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長補短形成灣區特有風格

——廣東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張培忠專訪

1 / 迎來文學發展十分難得的寶貴機遇

羊城晚報：作為本次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周及文學聯盟的主辦單位，請您談談此次活動的策劃緣起？

張培忠：今年2月18日中央正式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也是廣東發展的重要任務，經濟、社會、文化，包括文學都必須圍繞這項戰略展開布局。此前廣東舉辦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這次策劃組織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活動，文學周是文化藝術節的系列活動之一。

本次文學周包括了幾項活動：由廣東作協牽頭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舉辦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峰會；邀請全國著名作家專家進校園、圖書館、企業講座講學；組織粵港澳三地作家慶祝建國70周年采風活動。這四項活動構成了文學周的主要內容。廣東作協是本次文學周的主辦方，文學聯盟的牽頭者。我們在征求三地作家意見的基礎上，起草了聯盟相關文件，包括協議、框架及規劃等等。其次，我們邀請了粵港澳三地及全國各地的一流專家學者與會，包括港澳地區代表作家21人，外地專家9人，本地作家、專家40多人。

羊城晚報：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促進粵港澳文學的融合，有怎樣的意義？

張培忠：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的成立，有著多重的意義。首先是搭建起粵港澳文學組織互聯互通的平臺，信息的溝通和信息的共享，使三地作家互相借鑒、互相促進成為可能。其次是建立起合作共贏的有效機制，三地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從創作、出版、推廣到作品的版權輸出，都有了初步的制度安排，使合作的有效性得到保障。第三是為人文灣區的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支撐。文學是一切藝術的母本，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的建設，大灣區文學的融合發展，必將催生新的文學樣式，產生新的審美范式，提供新的精神產品，為人文灣區注入新的內涵。

羊城晚報：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發展現狀如何？

張培忠：從創作上來看，內地作家所關注的很多都是家國情懷，重大主題，宏大敘事，和港澳作家還是有些區別的。港澳作家可能更關注具體的、個案的喜怒哀樂。而由于深厚的文化傳統，以及近代以來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時代氛圍，廣東作家的家國情懷是很強烈的，我認為這是廣東在創作上的優勢。實際上，真正偉大的作家作品，肯定是關注到最大多數人的憂樂，這樣才能引起更大多數人的共鳴。從這幾天的交流中，我感覺到港澳作家對我們作協體制是比較羨慕的。港澳作家往往是單打獨斗。我們內地作家要把握好這個優勢，發揮優勢。如今“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的建立，搭建起了三地文學溝通互補的平臺。接下來，我們需要讓三地作家互相交流，互相達成共識，同時也取長補短，共同來形成我們灣區特有的風格。

2 /推出體現粵港澳氣派的扛鼎之作

羊城晚報：雖然作為廣東省作協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您今年六月初剛剛正式到任，但您長期以來一直堅持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您對廣東文學有怎樣的觀察？

張培忠：當前，省委、省政府、省委宣傳部對廣東文學事業高度重視，省委領導近期對省作協工作提出了“文學藝術要有高原，更要有高峰”、“結合大灣區建設把文化、文學、藝術搞好，要異軍突起”、“廣東作家成長和作品傳世，要有安排和計劃”、“廣東有血脈、有沃土、有基礎，完全應該出大作品”等指示要求，要求省作協“要把打造廣東文藝高峰，作為主要任務”、“作家要深入生活，像當年柳青一樣，一年一批，搞幾批，培養煥發廣東精、氣、神的大師名家。”廣東文學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這是我們近年來發展文學十分難得的寶貴機遇。

廣東文學具有量大、面廣、后勁足的特點。量大，就是全省有中國作協會員554人，名列全國第二，省作協會員3750人，各市縣及行業分會的會員達17000人，如果包括廣州、深圳的網絡作家，寫作人數接近10萬人，文學基礎十分厚實；面廣，就是各地級以上市形成各自的文學特色，如廣州成為“都市文學”重鎮，深圳成為“移民作家”重鎮，東莞成為“勞動者文學”重鎮，佛山成為“工業文學”重鎮；后勁足，就是廣東文學新生代逐步成長起來，一批80后、90后作家整體崛起的態勢比較好，在全國有較大影響。

同時，廣東文學的短板也比較突出。比如，作家群體缺乏領軍人物，有影響的作品不多。在劉斯奮的《白門柳》1997年獲獎后，20多年來再沒有作品獲得過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也有近十年時間沒有獲得過。接下來我們將采取一系列舉措，發揮長處，彌補不足，引領廣東文學走上“異軍突起”之路。

羊城晚報：具體會有哪些舉措？

張培忠：具體措施包括策劃重點作家對重點作品的創作，組織重點作家到基層去深扎，像當年柳青、路遙一樣，與農民、工人在一起，真實地感應他們的憂樂甘苦，感應時代，然后創作出精品力作。同時，我們也要對作家作品分類推動，廣東年輕作家有后勁，那么我們準備在下半年舉行長篇小說創作推進會，布局今后幾年長篇小說的創作，舉行長篇報告文學創作推進會，來研究怎么樣創作長篇報告文學。爭取明年召開青年作家代表大會，讓年輕的作家找準方向，盡快成長起來。

羊城晚報：莫言今年獲得羊城晚報花地文學榜年度作家獎，他在獲獎感言中提及年輕時受到歐陽山的《三家巷》的影響，對小說中的南方特色印象深刻。在本次峰會上，不少作家專家也提出了重視廣東文學的特色問題。這方面您怎么看？

張培忠：這也是我們接下來要下大力氣進行突破的重點之一。我們要號召我們的作家向老一輩作家學習。比如，歐陽山是湖北人，年輕的時候來中大讀書，后來留在廣東干革命、搞創作。他的《三家巷》是非常好的小說。作為一個外地作家，歐陽山在廣東扎下了根，寫出了廣東的風貌、韻味，寫出了廣東人的精氣神。今天，廣東作家中有許多是從各地來到廣東的，來了就是廣東人，不但身要進來，心也要進來，真正向老作家學習，體察這一方水土的民情，寫出這一方土地的奮斗，尤其是表現改革開放40年的作品。

羊城晚報：廣東在粵港澳文學的融合中可以起怎樣的作用？

張培忠：推動粵港澳文學融合發展，廣東過去積累了一些經驗，將來也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則，體現為：

一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自覺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讓文學成果更多惠及大灣區居民。履行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凝聚中國力量的神圣職責。

二是堅持以創新為動力。把繼承創新和交流借鑒統一起來，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著力創新思想觀念、創新文學形式、創新表現手法，提升文學作品感染力。創新文學工作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推動文學與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新媒體有機融合增強發展活力，拓展文學空間。

三是堅持以融合為導向。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以海納百川的胸懷，積極吸收先進、科學、有益的東西，在廣泛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實現文學的融合，促進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增強粵港澳文學的凝聚力、影響力和輻射力，提升灣區文化軟實力和核心競爭力。

四是堅持以發展為目標。對標最高最好最優，從全國大格局、全球大視野中謀劃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工作，扭住關鍵環節、突出重點領域、狠抓貫徹落實，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打造高水平開放合作平臺，實現共同發展。

讓文學交流更上一個臺階

——澳門筆會理事長湯梅笑專訪

1 /我們想凝聚寫作的力量

羊城晚報：您對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是怎么看的？

湯梅笑：澳門已經回歸二十年，我們還是比較強調經濟等方面的優勢互補，包括文化的共同體的建立，接下來就是如何讓港澳與內地融合的問題。同處嶺南，都是廣府人，融入大灣區對港澳來說比較自然。我們常說粵語同聲同氣，生活習俗都類似，大灣區是很自然的文化共同體的體現。所以，粵港澳文學聯盟的發起和成立不是突然之間的事情，而是早就有這個趨向。

羊城晚報：為什么會選擇澳門筆會？

湯梅笑：澳門筆會是應廣東省作協的邀請加入的，其實澳門也不止澳門筆會一個文學組織，選擇我們可能是因為我們歷史比較長，從1987年成立到現在已經有32年歷史。澳門筆會是一個民間組織，平時會籌一些錢辦文學的活動、辦出版，回歸后得到澳門基金會、文化局的贊助，支持我們的活動。

羊城晚報：澳門筆會現在有多少會員？

湯梅笑：會員約100人。參與我們的筆會需要會員介紹，要有一定的手續，要求經常寫作，我們希望參與筆會的人是對文學充滿熱愛、有創作力的。

羊城晚報：在澳門還有其他類似的文學組織嗎？

湯梅笑：還有澳門作家協會，有百多會員;澳門原創小說協會、別有天詩社、如一詩社等，舉辦文學活動、出版工作最多的還是澳門筆會，比如澳門基金會與我們合作主辦的澳門文學獎，有二十多年歷史，每隔一年舉辦一次。

羊城晚報：這個文學獎具體如何操作？

湯梅笑：我們通過征稿，邀請評委評選，頒獎，最后出版；分為散文、短篇小說、新詩、戲劇四個類別。后來單獨設立了澳門中篇小說獎，覺得比較分散，又合并到澳門文學獎中，自此澳門文學獎就由四類變為五類，同時澳門文學獎又新設立了公開組，面向全球征稿，文類是散文和短篇小說，要求作品要有澳門特色。

羊城晚報：為什么又設置了中篇小說獎項，跟澳門文學的創作現狀有關？

湯梅笑：是的，澳門沒有電影業，我們希望在文創中發展電影制作，因為電影是一種綜合的藝術，其相關產業形成一條產業鏈，讓澳門單一的產業變得多元。拍電影要有文本，就提出發展中篇小說，將好的中篇小說拍成電影。自舉辦中篇小說獎后也取得一些成果，有一些文本被香港電影制片商買了，正在籌備開拍；還有就是利用我們三個作品的元素融合在一起拍了一部電影。

2 /對嶺南文化的體現缺乏系統性

羊城晚報：相對于澳門文學來說，內地對香港的文學可能會更熟悉一些，比如西西寫的《我城》表現了對1997年前后的心態變化。

湯梅笑：我們對回歸的題材沒有香港那么敏感，香港自己發展得很好，他們對回歸的各種想法都反映在文學里。澳門是一個小地方，是個微型經濟體系，對回歸有盼望，希望回歸后澳門能夠好起來。我們當時真的是在深冬寒風中歡迎解放軍駐澳部隊進城，澳門回歸前經濟不發達，好多人跑到香港去謀生，澳門本地主要靠賭博業掙錢，賭博的利益在黑幫里引起爭奪，有幾年治安很差，澳門人內心陰霾密布，希望回歸帶來晴天，這種心態有詩歌也有文章去表現，當時我也寫了一篇散文《小澳門大澳門》，獲得征文一等獎。

羊城晚報：澳門文學目前的創作是否有表現出某種特色？

湯梅笑：我們跟葡萄牙人雖然相處一個城市，但是彼此也不是交融的，相互之間會有影響的多是生活文化，而且更多的是我們影響他們，比如過年過節的習俗，派利是，等等；在飲食上他們很受粵式飲食文化的影響，形成了別具特色的葡國土生菜。也有他們影響我們的，比如我們舉辦婚禮時會穿著婚紗在教堂舉行儀式等。在文學上“葡人土生”創作過一些作品，反映他們在澳門的生活，比如中葡男女青年的戀愛，在小說中葡萄牙男生追慕華人女孩，寧愿跟家庭脫離關系也要跟華人女孩在一起，這在華人小說中沒有。

羊城晚報：各個不同的族群生活在一起，那么在澳門文學創作中是否有體現出身份認同的焦慮？

湯梅笑：華人較少身份認同的焦慮，大多數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葡人土生”對身份會感到迷惘和焦慮。現在澳門教青局提倡學生愛國愛澳，讓大家認識祖國、認識歷史。

羊城晚報：在澳門文學中是否有體現出嶺南文化、廣府文化的元素？

湯梅笑：也有，但是比較零碎，沒有系統性體現。

3 /不能只停留在互訪交流的層面

羊城晚報：站在澳門的角度，您對粵港澳文學有什么樣的觀感？

湯梅笑：內地的文學題材現在是多種多樣的，有農村的，有城市題材的，反映一些社會問題、個體的命運、生存的困惑，也有重大歷史題材，時代背景宏大，內涵豐富，思想比較深刻，但港澳讀者很多沒有內地生活背景，不易理解。我雖然也在澳門出生，但是我一直在關注、接觸內地文學，張潔、王安憶、余華、賈平凹、陳忠實、鐵凝、莫言等的小說我有看，他們的作品都很關心社會，從社會的底層里去關心。

對比香港的寫作，香港是商業性很強的地方，市場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比如大量的暢銷愛情小說，而深層反映社會的小說就比較少，香港讀者喜歡武俠小說、愛情小說、科幻小說，像西西、劉以鬯這種純文學的作品還是比較小眾。

澳門的小說找不出有代表性的，什么都有，科幻的、歷史的、賭場題材、反映小市民生存掙扎、“土生”的、愛情、家庭題材的也有，底層黑社會的也有，什么都有一點。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現在已經提出了大灣區文學的概念，粵港澳之間的文學應該如何交流？

湯梅笑：文學是一種精神溝通，聯盟對作家來說是有好處的，從前我們也有交流，但聯誼性質多，回歸前廣東省也有名作家來澳門開講座、互訪，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成立后，就不只停留在互訪交流的層面，現在的交流更深入、更上一個臺階，我們是共同攜手去做一些事情，同辦一個雜志，有一個共同的平臺大家一起投稿，通過作品互相了解互相認識，只有互相了解才能相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具體的措施。

文風可以有不同，澳門香港寫作人創作的，尤其是散文，體量比較短小，因為我們發表園地多是報刊，好處就是人家喜歡看，短小精干開門見山，厚度上會有所不及，我們也可以向內地作家學習，多方面嘗試，寫一些深刻宏大一點的題材。

羊城晚報：在文化融合的過程中，還有什么問題？

湯梅笑：有的，比如不同體制的問題。內地這邊很多作家都是專業的，會定時深入生活，扎根生活，甚至掛職，這是個好事情，但是我們不能向老板請假到魯迅文學院學習一年半載，沒有時間去采風，我們一年也就十幾天假期，也要陪伴家人，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困難。內地有作協有文聯，專門推動文學的發展，我們民間社團就一把抓，精力很分散，能做多少就多少。干文學的需要犧牲，我們也有人為了寫小說埋頭苦干，連胡子都不剃。無論如何，一直有人在寫。

將大灣區文學管理常規化

——香港作家聯誼會主席潘耀明專訪

1 /粵語文學非常值得梳理

羊城晚報：作為香港文學的親歷者，請您介紹一下香港文學的發展經過？

潘耀明：香港的本土文學是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在這之前都是南來的文學，比如40年代一大批內地作家因為各種原因先后來到香港，如東北作家蕭軍、蕭紅、駱賓基、張愛玲、茅盾，等等。今天我們熟悉的不少作家，包括金庸、戴望舒，都屬于南來的作家。在60年代，香港的中學、大學開始組織自己的文社，萌生香港本土文學。到1988年，我們成立了香港作家聯誼會，由31位發起人發起，后來又創立《香港作家》雜志。香港作家聯誼會目前是在香港的民間文學社團里人數最多的。去年是香港作家聯誼會成立三十周年，中國作協、中國文聯主席鐵凝率團來訪。三十年來，香港作家聯誼會從三十人發展到三百多人，這個過程還是不容易的。

羊城晚報：目前香港文學的創作、評論的現狀大致是怎樣的？

潘耀明：香港的文學評論一般集中在高等學府。至于本土文學創作方面，香港60年代才開始有本土文學，以前都是南來的文學。今天看來，香港的本土文學發展仍有一些非常優秀的作家，比如西西、董啟章、潘國靈、葛亮，等等。董啟章、潘國靈雖然是香港本土作家，而他們發表的園地主要在臺灣。香港文學還有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香港社會物質壓力非常大，而作家要創作長篇小說需要一定的生活條件，所以，香港沒有專業作家。凡有所成的香港作家，大部分難以只靠稿費維生，尤其是寫作長篇的作家，往往在高校謀職。

羊城晚報：像李碧華、黃碧云、亦舒這些曾經在內地風靡一時的香港本土作家仍在寫作嗎？

潘耀明：黃碧云還在創作，此前還得到“紅樓夢文學獎”。她們是以香港的社會題材為主的，小說中帶有粵語方言。亦舒現在加拿大，在《明報周刊》有長期寫作的專欄，寫作的量也比較大。她早期就寫出了很多書，有200多本。那個年代，香港出現了一批作家，包括倪匡，包括金庸，但都不是專業作家，金庸辦《明報》寫社論，天天都寫。這些人每人平均一天寫2萬字，不得了。我跟他們開玩笑，我說你們是文學界的超人。

羊城晚報：小說連載曾經是香港報紙的一大特色，但現在的香港報紙似乎很少連載小說了？

潘耀明：對。以前香港的報紙副刊是單張的，讀者看完新聞就扔了，就把單張的副刊放在褲袋里，在等車的時候他就拿出來看。現在沒有這種景象了，市民生活節奏緊張，媒介又多樣化，所以后來就沒有報紙連載小說了。現在香港的報紙副刊往往刊登一些雜文，要求時效性很強，針對社會當下發生的事情發表意見。但這種文章實際上沒有長遠價值。在60年代，香港報紙的文章用文言文、白話文、還有外來語混雜而成，這是香港創造的特色文化現象。這種文風在當時非常流行，幾乎每一份副刊都是這樣。在討論嶺南文化的時候，粵語文學就非常值得梳理，而香港在這個方面非常豐富，精彩得不得了。可惜的是沒有專門的整理，我看現在也很難找到這些報紙了。

2 /一個很好的發展契機

羊城晚報：如何評價在香港開展文學活動的優勢和劣勢？

潘耀明：香港的優勢就在于資訊發達，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在此交流、中轉。香港是一個開放型的社會，華洋雜處，也是一個國際文化交流的窗口。在臺灣的特殊歷史時期，文化上處于白色恐怖，很多新文化的書籍都不能出版，像錢鍾書《圍城》那樣的新文學作品都是通過香港轉運進去的。在華人社會，很多文化信息都是通過香港這個窗口、橋梁發生交流作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內地作家要到海外交流都要經過香港。1979年，愛荷華大學舉辦中國文學周，我們協助安排了兩岸作家在美國見面。

在香港搞文學創作的缺點，就是政府對原創性的現代文學一直不重視。比如，要在香港建立一個文學館，就一直得不到支持。多年前，我帶隊香港作家代表團到日本訪問，發現日本的縣、鎮都有文學館，讓我很震撼。今天，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新興建的西九龍文化區，設有戲劇中心、電影中心，我提議設置文學館，用以收集整理、研究香港作家的資料，舉辦一些文學活動。蘇童曾半開玩笑地說：“潘耀明經常在吵鬧的茶樓酒樓舉辦文學講座。”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固定的地方。這就是香港文學發展的短板。

羊城晚報：從香港文學的角度來看，如何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

潘耀明：說實話，內地對文學是比較重視的，對原創文化也比較重視。香港對表演藝術重視，而電影、戲劇絕大部分都是從原創性文學改編過來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可以在資源上補香港的不足，通過大灣區的合作，可以解決香港資源的貧乏問題。廣東是我們依靠祖國的第一站，本身資源是比較豐富的。從這次的架構上看，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文學獎、文學雜志、文學院、文學館等，是全方位的。當然這還只是一個架構，要實現也是要從易到難，從一些具體的項目做起。我建議應該有一個具體的管理機構，將大灣區文化事業的溝通、協商、合作日常化，常規化。如果大灣區文學聯盟能夠真的像規劃那樣去做，在中國文化史上應該會實現一個非常大的開創性的局面。這非常令人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