因為這一朵比另一朵更美，就可以不用澆水，不需要光合作用，更不會因為一朵比另一朵更美，就會讓另一朵失色。……我們每一個人所要做的一切，你一樣都不能少。

“每一朵花都是獨一無二的”——這句話不僅可以視作小說的文眼和核心價值指向，同時也暗示了張碧云對小說美學期許和追求。而事實也正是這樣，總體而言，這部《水漾紅塵》，無論是從人物形象、故事設置，還是從主題發掘和修辭表達的層面來看，都是一部具有自己獨特個人風格的作品。

2019/8/2于北京

（楊慶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委員，第九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