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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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催生了波瀾壯闊的打工大潮，也催生了方興未艾的打工文學。打工文學的誕生源于這樣的時代背景：打工者白天在流水線上從事簡單機械的勞作，晚上下班后常懷“機器人與木頭人”的感嘆。現實艱辛與文化饑渴激發了打工者拿起筆來進行文學創作的欲望與激情，被業界專家命名的“打工文學”即由此而生。30多年來，安子、張偉明、王十月、盛可以、戴斌、徐東、陳再見、蕭相風、郭建勛、曾楚橋、阿北等打工文學作家的持續努力與創作實績，讓打工文學成為深圳新城市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打工文學”是與中國改革開放“共名”的新生事物。打工文學已然形成一個繞不開的文學現象，在新世紀文學畫廊里，也已經有了“打工者”的藝術形象，成為這個變遷時代民族心靈史的一部分。當代生活中的打工者形象的特殊歷史內涵和鮮明時代特色也有目共睹。幾乎與改革開放同步、發端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打工文學，經過30多年的發展，確已積聚了一定的人氣。打工文學的活躍與打工群體的痛苦體驗，讓打工作家們在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省、轉型社會中的矛盾沖突與復雜現實的博弈與對撞中，激發了不可遏止的創作沖動與文學靈感。打工文學真實地反映了成千上萬打工一族在市場經濟浪潮中的獨特心路歷程和酸甜苦辣。

相較于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古老城市，深圳在文化積淀上先天不足，文學創作形勢也比前者落后很多。加之深圳知名作家群體發聲的分貝相對強大，打工文學作家群在早期很難獲得自己的話語權。但中外文學發展史證明，小發展為大，弱者變成強者，不是不可能的，只是需要一定的條件和氣候，所謂“天時、地利、人和”。1打工文學作家群體有一個共性，即他們有著“不得不說”的真摯情感、鮮活的底層生活內容，沉痛的底層生活體驗，這些元素一經融入新的思想，便催生了新的文學創造。在新的歷史時期，尤其新世紀以來，打工文學繼承現實主義傳統，融合其他文學創作方法、思潮，在拓展自己的審美視野，突出作品的文學性和現實性上，有了比較突出的特色。

研究成果表明：打工文學的第一階段為1984－1994年，深圳創辦《特區文學》雜志，率先發表打工文學作品，隨后出現一批反映打工者生存狀況的文學作品與代表作家：安子、張偉明、林堅等是比較突出者；第二階段為1995－2000年，打工文學作品市場化，打工文學評論也見諸報刊，第二代打工作家以王十月、戴斌、盛可以等為代表；第三階段是從進入新世紀開始，打工文學開始受到政府支持，并逐漸融入主流文壇，第三代打工作家以徐東、陳再見、郭建勛、阿北等為代表。這三代打工作家幾乎全部在寶安區各街道生活和創作過。

打工文學作家王十月堪稱其中代表。他曾長時間在寶城31區租房居住。不久，葉耳、衛鴉、徐東、韓三省、曾五定、曾楚橋、孫夜、楊文冰、于懷岸等人也先后來寶安定居。他們的文字和對文學的堅守在紙質媒體和網絡上開始受到關注。郭金牛在廣東、福建等地，從事過建筑工、搬運工、工廠普工、倉管等工作，也擺過地攤。2013年9月，獲得國際華文詩歌獎，讓打工詩人郭金牛一舉成名，并引發西方媒體關注。郭金牛說，我現在開始思考媒體對我的評價，我不排斥他們稱我為“農民工詩人”，但是我不愿它成為一種標簽，詩歌與身份無關，任何人都能成為詩人。

作為一個普通保安出身的打工者，郭建勛較早離開家鄉外出務工，孤獨感讓他常有強烈的表達愿望。而文學給了他這種機會，他也因此認識了很多朋友，并逐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郭建勛30歲開始文學創作時，沒有像樣的文憑，也沒有專業訓練，但非常喜歡看書。書是他最好的和最重要的老師。他自己寫的第一本書，是與深圳有關的紀實性小說。當時就想快點把書稿賣掉賺點錢果腹。還可以舉出很多打工作家，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打工文學的存在與成長，一大批草根作者的頑強努力和屬地基層政府的扶持功不可沒。以深圳龍華新區為例，作為寶安區的組成部分，1995年由政府撥付專項資金資助出版第一本打工作者專集《南漂之夢》，受到省內外文學界和媒體的矚目與好評。《大鵬灣》雜志薈萃了打工文學的一大批作家，張偉明、安子、郭海鴻、謝湘南、安石榴、戴斌、王十月、郭建勛、葉耳、陳再見、阿北、袁子彈等打工文學作者的成長，幾乎都受益于當時的打工文學搖籃刊物《大鵬灣》以及《佛山文藝》《江門文藝》和寶安日報的《打工文學》專刊。2005年開始，深圳市文聯和讀書月組委會合作，每年在深圳舉辦全國打工文學論壇；2008年，該論壇移師北京，由中國作協和深圳市委市政府聯合舉辦，深圳市文聯帶領10位打工作家與全國著名的作家、評論家面對面交流，引起較大反響，標志著深圳打工文學走向新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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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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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打工文學的現狀，可用馬斯洛的理論印證之：先謀求生存，再致力升華；這兩者當是相輔相成、互補互動的關系。生存乃升華之基礎，升華是生存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洶涌浪潮席卷了數以百萬計的南下打工者，反映這一深刻社會變革的打工文學便應運而生，它真實地反映了百萬外來工在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大背景下，從農村走向城市、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的生存狀態與奮斗歷程。打工文學作品反映鮮活的現實，抒發打工者的心聲，表現來自底層的打工群體的精神訴求，已經發展成為引人矚目的文學現象。

深圳打工文學作者群體生理年齡普遍比較年輕，他們不再以傳統的手寫方式寫作，他們掌握著當今時代先進的信息接受與傳達工具一一電腦，雖然居住在“城中村”，但互聯網的資訊發達與快速反饋，讓他們與世界同呼吸共命運，他們甚至都有自己的博客，他們都用鍵盤寫字，這一切讓他們有了發表作品和推銷作品的時尚先進方式。與第一批打工文學作者完全不同的是，他們大多受過較好的教育，不同程度地接觸了文學、歷史、哲學等知識，文學準備相對比較充足。因此，他們就不僅僅只是打工群體身心痛苦的代言人和言說者，他們當中的佼佼者關注的可能不止是打工者討不到工錢、加班過長、給老板當消遣工具等等的卑微和猥瑣。他們中間的先知先覺者的寫作觸角，轉向更為深廣的外部世界和內心世界，以較為寬大的胸懷關注和剖析人性的復雜與善惡，涉及到社會以、人類、環境等深層次的問題。尤其進入新世紀以來，他們的作品開始源源不斷地出現在全國各大刊物上，并開始產生一定的社會影響。　　

深圳打工作家是幸運的，他們遇上了難得的好時機。深圳將打工文學作為作為文化強市的重要內容之一，各級政府、文化團體這些年都伸出扶持之手，舉辦各種活動，發現文學新人，并投入一定的創作扶持資金等等，極大地促進了打工文學的萌芽和生長。以寶安為例，打工群體的麇集為打工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創作人才資源。而打工生活的辛酸、苦澀、寂寞、壓抑，則為打工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資源，深圳市、區兩級黨委政府、宣傳文化部門、文聯、作協團體適時跟進，予以積極的支持與推助，使得該區的打工文學如春苗出土，茁壯成長。2

多年以來，深圳文藝主管部門不定期地請來全國知名作家一對一扶持有重點選題的作家，并制定政策給一些有成就的打工作家調進戶口，還與寶安日報社合辦中國首份報紙類文學刊物《打工文學》周刊，為打工作家提供發表作品園地。寶安區出臺《深圳市寶安區打工文學作品獎勵辦法》等文件，每年對打工文學作者的獎勵達20萬元以上。僅福永街道就涌現出幾十名作家。街道出資創辦文學刊物，如《沙井文化》、《羊臺山》、《新城市文學》、《鳳凰山》、《石巖文化》等，吸引來不少打工作者積極投稿，這些雜志所在地無形中形成了一個個沒有牌匾但被公認的“作家村落”、“詩人村落”。值得稱道的是，這批打工文學作家已經完成了文學創作的升級轉型過程，如今正在向打工文學的高端化、精細化發展，也就是說，時代已然為打工文學“賦形”，也已經為她“賦神”。相信不久的未來，會出現“形”貌更加姣好、也更加提“神”的打工文學。

打工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現象，是現代社會轉型期中特有的、過渡性的文化新事物。其基本元素是城鄉二元沖突，反映了社會、政治、經濟、倫理、道德、人權、性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其情緒基調是農村人在努力適應城市的過程中心理的緊張感、異化感和斷裂感。打工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意義是獨特且重要的，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征和人文關懷色彩。即使在低俗化的沖擊中，嚴肅的打工文學仍然倔強存在并曲折成長著。

但如果嚴格地審視，不能不說，目前打工文學整體上仍是一種平民化、粗加工的文學，還有提升的空間。從發展的角度講，打工文學與其他題材的文學不應有本質的區別。之所以出現“打工文學”的名稱，大抵是針對其創作題材、創作群體及創作水準而言。現在，打工作家群里已有不少作家作品已經漸入佳境。普遍認為，從1990年到1995年，是打工文學的濫觴階段，而到了世紀之交乃至新世紀以降，打工文學便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甚至一批打工文學作家通過寫作的途徑，直接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命運與職場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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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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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義，打工現象將會繼續和長期存在，這已經不成問題：現在中國各大城市匯聚著多達1億多的農民工，具體說是1.3億，且不遠的將來會有幾億農民進入城市，農村城市化的趨勢將是不可逆轉的；打工文學的生存也已不成問題：它有著創作主體即打工文學作家們自身的自我實現欲望和素質能力基礎，也有著外部因素的支持即政府、文學界、社會和廣大讀者的熱誠扶助。打工文學作家及其作品應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于現有的基準上再接再厲，總結經驗教訓，向著更高的水準發起新的沖刺，使之得以升華。這是時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喚，更是打工作家不可推卸的神圣職責。

打工文學作家們筆下的人物痛苦與其說來自物質的貧困，毋寧說是來自精神的、文化的、體制的壓抑，諸如身份命名的歧視、城市霸權的脅迫、文化權利的缺失等等。他們從現實中提煉出的意象性細節，頗具象征意味，隱喻著底層的精神訴求共性。打工者在城市用血汗澆鑄脆弱的希望，承受著生命之輕，生存環境惡劣，生存空間狹窄，心理生理受損，是這個底層群體的揮之不去的夢魘。

應該指出的是，現在評論界對整體意義上的“打工文學”雖然有所期待，但懷疑者也大有人在。客觀地說，不能說打工文學沒有好的作品，比如王十月、盛可以、鄭小瓊、陳再見等人的小說、詩歌作品，已經上升到了較高的審美層次，躋身國家主流文學行列，有的甚至榮膺國家級文學大獎。這是打工文學光鮮的一面。與此同時，打工文學也有其灰暗、沉滯的一面。讀打工文學文本，感覺為數不少的作品仍停留在訴說底層故事的層面，就像一條條苦兮兮的魚浮游在泥漿水塘而非碧藍海洋之中，它們張開著各自的嘴巴，費勁拔力地拼命往外傾吐著他們被灌滿一肚子的苦水。無論是寫城市農民工還是寫家鄉人事，一些打工作者還是習慣于從概念出發，去演繹一個個可以引來廉價的悲憫淚水或嘆息的淚血故事；或從先驗入手，以“苦難”作為某種“論據”來圖解一種底層經驗；還有的作者往往依從理論界的某種說教與誘導，將筆下的人物拔高或者矮化。至于如何從那些故事里抽取、升華，使之具有審美性、思想性、精神性的藝術作品，我們很難看到有什么突破的新氣象。

打工文學作家所從事的“打工文學”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先鋒性寫作，它不僅在思想探索上具有先鋒性，而且少數成功者在審美原創上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績。文學的根本精神就是先鋒性，打工文學作家需要的不只是激情，不只是要“保持打工文學作家原有的粗礪”，不只是要故步自封地徘徊于“主流文學大門之外”并引此為豪。在這個意義上，盡管深圳已經有了戴斌、陳再見、曾楚橋、郭建勛、莊昌平等相對成熟的打工文學作家，但就打工作家群體來說，思想性和藝術性很強的力作并不多。造成打工文學作品質量平庸的原因不一而足，一是市場經濟改寫了文學的尷尬局面，打工作者向現實的妥協是無奈選擇，經濟的困境嚴重制約了作品的升華，不少打工作家的作品充其量只能算是精神快餐。

值得警惕的是，隨著打工文學在輿論界的不斷升溫，打工文學被出版商們肆意炒作，海量作品戴著打工文學面具，內容卻被別有用心機地偷換成獵艷、獵奇的故事，描寫赤裸裸的欲望，行文也相對直白、淺表化，停留在身邊瑣屑生活、自我情感傾訴，蒼白的思想和稀薄的審美含量等等較低層面，更何況粗制濫造的作品充斥著一些民間小報、小刊等“在野”傳媒載體，難以登上文學的臺階。打工文學作家的綜合素質參差不齊，創作水準亟待升華，也是一個為文學界所公認的共性癥候，亟待打工文學作家本身與文學理論批評界的糾偏與提升。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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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知，打工文學的分流或兩極分化現象（即向上走媚雅路線和向下走媚俗路線）乃是應該引起文學界和打工作家自身警惕的兩大走向，打工文學作家提高自身文化品位、增強自身的文學主體性，是一項不必置疑的重要長期任務，打工文學作家們應該更多地描寫農民工在社會、經濟轉型下靈魂的嬗變痛楚，表現人的自尊、覺醒，讓打工者成為健全的自我主體。就創作者姿態而言，應該更多地把筆觸放到表現精神世界上去。打工者在由藍領轉變為白領之后，在自身發展強大之后，在外界的誘惑與壓力之下如何保持自我的原初性、本質性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大問題。打工文學作家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面對現代文明的挑戰，面臨顯然的整體上的文化哲學修為不足，應該在美學、哲學、歷史、人文等方面加大“充電”與“補鈣”的力度。當然，“補鈣”是不能期望靠吃“鈣片”，還應該“多運動”（加強創作實踐），多“曬太陽”（吸收經典名著的光輝）等多方面進行。

目前，深圳打工文學作者已近萬人。他們中的一些有志者，因堅持閱讀與寫作而從工廠流水線上脫穎而出，成為小有名氣的打工作家。打工的苦澀經歷逼迫著他們成長，在收獲文學創作果實的同時，也讓他們的人生軌跡得以改寫。這也正是打工文學能在深圳牢牢扎根、蓬勃生長的客觀條件和內在理由。與“打工”同步的“文學”，已經和正在悄悄地改變著打工作者們的生活乃至命運。然而與此同時，一個巨大的悖論也浮出了水面：那些鍋蓋上的小米一一熬出來的打工作家，一旦告別了忙碌而辛苦的流水線生活，告別了打工的苦悶與壓力以及由此催生的“文學”寫作沖動，也許打工文學的“后勁”也就蕩然無存一一這正是當前打工文學的危機所在。誠如有的打工作家指出，“有些打工出身的作者，有了名氣之后，內心就會排斥打工文學，覺得層次太低。3另外，也有作家隨著收入的增長，職位提升，漸漸也寫不出像樣的打工文學作品了。”盡管打工文學取得了文壇矚目的成就，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隨著一些打工文學作家社會地位的提升，反而打工文學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微弱，打工文學發軔時期的那種粗礪、蠻野、不羈、呼喊、抗爭等等，也莫名其妙地呈反比地漸漸變弱，乃至難覓蹤跡。

甚至可以這樣說，真正意義上的頗具思想力度和審美水準的打工文學，目前還十分稀缺。所以，面對政府、媒體、文學界的期待與扶植，面對現代城市文明的挑戰，面對自己的生存條件、社會地位的變化，如何保持勵精圖治、臥薪嘗膽的寫作姿態，自覺進行思想與審美的磨礪與刷新；如何從自我傾訴的狹窄領域中拔出腳步，邁向廣博宏大的宏觀世界；如何將打工文學的本質力量體現出來，這也許是回答打工文學“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這些哲學層面問題的答案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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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展角度而論，打工文學亟須要有一種精神的力量，讓廣大的民工群體獲得自我心靈的救贖。它應該追求能使人變得自我高大的東西，而不是對人性進行簡化和污化。打工文學作家們應對自己的打工生活和乃至艱辛人生多做思考，遵從魯迅先生的教誨：選材再嚴格一些，開掘再深一些；不要滿足于咀嚼身邊的小悲歡，并把這小悲歡看成是全世界、全人類的感受；也不應停滯于對眼淚、汗水、悲哀的淺層次展示，而應不斷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思想水平以及文學表達水平。打工文學作家要站得更高，要將沉重艱苦的打工生活與深沉悠遠的人生理想有機結合起來，讓讀者從中看出人生的希望、奮爭的樂趣以及哲理的睿智。要使讀者從你們的作品中領略到不僅僅是底層人們的壓抑與無奈，還可以體會到勞動者的自豪感和幽默感。

打工文學應該也可以寫出更多的亮點、亮色和亮麗來。畢竟，時代不同了，打工者也是這個社會的主人。當前文學界的一個共識是：現在打工文學普遍水平不高。這沒有疑問，也不值得悲觀。對此，應抱著理性的態度，不可操之過急，也不要輕率褒貶。寫作，本來就是需要天賦和積累的。那種一談起打工文學，便透出某種不屑置喙的神氣，覺得他們不值一提的態度是不足取的。文學批評界個別人對打工文學及其作者的漠視和麻木，是因為他們對這群體的成就缺乏了解，其鄙視帶有盲目的色彩。

事實上，打工文學作家隊伍在迅速發展，陣容日益強大，令人刮目相看。在中國的南方珠江三角洲，乃至其他大城市，打工刊物林林總總，與無孔不入的打工者一樣，隨時可見其影子。它們已成為聯系打工族的精神紐帶與感情寄托。從祖國四面八方進城的務工者，是一個典型的存在于城市生活邊緣的弱勢群體。他們承接著城市的、工廠的粗活臟活苦活及危險職業，卻又缺乏完善的社會扶助及各種政策保護。應該說，這里有世俗的偏見，也有打工者自身的原因。與“城里人”比較，他們在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閱歷見識等方面確乎見絀，歷史形成的城鄉差別也給予他們巨大的壓力和本不應有的歧視。對此，我們要正視并積極地給以彌合.??????????????????

毋庸置疑，打工文學有一個從粗礪走向完美，從幼稚走向成熟、從淺薄走向深刻的成長過程。打工文學本身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和長遠拓展空間，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說，打工文學是一道長流不息的溪流，它終究是會匯入城市文化的大江大河之中的。打工文學將以自己不屈不撓、鍥而不舍的艱辛努力，不斷克服自身的“農民意識”的不足，吸取民族的、現代的、世界的思想意識養分和文學藝術的養分，使自己逐步走向輝煌的文學殿堂。要樹雄心，立大志，努力學習古今中外一批文化和思想大家，不斷拓寬自己的文化視野。打工文學作家不能局限于文學閱讀，要讀點社會科學，尤其要讀點哲學。除了讀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外，不妨也讀讀蘇格拉底、柏拉圖、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康德、黑格尓……以求對當下城市社會生活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

筆者堅信，只要我們的打工文學作家群體堅持不懈地努力，創造出更加感人的打工文學精品，就不會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玄想。作家陳應松說，將來中國文學真正能“走向世界”的，必將是底層文學。是耶非耶，暫且存疑。但不管怎么說，打工文學作家們要想迎接明天的燦爛，就應該在精神向度與審美向度上不斷進行自我的自覺提升，這是沒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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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123：周思明：《后打工文學之問》，2014年3月2日寶安日報《打工文學》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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