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粵港澳大灣區文學”作為一個嶄新的文學觀念橫空出世，并遂漸演變為一個熱詞，成為一種“文學行動”。可以預期，“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將在未來的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版圖中占有一席之地。

“粵港澳大灣區”是繼世界公認的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這三大知名灣區之后的第四灣區。它既是經濟的灣區，同時也應是文化的灣區，文學和審美的灣區。毫無疑問，“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是面向世界，面向現代，面向未來的文學但它同時也是植根于現實的土壤，是在特定文化傳統的浸潤、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文學。因此，在大力倡揚“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同時，我們必須去尋找一些傳統和現實的“壓艙石”，惟此，“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才有不同于別的灣區文學的特色，才能生機勃發，既充滿活力和創造力，又能根深葉茂、沉穩扎實地前行。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第一塊“壓艙石”，我以為是嶺南傳統文化的“經學”注釋與六祖惠能的佛學禪宗。如眾所知，因氣候、地理環境和生活方式不同，嶺南文化明顯不同于北方文化。舉例說，漢代以降以陳欽、陳元為代表的“經學”注釋，便明顯不同于北方“經學”。北方“經學”內容深邃、結構宏偉、注釋嚴密繁復，而嶺南“經學”則呈現出生動輕松、輕靈簡易的特點，因此被后世稱之為“簡易之學”。再如著名的六祖惠能，他為佛學禪宗注進了日常化、世俗化的內涵，使佛學禪宗變得可親可感可愛。這就是嶺南文化的特色，也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這種創新，不僅我們在研究嶺南文化時要進行新的理論闡釋論證，在倡揚“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時也要充分意識到，并融進我們的文學創作中，成為我們作品的血肉和精神養料。

在這方面，香港作家葛亮的創作值得我們重視。他的長篇小說《朱雀》、《北鳶》，將傳統文化的基因融入到小說中，寫傳統文化在歷史中的流轉，在當代現實生活中的掙扎與飄蕩。在葛亮的創作中，傳統文化是他小說的一塊重要“壓艙石”，而當傳統文化遇上異質的殖民文化、后殖民文化，便產生了一種獨特的魅力。葛亮的創作經驗，對于正在前行中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有著示范性的意義。他的作品，一方面不斷地挑戰文學的新高度；另一方面，在他的作品里面，十分鮮明地體現出粵港澳大灣區的一些文學特點。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第二塊“壓艙石”，是嶺南傳統的哲學。在這方面，著名的明代大儒陳白沙主張“學貴知疑”，強調獨立思考，提倡較為自由開放的學風，逐漸形成一個有嶺南文化特色、注重實證的哲學學派。再如康有為的老師朱九江，其著述被稱為“實學”，他倡導經世致用的實證研究，這一批評立場和方法，在后來的許多粵派批評家身上也清晰可見。比如黃藥眠、鐘敬文、黃秋耘、肖殷等的文學批評。他們既面向時代和生活，感受文藝風潮的脈動，又善于獨立思考，敢于質疑時流。另一方面，他們既追求批評的理論性、學理性和體系建構，又注重文學批評的日常化、本土經驗和實踐性，以及對文本的實證分析和詩性呈現。尤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寫作，可以說是“粵派批評”最為鮮亮的一道風景線。在這方面，“粵派批評”幾乎占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半壁江山，而且處于前沿位置，有的甚至成為這一領域的高地。總而言之，“粵派批評”的特色可以概括為：前瞻視野與務實批評結合，經濟文化與文學批評合流，全球眼光與嶺南鄉土文化挖掘齊頭并進，靈活敏銳與學問學理相得益彰，多元開放與獨立的文化人格互為表里。“粵派批評”的這一特色，我以為對于建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有借鑒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第三塊“壓艙石”，應是1840年以后的近現代文化。這是嶺南文化最有價值的部分。我們知道，近代以來，在中國各個時間節點，嶺南文化都是獨領風騷的。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們在中西文化交匯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種文明帶來的思想啟迪。他們視野開闊，思維活躍，不安現狀，積極進取，敢為天下先，所以他們能走在時代變革的前列。因此，“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要有大的發展和大的境界，就必須重視近現代嶺南文化這份豐厚而多采的思想資源。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第四塊“壓艙石”，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廣東的文學經驗。熟悉廣東文學史的人都知道，廣東文學創作的黃金時期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時期出現了歐陽山、秦牧、陳殘云、黃谷柳等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文學大家，以及《三家巷》、《蝦球傳》、《香飄四季》、《藝海拾貝》等一大批名著，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三家巷》等作品的文學經驗是：這些文學大家既歌頌新的時代和新的生活，寫新的主題和新的人物，又注重嶺南的日常生活、風土人情和地域特征；他們十分重視個人的經驗，正視嶺南地區復雜的文化生態語境，并將這種復雜性呈現在作品中。他們筆下的文字是有感情，有生命溫度的。正是因此，《三家巷》、《香飄四季》等作品成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喚起了我們很多的想象。我們今天讀它們，仍有一種朝圣般的感覺。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紀產生于東莞、深圳的“打工文學”，也是通過個人的真實體驗，寫出了人性中最柔軟與最堅硬、最溫暖與最無情的部分。因此“打工文學”受到了普遍的關注。作為“打工文學”之后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重要的是要寫出人的尊嚴與人的價值，要提高人性關懷的高度，并通過個人的真實體驗，呈現出三地既復雜又多元包容的文化生態和人的精神風貌。

以上是我認知中關于“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四塊“壓艙石”。當然，像這樣的“壓艙石”還可找出很多。我想強調的是：如果我們無視或遺忘了這些“壓艙石”，那么，“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將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T．S．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說：“詩人，任何藝術的藝術家，誰也不能單獨地具有他完全的意義。”這就是說，只有在傳統的參照系中，受到傳統文化的滋潤熏陶，一個詩人和作家的成就，才能被準確地確認并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其實，建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也是如此。我們試圖以新的視野建構一個“文學共同體”，但這個共同體應是在傳統文化和前輩寫作經驗的支持下，以文脈溝通世界，以文學的力量筑構起“粵港澳大灣區”審美和精神的脊梁。因為完全沒有傳統經驗的支持，“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這艘航船，是不可能開到世界性和現代化的大江大海中去的。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作為一個新的文學概念已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但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還處于破題的階段。它還缺乏清晰的界定，它的內涵還有待發掘。的確，如果我們僅僅把粵港澳這一區域的作家和作品統統叫做“大灣區文學”，那是沒有太多實質性意義的。所以，我們必須弄清“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本質與核心，它的發展方向是什么？它為我們未來的文學提供了什么樣的可能性和發展的空間？

首先，這是一個空間的概念，也是一個多元的、包容的文學概念。從空間來說，粵港澳處于中國的最南端，它有一種先天的海洋性的特征，即是說，它是向外的、開放的，也是最有利于與世界交流和融合的。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先天的優勢，也是內地的文學書寫者無法獲得的一個地理上、心靈上的廣闊空間。從文化和文學多元包容的角度看，粵港澳三地已形成以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海洋文化與內陸文化、移民文化與海外文化、商業文化與精英文化良好交融共生的關系。這無疑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一種融合了粵語、國語、英文、葡萄牙等多種語言雜糅的極復雜的多元文體的產生，將給華語的文學版圖提供了非常廣闊的想象空間，也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使處于文學的邊緣粵港澳變為文學的中心。

其次，在當今全球經濟語境中，地域文化應該以發展的眼光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邊界，不能局限于特定的地域，即如以往所理解的那樣：認為凡是生活于粵港澳三地的作家所寫的作品，都屬于“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在我看來，嚴格意義上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應有高標，應有更開闊的視野、胸懷和境界。即是說，它植根于特定的地域，但又超越地域的局限。它以全球化視野，將世界先進的文學經驗以及現代性理念，與地域文學、傳統文化、本土經驗相融合，并在此基礎上創造出能代表“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能與世界文學對話的高端作品。

第三，“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本質與核心，我認為應是助益“灣區”的經濟建設，構建一個文化的、審美的、富于人文精神的和諧社會。而和諧社會主要體現在“自我和諧”和“社會和諧”建設兩方面。就自我和諧方面來說，一個和諧社會既要講社會生態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還應講人與自我的和諧，只有作為社會一份子的每一個人做到自我和諧，這個社會才能變得美好和諧；而就社會和諧方面而言，只有構建一個文化的、審美的、富于人文精神和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且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自覺主動的參與到和諧社會生態文化的建設之中，我們每個人才能達到真正的自由與和諧。顯然，在自我和諧與社會和諧兩方面，文學都是大有可為、肩負重任的。這正是文學與經濟接軌的理由，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本質與核心之所在。

（作者為華南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