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一光：當代作家，現(xiàn)居深圳。1980年代開始從事小說寫作，出版中短篇小說集二十余部，長篇小說九部，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首屆馮牧文學獎、第二屆國家圖書獎、第三屆人民文學獎、第三屆郁達夫文學獎、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杰出作家獎。

2008年，鄧一光來到深圳，并非計劃中的選擇。他原想去海南或珠海，因為朋友勸告，還有孩子的意見，最終落在深圳。海洋性氣候，空氣干凈，植被比人多，這是他選擇的標準。

早年做記者時，文學是鄧一光與現(xiàn)實間離的一種手段。他曾經(jīng)是報社最好的記者，獲過全國新聞獎，主持創(chuàng)辦過新報紙，包攬了報社幾乎所有社論?？墒且鼓唤蹬R，他寫下的小說卻完全不關照現(xiàn)實，“作為一種存在，現(xiàn)實指涉非常蒼白，是一種倒著成立的文學思維。那以后進入歷史寫作，身處的世界完全不見了。”鄧一光說，到深圳后，現(xiàn)實成了嚴肅的生存環(huán)境，他需要重新確立與它的關系，需要面對現(xiàn)實。

他開始寫個人的“城市”，建立“我的城市史”。

年輕時寫過都市題材，當中年以后易地寫作的都市題材，有何不同？鄧一光說，青年時期有太多按捺不住的念頭，行動力強，急匆匆的，自己和自己糾結不休。中年以后易地生活，滿眼陌生，行動力喪失，反而給了自己抽身觀察自己和這個世界的可能。

十年間，鄧一光創(chuàng)作、發(fā)表深圳題材中短篇小說四十余篇?！八鼈兂掷m(xù)不斷地出現(xiàn)在我的生活中，陪伴我度過了十年，讓我覺得生活始終在變化著，有無窮無盡的迷，有意義?！?/span>

舒晉瑜：

深圳也有代表性的城市文學樣本，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你不可改變我》《深圳，我多么想把你叫作深淵》——您如何評價這些三十年前的作家和詩人留下的文學樣本？

鄧一光：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一個思想涌動的年代，你提到的那些作家詩人他們都很年輕，恰好生活在一個靠著不顧一切突破禁忌擠出一條未卜道路的年輕城市里，個人生命因為前所未有的改變而別開生面，精神沖突遠比尚處思想啟蒙的內(nèi)地同行激烈。不久前，我去銀湖看望陳國凱先生的夫人縱姨，她談到那個年代。陳國凱先生的《我應該怎么辦》獲得1979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正在創(chuàng)作長篇《大風起兮》，當時是《特區(qū)文學》主編，旗下聚合著一批思想非?；钴S的青年作家和詩人。無論過去文學成就怎樣，這些青年作家詩人都在歷史變革的第一現(xiàn)場，不但快速完成了現(xiàn)代性思想啟蒙，而且親歷著西方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洶洶來襲，面對當代文學最早的現(xiàn)代性焦慮和人類價值思考，爭論的全是人類終極問題，所以，早在內(nèi)地傷痕文學余熱猶在、尋根文學炙手可熱，多數(shù)人尚不知道現(xiàn)代化為何物時，他們就在書寫現(xiàn)代性之于時代和個人的困境和突破意義，是最早在精神上，而非僅僅在文本實驗上的先鋒派。那是一個流星劃過天際的時刻，可惜，他們存在的時間太短，文學史來不及理解和研究他們，連同你說的代表性文學樣本，而他們曾經(jīng)生活過的那座城市，也很快把他們遺忘了。裴亞紅在《民治·新城市文學》當主編時，我建議她設立一個“經(jīng)典再現(xiàn)”專欄，重刊這些作家詩人三十年前的作品。她真這么干了。朱鐵軍和費新乾接手《特區(qū)文學》后，我也給他們提了重新梳理深圳建市初期文學文本的建議。我覺得他們是這座城市孤獨的思想之光，應該被人們認識。

舒晉瑜：

曾經(jīng)有過深圳寫作經(jīng)驗的作家詩人，劉西鴻去了法國，梁大平去了澳洲，譚甫成、石濤等人先后離開，徐敬亞改行做了農(nóng)莊設計師……您如何看待深圳文學的這種現(xiàn)狀？

鄧一光：

深圳建市時，原住民人口，包括非土著33萬，現(xiàn)在常住居民超過兩千萬，沒有任何一座內(nèi)地城市比它更具有典型的移民城市特質。這座城市有個著名口號，叫“來了就是深圳人”，這是一個善意的愿望，你可以把它看作好客者的邀請。實際上，人們不是來了就能定居，成為每個家族在這座城市的開埠祖先?！吧钲谌恕钡某杀竞芨?，付不起高成本，創(chuàng)業(yè)失敗，經(jīng)不住生存擠壓，或者別的地方有什么更吸引自己的地方，來了又走的人遠遠不止兩千萬，暫時留下的大多數(shù)也仍然是“外來人員”，有過深圳經(jīng)驗的多數(shù)人最終無法成為深圳人，包括作家和詩人，這種情況，恐怕在具有某種切合人們心魔的地方都一樣。

我和深圳新時期之后每個階段的作家詩人都有接觸，唯有你提到的這批作家沒有過接觸，因為他們大多離開了，或者隱居在某個無人知曉的地方。徐敬亞因為編一套詩歌叢書，我們接觸過。王小妮和呂貴品在一個攝影展上見過一面。僅此而已。讓我略為不解的是，除了你提到的這些作家，燃情歲月時代結束后，還有不少作家在成名之后選擇離開這座城市，在青春消逝后與這座城市漸行漸遠，多數(shù)人再沒有連續(xù)寫作，這和我知道的內(nèi)地城市不一樣。也有走了又回來的。前段時間，一個文學平臺推出兩位作家，他們在離開一段時間后又回來了，從媒體報道看，他們基本是在憶舊，分享過去的城市經(jīng)驗和感慨。實際上，他們不知道，這座城市不接受憶舊，甚至忌諱談到近在咫尺的前史，而是希望人們立足當下，放眼未來。

主體存在是作家找到并呈現(xiàn)自己價值的前提，如果沒有找到，呈現(xiàn)不了或呈現(xiàn)得不被關注，離開就很正常了，這個離開包括居住地，也包括書寫經(jīng)驗。我被這件事情困惑住，直到前兩年，在內(nèi)地朋友家見到一位當年在深圳生活過的作家，他告訴我，深圳使他蛻變，它的經(jīng)歷難以替代。我問，經(jīng)歷不是用來接續(xù)和覆蓋的嗎，為什么要替代？他不愿往下談，一副“看月不妨人去盡”的疏離，倒是熱鬧地說了一些隔著深圳河的香港文人的軼事，和我知道的大相徑庭。今年結束長篇后，想起這件事，我有點放不下，寫了兩個短篇，寫來了和走了的人，他們與這座城市，與曾經(jīng)來過又走了的父輩命運糾纏不休的關系。我有一種直覺，這座城市上空漂蕩著一些和命運糾纏不休因此不肯去三千大界歇息的靈魂，光陰如梭，它們老了，沒人在意，也許有一天，我會為它們寫一部書，和它們聊聊。

舒晉瑜：

您陸續(xù)推出“深圳人系列小說”，主編“深圳短小說8大家”文叢、“深圳新城市文學理論”文叢、主持策劃“深圳新銳文學（12+1）”文庫等，如此大規(guī)模大陣勢地推介深圳，您覺得有怎樣的意義和價值？

鄧一光：

深圳以開放著稱，經(jīng)濟、商貿(mào)、金融、科技、教育乃至地方法行業(yè)的外向型特征非常明顯，與之比肩的內(nèi)地城市不多。可是，除了上星臺，深圳傳統(tǒng)文化傳媒南不下新界，北不上廣州，基本不出東江地區(qū)。官方說深圳有五萬十萬寫作者，我到深圳后，卻只在國內(nèi)一線刊物上偶爾看到那么三兩個。外界熟知的“打工文學”，有不少代表性作家和詩人，多數(shù)在他人命名與個人風格的困惑中苦惱著。數(shù)量最大的是棲身商業(yè)文創(chuàng)平臺的寫作者，他們路數(shù)多樣，類型多元，海量創(chuàng)作，大量推文推案，快速變現(xiàn)，非?；钴S，社會影響也大。深圳有中國數(shù)量最多的講堂，連街道都設長期講座，特別熱衷于請各地學者專家名流來講課，有朋友幾乎每個月飛深圳，活動季隔幾天就來，反而是，那些花大力氣從國外和內(nèi)地引進的中青年學者，來了就鎖進大學校園和研究所，鮮少發(fā)聲，這不正常。出于這些原因，我編了幾套書，就一個目的，在地發(fā)聲，自我呈現(xiàn)，個人樣本，成系列推出。只是，這種事耗精力時間，做不到持續(xù)。楊爭光現(xiàn)在開始編書，他比我強，是工作室性質，有叢書計劃，成體系的，我希望他能夠堅持下去。

舒晉瑜：

能談談您到深圳十年的感受嗎？對于深圳，您有怎樣的感情？

鄧一光：

遷居生活都一樣，生活環(huán)境變了，會有全新的體驗。最初幾年生存壓力比較大，得把家人安頓好，花了很長時間，這兩年慢慢從容了。我對我的移居地一直有著強烈的好奇，可我是一個沒有故鄉(xiāng)經(jīng)驗和情結的人，談不上對一個地方有血緣和譜系上的情感，也許現(xiàn)實生活會逐漸加深我與這座城市的歲月聯(lián)系，但我更依賴寫作幫助我建立某種個人化的地域情感。

舒晉瑜：

您筆下的城市，既殘酷又溫暖，尤其是情感描寫，細膩真實地表達了都市人脆弱不堪的情感。您書寫深圳的素材一般來自哪里？

鄧一光：

基本來自個人生活。比如《離市民中心二百米》，是我剛到深圳租房時的感受，想租而沒租成的房子，變成了故事里的場景?！渡钲诤永镉袥]有魚》，寫我一個沒完成的計劃。《深圳在北緯22°27′～22°52′》，寫我一個夢。有一段時間，我睡眠嚴重不好，老是凌晨出門看星星，看著看著就寫了《要橘子還是梅林》。有一次，我和兒子在梅林教堂過馬路，馬路中間躺著一條被車輾過的流浪狗，我兒子特別受打擊，過不去，有點崩潰，那一年我做了兩件事，為被輾過和沒輾過的流浪狗們寫了《如何走進歡樂谷》，做了一個流浪貓狗收容中心的提案。我去一所學校，見到一群合唱團孩子，以后寫了《你可以讓百合生長》?！蹲炀秃诹恕肥菍懡o我的工作室的，我在B棟3A借住了兩年，離開時，突然挺感謝它，想給它寫篇東西，就寫了?！断忝酆┝恕肥呛鸵恍┳骷以谙忝酆燥?，他們的移民經(jīng)歷比我早，飯局上交流時全是曾經(jīng)的歷史，我心里一動，說要寫這頓飯局，第二天就寫了。不過，這些小說的內(nèi)容，和真實發(fā)生的事情基本沒有什么直接關系，你說了，是素材，它就是素材。

舒晉瑜：

在中短篇寫作上，您有何獨特的經(jīng)驗？

鄧一光：

經(jīng)驗是用來更迭和超越的，持續(xù)不斷的好奇比經(jīng)驗更重要。

舒晉瑜：

關于深圳題材，《你可以讓百合生長》《深圳藍》《深圳在北緯22°27′～22°52′》《親愛的，我們?nèi)ケ贝蟆贰冻雒妨株P》等都翻譯成英語、德語等語種。《我是太陽》版權也有輸出。作品走出去的過程，是被動地接受還是有主動出擊的狀況？這些作品的輸出，使得深圳文學走向世界。您覺得呢？

鄧一光：

我是海底附著物，沒有流線型身體，沒有鰭和漏斗型口腔，沒有纖毛和鞭毛，沒有主動遷徒的能力。版權輸出由發(fā)表刊物或出版社方面代理，通知我用哪篇，我就寫個授權。

我的寫作不代表深圳文學，只代表我。

深圳有一流翻譯家，翻譯外文版經(jīng)典作品，本地作家版權輸出的情況卻很差。盛可以大概是唯一例外，有美洲和歐洲的講學邀請，作品在法蘭克福書展和紐約書展上有正式推廣，《北妹》是企鵝出版，亞馬遜有上架保證，印數(shù)應該不錯。其他作家基本是少量語種譯介，包括我在內(nèi)，一本書印幾百冊千把冊，談不上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