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相關資料顯示：“粵港澳大灣區（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縮寫GBA）由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九個地市組成，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2018年末總人口已達7000萬人，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其主要定位是：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這基本上是一個以“政治、經濟和民生”為核心訴求的區域發展規劃。

在這一規劃里，雖然“多元文化的共存發展”也被相關文件提及，但總體而言是被輕輕地一筆帶過。與可以高度數字化和圖表化的技術、經濟相比，文化顯得過于抽象，但如果不借助文化的書寫和賦形，大灣區作為一個全新的“空間”也許就無法得到充分的落實和呈現。

我在這里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全新的“空間”概念不應該僅僅是一個經濟體和國家行政規劃的結果，而更應該視作是現代空間的一個重新開啟。德國著名哲學家施密特將人類對空間的開拓視作一個歷史性的過程：先是大地，其次是海洋，最后是天空。一部人類的歷史，正是人類對大地、海洋、天空進行不斷區隔、分割和占領的歷史，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各種的契約、規則和政治法權。遺憾的是施密特沒有看到我們的大灣區，否則一定會修正他的理論。大灣區幾乎是一個“并置式”的空間，換句話說，它幾乎同時對大地、海洋和天空進行了新的“歸置”，如果這么說還有點含糊的話，也許可以舉一個象征性之物——港珠澳大橋——為例，這一大橋同時占有了陸地、海洋和天空。在這個意義上，港珠澳大橋幾乎就是“大灣區”作為全新的現代空間的形象代言。它超越了施密特的“陸地——海洋——天空”的現代線性發展軌跡，而是同時將這三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全新的裝置——在這個意義上，這里面確實有一種“新時代性”。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說，“大灣區”是一個試圖融合不同的社會文化形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自由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特色經濟）和主體訴求的“超空間”結構。這就是大灣區作為全新空間的“新時代性”。

這一全新的時代性和空間需要新的想象方式和書寫形態。我目前思考到有如下幾種新可能：第一，“大灣區”從語言的角度看主要是粵語區，同時又有英語和普通話，這幾種語言其實背后都有強大的歷史傳統和政治訴求，因此，如何在這三種語言之間建立起有效的聯系？甚至，有沒有出現一種粵語經典文學的可能？并以此特殊性與世界文學對話。第二，“大灣區”是一個帶有強烈未來感的空間，這種未來感與新科技、新思維密切相關，因此，是否可以有一種“大灣區未來文學”或者“大灣區科幻文學”？第三，“大灣區”與更廣義上的南方構成什么關系？是不是可以將“大灣區文學”納入到一種更廣泛意義上的“新南方寫作”（廣東、廣西、海南、香港、澳門）中去？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