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張均

我和王十月既是同齡又是同鄉，且都移居廣州多年，不過認識他本人卻是不久前的事情。此前偶然讀過他一篇名為《尋根團》的小說，印象甚深，其間有關鄉村徹骨的真實與荒涼令我心有戚戚焉。后來讀到他的自述，才知他是有意“重寫”魯迅的《故鄉》。不過引起我更切近聯想的，卻是莫言發表于1985年的《白狗秋千架》。從《故鄉》到《白狗秋千架》到《尋根團》，三個年代的三種“故鄉”，實在是有著非同一般的文學史意味。在近二十年的文學中，像《尋根團》這樣能夠保持與時代“對話”能力、深具現實感的作品，其實是不多見的。

我總覺得，王十月能夠取得今天這樣出類拔萃的創作實績，與我們遭遇的這個時代有關。在文學界，“70后”被認為是“生不逢時”的一代：他們沒有經見過土改、“反右”、“上山下鄉”，甚至對“文革”也幾無記憶，及至他們懂事、成長，一切“歷史時刻”似乎都已落幕。不過，這種看法出自“革命年代”的特定眼光。事實上，在“革命”逝去的同時，另一個波瀾壯闊、萬千悲欣交集的時代已經拉開大幕。“70后”的人生幾乎和這個名為“改革開放”的時代同步展開。王十月和我都是鄉村子弟，從我們自己的經歷看，“70后”主要是以兩種道路開辟人生，一是傳統的“讀大學”，如我自己，就是從村辦小學一路讀到重點初中、重點高中，最后讀到重點大學。但應該說，這樣的“幸運”在當年農村并不多見。我所在的高考強省湖北的一個行政村，近2000人口，但在1998年大學擴招之前的20年內考上大學的僅有2人。比較起來，王十月所經歷的“打工人生”更具普遍性，也更切近這個“野蠻生長”的時代的真相。他初中畢業，做過很多營生，無根豆芽生專業戶、建筑工、手繪師、服裝銷售、廚房打荷、絲網印刷、印花廠雜工、玩具廠調色師、瓷磚廠搬運工、蝎子黃粉蟲養殖專業戶、印刷主管、制程控制員，等等。無疑，這是多數南下廣東的“70后”的共同經歷。然而，與《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不同，他們中的很多人與這個時代一起創造了奇跡。據王十月自述，他初中同學50人，如今身家過億的富豪就有十多位，而他們大多是初中畢業就出門打工。用這些同學自己的話說，他們遇上了最好的時代。而王十月自己則走上了文學道路，成為這個時代忠實的記錄者與創造者。

這是我們今天理解王十月小說的基點。是這個波瀾壯闊的時代，是這個時代與文學之間互相建構的關系，構成了王十月小說全部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應該說，“改革開放”四十年，當代文學對這個兼具“最好的時代”與“最壞的時代”的特征的“大時代”的正面表現無疑是比較乏力的。《平凡的世界》雖然具有非凡的廣度與深度，但其所表現的時期畢竟只是“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且局限于現代化相對遲緩的內陸地區，而這個時代真正的“波瀾壯闊”之處更多涌動在1990年代以后的沿海發達地區。這個時代，有它自己的與“革命年代”完全不同的“時代精神”。2018年，熱播電視劇《大江大河》準確地捕捉到了這種巨大時代氣象。然而遺憾的是，就當代文學創作的整體而言，無論是自由主義對于革命的反省與追問，還是審美主義“告別革命”之后對于“日常生活”的沉醉，究其實質還是徘徊在“革命年代”的尾聲之中。但與“野蠻”相搏斗的現實命運，使王十月與“革命年代”基本沒有關系，而深深與“改革開放”相糾纏、相始終。和他的那些成功的同學一樣，也和“這時代車輪滾滾背后那失敗的大多數”一樣，王十月可謂這時代的造物。王十月的小說，就應該放在這種視野下去理解、去期待。本輯葉君、李勇、李俏梅三位教授的評論，正是從這樣的視野去發掘了王十月之于鄉村荒野的拒絕、對于那些“落入塵埃的生命”的觀照以及對更為廣闊的時代的現場見證。唐媛媛的論文則有不同，針對的是王十月最新出版的科幻小說《如果末日無期》。他在這部小說中信守的“未來現實主義”與“改革開放”時代之間的關系，顯然又是另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創作問題與學術問題。

創作談

我要給你看恐懼在一把塵土里

王十月

這是艾略特的詩句。

我曾擬用作長篇小說標題，后來，出版社用了“收腳印的人”，將“我要給你看恐懼在一把塵土里”印在腰封上。

我的小說，大體是悲觀的。幾乎所有的小說，都涉及兩個字：恐懼。

所有的寫作努力，都在做這件事：給你看恐懼在一把塵土里。

這大抵與安全感缺失有關。與成長經歷有關。與我對社會與人性的思考有關。

從2000年發表處女作《出租屋里的磨刀聲》開始，恐懼就彌漫在我的小說中。

當時，對恐懼的書寫，只是下意識。我寫的，是最真切的感受。底層人的不安與惶恐。磨刀人的恐懼源于憤怒而只能用磨刀消解憤怒。另一部短篇《文身》，是對《出租屋里的磨刀聲》同一主題的另一種書寫。少年的困境，是因為安全感的缺失，想要獲得安全，于是去文身，由此陷入更深的不安。

2004年，我寫下了第一部長篇小說：《煩躁不安》，煩躁不安是我對社會普遍心態的概括。煩躁不安的根源，依然是恐懼。

我晚熟。讀初中時昏昏噩噩，沒考上高中，本擬復讀，學校認為我復讀也沒希望，斷了上學路。務農、種食用菌，泡無根豆芽，養蝎子，養豬，當小販，打各種工……轉眼三十歲，才想到，我應該寫作。其時在工廠打工，深夜趴在八人間宿舍的鐵架床上寫。這在70后一代作家中是少有的。我時常羨慕同輩作家們，受了完整的大學教育，從高中或者大學就開始寫作。他們有明確的文學追求。我沒有。

文學并不是我的人生夢想，打工時不是，現在依然不是。

之所以寫作，從未想過成為文學家，未想過在文學史上留下名字。

實在是看不到光，于是躲進文字里，尋些生的勇氣。一旦動筆，寫下的自然是生活所見證的磨難與屈辱。

我的寫作，只是有話想說。

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時常警醒自己。不要無病呻吟。

大約在2005年，我寫下了中篇小說《少年行》。

這是我第一次回望鄉村，回望來處。那個渴望走出鄉村的少年所經歷的一切，算是打工前傳吧。《少年行》在生活中有原型，是我當時生活的真實寫照。時間繼續往前推，《喇叭褲飄蕩在1983》、《記憶1976》。

我從少年回望到童年。

童年似乎很少歡樂。多病。失恃。性格內向陰沉。童年陰影投射下的，是對未知世界的恐懼。

楚人尚巫鬼。加之體弱而產生的諸多幻覺，同一個噩夢夜夜糾纏我，直到十六歲。村民們的日常，巫風彌漫。哪家豬牛走失，會求助馬角，孩子病了，在半夜喊魂。突然流行送冷飯團子，有人半夜偷偷將冷飯團子放在你家窗臺上，冷飯團子據說附著了災難，收到一個冷飯團子，要送兩個在別人家的窗臺上。越送越多，鄉村的夜，人影如鬼，人心如魅。突然，人們明白過來，就不再送了。傳說某村有母豬生象，女人生一盆子青蛙，某婦女突然通了靈……這一切，如同夢境。

我的小說，不可避免的彌漫巫風。

有人認為這是在模仿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我不過寫下了生命中的真實。離我故鄉不遠，同樣在巫風中長大的批評家季婭亞，認為我的小說接的是荊江老墳的地氣。長篇小說《31區》依舊是寫恐懼，盲女孩玻璃夢游到31區，從此陷入惡的深淵。這部小說是陰冷而潮濕的，如同童年記憶中那沒完沒了的梅雨夜。《活物》則如一鍋熱騰騰的爛粥，所有的人都在為一些無謂的雞毛蒜皮而折騰。這部小說是一則寓言，動用了我全部的童年記憶。我的童年正值文A革末期，依稀的革A命話語，自然在小說中四處飄蕩。我的探尋開始復雜起來，逃離與守據，失落與尋找，對人性與世界的認知脫離早期寫作時的簡單。

相比之下，《米島》要冷靜許多。

我試圖用這三部長篇，來建構起我的故鄉。

十四部短篇組成的“煙村”是溫暖的。

煙村看似比巫鬼游魂飄蕩的《31區》《活物》《米島》要真實，更接近傳統的現實主義。事實上，煙村最為虛幻。有讀者讀了煙村，想去我的故鄉看。我說，煙村并不存在。或者說，煙村只存在于我的幻想中。那是我構建的理想國。我描繪著一種優美的生存圖景，這圖景，并不曾真實存在過。當然，人們多是看到了煙村系列的美，卻忽略了美背后的殘酷。我的小說，大抵是黑暗的。

看似魔幻的《31區》《活物》《米島》，骨子里卻是現實的。而看似現實的煙村，卻并不存在。

想想真是悲涼。

我果斷中止了煙村書寫。

煙村是夢，夢是精神鴉片。我怕這樣的書寫太多，會習慣自欺欺人。

于是，我寫《國家訂單》，重新回到打工現場。

《國家訂單》為我收獲了一些名聲，也改變了我的命運。相關的評論文章眾多，我有時會驚訝，從這部小說里，能看到那么多東西嗎？而我真正寫的只是恐懼。這恐懼，源于命運的蝴蝶效應。

中篇小說《不斷說話》《白斑馬》《安魂曲》《九連環》……長篇小說《無碑》，如果我愿意，我還可以寫更多。每篇都能收獲一些贊美，都發表在重要的文學期刊上。我可以借勢將自己塑造成評論家喜歡的樣子。

我不喜歡按照別人認為的樣子寫作。

我再次回望鄉村，寫下《尋根團》。

《尋根團》在《人民文學》刊出后，獲得了當年的人民文學年度中篇小說獎。那時，知識分子返鄉的文章還沒有火。我的想法，是向魯迅先生致敬，寫出現代版的《故鄉》。《尋根團》后是《米島》，《米島》是對回望的深入。

我依然在書寫恐懼，或者，說憂心更準確。

在《米島》的結尾，大災難后，我托七彩山雞銜來了象征希望的種子。

鄉村與城市。是我寫作的兩極，我一直在這二者間擺動。

不是搖擺不定，是有意的選擇。

于是，在《米島》后，《收腳印的人》再次回到打工場。

依然是與恐懼有關的書寫。許多讀者只看到了對收容暫住制度的控訴，忽略了隱藏在表象后的真意：對歷史與罪惡的回避，才是最大的恐懼。現在，這樣的判斷依然成立。事實上，在《收腳印的人》之前，我寫了中篇小說《人罪》，我寫下的，是中國式虛偽的懺悔，是這片土地上復活之不可能。

2017年，我寫了長篇科幻小說《如果末日無期》。我的科幻，依然是源于恐懼，對高速發展的科技帶來的未知的恐懼。

我似乎熱衷于展現恐懼。

事實上，我要給讀者看的，從來不只是恐懼。

我要探究的，是我們作為人那不完美的部分。

我用一部又一部作品，努力探究并認識人這種生物。

這算文學嗎？

有所謂文學性嗎？

對我來說，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是否提供了對社會，對人類的新的認知。

從2000年開始發表小說，到現在20年了，寫了20年，想想是件挺恐怖的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2月28日?

閱讀王十月

李勇（鄭州大學文學院 ）

一

王十月是湖北石首人。這個屬于荊州市管轄的縣城，我并未去過，但卻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而頗為熟悉。我并不知道，王十月筆下那個名叫“煙村”的村莊，是否是作家本人的故鄉。但這也并不妨礙我對它的熟悉，因為這個被他眷戀、厭棄著的村子，也像極了我的故鄉。

那些年，我也在為走出故鄉而努力。回憶那些不毛的日子，現在感到遙遠而陌生。然而，一旦鎖定一些具體場景，那些逝去的歲月，便恍如昨日般清晰起來：那個僻陋的縣城，升學率慘淡的中學，那些黯淡無光的苦讀的夜晚……高中第一個學期結束后，因為生病，不得不休學在家，整整大半年的時間，無所事事。回到遠離縣城的村里，和一些毛孩子整日廝混在一起。他們都是無學可上的——在當年，村里同齡人，讀到初中畢業的已經不多，考上高中更是鳳毛麟角。而那個考上高中的，現在也回來了。不過，一起廝混的他們，年齡都比我小。我的同齡人，基本都去打工了。北京、廣東、濟南、煙臺、青島，甚或縣城。村里不時會收到遠方來的消息，在那個割麥還用鐮刀、全村只有一部電話的年代，這些消息，帶給村人更多的是興奮，而不是牽掛、悲苦——至少當時我的印象是如此。可能也正是這個緣故，我那時羨慕著遠方的他們。加上在家時日過長，對學校生活日漸生疏以至恐懼，我開始認真地考慮：我是否應該像他們一樣呢？

這個想法后來沒有付諸實施，要感謝一位鄰家大哥。他大我十歲左右，初中沒畢業便輟學，但他心靈手巧，吹口琴、拉二胡、寫毛筆字，樣樣精通。此外，他還喜歡文學。那時，常有寫著他名字的“XX收”的筆友來信，千里迢迢送到我家（我父親是村支書，村支部也設在我家）。我總是主動請纓給他送去。我喜歡去送這些天南海北來的信，它們帶著遠方的氣息，激起我無限好奇和艷羨。是啊，什么時候我也能收到一封“筆友來信”呢？在鄰家大哥四壁空空的家里，我看過一本名叫《鴨綠江》的雜志，似乎也看過發表著他詩歌的報紙……

后來，有天傍晚回家，卻看到他和我父親正相對而坐，沉默、凝重。鄰家大哥走后我才知道，原來他收到一封北京某雜志社來信，邀他參加筆會，但路費須“所在單位”報銷。于是他便來找父親。這怎么能報銷呢？父親嘆道，花費多少不說，沒有名目啊……當時是90年代后期，對那時的農村來說，引資、修路、致富，是“名目”，但“筆會”不是。也許，對于說服一個為收幾百塊錢提留款年年都雞飛狗跳的村子，出錢供一個青年參加什么“筆會”，父親是沒有任何信心的吧。事情后來也就不了了之。但我卻永遠記住了鄰家大哥和父親默然相對的情景，也記住了他出門時的黯然背影。后來我回到學校，努力考大學，不知是否和這個難以抹去的記憶有關。

人生就是如此，回首來路，我們總會發現，其實有很多很多生命節點會讓我和后來所走的這條路擦肩而過。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問自己：如果真的擦肩而過，現在我會是什么樣子？讀王十月的作品，這個問號便一直在腦海里盤旋。我總是不自覺地將他和鄰家大哥聯系起來：文學、青年、離開……人生在世，意志和機緣決定了我們的命運。但對他們而言，那命運的起點，應該都是一樣的吧？當然，這追問還可以反諸我自己。

這樣想時，便不免感到幸運。不管是對于觀察者、評論者我，還是對于被觀察者、被評論者王十月而言，我們都算是命運的垂青者。對于這樣的人而言，返回頭再去看那段生活，那段歷史，我們是否能夠看到和體驗到一些別人——那些不曾擁有這種幸或不幸歷史的人——所無法看到和體驗到的東西呢？

二

世紀之初發表的《出租屋里的磨刀聲》（2001），是王十月的處女作。這個今天看來在藝術上尚顯生澀和幼稚的處女作，在另外一些方面卻表現著它的成熟。如陰森氣氛的營造：那種懸念重重、步步推進的敘事節奏，顯現著一種力道。再如它標題的奪人眼球：混合著陰謀、殺戮、血腥之氣的“磨刀聲”，加上讓疏于底層生活的人感到新異的“出租屋”……這一切，使得這個小說有一種先聲奪人的氣質。在世紀初的當時，它和其他許多具有同樣氣質的小說，如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鬼子的《被雨淋濕的河》等，一道構成了文壇聲勢浩大的“底層文學”。

新世紀之初的“底層文學”，造就了一批底層作家，最具代表性的，當然就是王十月、鄭小瓊等“打工作家”。他們的人生路大同小異：出身鄉村，打工謀生，業余寫作，并憑借寫作，完成身份轉型。同質的生命過程，造就著共性的文學氣質。在《出租屋里的磨刀聲》中，我們能看到當年“底層文學”的共性氣質：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高昂的道德激情，沖擊力十足的故事和飽滿的感情……

不過，在這些共性氣質中，《出租屋里的磨刀聲》也是個性突出的。在那個后來被無數底層寫作者重復得了無新意的“復仇”故事中，王十月表面上主要著墨于打工仔天右，但實際上他真正突出的，卻是那個“磨刀人”——這個在老家本來安分守己的鄉村教師，在城市的殘酷生存中，面對妻子出賣身體維持生計，只能以夜夜磨刀來消解心中的憎恨與屈辱。在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對底層生存之痛的揭示，而是它更深入地觸及了蘊藏于底層生命心底里“罪與罰”的糾結。這種糾結，溢出于一般的“復仇”敘事的倫理架構，更深刻地觸及了人性和道德。我們甚至可以以一種更淺顯的方式追問——“磨刀人”是否有我們自己的影子？因為我們完全可以將王十月所施之于“磨刀人”的那種尖銳化、極端化的處境，進行日常化的還原，進而更普遍地發問：當我們面對不公和罪惡（這些不公和罪惡離我們或近或遠）的時候，我們是如何自處的？

這篇小說，是十多年前讀的。當時并沒有特別的感觸，甚至時隔多年，已經忘記了它具體的故事情節，而只記得它異常醒目的標題。但今天重讀，卻想到很多。可能因為在這個社會浸淫日深，便越能感受到一種“共犯性”的罪惡，從而在心里生出不安。但在當年，正為了畢業和生計“奮斗”的自己，卻并不曾體驗到這一點。我甚至也懷疑，當年同樣也在“奮斗”著的、寫這個小說時的王十月，他意識到這一點了嗎？

不管怎樣，王十月在寫作的路上一直堅持了下來。說堅持，似乎需要某種克服坎坷的意志，而至少從表面看來，王十月的寫作之路并不曾有太明顯的坎坷，甚至，他還是一帆風順的。不過因為畢業后研究對象轉移，我并沒有對他的創作進行持續關注，我只知道他寫了更多小說，獲得各種獎項，但遺憾和慚愧的是，它們并未全讀。不過即便在零散的閱讀中，他的作品仍給我深刻的印象。

2014年發表的《人罪》，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出租屋里的磨刀聲》所潛伏的那個主題的繼續。“磨刀人”身上所負載的那個倫理難題，在《人罪》中更鮮明地被呈現出來：多年之前的某鄉村中學，教務主任陳庚銀動用私權，偷偷扣留了一個名叫陳責我的學生的錄取通知書，而讓他的外甥冒名頂替上了大學，多年之后，大學畢業、娶妻生子，并在當地法院成為一名法官的“陳責我”，被授命為一樁殺人案的主審官，而被告——那個一怒之下殺死城管的小販——竟然就是當年被頂替的陳責我。命運讓當年兩個秘密被牽連在一起的人，再一次神奇地牽連在一起。

如果說當年“磨刀人”的倫理難題尚不是那么鮮明的話，那么，法官陳則我（以及他舅舅陳庚銀）的倫理難題則清晰無比地凸顯出來了。他們是明明確確的害人者，而面對當年所犯下的罪惡，他們該何去何從？王十月是個非常善于講故事的人。盡管《人罪》明顯取自前些年的熱點新聞，但能將這種熱點抓住，并一步步設計、轉換成文學故事，則不僅需要敏銳的社會感知，更需要文學能力。然而只是講好一個故事，對于寫作《人罪》這樣的小說的王十月來說，顯然是不滿足的。講述這個“罪與罰”的故事，他明顯有更高的追求。其實，《人罪》無論從哪方面看，都無法不讓我們想到托爾斯泰的名篇《復活》。不過，和托爾斯泰的故事相比，《人罪》顯然還是有些過于單薄了，它只是擇取了“罪與罰”故事中那最尖銳、最激烈的部分——罪惡如何發生、如何暴露、如何應對。而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最讓人難忘的，卻恰恰不是罪惡的發生、暴露、應對，而是圍繞罪惡所展開的心理糾葛，以及它層層推進、發展變化的過程。

我們注意到，《人罪》中，當“法官陳責我”的難題被呈現出來之后，他的舅舅陳庚銀、妻子杜梅等也一同出場，他們與這樁罪惡的關聯、對它的態度，其實無形中在分擔著這個難題的重量。這樣所導致的一個結果，便是小說整個敘事——從“法官陳責我”陷入困境到擺脫困境——的重點不知不覺已經放在了“故事”上。而在《復活》中，整個小說的重點則是聶赫留多夫的心理掙扎與蛻變。我們看到，聶赫留多夫從認出瑪絲洛娃的一刻開始，便陷入了劇烈的心理斗爭，繼而他開始認罪、懺悔，并決心陪伴瑪絲洛娃流放以贖罪。也就是說，《復活》不僅僅講述了一個“罪與罰”的故事，更講述了故事背后的人性掙扎和道德可能。這可能也是古往今來在如許多關于“罪與罰”的故事中，《復活》最動人、最偉大的地方。

當然，王十月并非托爾斯泰，中國也不是俄羅斯，而中國大地上的“法官陳責我”可能永遠也成不了聶赫留多夫。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作者在其他方面成為不了托爾斯泰。在《復活》中，除了靈魂的掙扎和付之于行動的贖罪令人動容外，還有一個讓人印象至深之處，那就是對于當時俄國社會歷史的呈現：地主和貴族的生活，俄羅斯的司法制度、土地制度，監獄，農奴和地主的關系，等等。可以說，托爾斯泰通過一個并不復雜的“罪與罰”的故事，向我們展現了當時俄國的整個社會。而其實，只有了解了那樣一個俄國社會，我們才會真正了解那樣的聶赫留多夫和瑪絲洛娃。

所以，讀《人罪》，一邊感嘆作家的機敏和才華的同時，一邊也感到一種不滿足。這種不滿足，在《收腳印的人》（2015）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彌補。這部長篇小說首先在長度和容量上，突破了《人罪》作為一個中篇表現社會歷史所受的限制。它以一個將死之人臨終前收腳印的神異方式，回顧過往生命歷程，并對于這段歷程中所潛藏的一樁讓他死不瞑目的罪惡，進行揭露。小說讓人印象最深的有兩點：第一，是由主人公王端午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執拗地追罪、認罪的懺悔意識；第二，是小說所展現的從上世紀90年代直到今天的中國南方的改革發展史。

主人公王端午早年赴南方打工，在和同伴黃德基、李中標、馬有貴一起混跡于保安隊的日子里，他們共同殺害了一個名叫北川的打工妹。多年后，成為知名作家的王端午被告知生命無多，潛藏在他記憶深處的那樁罪惡，開始讓他坐臥不寧，并最終決定揭發。但是現今已升任地方高官的黃德基、身為明星企業家的李中標，卻都不出意外地拒絕和他一同認罪。在逼迫無效，試圖同歸于盡也失敗之后，王端午被作為精神妄想癥患者接受控制和問詢。在問詢中，他開始講述他的生命歷史……

王端午的知罪、認罪、究罪，是整個小說的敘事軸心。值得注意的是，不管王端午還是黃德基、李中標，他們都是這個社會的成功人士，而且頗為巧合的是，他們分屬了“官”、“學”、“商”三種不同身份，而這三種身份當然也囊括了目前中國社會的整個所謂“成功階層”。而對于這個階層，王十月認為他們是有罪的。王端午等殺害了北川，這是王十月講述的表層故事；而他沒有直接講述的，則是通過這個故事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千千萬萬的殺害的故事。這種殺害，造就了成功者。而當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北川這樣的受害者們，卻被掩埋、遺忘。王十月藉由王端午所做的，就是反抗這種掩埋和遺忘。

《收腳印的人》讓人想到一個詞：“原罪”。事實上，這個詞在小說中不止一次出現。對“原罪”的感知，也讓王端午決定揭發。王端午的生命軌跡，暗合著王十月的生命軌跡，而他的知罪、認罪、究罪，顯然也代表著作家的意愿和態度。這種意愿和態度，結合以作家的生命史，會讓我們生出更多的感慨：設想，如果王十月沒有早年的生命經歷，他是否會寫出這樣的作品？而王端午究罪時所遇到的阻力，又多大程度上暴露著王十月的憤慨和無奈？……不過，他的憤慨又是多么虛弱啊！在小說中，王端午一再地自我懷疑：如果不是自己大限將至，自己會認罪嗎？這個懷疑，讓憤慨變為了羞愧，以至于絕望。然而，我們還可以接著追問：這羞愧和絕望，難道只是王端午和王十月的嗎？

小說另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對社會歷史的呈現。王端午回到曾經打工的地方“收腳印”，由此向我們重現了一個打工仔血淚斑斑的打工史。真實的打工史可能遠比小說豐富、復雜，但即便從小說來看，很多也已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小說中，王端午靈魂出竅回到當年的收容所，看到了當年發生的一個場景：

我已經忘記了當年那饅頭和青菜煮粥的滋味。……我看見，我咬了一口饅頭，慢慢吞下去。然后喝一口粥，差點吐了，但我沒有吐。因為就在我前面，一位新進來的將粥吐了，這會兒，正被兩個管教輪番用耳光侍候。在一輪耳光之后，一個管教將一碗粥倒在地上，又踩了幾腳，然后勒令那個吐掉粥的男子趴在地上，將粥舔食干凈。

收容所里是非人的生活。他們所吃的粥，會導致腹瀉，有人甚至因此不治。那里被囚禁的，是源源不斷被送來的打工仔，那些離家千里、帶著希望而來的打工仔、打工妹、甚至大學生（如“眼鏡”），被作為非法居留者，遭受囚禁、打罵、虐待。有的甚至被逼死、強暴、販賣，就像北川和阿立。而黃德基、李中標那些“治安仔”，則借用權力無恥榨取打工者血汗，滿足齷齪私欲。

讀這些，很容易讓人想到當年被指責患有“苦難焦慮癥”的“底層文學”。但是，在《收腳印的人》中，我卻并沒有感到那種人為制造苦難的刻意，反而讀出了一種難言的憤怒和沉重。因為當作者將他所講述每一個故事、每一個生命的被侮辱和被損害，都指向一種不合理的成規和現實的時候，這些苦難實際上已經不單單是苦難，而是對社會歷史和現實的整體性反思。而有了這種整體性反思，作家所描述的苦難，即便我們未曾經歷，但也知道它們并不虛假，甚至在現在和未來仍在發生、可能會發生。

三

當然，倘若以反映社會歷史的力度來衡量《收腳印的人》的話，我仍然覺得它是有遺憾的。盡管它向我們展示了90年代南方發展歷史的 “后街”——野蠻的收容制度，官商勾結，超出常人想象的底層生命的被侮辱和被損害……但是這些“展示”所觸及的社會歷史的廣度和深度，還是可以再加強。

比如，小說讓人印象最深的一處，是描寫“南頭關”——“南頭關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障礙，橫亙在城鄉之間”，無數的打工者為了通關，想盡辦法、受盡盤剝、吃夠苦頭。一如作品中“王十月”（作者化身為小說人物出現）所言，南頭關“代表的是中國制造的傷口”。這個“傷口”所承載的歷史，其豐厚程度，可以說再怎么形容都不為過。而王端午和李中標辛酸的南頭關記憶，因應了這歷史的豐厚，同樣成為了小說最飽滿豐厚、最讓人難以忘懷的部分。但與此相映的是，黃德基的官場“奮斗”史，李中標的商業發跡史等等，則被描寫得粗略、空疏。另外，小說中還有一些細節和線索，如“云雀”的復仇，阿立的被販賣，甚至作為整個小說最大懸念的北川之死等，也都寫得似乎不夠精細、充分。

造成這方面問題的原因可能比較復雜，因為寫作必然要涉及方方面面。但其中有一點，也許與此有關。那就是作者對“現代”敘事技法的嘗試，比如“收腳印”這樣的情節設置等。這些貌似新穎別致的敘事技法，其實在作品中可能恰恰暴露了它們的問題。比如用“套裝”的方式插入“云雀”復仇一節，這除了在小說形式上顯得“現代”外，對于故事本身的推進、思想力的增強，實際上并無太大助益。就像同樣的多線并述阿立、北川等人的悲劇也是如此，線索鋪設過多，反而分散了精力，其實倒不如集中力量主攻一個人物故事（北川之死），這樣可能更有力度。

看得出，作者在敘事技巧上是頗費心思的。但它的效果卻值得商榷。比如“收腳印”這個點，一開始確實讓人眼前一亮，但隨著故事進行，它的魅力似乎逐漸銷減，當我們看到，“收腳印”最終竟成為王端午揭開一樁樁罪惡的“關鍵”，而王端午也正是因此而被人視為精神有問題，從而受到監禁、審訊的時候，我們便感到它在邏輯上有些乏力。因為這個情節本身是虛幻的，而作者讓它發揮的卻是如此實之又實的功效，于是這里便出現了一種難以言表的不諧感。當然，如果說只是為了給小說增添一種神異色彩、地域文化元素的話，這個點倒是可以挖掘、打磨，但王十月的初衷顯然不在于此，至少不止于此。

今天的作家大都不甘于那種樸素的、現實主義的寫作，總認為那是陳舊過時、了無新意的。但其實，藝術的真諦永遠不變，在求新求異之風鼓蕩的今天，樸素的現實主義的文學可能更具魅力。在這方面，《尋根團》（2011）也許是一個絕佳例證。不妨先說一句：在目前我所讀的不夠全面的王十月的作品中，我覺得這是最好的一個。無論從敘事技巧，還是人物塑造，乃至于情感的飽滿程度，以及社會歷史面的觸及等，都是如此。這個作品和其他幾個作品一樣，主人公也姓王，叫王六一。王六一也是打工出身，現在是作家。一次共同歡迎家鄉父母官的宴會，催生了一次包括王六一在內，集結了大大小小幾十位老板，外加當年和王六一一起出來打工，而今卻身患不治之癥的馬有貴的返鄉尋根之旅。王六一棲身于興高采烈的大老板、棲棲遑遑的馬有貴中間，受到故鄉高官接待，看到繁華和虛榮，也看到自己的卑微。待他回到煙村，重回十年未回的家鄉，探視舊居，拜祭父母，他也便更進一步置身于了自己曾無比熟悉的荒漠感之中。而這由愚昧落后帶來的荒漠感，更因為新的社會轉型（工廠的修建等），而具有了一種喧囂涌動著的新時代特征。

一個新的“返鄉”故事就這樣出場了。在這個以王六一為視角和中心所呈現的返鄉故事中，所涉空間由都市而縣城而村鎮，所涉人員有政府官員、大小老板、作家記者、打工仔和村民百姓，所展現的現實則包含了城市中產者的窘困、底層打工者的不幸、政商勾結、鄉村頹敗，等等。可以說，在一個篇幅有限的中篇小說中，集中囊括這么多鮮活的時代元素，且它們互相勾連，共同形成一個毫不冗雜混亂、流暢有機的整體，這是頗讓人贊嘆的。

將這個小說與《收腳印的人》相比會發現，它完全沒有后者那種在藝術技巧上的求新求異，但卻反而更給人以一種豐富厚重、渾然天成之感。里面作者也調用了一些神異文化元素（如馬有貴死前托夢等），但這些神異文化元素因為被植入了一個愚昧而落后的鄉村世界，而并不顯得扦格突兀。讀這篇作品，明顯感到作者在創作的時候有一種如魚得水之感（不知道真實的情況是否如此）。我相信，寫作的流暢和渾然天成才會帶來閱讀的同感。不過，這種流暢和渾然天成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首先應該還是這個小說所處理的題材的緣故。這倒不是說因為鄉村（故鄉）連通著作者早期的生命記憶，從而調動他最真實飽滿的情感，這個當然沒錯，但并不盡然。這個返鄉的故事，其實所牽扯的面向已經超出了簡單的“故鄉”，而是如前面所說的更為廣闊。但又必須承認的是，這個更廣闊的世界，所植根的還是作者心心念念的“故鄉”。從這個原點出發，我們看到在城市生活中寒酸窘迫的作家王六一，看到殞命的馬有貴，看到那些表面光鮮亮麗、歡呼雀躍實則惶恐不安的“成功者”……這纏纏繞繞、勾勾連連的一切，都曲曲折折關聯到那個“原點”。而王十月就是從那個“原點”出發的，而今他又回到那個“原點”，并安排王六一串聯起它輻射的一切。也就是說，寫這個小說，所源于的是作者最真實、最飽滿的牽掛，所調動的則是他過去和現在最熟悉的生活。當這份牽掛在“過去”和“現在”所構筑的時空中被激起時，我們也便看到了小說中最動人的一段描寫：

第二天一早，王六一離開了故鄉。依然是清晨，和二十年前的清晨并無二樣。人家的雞子在打鳴，狗子在叫。不一樣的是，伴他同行的，不再是馬有貴，而是他的堂兄堂嫂。再也沒有了父母的牽掛的眼神，有的是秋喜奔喪回家的痛哭聲。王六一的意識里，也不再是闖廣東，而是回廣東。但王六一又分明覺得，這還是二十年前的那個清晨，還是那樣一條通向遠方的公路。走到湖邊，王六一回頭一望，看見湖邊的山坡上，父母（筆者注：他們其實都已過世）在朝他揮手。王六一也朝父母揮了揮手。王中秋說，六一你干嗎呢？王六一說，不干嗎。

離鄉者帶著鄉愁返鄉，重又帶著新的鄉愁離鄉，父母已逝，少年新老，此去一片茫茫。這一段，可以說寫盡了一個離鄉者，在一個天地易變的時代里，那種至大而無告的哀傷。讀到這段時，我悲茫地感到，作者行筆至此，一定是有些不能自已的吧。

對于王十月這樣的作家而言，最珍貴的我想還是在于他們所擁有的那獨一無二的生命經驗和生命記憶，而擁有這些經驗和記憶的他們，也定然有著對這個世界特別的熱情、激情和信念吧。這種熱情、激情和信念，讓他們走向了文學，讓打工者王世孝成為了作家王十月。而我們這個激蕩變化著的時代，確實需要一些真正了解它，并有意愿、也有能力記錄它的心靈吧？王十月說：“我的寫作，不過有話要說。在這眾聲喧嘩中，若還有人通過我的小說，聽到另一種聲音，這聲音雖微弱，畢竟發出過，我就滿足了。”對于這樣的王十月，我們沒有理由不抱有最深切的期待。

這期待于我也許有更私人的原因。我總是不自覺地把王十月想象成我那個鄰家大哥，我想象著他當年的黯然神傷，也想象著他不放棄，并成功逃離——然而，事實上并沒有。所以，那些落入塵埃的生命，那些委頓的、挫折的、令人心痛的夢想，也是應該被記錄下來的。所以，就讓我們祝福并期望于王十月這樣的寫作者吧。（完）

2018-6-7于臺灣新竹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陳映真評傳》（17BZW158）；河南省高等學校青年骨干教師資助項目《海峽兩岸社會轉型期現實主義文學比較》（2016GGJS-009）階段性成果。

抗拒荒野

──論王十月的意義

葉 ?君（黑龍江大學文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一、與命名無關

即便王十月的寫作發展到今天，在眾多評論者眼中，仍無法剝離“打工文學”的標識，在一種相對固化的場域里展開討論，進行價值評判，幾乎一致認定他是“打工作家”的扛旗者。然而，當屢屢被問及這“被貼標簽”的感受，王十月更多表現出一份漠然、無奈，甚至某種難以言說的抗拒：“從頭到尾我對這個標簽不介意也不擁抱。我曾經打過一個比喻，‘打工作家’這四個字就是我的胎記。這塊胎記長在我身上，不能把它洗掉，那就是你的精神烙印，但也用不著一天到晚告訴別人說我這有塊胎記，所以我出去介紹從不會說我是‘打工作家’，別人介紹我是‘打工作家’時，我也不會反駁。但那與我的寫作無關，我按自己的計劃寫作就行了”[王十月：《要我寫小情小調，根本不可能》，《羊城晚報》，2013年9月23日，B2版。]。

誠然，一個作家及其文字的價值，并不取決于他曾經的身份，還有文字所觀照的對象。文學就是文學，作家就是作家，不應該有人為的限定；具體到王十月及其創作，其價值自然與“打工作家”“打工文學”無關。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命名固然給話題談論、對象指涉帶來方便；但另一方面，一批作家或某種文學現象一旦被命名，無疑又會給觀照者帶來頑固的角度預設和觀照惰性。而對預設觀照角度的遷就，往往會使人們有意無意忽視已然被標識的作家群體里那些卓異的個體，還有他們的文字所表現出的全新品質。因為，唯有無視新質，慣性的談論才能得以遷延。毫無疑問，對某個文學現象和作家群體最為便捷的命名，莫過于僅僅出于對作品所呈事象的描述，以及寫作者彼時身份的簡單認定，并以之作為文學現象和作家群體的限定詞。如此命名，如同貼上一個簡陋的標簽，只是一個膚淺的標識，來不及深入到被命名對象的內在肌理，更不用說把握其獨特品質。

不得不說，“打工文學”“打工作家”便屬此類。而隨著文學創作和作家群體的發展與分化，“打工文學”這一命名的粗暴、淺陋，以及四個字所傳遞出的復雜信息，愈益令人感到不適甚至生出惡感。所謂“打工文學”，狹義是指創作主體為“打工者”，描寫對象也是“打工者”，亦即打工者描寫打工者的文學。然而，少有人質疑一個真正的被工業流水線所牢牢困住的打工者，又如何能夠產生“文學”？常識告訴我們，藝術存在門檻。打工仔、打工妹們那些簡單的日常事象堆砌、情緒發泄的文字談不上“文學”；而這個寫作群體里的富有天份者迅速越過寫作的初始階段，一旦進入到“文學”層面，而導致的顯見事實是──他就不再是打工者了。王十月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盛可以、鄭曉瓊、曾楚橋等亦然。王十月早已是一位職業作家，打工只是他曾經的經歷。以王十月近年來的創作而論，“打工文學”之類的標簽尤顯滑稽。其創作早已跳脫這個狹隘命名的范囿，構筑了屬于自己的獨特文學景觀。正因如此，一旦進入對王十月的談論，眾多論者都要明確表示對以“打工文學”標識王十月創作的不以為然。近十年前，謝有順就認為“一個作家，如果沒有對現實境遇的卷入和挺進，就意味著他未曾完成對存在的領會。存在是最大的現實。看到了這一點，就知道，把王十月的寫作簡單地歸納為打工文學或底層文學，其實并不合身”[謝有順：《現實主義者王十月》，《當代文壇》2009年第3期。]。

我想說的是，諸如“底層敘事”“打工文學”之類命名，帶給人的心理不適，或許還在于透過這些概念，所分明傳達出的階級優越感。命名一旦完成，面對被命名群體所出現的創作新變，更有甚者還表現出一種力圖固化被命名對象的莫名沖動。例如，鑒于王十月被國內主流文學刊物廣泛接納的良好態勢，有論者便擔心他一旦進入主流就不再講述底層，進而建議“打工文學可以借鑒左翼文學傳統和藝術經驗，執守自己的寫作意愿而不必急于向主流文學皈依，以祛除命名的焦慮”[周思明：《打工文學：期待思想與審美的雙重飛躍──王十月小說創作論》，《文藝評論》2008年第2期。]。除了向主流文學“皈依”，更令論者擔心的自然是王十月創作中出現的所謂“精英化傾向”[周水濤：《王十月打工小說創作的精英化傾向及其他》，《小說評論》2009年第2期。]。而從創作規律來看，一個作家的創作出現變貌自是常態，更何況，王十月本就是那種有著高度寫作自覺性的青年作家。批評界對其創作變貌的“警惕”也好，“憂慮”也罷，顯然源于“打工文學”“底層敘事”這些概念先入為主的設定。一個優秀作家對寫作自覺性的追求，在他們看來不過是為了“祛除命名的焦慮”。在我看來，恰是王十月的創作變貌，讓原有的概念指涉變得困難，而給一些評論者的言說帶來了焦慮。

在所謂“打工文學”出現三十周年之際，這一概念的命名者對其提出過程進行了詳細梳理。體制內知識精英對當年打工仔、打工妹們文學創作的扶植之功誠然令人感佩，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草根/精英”卻是這篇文字最為基本而顯豁邏輯[楊宏海：《“打工文學”的歷史記憶》，《南方文壇》2013年第2期。]。而這才是“打工文學”這一概念無法消抹的胎記。只是，時至今日，一個令人困惑的巨大問題是：何為底層？我們又如何認定王十月為底層，并將其文字視為“底層敘事”？與之相應，我們又何以自詡為“上層”抑或“中層”？事實上，王十月本人十多年前便有類似質疑：“另外有個詞也讓我心生疑惑，那就是底層。什么是底層？與底層相應的是什么，上層？高層？還是？”[王十月：《關卡》，《天涯》2007年第6期。]在我看來，一個愈發令人不安的社會現實是，不管我們身處何處，當我們自身的權益受到損害而無處伸張，我們便身處底層。是否底層無關其它，實則在于話語權的有無。因而，真正值得警惕的倒是“打工文學”“底層敘事”之類的命名，對“沉默的大多數”的現實境遇的遮蔽。人們或許能理解這些概念提出背后的婉曲，但我無法不表示出對這些概念惡感與抗拒。正如有論者所認為的那樣：“這些概念的本質性理解，仍然是階級式的理解”[胡傳吉：《未知肉身的痛，焉知精神的苦──王十月小說論》，《當代文壇》2009年第3期。]。事實上，面對打工群體，一些人自詡的階級優越，不過是一種空幻。姑且不論這些概念的合理性，我想說的是，它們對王十月的創作早已喪失指涉能力。因此，在談論王十月時，有的論者自會覺質疑、宅清它與所談論對象的關系；當然，更有基于概念框定的各種“強說”。如有論者由《尋根團》看到了“打工文學與尋根文學的精神銜接”[柳冬嫵：《打工文學與尋根文學的精神銜接──以王十月〈尋根團〉為例》，《創作與評論》2011年第5期。]。更有論者十多年前讀到王十月筆下的鄉村詩意想象，便自然想到“打工文學的話語困境”，將王十月此舉視為一種妥協，并得出結論：“打工文學──堅持還是妥協？這是一個問題”。[馮敏：《打工文學的現狀與話語困境──由王十月小說引發的思考》，《南方文壇》2007年第4期。]照文章作者的邏輯，王十月寫什么，不寫什么，好像就因為“打工文學”這一他人貼上的標簽被早已框定。如若不然，便是困境、便是妥協。

正如王十月的自述，“打工文學”的標簽，實際上并沒有對其創作產生什么影響，其創作始終由都市敘事和鄉村敘事兩部分構成。而從《國家訂單》《無碑》《尋根團》《米島》《收腳印的人》等作品來看，其文字彰顯出愈益浩大的情懷和宏闊的視野，對當下的文學創作具有啟示性。王十月及其文學的意義與命名無關，而在于他對自身都市經驗和鄉村經驗的勇敢表達，還有他對當下國人境遇的認知，以及他的抗拒精神。

二、南中國的黑夜

《收腳印的人》（2015）之于王十月，分明帶有對其過往都市經驗進行反顧與總結的意圖。在我看來，是其都市敘事的集大成之作，與此前那些多少泥執于打工事象的篇什相比，彰顯完全不同的格局與品貌。

在湖北，“收腳印”似乎是個流傳很廣的說法，意謂人死前會重走一遍人世的所到之處，作為向此世告別的準備。在王十月筆下，這自然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象喻。有人對此的解讀是：“這也是作家在為身后的沉默群體以及他們的時代‘收腳印’”[鄭周明：《王十月：我為一個時代“收腳印”》，《文學報》2016年3月31日，第005版。]。告別一個群體和時代，這對王十月來說似乎不言而喻，但又似乎不僅僅止于此。《收腳印的人》的主人公、敘述人，亦即那個“收腳印的人”王端午，同樣是一個由打工仔而成長起來的著名作家，在僅剩的三個月陽世時光里，忙于收集自己進城三十年的“腳印”。在這部虛構性的敘事文本里，作家王十月難以遏抑他那極其峻切的言說沖動，時而將自身經歷如實寫進小說而與王端午合二為一，時而讓王端午跟自己展開對話，大篇幅引入自己多年前所表達的觀點，處處現出王十月“有話要說”，而讓小說隱現非虛構的品質。對此，他坦言：“我混淆了作者和小說主人公的身份，小說中的王端午，和現實中的王十月，究竟是誰在講述這個故事？不知莊周夢蝶，蝶夢莊周”[王十月：《收腳印的人·跋》，《收腳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頁。]。而在就這部小說接受訪談時，王十月更強調“文學的意義之一，在于為時代作見證，直面時代主要的真實”[鄭周明：《王十月：我為一個時代“收腳印”》，《文學報》2016年3月31日，第005版。]。

那么，透過作家王端午，作家王十月到底要“說”什么？抑或，《收腳印的人》到底要以什么樣的個人發現，為一個時代作見證？

我想，答案就在于小說開篇對艾略特《荒原》的部分引述，還有那部閃現于小說不同位置名為《荒原紀事》的未竟之書。它緣起于王端午覺得“荒原”二字，很能代表他“對某段時光、某些往事的概括，或者說對某種心境的描述”[王十月：《收腳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頁。]。而談及寫作計劃，王十月同樣表示，除了有寫短篇的沖動“還有一個計劃，是完成規劃了多年，只寫了一個開頭的長篇小說《荒原》”[王十月 高方方：《為都市隱匿者作證──對話王十月》，《百家評論》2013年第3期。]。王端午和王十月的高度疊合，自然不在于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寫作計劃，更在于兩者之間共同存在著一種強烈的內心感受──那就是對社會歷史、世道人心極其分明的荒野感。很顯然，“荒野化”是王十月憑借自身數十年的都市經驗，而達成的對過往歷史和眼前現實的洞察。這是他作為作家的卓異之處和勇敢之處。《收腳印的人》從珠三角都市生活的一個側面，力圖寫出荒野之所以成為荒野的過程，并以此作為一個時代沉重的見證。

《國家訂單》（2008）、《無碑》（2009）無疑標志著王十月都市敘事的成熟，讓人看到飄蕩在珠三角的打工者的肉身之痛，亦揭示出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真相。而在人口紅利不再，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甚至貿易戰一觸即發的當下，重讀王十月的這些文字，自然更其令人感慨。不得不說，作家委實用自己的文字，為時代做了一個見證。而與控訴“肉身之苦”不同，《收腳印的人》毫不留情地指向“制度之惡”，呈現當年的收容制度給那些進城求生者所造成的侮辱與損害。個中最為黑暗的圖景，則莫過于這一制度對那些年輕女性的傷害。于是，便有了小說中不斷出現的打工妹與“南中國的黑夜”這一組合。

初墜愛河的女孩阿立，因與“我”的一場約會而招致噩夢，被治安隊員收容，隨即被人販子贖出，輾轉被賣的過程中不斷遭到強暴，直到河南省某偏僻山村的一個啞巴成了她最后的賣家。絕望的阿立跟這個陌生的男人生兒育女，多年后，罹患癌癥的她在收腳印的時候與“我”相遇于那個美好同時也是噩夢開始的南中國的黑夜。女孩阿喜在“我”面前被治安隊員帶走的那個南中國的黑夜，生成了“我”的原罪；而女孩北川在一個南中國的黑夜被逼投河而死，則成了“我”始終無法走出的心獄。形形色色的收容事件，讓人看到了制度之惡充分激發出的人性之惡，以及世道人心逐漸荒野化的過程。而隨著這一制度已成過往，那些黑暗亦隨即被消抹，如同沒有發生一般，留下的唯有經濟高速發展的神話。王十月卻自覺將自己的寫作作為一種抵抗遺忘、抗拒心靈荒野化的方式：“多年后，我開始寫作這部書時，收容造成的恐懼已成歷史。但是，當人們在分享一代人付出血淚換來的改革紅利時，并未意識到自身背負的罪惡。我們習慣了對社會、對別人的指責，將自己當成受害者，卻忘了我們同時也是加害者”[王十月：《回首向來蕭瑟處》，《文藝報》2016年2月24日，第003版。]。

女孩北川的故事因講述被一次次刻意延宕而貫穿小說首尾，成了整部作品的敘事驅動和情緒籠罩。北川之死之所以成為“我”的心獄，就在于收容之惡莫過于此。二十年前，王端午、李中標、馬有貴三個打工者進入了黃德基的治安隊；擁有了權力之后，針對打工妹、打工仔們的小“惡”遂成常態。漂亮女孩北川的出現，引發黃德基對其身體的垂涎，以查暫住證為由控制了她。北川尋機從禁閉之所逃出，卻最終死于四個男人的深夜追捕。一條年輕而美好的生命就此消逝，貌似了無聲息；追捕者自此散開，二十年后各自有了全然不同的人生。黃德基當上了公安局長，“從一個編外的治安隊爛仔，混到了主管一方警務的地方大員”[王十月：《收腳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頁。]；李中標成了腰纏萬貫的成功商人；王端午成了著名作家；馬有貴仍在繼續其打工生涯。四人身份的設定，明顯帶有社會階層的指涉與隱喻：擁有權力的官員、擁有金錢的商人、擁有聲望的作家、還有除了日漸耗干的身體一無所有的打工者。王十月讓他們在多年前共同犯下的一樁罪案面前，展示各自的內心世界。北川之死令“我”（王端午）飽受自我譴責，陷于“一個人的戰爭”而無力自拔。而透過“我”死前對另外三人的尋找、勸說，企圖說服他們以對當年罪孽的直面達至救贖的這一過程，讓我們看到了官員的傲慢、商人的畏怯、還有打工者的麻木。對此，“我”感到萬分失望。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失望自是必然，經濟高速發展的三十年，并沒有豐富人們的心靈世界，相反，卻是愈見荒野化。正如小說里王端午抑或是王十月的表述：“我認為，每一個改革開放的獲利者，無論是像李中標這樣獲得了金錢，還是像黃德基這樣獲得了權力，或者說像我這樣獲得了名聲的獲利者，我們都是有罪的人”[王十月：《收腳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頁。]。罪感似乎是原生，差異只在于面對罪感的態度。“我”由失望以至絕望，鋌而走險設計毒殺李中標和黃德基。結果，李中標中毒而亡，死亡之約卻被黃德基識破。由此，罪孽深重的權力擁有者繼續逍遙法外，一個深刻自省的理想主義者卻被送上了審判臺。眾多讀者不能接受這一結局，王十月卻認為“施虐者如受到了審判，則不是真實的現實。荒原之荒亦在于此”[鄭周明：《王十月：我為一個時代“收腳印”》，《文學報》2016年3月31日，第005版。]。

挑開經濟高速發展的光鮮外衣，顯露人性以及社會的荒野景觀，無疑體現了王十月那強大的批判意識和直抵言說限度的巨大勇氣。而批判意識和言說勇氣的喪失，恰是這個時代的文學極其虛弱的根源。王十月的文字，某種程度上讓我感受到了寫作的尊嚴。即便如此，他認為最大的遺憾還是“不夠勇敢”，在“最想寫的一本書中，有太多回避”[鄭周明：《王十月：我為一個時代“收腳印”》，《文學報》2016年3月31日，第005版。]。然而，由他這些自謙為“不夠勇敢”的文字，讓讀者分明意識到，直面荒野才是抗拒荒野的有效之途。在我的理解里，寫作之于王十月，是對黑暗的直面，亦是對荒野化的抗拒。

因為自覺抗拒意識的存在，王十月的文字沉重但并不灰頹、絕望。誠然正如有論者所認為的那樣，王十月“是現實主義者，但他身上間或煥發出來的理想主義精神，常常令我心生敬意”[謝有順：《現實主義者王十月》，《當代文壇》2009年第3期。]。這種理想主義精神，投射在王端午身上，也鮮明體現在《無碑》中老烏那“一個人的打工史”中，還有老烏這一形象的塑造上。與《無碑》不同，圖景黑暗的《收腳印的人》的理想主義的亮光，更多源自作家始終葆有的原罪感。而原罪意識，同樣生成于王十月早年經歷的那個“南中國的黑夜”。據其自述：“許多年前，在深圳的松崗，我和一個叫李中標的打工者，冷漠而無情地拒絕了一位四川打工妹的求助，將她推到了如狼似虎的治安員手中。我永遠也忘不掉，那個南中國的黑夜，當她哭泣著被治安隊員抓走時的情形。這件事成了我靈魂的一個巨大的黑洞。我所有的寫作，都源于那個夜晚。我意識到我的罪惡，我得寫下這些，我有話要說”[王十月：《回首向來蕭瑟處》，《文藝報》2016年2月24日，第003版。]。很多讀者從《收腳印的人》里讀出了救贖，在我看來，原罪感的葆有，是王十月抗拒心靈荒野化的有效之途。

三、無鄉可返

在王十月筆下，與都市敘事相對，其鄉村敘事亦極具個性。“農裔城籍”是許多中國現當代作家共有的身份標識，典型如沈從文、汪曾祺、賈平凹等莫不如此。一個進城鄉下人的寫作，其觀照對象自然少不了作為“此處”的城市，還有作為“別處”的鄉村；只不過城市是“當下”，鄉村是“那時”。進城后，一方面由于一開始難以適應“被拋于”都市的痛感，而生出對于當下的批判意識；另一方面，在空間位移和時序錯置的作用下，“那時”的鄉村卻自然而然被烏托邦化。如此，基于城/鄉二元對立的情感態度，便有了沈從文式的鄉村想象方式和抒情傳統，并在當代文學中得以賡續，典型如賈平凹上世紀80年代“商州系列”的創作。商州世界的美好，幾乎成了一個進城鄉下人面對都市喋喋不休的夸炫。事實上，對鄉村的想象與夸炫，不過是創作者時空錯亂癥的外在顯現，一旦理性回歸，筆下便會出現別樣的鄉村圖景。鄉村烏托邦想象只是離鄉者的精神返鄉和故里夢回。既是“夢回”，便總有夢醒時刻，不過時間久暫而已。賈平凹新世紀以來的鄉村敘事便是確證。一如王德威所言：“沈從文的原鄉情結可以《邊城》所召喚桃源夢境為極致，但這寄托塊壘的邊城到底還是個落入時間陷阱的失樂園”[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31頁。]。

“70后”作家中，能達成對沈從文式鄉村想象方式和抒情傳統的深度傳承者，似乎以王十月為僅見。這或許與他到底還是一個“有傳統文化底色的文人”[王十月 李德南：《扎根傳統 面向時代》，《創作與評論》2014年4月號（下半月刊）。]有關，寫作之余書畫自娛。而這一點，又跟作為“50后”的賈平凹十分相似，在“70后”中自不多見。不過，正是賈平凹以《秦腔》等長篇小說傳達出對鄉村的批判性觀照之時，王十月卻以“煙村系列”試圖構建其“水鄉世界”。回首當年，王十月坦言“是受沈從文先生和汪曾祺先生的文學觀的影響，要寫一種‘優美而自然的生活方式’，寫一種生活的可能性”；而十四部短篇小說所構筑的水鄉世界，是其“童年記憶中的鄉村，一個不存在于當下的鄉村”[王十月 高方方：《為都市隱匿者作證──對話王十月》，《百家評論》2013年第3期。]。除了地域風貌、個人趣味、鄉村經驗的不同，在寫作動機與表達旨歸上，王十月筆下的“水鄉世界”與沈從文、賈平凹筆下的“湘西世界”“商州世界”非常相似。彰顯了這一鄉村敘事傳統的代際傳承。只是，跟上兩代作家相比，王十月的精神返鄉與故里夢回卻非常短暫。亦即，關于城市/鄉村的情理悖謬，作為一種心理機制，在王十月身上表現為只有短暫的鄉村情感流連，理性旋即占了上風。其后，他多次談到“事實上那種生存狀態是我想象中的、渴望的方式，在我家鄉是不存在的”[王十月：《要我寫小情小調，根本不可能》，《羊城晚報》，2013年9月23日，B2版。]。

我想說的是，稍加推究，王十月的鄉土之夢之所以破滅得如此之快，或許根源于包括他在內的這一代人，對城市和鄉村早有了超越簡單二元對立的認知：“我到了城里，但從不覺得自己是城里人，跟城里的生活還是有點格格不入。可事實上我熱愛城市，我跟很多認為‘鄉村美，城市惡’的作家不一樣，否則我不會到城市來。城市確實給人生長的空間更大，農村有很多東西不是我們理想中的狀態，可那畢竟是生我養我的地方。可我回不去，我在那又沒戶口，又沒土地”[王十月：《要我寫小情小調，根本不可能》，《羊城晚報》，2013年9月23日，B2版。]。而出于對故鄉的回望與審視，“煙村系列”之后，《尋根團》（2011）、《米島》（2013）便呈現出別樣的鄉村圖景。

在這兩部作品里，王十月所傳達出的鄉村發現，某種意義上，與其都市敘事對城市的認知趨于一致，那便是鄉村正遭遇無法遏制的荒野化。他筆下那個詩意的水鄉煙村早已不復存在，置于前景的只是一片荒野。《尋根團》應該是王十月迄今最為成功的作品，而作為典型的返鄉敘事，它讓人不禁想起魯迅的《故鄉》。百余年來導致中國鄉村荒野化的根源殊異，不同代際的作家所呈現的圖景卻如此一致。幾十位當年的打工仔，在珠三角經過一番打拼，現如今都成了腰纏萬貫的商人，社會的“成功人士”。他們那“富貴還鄉”的虛榮與楚州地方政府“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工作思路一拍即合，于是，策劃出這次“楚州籍旅粵商人回鄉投資考察文化”之旅。裹挾在“尋根團”里的兩個異數，一為經濟上并不寬裕的楚州籍著名作家王六一；一為被二十多年打工生涯耗干了身體，懷揣二十萬塵肺病補償款的“老打工仔”馬有貴。

前文說過，“煙村系列”不過是王十月精神返鄉的產物；一旦回到故鄉現場，觀照視角的詩意被剝離，真實的鄉村圖景便得以裸裎。煙村最具沖擊力的荒野化景觀，莫過于王六一返回老屋所見。到家門口的路，早已被齊腰深的苦艾、野草封堵，老屋需要蹚進去才能艱難接近。首先映入眼簾的鄰居家，早已屋空多年，蛛網結塵、荒草萋萋；轉過去便是自己的家：“家還是那個家，只是已經破敗，屋頂中間塌了下去，幾根巨大的竹突破了屋頂穿堂而出，荒草苦艾一直蔓延到了臺階上，鋪過水泥的臺階被竄出來的竹根頂得七拱八翹”[王十月：《尋根團》，《人民文學》2011年第5期。]。這名副其實的荒野化，顯然根源于隨城市化進程而來的鄉村空心化。然而，如果說苦艾、荒草封路，竹子瘋長侵入屋內，還只是煙村荒野化的外在表征的話，那么，其內里更表現為鄉村世道人心之變。昔日溫煦的人際早已不復存在，離鄉游子歸來，引不起忙于打麻將的老人們的興趣，直至牌局終了，王六一便被老者們七嘴八舌地追問在外掙了多少錢，并好奇于他是否真的如傳說中的那樣一個字一塊錢。如此情景讓人看到心靈空虛和金錢至上已然沒有城鄉之別。一如《收腳印的人》，人心的荒野化才是更令人震悚的圖景。在父母墳頭，當王六一發現低聲下氣，做了一輩子老好人的父母，死后竟被人釘了桃木樁施以惡咒時，他立時覺得“此次回家尋根，根沒尋到，倒把對根的情感給斬斷了”；從此，無論在現實還是精神層面，他都變成了一個“沒有故鄉的人”，“成了一縷飄蕩在城鄉之間的離魂”[王十月：《尋根團》，《人民文學》2011年第5期。]。一個返鄉者發現自己早已無鄉可返，自然是王十月最沉重的鄉村發現。煙村的世道人心之“荒”，更隨著馬有貴之死而得以彰顯。他那在王六一幫助下，從工廠所爭取來的二十萬職業病補償，不想返鄉后這活命錢卻成了奪命錢。馬有貴的父親逼迫兒子將錢交出由其保管，為的是怕兒子死后被兒媳獨吞，而兒媳一旦改嫁，錢便不再姓馬。面對父親有違自己意愿的逼迫，最終導致馬有貴服毒而亡。金錢對親情的擠壓，還有鄉村倫理道德的崩壞可見一斑，讓人看到今日鄉村愚昧與黑暗的程度絲毫不輸城市。抑或，人心的荒野化如同瘟疫蔓延，早已不分城市鄉村。

除了“鄉不可返”，《尋根團》還揭示出那個曾經的美麗水鄉已然不可居留。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無視環境風險，讓大量化工企業進駐，導致生存環境的急劇惡化。這曾經發生在珠三角的一切，不想復制在當年打工仔們的故鄉。《無碑》里的老烏以自己的打工史，見證了美麗的瑤臺村不覺中失去了碧綠的河涌、大片的蕉林，還有鄉村寧靜。王十月說《尋根團》的創作緣起于回鄉“聽父親講村里的人事，許多我童年時的玩伴已死去，死于癌癥。化工廠正在改變著鄉村的生態。村民意識到了這種改變將帶來的災難，但他們無力阻止，也無心阻止。他們不會發出吶喊，哪怕是輕微的反抗……逆來順受，這是他們的生存方式──沉默，安于命運的安排。這愈加讓我心痛。回來后，我寫下了中篇小說《尋根團》，那是我第一次因文學回望并審視我的故鄉，打量那片土地上人的生存困境與精神苦難”[王十月：《后記》，《米島》，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頁。]。痛心于鄉村的沉默，《尋根團》里便出現了一個反抗者王中秋。只是，這個鄉村知識分子的“一個人的抗爭”，一如《無碑》里分別發生在李鐘、老烏身上那“一個人的罷工”，悲壯而于事無補。權力的威壓，加上村民很容易被小小的利益分化，而無視哪怕就等在不遠處的生存困境。即便如此，這不時出現在王十月筆下的一個人的壯舉，卻是他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情懷的流露。

長篇小說《米島》在更大規模上承續了對故鄉的回望與審視。有所節制的魔幻色彩，某種程度上符合了外省對湖北人那“楚人尚巫”的想象。然而，在我看來，魔幻只是一種外在形式，甚至個人趣味，似乎也沒有給小說帶來更多光彩。《米島》的動人之處，無疑還是源于寫實的力量。而跟《尋根團》不同的是，它在一種更其宏闊而深遠的歷史背景下，呈現一個村莊的變遷。很大程度上，米島的歷史亦是中國鄉村的歷史，正如作者所說的那樣：“米島是我故鄉的縮影，其所經歷的，是中國成千上萬的鄉村正在經歷的”[王十月：《后記》，《米島》，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426頁。]。只是，細細品味，米島的歷史亦不過是一部鄉村逐漸荒野化的歷史。摧殘人性的政治運動、伴隨現代化而帶來的價值觀扭曲、城市化進程所導致的空心化、直至城鎮化而來的生存威脅，這些都是不同時期導致鄉村荒野化的推手。而從王十月的寫作里，可以看到一個作家直面這一切時所傳達出的感傷、憤怒，還有抗拒。抗拒荒野化，才是留住故鄉的方式。

令人感慨的是，當下文學創作過度沉溺于私人經驗的表達，實在太過久長。這是小時代，也是大時代，是一個理應產生大作家的時代。由轉型而導致深刻的社會變貌和諸多社會問題的糾結，關鍵在于寫作者是否具有直面當下，以文字為時代作見證的勇氣。而在現實處境和精神世界都在加劇荒野化的時代，王十月的文字以直面的姿態，傳達出了對都市和鄉村荒野的極力抗拒。我以為，這是作家王十月的意義所在。

（項目來源：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編號：12BZW113）

作為時代在場者的見證文學

——論王十月的小說

李俏梅

摘要：王十月的小說，可以說是“一個時代在場者的見證文學”。他的寫作，觸及的是一個生生不已的巨大的流動生活體，他既有宏闊的眼光來理解這個生活體的結構性位置，也能深入到這個生活體的內部，纖毫畢現地還原這個生活體的具體場景和人物的心理——精神世界以及它運行的內在邏輯，而對其中的罪責做見證式書寫和不懈怠的追問亦是其不可或缺的內容。貼近現實、對現實恰如其分的書寫是王十月小說的最大特色，然而在此基礎上，他的小說亦可以獲得更為深刻的象征性解讀，具有超越的力量。

關鍵詞：王十月；時代在場者；見證文學；超越

如果必須用一句話來概括一個作家的寫作，那么我愿意用“作為時代在場者的見證文學”來概括王十月。王十月的寫作，從描寫上世紀90年代打工者的生活出發，到轉型期的鄉村系列，到更為綜合性的現代經驗的書寫，題材上越來越廣闊，然而莫不緊貼著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人的流動性的生活經驗和內在精神世界這個最大的“中國現實”，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當之無愧的“歷史的書記官”。他的寫作，進入了未必是當代每一個中國人都體驗了的“肉身之痛與精神之苦”[ 胡傳吉《未知肉身的痛，焉知精神的苦——王十月小說論》，載《當代文壇》2009年6月第3期，第50頁。]，也必成為后來的人們回望這個時代的可靠依憑。

一、時代自行生長出能夠表述它自己的作家

王十月是靠自己的“野蠻生長”產生的作家。所謂野蠻生長，指的是外部條件對于一個作家的成長來說似乎非常匱乏，包括受教育的程度、寫作條件等等，除了生活的苦難和寫作的意志，似乎沒有什么有助于這個作家的誕生，而他們偏偏誕生了。王十月就是這樣的作家。王十月，1972年出生于湖北石首，初中畢業后十六歲就出來打工，如他在很多小說中寫到的人物，拖著一條“蛇皮袋”，離開了清晨的村莊，從此把自己拋入了命運的汪洋大海之中，走過很多城市，家鄉的縣城、武漢和珠江三角洲的佛山、東莞、深圳、廣州，干過無數工種，經歷過失業和流浪的痛楚以及其他的因緣際遇，最后奇跡般地把自己培養成了一個知名的作家。

王十月最初的寫作動力來自于“撫慰自身”，只是由于他所寫的群體的特殊性，所以也就成為了這個群體生活的“見證”。越到后來，他那種通過寫作見證歷史的意識越來越自覺和清晰。在一篇訪談中，他談到他的寫作是“為都市隱匿者做見證”[王十月高方方《百家評論》，2013年第3期]；在《收腳印的人》里他通過人物之口，說“我很早就知道我寫作的價值所在。我曾說過，我想做一個時代的記錄員，記錄我們這一個群體所經歷的不為人知的生活。”[王十月《收腳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96頁。]而在最近的一篇短文里，他意識到他所做的不僅是在記錄他所在那個群體的生活，他所寫下的同時是一個特定時期的國家記憶和歷史記憶。他說“這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景象，數億農民離開了土地，離開了固守的地域，在大地上流動。而這流動帶來的一系列復雜的改變，這背后的酸甜苦辣，這背后的國家意志與個人夢想，造就了中國神話。這是近 40 年來，中國最主要的真實。如果中國作家無視這個巨大的真實，回避它，不去書寫，這代作家是不稱職的。正如，如果唐詩沒有杜甫用他沉郁的詩歌將個人離亂與家國動蕩記錄在案，那一代詩人是失職的一樣。”[王十月《流動，近四十年最主要的中國經驗》，《文藝報》2017年6月14日。]關于他所說的這個“中國最大的真實”，我想很多人都認同，但也不是所有作家都有寫出它的條件。是超過十年的近乎殘酷的打工經驗磨礪了王十月，也給了王十月機會。他從最底層的跌打滾爬中起身，穿過生活的風風雨雨，經由手中的筆進入到城市的中產階層和知識階層，這其中的肉身經驗的豐富性不是純書齋作家們可以比擬的，也使得他對現實的書寫更為深廣。我們常常有一種感覺，即使是當代最有寫作實力的那些作家，他們寫得好的還是他們年輕時期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那段生活，而一旦描寫當下的現實生活，就表現出某種漫畫化、狂歡化、極端化的風格，比如余華的《兄弟》（下）、莫言的《酒國》及《豐乳肥臀》的當代部分，都是如此。這里暴露出的實則是肉身經驗的不足。相反，王十月的書寫更加從容、節制而結實，即使他的某些作品不拒絕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他給讀者的最終印象依然是：他恰如其分地寫出了一個更為辯證和更有靈魂深度的現實，他是時代自行生長出來的可以如其所是地表述它自身的作家。

二、寫出一個生生不已的巨大現實的復雜性及其細膩紋理

王十月的寫作通常被稱為“打工文學”或“底層文學”。對于這樣的命名，王十月并不很認同。早期，他的創作主要是反映打工生活的，然而隨著他經歷的開闊，他寫作的范圍其實已經遠遠超越了打工題材，涉及到轉型期的城市、鄉村及其中各個階層，是一個巨大的社會生活體。比如《尋根團》就寫出了改革開放前沿廣東和家鄉之間的關系圖譜。《人罪》所寫則主要是城市生活，人物包含了底層小販，城管、法官、律師和記者等。即使是典型打工題材的作品，它們所包含的也是一個活躍而復雜的社會生活體，比如《九連環》，其中描寫到九個人物，從吳一冰到鄭九環，包含了大小企業老板、打工者、中下層工廠主管、小販、治安城管人員、無業游民、開快餐店的等等，真是三教九流皆在其中，這是一個典型的南方工業小鎮的生存鏈和生態圖譜，他們之間是一種既互相需要又互相牽制、套牢的復雜關系，王十月的特長在于總是能把這種亂麻般的關系寫得既清晰又有相當的深度，能寫出一團活躍著向前滾動的復雜生活。《九連環》如此，其他作品莫不如此。因此在王十月看來，將它們稱作“打工文學”，好像是某種特殊的、邊緣的題材的文學，在藝術上似乎可以降低準入門檻的文學，王十月心里是頗有微詞的。在王十月看來，他寫的僅僅是現實主義的文學，是書寫當代中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痛苦裂變的文學，他描寫的是“當代中國”、“當代中國人”的文學，僅此而已。評論家的命名有其困難之處，但我們的確必須在這樣一個格局中來理解王十月的文學才庶幾近之。

面對一個如此龐大的現實，王十月的創作首先給人的感覺是他能寫出這個現實的全部可感細節和它的細膩紋理，這實際上表現的作家的體驗深度。作為一個親歷者，他的作品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于，他似乎一動筆，就能使人進入一個真實的場景之中，這種生活超出想象部分的質感和細微之處觸手可及。比如在那么多年輕的打工人口涌向珠三角之際，他們青春期的生理沖動通過什么解決？王十月寫到那些便宜、簡陋而偏僻的出租屋；寫到南方小鎮附近的香蕉林；甚至寫到可能就在住了十多人的集體宿舍里。《收腳印的人》里寫到一個細節，某一晚睡在上床的初來者拍了一下床板，提醒下面鐵床上的一對“悠著點”，挨打的竟然是上面鐵床上的人。《開沖床的人》寫工廠區那種如布滿陷阱的危險森林一般的機床、電鋸和王水，那種殘酷到要失聰才能忍受的噪音環境，那種手指被沖床軋到后，“跳了起來，接著又蹲了下去，又跳了起來，身子像陀螺一樣轉著圈子……直到把身子扭成麻花狀”[ 王十月《開沖床的人》，見《人罪》集，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頁]的具體真切的樣貌。《不斷說話》寫夜半下班時分那種幾千人的服裝廠，打工妹們潮水一般蜂擁而出，而作丈夫的難以認出誰是自己的妻子時產生的恍惚感，這些都給人無限逼近生活現場的實感。我們不能小看細節和感性呈現的力量，正是這些細節和深入到毛細血管的感覺力量，恢復了歷史的真實性，其審美力量和道德力量是潤物無聲，不可抵擋的。

第二是他能夠寫出人物的心理深度。在很多人看來，打工者群體是一個晦暗不明的群體，不僅他們的面孔模糊，他們的內心世界更加難以捉摸，而王十月卻既深且細地還原了他們的內心世界，使他們成為可以理解的活生生的親切個體。比如他的《國家訂單》，寫那個小老板原本是從打工者上來的，所以對工人并不苛刻，然而半年發不出工資，一旦大單到手，即使沒有能力如期做出，他也舍不得外包給別人，于是上演了一出連續五晝夜不休息的趕工大戰，最后出了人命。小老板為什么一下子變得如此貪婪呢？不完全是人性的貪婪所致，也和中國制造業在世界格局中的脆弱位置相關，抓住一個大單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而他的生產主管李想原本應該阻止他這樣干的，但因為他事前提出過辭職，兩個人的信任關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損傷，所以他雖然勸了一下但沒有力勸，而老板挽留他的時候眼睛里不經意流露的得意也傷害了李想，“這一得意，像一把鋒利的刀，將他和李想之間的裂縫切得更大了。”總之，伴隨著情節的發展的，是這些心細如發的心理捕捉，正是這些心理過程，使得他們每一個人站在他們自己的角度成為內在自足的、可以理解的人，而從文學的角度看則成為豐滿的個體。《出租屋里的磨刀聲》則寫出了苦難和壓力如何內化為人的心理結構，引發人本身的扭曲和變形的問題。所以在王十月的小說里，每個人都是復雜社會關系中的心靈個體，他深入到了現實不可見的部分。

而這些生活的細節和細微的心理圖景的背后是一個巨大的現實，無論是一個場景，還是一個眼神，我們都能感覺到這是一個巨大的生生不已的現實的組成部分。王十月如何達到這種辯證性的現實表達呢？在文本中，他往往采用一個既集中又發散的結構來容納這些豐富的內容。使得作品集中的可能是一些意象符號，或核心事件，比如《國家訂單》就是一個核心事件，一個小廠必須五天內完成一個20萬面美國國旗生產的幾乎不可能的訂單，他們怎么做到的？他們為什么要做這個單？最后的后果如何收拾？在這個過程之中，中國當代制造業的困境和人們的生存圖景、心靈圖景都被揭示出來。《尋根團》也是以核心事件結構小說的一個典型案例。所謂“尋根團“，指的是在一個文化公司的策劃下，在廣東發了財的大小老板們組成的一個“還鄉團”，受到家鄉地市級領導的隆重接待，這是一個表面風光，內里各懷目的然后各取所需的“表演團”，而其中最為刺目的是這個“尋根團”中夾帶了一個打了一輩子工，患了塵肺病，最后死在家鄉的馬友貴。無論是在回鄉的路上，還是在地方政府官員接見成功人士的宴席上，馬友貴都是一個“不和諧音”，然而正是這個不和諧音，這根“魚刺”，顯示了作家的包容性和現實主義深度。《白斑馬》則以一個核心意象連綴了極不相同的五個人的生活，“白斑馬“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見的，這些看見了白斑馬的人的命運就這樣聯結起來了。《不斷說話》里的核心意象則是一座大橋，一些人在這里結束生命，一些人在這里表演跳橋，一些人在這里相遇，它仿佛成了一個社會的公共展示平臺，我們時代的“特殊廣場”。總之，我們感覺到王十月小說的格局明顯受到過巴爾扎克、左拉、肖霍洛夫等經典現實主義作家的影響，他寫的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生活體本身，一個活力、機遇、苦難與罪惡相生相伴的總體，而細節的絨毛可感可觸，它們共同形成一種巨大的包容性和感染力量，實現了他見證一個時代的文學野心。

三、人罪：見證歷史和人性不可或缺的角度

而在王十月對現實的整體書寫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一種追問從很早就開始了，那就是對“罪”及其救贖的追問。這個內容在他的作品中如此重要，以至我不能不專辟一節來談論這個問題。在王十月筆下，“罪”似乎是我們這個時代一種結構性的存在，也是我們的時代和個人有意無意地，最愿意遮蔽和掩飾的東西，也是正在被遺忘的東西，而他恰恰在盡最大的努力把它發掘出來，并在這里表現出他的洞察力和責任心。他是一定要把光鮮的表面揭開來，露出那里面的罪惡；又從那罪惡里發掘出未泯的良知的那個人。他的很多小說都涉及到罪案，如《出租屋里的磨刀聲》《人罪》《白斑馬》《九連環》《國家訂單》等，固然罪案有結構小說、推動情節的形式意義，然而它也是進行靈魂拷問和歷史追問最好的契機。因為罪案是人的心靈之惡變成實際的行動所導致的可見結果，罪案的背后是人心的病變和社會的病變。

王十月2015年出版的長篇《收腳印的人》，是他集中追問罪及其救贖的代表作。它有一個非常巧妙的結構，利用楚地民間流傳的人死前會“收腳印”的傳說，再現了王端午（王十月的化身）一生所走過的路，實際上是一部回憶之書，也是一部反思和總結之書，王端午四十五年的人生經歷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基本重合，所以它既是個人的回憶，也是國家歷史的記憶與反思。小說通過“收腳印”將過去的一幕幕歷歷重現，又通過在法庭做自首陳述自由地安插議論。正是在這些議論的段落里，王十月借王端午之口，相當直接地說出了自己的觀點：“我一直認為，深圳，或者說廣東，或者說，中國這三十年的發展，是建立在原罪之上的。”“我們每一個改革開放的獲利者，無論是像李中標這樣獲得了金錢，還是像黃德基這樣獲得了權力，或者說像我這樣獲得了名聲的獲利者，我們都是有罪的人。偉大的鄧小平在設計改革開放時，說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人帶動后富起來的人。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些地方政府對于無視人道、法律的做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在政策上一邊倒地傾向資本，在勞工和資本發生沖突時，無條件地站在資本一方，于是，資本的利益獲得了最大化。用馬克思的話說，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里都沾滿了骯臟的東西。”[王十月，《收腳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32頁。]

在王十月看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它的歷史合理性，但在實際的過程中，由于管理跟不上發展，由于制度性的缺陷，造成了許多人為的苦難，“比如沒完沒了的加班，比如低廉的工資標準，比如隨時讓務工者失去自由的治安條例……當然還有對環境的毀滅性的破壞”[王十月《收腳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32頁。]（132）這些苦難在王十月很多小說中都有具體入微的書寫，但只有到了《收腳印的人》，他才如此徑直道出這種制度之惡。這意味著那些具體的苦難，它不是偶然出現的，在一個不完善的制度里，那些與發展伴隨的苦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所有的制度之惡里，始終讓王十月耿耿于懷的是治安收容制度。這個制度于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被收容至死之后徹底地廢除了，然而留在打工者內心中的噩夢和恐懼卻永遠沒有廢止。一個在王十月小說里出現過無數次的場景是打工者被治安人員追查暫住證的事。《收腳印的人》的核心情節也是寫王端午當“打工仔”時被治安隊抓捕和后來成為治安隊之一員參與抓捕打工妹陸北川，導致后者跳河自殺的事，并通過書寫王端午和阿立這對情人被抓捕之后的遭遇首次在中國文學中披露了治安制度的黑色產業鏈，有些做法簡直駭人聽聞。比如治安隊到收容所這是第一步，在收容所里如果七天還沒有人拿錢來贖，就送到勞教隊去做苦力，做三個月期滿再放人，有的放了又被抓回，反復多次。王端午因為李中標夠朋友，被贖出去了，阿立卻被強奸后拐賣到河南農村，給一啞巴做了老婆。王端午后來成了治安隊副隊長黃德基的馬仔，而通過自身成為治安員的書寫，王十月從內部揭露了它的無法無天。正是在這樣的惡制度之下，黃德基的欲望膨脹起來，不但自己免費享用發廊妹的性服務，還把所有下屬拉下水；在沒有新鮮感了之后想“干脆搞搞打工妹”；然后發現了尚未進廠的陸北川漂亮清純，然后恐嚇、關黑房子、圍追，最后導致了陸北川跳河自殺的人道悲劇。黃德基后來和李中標合辦企業，以他的身份為保護傘，并自編自導了一場抓捕“三無人員”的戲，克扣了他們廠女工的血汗錢，迅速積累了罪惡的第一桶金。

在王十月寫作《收腳印的人》時，治安收容制度已經結束了差不多十年，務工人員的各方面條件和保障也比從前有了進步，為什么王十月還要耿耿于懷？第一，如王十月在小說中所表達的，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我們很多人看到的是表面的光鮮，比如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比如黃德基、李中標、王端午這樣的掌聲中的成功人士，而那背后的罪惡是隱蔽的，知道的人心照不宣，不知道的人無從知道。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見證是第一步，所以王十月要打撈這些記憶，說出他的“見證”。第二，無論是個人還是民族，必須反思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罪責。徐賁曾提出過“共同人性”的概念[徐賁《見證文學的道德意義：反叛和“后災難”共同人性》，《文藝理論研究》2008年第2期。]，他認為在一個共同體社會中，人道災難發生以后，人性、人格的受損是全面的，不僅僅是加害者，包括旁觀者、受害者在內，所有人的“共同人性”都會受到損傷。事實上，我們在王十月的小說中，的確發現了一個“我們的罪”的現象，所謂“他人有罪，你又何嘗無辜”。比如《收腳印的人》里逼死陸北川的固然最主要是黃德基，然而馬友貴是幫兇，王端午和李中標雖不忍但也客觀上配合了惡，縱容了惡。而在此之前，黃德基、馬友貴他們曾經也是該制度的受害者，黃德基作為退伍軍人找到他從前的首長，不要別的工作，單要一個治安隊小隊長，就是“曾經受氣的媳婦”要當婆婆的心理。《白斑馬》里作者也借人物之口輕輕說過一句讓人不寒而栗的話：“現在的人，都變壞了”[ 王十月《白斑馬》，見《人罪》集，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年，第45頁。]。可以說在王十月的小說中，可以說很少有一個真正潔凈的人，甚至打工者本人，也或者由于歷史因襲的劣根性，或者因為絕望，或者因為苦難所造成的心靈扭曲和變形，也常常輕易地拿起刀子，做莽撞的殺戮和自殺。所以無論什么階層，在王十月的小說中無一幸免。他們的罪不是基督教所謂的“原罪”，而是實實在在的可見之罪。社會的這種道德狀況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如果不經過每一個人的深刻的反思，它將像有毒的空氣，像隱性遺傳的基因，毒化我們現在和將來的共同體生活，影響一個社會“共同人性”的提升。小說中時刻流露的“荒原”之感，或許即來源于此。

當然在王十月的小說，也有部分人表現了反省和自我救贖的意識，比如《收腳印的人》里的王端午，《人罪》中的陳庚銀、小販陳責我、法官陳責我，記者杜梅等。雖然不盡人意，但也屬難能可貴，獲得了作者的同情與理解，然而他也犀利地看到，這些人僅僅在不影響自己的生存格局的限度內贖罪。中國社會的反省救贖之路任重道遠。

四、見證書寫的實與虛

見證書寫的一個特點是尚“實”。嚴格的見證文學，必須是非虛構的文學，而我僅僅是在廣義的含義上使用“見證”一詞的意思。盡管如此，王十月的小說還是嚴格地遵循寫實的風格，他總是恰如其分地寫出現實中人的復雜處境，恰如其分地寫出事理邏輯和人物的心理邏輯，然而王十月的小說亦有超越實寫的層面，毋寧說，他小說的最大藝術魅力在于實與虛之間的配合，實與虛之間的張力，他的實使他的作品成為當代中國社會人心的一面鏡子，他的虛使他的作品具有更為普遍和超越性的藝術魅力。虛實相生，是王十月的小說之道。

王十月小說中的虛實相生的第一種表現在于，他很善于提煉“原型情境”或說經典性的困境，這些困境都具有象征的意味，超越了具體之事，也超越了“問題小說”式的提問方式。以他正式發表的第一個小說《出租屋里的磨刀聲》為例。小說寫了兩對男女，天右和何麗，隔壁的磨刀男人和他的女人。天右和何麗因為隔壁的男人每夜瘋狂磨刀感覺到恐懼，他們倆因此而分手，天右因此而上班走神，手指被沖床軋斷。失去理智的天右買了刀，準備殺不肯賠償的老板，結果卻向隔壁的磨刀人動了刀。磨刀人和他的老婆后來走了，“而每當深夜，勞累了一天的人們進入夢鄉時，那間偏僻的出租屋里，依舊會傳來霍霍的磨刀聲。/磨刀的人是天右。”[王十月《出租屋里的磨刀聲》，見《人罪》集，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頁.]這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結尾，它的恐怖性是一種行為不是消失了，而是被復制了。同樣意味深長的是《九連環》。小說中的“九連環”是一個玩具，香港老板鄭九環將它交給林小玉，說你什么時候解開了，你什么時候就能來拿貨款了，然而林小玉沒能解開，鄭九環的大廠也倒了，他也上吊自殺了，然后這個鎮陷入恐慌之中。它象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生存關系就像這個連環套一樣復雜，互相依存又互相套牢。而《不斷說話》也設置了一個悖論性的細節：因為一段時間好多起跳橋事件，所以臨時設置了“守橋人”這么一個職位。守橋人的職責就是阻止人跳樓，如果有人跳樓，那么他工作沒有成效，可能飯碗不保；可是如果很長時間沒有人跳樓，那么這個職位也可能被取消，他也沒有飯碗。《白斑馬》里則有“泥做的船”這樣的象征性意象，小說的結尾有桑城寫的一首詩：“你說彼岸有幸福，我要抵達，哪怕劃一艘泥做的船”[王十月《白斑馬》，見《人罪》集，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頁]。以“泥做的船”來比喻打工者的人生困境。一個最為意味深長的原型情境是魯迅式的“無物之陣”，《收腳印的人》對它進行了當代還原：所有的罪行都歷歷在目，然而誰都不必為它負責，并且無法找到具體的罪人。“不僅無法指控別人，讓它們一起伏法，連自證有罪都做不到。我所有的指控，都被當成了精神病患者的瘋話。”[王十月《收腳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238頁。]這些原型性情境的提煉表現了作者對人性與社會的深刻洞察，既深化了作品的主題，也提升了作品的藝術價值。

而在情節的設置上，王十月也是善于虛實相生的。《不斷說話》里寫到“我”和一個陌生女子在橋上有過一次邂逅，交談了很久，各自把生活和工作中的煩惱傾吐出來了，后來老想再次見到她，可是卻再也沒有見到，那么這個女子到底是誰呢？是實有其人還是內心的幻影呢，不得而知，但是不管這個女子是虛是實，在外打工者的生活和精神之苦，不管是做辦公室文員，還是流水線上的工人，還是守橋人，是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了，整個風格令人想起施蟄存的《梅雨之夕》。而《收腳印的人》在情節的設置上更是巧妙。“收腳印”來自于荊楚大地的一種民間傳說，即相信有的人臨死前要將自己所走過的路走一遍，把所有的腳印收起來，然后就可以上天堂了。在小說里，作者將它描述成確有其事，只是人們受科學思維影響不承認它罷了。小說中“收腳印” 這個情節的設置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方面使得過去以現在進行時的形式重現，大大增加了歷史現場感；另一方面也使作品帶有了神秘主義的、詩意的色彩，很多詩意的段落也因為這個設置而得以呈現，比如小說寫王端午和阿立的靈魂相遇，兩個人都伸出了手，卻不能像正常人一樣握手，“我們的手，那無限空虛的手，相握在一起，像空氣握著空氣，像幻覺握著幻覺，像影子握著影子，像風握著風，像夢握著夢”[王十月《收腳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216頁。]等。然而它最重要的功能還在于它幫助作品完成了更深廣的主題。王端午的自首為什么沒人相信呢？因為他最后不小心暴露了他是“收腳印”時記下陸北川的身份證號碼的。“收腳印”，這個途徑意味著王端午所有的話都是儋妄，都是精神分裂癥的臆想，真實的歷史無人相信，于是《收腳印的人》成為另一部含義深遠的《狂人日記》。

總之，王十月的小說，“實”是其基本底色，或者以虛入實，或者由實入虛，虛實相生，既達到了見證時代的目的，也實現了它的藝術品質。

結語

王十月對于自己的作品經常被稱作“打工文學”或“底層文學”，而他本人則被稱作“打工作家”并不認同，認為這是狹隘地看待了自己的文學。的確如此。從內容上看，他的小說雖然以打工經驗為主，最初是現在時式的反映打工生活中的苦難，而現在則從記憶與反思的角度進入，然而它的意義都不是“打工文學”或“底層文學”這個詞所能概括的。與其說他寫的是打工文學，不如說他所寫的是“一個時代在場者的見證文學”，他的寫作，觸及的是一個生生不已的巨大的流動生活體，他既有宏闊的眼光來理解這個生活體的結構性位置，包括其在歷史中和在世界中的結構，也能深入到這個生活體的內部，纖毫畢現地還原這個生活體的具體場景和人物的心理——精神世界以及它運行的內在邏輯，而對其中的罪責做見證式書寫和不懈怠的追問亦是其不可或缺的內容，因為罪是這個時代中結構性的存在。貼近現實、對現實恰如其分的書寫是王十月小說的最大特色，然而在此基礎上，他的小說亦可以獲得更為深刻的象征性解讀，具有超越的力量。

作者簡介：李俏梅(1968-)廣州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當代文學研究。

一部“軟硬兼濟”的科幻作品

——論王十月的《如果末日無期》

唐媛媛

摘要：許多評論者將《如果末日無期》定義為王十月轉型科幻之作。但無論是現實中的作者王十月還是小說中子世界的作家張今我都更傾向于將自己的作品稱為“未來現實主義”之作。究其原因，還是小說在科幻的外表下，依舊延續了作者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本文便從此角度展開，首先論述了《如果末日無期》硬科幻外殼的表現，即以當代科技理論建構的時空模型與宇宙觀念，其次闡述了小說具有的“軟科幻”特征，具體表現在作者對現代科技社會的反思與對哲學終極命題的追問。

關鍵詞：王十月 ?如果末日無期 ?科幻

一

《如果末日無期》是由五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的故事組成的長篇小說。在第一章中，作者經由子世界的未來現實主義作家張今我的創作建構了自己的宇宙模型：沿著莫比烏斯時間帶分布的的元世界、子世界、〇世界以及由這三個世界相互交錯、相互影響而形成的多維時空。小說主要人物便在這多維時空之網中穿梭變身、解構重組，元世界的艾杰尼即是子世界的張今我、〇世界的安德魯，元世界的瑞秋即是子世界的楊如是、〇世界的朱恩，元世界的奧克土博即使子世界的李文、〇世界的內森。人物在不同世界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活動構成了小說各個相互獨立又環環相扣的故事，小說的主體構架因此建構。于作者王十月而言，宇宙是一個輪回。今天和未來的關系，并非單向地前者決定后者，而是“今天決定未來，而未來又決定今天”[王十月、楊襲：《對話王十月：我寫的是萬年孤獨》，《中華文學選刊雜志社》，2018年09月07日版。]的雙向互動。正是在這種輪回宇宙觀的影響下，《如果末日無期》呈現出迷人的閉合迷宮式結構，線性的時間被彎曲成神奇的圓環，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

在《子世界》中，未來現實主義作家張今我在開完世界科幻文學大會回家的大巴車上偶遇VR（虛擬現實）程序員楊如是。在兩人交談甚歡、互生情愫之際，車禍卻意外發生，楊如是成為植物人。出于內疚，在張今我創作的小說中，他試圖讓楊如是躲過一劫并為其死里逃生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便將人類生命想象為一串串程序代碼，將其生活的世界想象為另一世界（元世界）利用VR技術創造的子世界。子世界中人類的命運被元世界的人類左右著，只要元世界對子世界人類的生命代碼進行重新編寫，她就將再次獲得生命。張今我在創作如是和自己的故事，但小說中過去與未來的人物卻反過來影響現在——如是真的蘇醒過來，而且蘇醒時間與小說虛構其蘇醒的時間相吻合，元世界里掌握如是生命代碼的奧克土博也真的出現在張今我和楊如是的生活中；在第二章《我心永恒》中，子世界的張今我在辦理楊如是的父親怪煙客楊亞子后事的過程中，竟意外發現楊亞子的義女朱小真是自己元世界里的祖母，而楊亞子委托張今我送給朱小真的掃地機器人“小真”正是自己在元世界的母親。因為楊亞子的努力，機器人“小真”在不依靠程序設計的情況下，獲得了人類的情感和高度智慧，并將其知道的知識交給元世界里張今我的父親朱元一，使其成為商業奇才，并創造了ZERO集團，支持奧克土博實驗室“子世界”的虛擬現實計劃。因而，子世界里的張今我幫助朱小真與朱元一獲得機器人“小真”，就間接改變了元世界里父親的命運，進而改變了自己在子世界的命運。世界因而呈現出一個環形；在《莫比烏斯時間帶》中，生活在2190年的“我在未來”通過量子隱形態和事后選擇技術聯系生活在2017年的張今我，試圖勸說今我改變其創作的有關“我在未來”爺爺司徒退之的故事的結局，以拯救2190年地球被其它星球統治的命運。但他卻并未想到，他從未來聯系過去這個行為本身，就不是原有歷史的一部分，因而這一聯系行為本身已經影響了2017年的現實，進而改變了未來；在《勝利日》中，安德魯（〇世界的張今我）以為殺死自己的愛人朱恩（〇世界的楊如是）、敵人內森（〇世界的奧克土博），讓兄弟皮特變為白癡后，自己就可以成為真正的大主宰，左右天地萬物間的一切，卻不料自己一生的夢想與努力只是Dr.梅設計好的游戲中的一環。在安德魯觸碰到的世界之上還有另一層世界。而安德魯殺死朱恩與內森，將導致三人無法通過VR技術從〇世界穿越到子世界，進而回到元世界中。環形的世界因此割裂，勝利者一無所獲。那么人類呢？未來的人類將會以何種形態存在于世界之上？在最后一章《如果末日無期》中，作者提出了人類進化的終極形態，即脫離肉身、脫離一切外在束縛的意識流態。而張今我創作每個故事的靈感，正來源黃蝶與他的對視，他與黃蝶意識的相通。那么到底是張今我在創作呢，還是冥冥之中有更高一層次的世界在指導其創作？小說最后一章看似宕開一筆，與前四章的主要人物毫無關系，但從更深層次看，它卻是在更高層次上表現出小說的環形時空結構。

但《如果末日無期》呈現出的這種異于我們日常生活認知的環形時空結構又并非完全由作者憑空幻想而成，它既與中國古人用陰陽雙魚描述宇宙的觀念遙相呼應，又與由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新的宇宙認知相契合。我們通常以為宇宙誕生于一個質量無窮大而體積無窮小的奇點，因為質量太大，宇宙向內坍塌，坍塌到一個極限以后，宇宙便向外爆炸、擴張，最后形成無窮的黑暗與荒寒。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宇宙大爆炸。但近來科學家們在宇宙間新發現了一種暗物質，這種暗物質為另一種宇宙模型的存在提供了依據，即宇宙大爆炸膨脹到一定的極限之后，又向內坍塌為一個奇點，然后再向外爆炸。宇宙就是這樣一個不斷坍塌又不斷爆炸的周而復始地循環過程。這種憑借新的科學發現設定的時空架構，使小說呈現出一幅超越現實生活的奇幻多姿的畫卷。小說也因此滿足了科幻文學對科學性、幻想性與陌生化的追求，被貼上“魯迅文學獎得主的燒腦科幻”的標簽。

但轉型“科幻”，嘗試新的風格，并非《如果末日無期》這部小說的全部。眾所周知，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科技的發展不僅帶動了生產力的巨大變革，也推動了社會的向前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現代性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科學技術是科幻小說的核心內涵，因而科幻小說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與現代性有著近乎天然的密切關系。從現代性概念存在的基礎——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現代性是指與傳統文化特征相對立的狀態，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它與進步的意識相態相聯系，但也有可能與真正的進步背道而馳。自上世紀90年代起，科學技術與現代性在中國迅猛發展，社會在走向進步的同時，也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當下中國正經歷著激烈的社會變革和轉型，因而對現代性的反思一直是主流學界關注的焦點。而科幻小說對這一議題討論的天然優勢，使許多作家紛紛嘗試從科幻的角度著眼于當下的社會現實，在作品中表達自己對當下現代性社會的反思[本文有關現代性、科學技術、科幻小說之間密切關系的論述，主要參照陳果：《新生代科幻小說的現代性反思》，湖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作者王十月也不例外，正如無論是現實中的王十月還是小說中的作家張今我都將自己的作品稱為未來現實主義而非科幻小說所顯示的，作者想要描述的并非未來遠在天邊遙不可及之事，而只是想在作品中陳述一種可能的現實，“這現實，基于他對這世界的觀察和思考，基于他所知的一些差不多是絕密的，而又眾所周知卻無人相信的科技成果”，以表達自己對科技社會現實困境的思考。

二

“寫科幻是因為，我要表達的，是人類正面對科技高速發展帶來的困境，我想表達對這一困境的思考，用科幻文學這一載體，就是一件最合適的衣服。”[王杰：《“科幻文學是件合適我的‘衣服’”——對話廣東省作協副主席、<作品>雜志社副總編、魯獎得主王十月》，《貴州民族報》，2018年11月05日版。]科幻小說無疑是最適合王十月表達其對科技發展態度的體裁。王十月并非科技樂觀派。在一次訪談中，他談到自己對科技發展的隱憂：“科幻小說寫作無非有兩種態度，對于科技大爆炸，一種是樂觀派，一種是憂患派。我是憂患派，贊成科技要向前發展。如果不發展，我們還在山洞里面住著，但在大方面樂觀的同時，更多的是憂患”[王十月、楊襲：《對話王十月：我寫的是萬年孤獨》，《中華文學選刊雜志社》，2018年09月07日版。]。在《如果末日無期》中，作者并未過多地描繪科技帶來的世界是多么絢爛迷人，而是更多地在思索科技發展有何負面影響？科技發展對人的生存環境產生了這樣的影響？在影響人的生存的基礎上，又給人的精神存在與道德倫理帶來了那些想要的變化，從而思考與昭示現代社會的的困境。

（1）

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科技的負面效應是科技發展中不可忽略的問題。《如果末日無期》中的每個故事，作者都在冷靜地審視科技發展將把人類帶到何處去，科技在帶來發展時，又會使人類失去什么。2016年是“VR元年”。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技術經過多年的醞釀，終于在消費市場和資本市場厚積薄發，頻頻推出的消費級應用產品受到了時人的熱烈關注。在《子世界》與《勝利日》兩章中，作者對這一技術進行了關注與思考。在《子世界》一章中，作者將VR技術的發展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將小說人物生活的世界（子世界）設定為另一世界（元世界）通過VR技術虛擬出來的計算機程序，將其生命設定為一串串可以改寫的代碼。生活在子世界的人類以為自己用視覺、嗅覺、味覺等感官系統觸碰到的就是真實的世界，卻不知這只是大腦接收到的來自另一世界控制系統傳來的訊號，是元世界控制的虛擬現實的一部分。那么，對于生活在子世界的人類來說，真正的“真實”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什么又是真正的“真實”呢？作者從當代科技的角度出發，將讀者引入到對一個終極哲學問題的追問之中。但倘若我們僅從科技發展的負面效應看，VR技術在增強用戶現實體驗、引導用戶沉浸于虛擬現實現場、給用戶帶來全新感官體驗的同時，是否也會使人類模糊現實與虛擬的界限，進而失去應有的清醒呢？如果我們將小說中的故事對照著讀，第四章《勝利日》是作者對這一問題的潛在回答。在《勝利日》中，生活在〇世界的安德魯既然難以分清自己是在大主宰游戲還是在現實中殺死了自己的愛人朱恩。因為大主宰是一款具有極強真實感的網絡VR游戲，它利用大數據對玩家的所有信息進行分析，并應用強大的虛擬現實技術，使游戲中的人物與場景等同于玩家的現實生活。自從進入大主宰，安德魯就迷失了方向，分不清何時在游戲里何時在現實中，最終將現實中對自己愛人的殺害誤認為是游戲闖關。

互聯網是二十世紀最天翻地覆的發明之一，發展到今天，它已從高尖端技術領域步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們每天都在享受著互聯網帶來的種種便捷。只要輸入關鍵字，就能尋找到我們需要的目標信息，我們的疑惑便有了答案。但我們是否曾思考過我們檢索到的信息本身存在著問題？在《勝利日》一章中，〇世界的人類面臨著嚴重的垃圾信息泛濫，于是出現了專門負責清理信息網絡堵塞的清道夫，以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想要的公共信息。但在一次例行維護時，清道夫安德魯卻偶然闖入了垃圾清理程序MC（Master Cleaning）隱藏著的一個禁區，發現MC表面的功能雖是清理垃圾信息，但深層的功能卻是感染并侵入公民的大腦，使公民只能接受其所指定的信息。也就是說，被感染者訪問到的信息都是經過篩選的，他們只能知道操縱者讓其知道的，只能相信操縱者讓其相信的。對他們而言，世界的真相被屏蔽了。而且倘若人類中的大多數被此程序感染，操縱者將以科技的手段控制人類，完成其想做的任何事。

我們見證了科技發展給我們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我們相信它、依賴它，甚至有些人沉溺于它。但這是十分危險的。作者精心建構這個以科技為核心的異時空，正是為了警示人們在信賴科技、享受科技帶來的娛樂與便利之時，也應保持對科技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的警惕，避免對其過度依賴沉迷。

（2）

警示人們勿對科技過度依賴沉迷只是作者對科技反思的一個層面。此次基礎上，作者要探討的是科技發展給人性、給人的精神存在帶來了何種影響。

在《莫比烏斯時間帶》一章中，“我在未來”的爺爺司徒退之十五年來足不出戶，卻并未因此隱居，逃離掉蜂巢思維矩陣設計者維達的搜索。因為雖然他的肉體隱居，他的生活卻離不開互聯網。他“在網上閱讀，下載論文，購物，點餐，甚至生病的治療記錄，領取失業人員社會保險金的記錄”都是維達追蹤他的線索，他“在哪天讀到什么文章，在哪篇文章的哪個句子停留多長時間，在閱讀哪篇文章時心跳和呼吸發生的變化，都有據可查”[王十月：《如果末日無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頁。]。這讓人聯想起開啟科幻文學政治批判傳統的喬治·奧威爾的《1984》。在《1984》中，喬治·奧威爾塑造了一個經典的“老大哥”形象。“老大哥”夜以繼日地監控著大洋國的居民們，并且用“新話”控制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以致誰也不敢輕舉妄動。在《1984》的時代，控制一個人的思維依靠的是某一具體的形象，而在如今的網絡時代，控制一個人的思想則是依靠科技的力量。我們以為網絡是一個他者看不見的、相對私人化的空間，但其實我們遍布網絡的痕跡早公之于眾，置于“監控程序”的實時監控之下。現代社會的科技越來越發展，監控系統也越來越發達，而人們卻漸漸失去了思維的自由，這確是令人深思的問題。

小說最后一章《如果末日無期》也表現出作者對現代科技社會人性、人的精神存在的拷問。在此章中，作者將故事設定在按照錢權關系將人類劃分為自然人和永生人兩部分的未來世界中。自然人即與現在的人類一樣，要經歷生老病死，生命是有限而短暫的。永生人是自然人進化的高級狀態。科學家們利用先進的納米技術和基因技術扭轉了人類衰老的過程，使人類得以永生。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這一先進技術，就像“這世上有人擁有私人飛機，而有些人還在為擁有一輛自行車而努力。有些國家大部分人在使用蘋果公司生產的智能手機，有些國家，人們連最落后的手機都用不上”[王十月：《如果末日無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83頁。]，世界上先進的技術從來都不是人人共享的。永生人俱樂部的成員僅控制在政客、豪杰等極小范圍內，但隨著保障永生人的利益成本越來越復雜，永生人俱樂部正在不斷吸納各方面人才以保障永生人的利益。從事人類不死之法研究的羅伯特教授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被迫加入了永生人俱樂部，但加入后他又不得不遵守永生人俱樂部的規則，維護永生人俱樂部的利益，不向任何人透露永生人存在并已統治地球的信息。這與他從小在頭腦中形成的堅固理想——“自由”是相背離的，也與他從童年時就被告知要做一個“誠實”的人是相違背的。成為永生人將意味著失去自由與誠實。更為可怕的是，當羅伯特教授獨享永生時，他不得不面對心愛之人一一逝去，進而逐漸喪失了人類最偉大的品質——愛。最終天地間只剩他一人，連死都不能。這是多么痛苦和絕望的事情。在《如果末日無期》一章中，作者借用二元對立的方法來反思科技社會中存在的階層分化與人權自由問題。

科技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在不到兩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對人類社會進行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科技發展自然有其進步的一面，但倘若人們一味堅持科技至上的準則，忽視科技背后的人文因素，科技的發展最終必是不利于人類的。王十月以科幻、隱喻的形式將科技中的某個不利因素放到最大，并任其自行發展，以預示如果人類對其不采取適當措施將不可避免導致地可怕惡果，從而引起人類對科技發展帶來的對人的精神控制的注意，以促成讀者積極的行動意識。

（3）

科學技術在二十一世紀經歷了爆炸式的發展，與人們對科技至上觀念相呼應的，是人們對道德的忽視。社會整體價值體系崩塌、道德滑坡、人性喪失，是當下社會面臨的重要議題。在《如果末日無期》中，王十月將小說人物置于極端緊急的情境中，重新思索科技社會判斷人性善惡的道德準則，以期人類能不斷完美自我，社會走向至真至善至愛。

在《莫比烏斯時間帶》一章中，作者將故事的背景設定在“我在未來”生活的2190年。此時地球的科技發展速度遠遠落后于其它星球，正受制于來自天鵝座的Kepler-452b星球的統治。在此緊急之際，生活在2190年的“我在未來”試圖通過量子隱形態和事后選擇技術聯系生活在2017年的未來現實主義作家張今我，勸說今我改變其創作的有關“我在未來”爺爺司徒退之的故事的結局。原來，自人腦機器互聯后，科學家們又在嘗試人腦與人腦的互聯，夢想有一天人們能像享受互聯網一樣享受腦聯網。科學家拉奧試圖集合人類最有智慧的大腦，組成蜂巢思維矩陣，以解決長期困擾人類的WA病毒。但加入蜂巢思維矩陣的人將成為科技的奴隸，他們的大腦不再有自我意識，只是一個以目標為導向的集成大腦的組成部分。“我在未來”的爺爺司徒退之被邀參與蜂巢思維矩陣，但從人倫道德的角度出發，司徒退之認為蜂巢思維矩陣是非人道主義的，它使人喪失了人之為人的自我意識和思維自由，所以他十五年潛伏于蜂巢思維矩陣，尋找蜂巢思維矩陣的漏洞，最終將其毀滅，并證明了WA病毒不過是一些利益集團支持的由黑客矩陣制作的試圖使蜂巢思維矩陣合法化的陰謀。當時的司徒退之成為人們敬仰的英雄，蜂巢思維矩陣也被改造為紀念館，以警醒人們不再越過科學的道德邊界犯下罪惡。但時過境遷，當被征入矩陣的一代人相繼離世、蜂巢思維矩陣帶來的紅利逐漸消耗殆盡、地球面臨被其它星球統治的危險時，人們便開始懷想曾經擁有過的蜂巢思維矩陣及其帶來的科技紅利。于是，“我在未來”便試圖聯系生活在過去的張今我，勸其改寫有關自己爺爺的的故事的結局，使司徒退之未毀滅蜂巢思維矩陣，并終身為其服務，以促進地球科技的發展，維護人類的長遠利益。

當地球面臨其它星球的攻擊，地球人與地球文明處于極度危險之中，人類選擇何種方式應對此種危機，將面臨巨大的道德與理性選擇難題。不同于劉慈欣將技術的邪惡與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相聯系，將人類動物性的生產與繁衍當作首要目標，從而選擇一種超越道德底線的，以犧牲部分人的利益來保留整體的方式實現人類的延續，王十月從人性的道德角度出發，使張今我保留了原來的小說結局，讓司徒退之毀滅了蜂巢思維矩陣，因為“他堅信，如果人類連思維的自由都失去了，這個物種也就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價值”[王十月：《如果末日無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頁。]。這是小說中未來現實主義作家張今我堅定的信念，也是現實中作家王十月堅守的道德準則。只有以人為中心，保持對人的基本道德倫理的尊重，科技的發展才能有利于人類。技術與人倫道德是科技發展中兩難取舍的問題，王十月顯然是站在后者的立場上表現出對現代科技社會的反思。

三

從科學技術與人文精神的內容所占比重上看，科幻小說和科幻電影常分為“硬科幻”（Hard Science Fiction）和“軟科幻”（Soft Science Fiction）兩類。硬科幻主要以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為基礎，描述新技術、新發明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表達作者對科技、科學精神的尊崇；而軟科幻則主要從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人文學科領域出發，探討科技發展對人文社會帶來的影響，表現出濃厚的人文精神。作為《如果末日無期》整部小說時空架構基礎的《子世界》一章無疑是一篇帶有硬科幻色彩的作品。王十月巧妙地將VR技術融入小說創作中，使小說建構起多維的時空，小說人物便在這奇麗的時空中穿梭變形，活動發展，衍生出小說的其它故事情節，使整部小說具有“硬科幻”的外殼。

但《如果末日無期》新奇之處便在于作者從“硬科幻”引發出對當下現代科技社會的反思，衍生出對諸如“何為真實”、“我從哪里來”、“我將到何處去”等哲學終極命題的追問。元世界的人類利用VR技術建構了一百年后的子世界，子世界的人類又建構一個比自己更晚的世界。一代一代的人們都重復著不停的追問，即“我們的世界將去往哪里”；而當〇世界的人類對自己往何處去這個問題越來越有自信時，他們便將視線轉移至時間的來處，開始追問“我們從何處來”。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這是一個自古希臘柏拉圖以來一直困擾人類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追問沒有休止，因為他并無確切的答案，但人們卻在對這些終極問題的追問中，更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更明了生命的意義。

《如果末日無期》還在帶領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追問世界的“真實”。小說中的未來現實主義作家在虛構著小說，但他的每一次創作，都與黃蝶的對視、與黃蝶思想的交流有關。而黃蝶，正是另一個人——從事不死之法研究的羅伯特教授生命進化的更高形態的存在。那么，是作為作者的張今我自己在創作著小說，還是在其創作之上有一種冥冥之中控制人類命運的力量，作者的寫作只是為他代言？作為子世界設計者的奧克土博，他與子世界人類之間關系，看似與小說作者和小說人物的關系一樣，是前者左右后者，前者掌控修改后者生命歷程的關系，但連奧克土博自己也并未否定子世界的人類只是一串沒有情感的代碼，“我們不是子世界的人，怎么知道他們的感受？我們看他們是一串代碼，而在他們自己看來，他們就是活生生的人。他們的痛苦，和我們一樣真切”[王十月：《如果末日無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頁。]。而倘若讀者接受奧克土博這種類似老莊“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齊物論的觀點，那么我們將不得不思考這樣一種事實，即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也可能是另一個世界創造出來的世界。我們不知道這一事實，僅因為我們只能知道我們生活的這一世界的事實，我們僅能感受到我們生活的這一世界的“真實”。但我們卻并不需要因此悲觀虛無，因為正如作者借小說中常吸空煙斗的怪煙客楊亞子之口傳達給讀者的，“為什么要悲觀？什么是虛？什么是實？虛實可以是外在的，屬物；也可以是內在的，屬靈。如果我們內心的感受是真實的，那么，虛也是實，我們不會感受到生命是一串代碼”[王十月：《如果末日無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55頁。]，只要我們真實的生活，真實的面對我們的內心，我們就真實的存在著，我們的內心就將不再虛無。

在《如果末日無期》中，王十月設計了一個“比真實更真實”的第三時空，它區別于我們先前對“真實”與“虛擬”二元對立的簡單認知，引導讀者從更新穎的角度思考我們存在的時空，思考我們生活存在的意義。沒有作者對當代科技理論的充分了解，缺乏作者深厚強烈的人文關懷，《如果末日無期》將不會呈現出“軟硬兼濟”的特征，即“硬科幻”外殼下的現實關懷與哲學追問。讀者也將難以在享受新奇的科技元素與奇麗的幻想帶來的巨大震撼的同時，引發有關當下社會現實與終極人生命題的深思。（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