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曾經有一度城市文學是相對于鄉土文學而言才成立的，那么今天，這種語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城市正在以現代傳媒的直觀力量大規模地改變與吞噬以往的鄉村生活，鄉村正在變成城市的郊區的郊區，整個社會都被同質化的權力意志所裹挾，因此，我們今天談論城市文學，肯定不能把城市文學限定在狹隘的題材論里面，而是要放在更廣闊的思想視野里去考量。從思想史的意義來說，城市文學之所以越來越重要，其實是關于發現一種新的中國經驗的問題。

關于現代城市生活的種種認知，曾經我們通過各種媒介并不陌生，但是切身的經驗要比外在的認知更加重要，這個時代已然來臨了。

現代城市與古典城市截然不同，它是工業革命之后大規模的社會生產所造就的，因此它是生產的、流動的、消費的、轟鳴的，而在這些喧囂的表象之下，又有著一套經過精密設計的技術體系。我們大部分人都被這個體系吸納進來，個體在這個理性的秩序之中顯得格外無力，生命與時空的關系變得不再像農業文明那樣是固定的、情感的、詩意的，而是無根的、游離的、偶在的。

從波德萊爾、西美爾到本雅明，他們都是在對城市的體驗當中發現了這些現代性的奧秘。當代中國人在極短的時間內倉促地經歷著現代性帶來的深刻變化。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將變化本身視作一種常態。這種過多的變化撕扯著個人有限的生命體驗，常常使得很多作家有著欲語還休的狀態，也使得一些作家直接從現實新聞取材，認為現實的荒誕已經遠勝于虛構的荒誕。

像作家余華從長篇小說《兄弟》到新作《第七天》都表現出這樣的特征。

當然，這些光怪陸離的變化表象是否就能代表這個時代的精神特質，無疑還是需要商榷的。但是，應該看到城市已經成為現代經驗的主要表演舞臺，甚至都可以這么說，城市文化就是現代性最集中的體現。正是基于此點，城市文學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夠將未完成的現代性繼續推進、深化，直至最終完成。也就是說，使得現代性體驗成為中國經驗水乳交融的一部分。

從這個角度回顧文學史，很多問題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比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發軔的先鋒文學運動之所以僅僅停留在形式的探索上，而止步于內容的探索與表達，除了歷史語境中意識形態的制約之外，也因為現代性經驗對那時的中國經驗來說還是相當陌生與異質的，這極大地限制了作家們的思想視野與現實立場。

應該說，上述的這些變化體現出了現代性當中的普遍性，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現代性經驗有著比較一致的特征；但同時，中國的語境又是獨特的，它繼承了傳統帝國的廣闊疆域，多種民族與文化共存，內部的遷移頻繁而數量巨大；此外，它的文化政治學有著較強的保守色彩，再加上漫長歷史延續下來的多元的精神話語，構成了中國文明的一種“底音”，綿綿不絕地回蕩在今天的文化語境當中。

城市，正是這些復雜力量交織與扭結的場所，我們書寫城市，如果忽略掉這些復雜的面向，那么我們忽略掉的其實是當代中國本身所具有的復雜經驗?，F代城市不再僅僅意味著地理學意義上的閉合空間，而是成為了一種開放的、沒有邊界的文化空間，它依靠更加精密的技術手段不斷地將自身的一部分鏡像傳播出去，以復制、模仿等手段使得文化基因得到再生。

成熟的城市文學無疑是要努力去呈現出這樣一種流動的空間，以內在的精神關聯塑造出當代中國的整體景觀。這樣的寫作是有難度的寫作，也應當是城市文學的書寫方向以及創造契機。

但是，僅僅把握住那樣的復雜經驗還是不足的，因為文學的本質不但要表達鮮活的經驗，而且還要將其轉化為存在的體驗，獲得思想的洞穿力，才能發現這個時代的真正奧秘。

為什么我們說魯迅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根本原因在于他以大悲憫的情懷寫出了鄉土社會的蒙昧與黑暗時代的絕望體驗，從而發現并觸及到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

今天，我們的核心問題就涉及到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涌現出來的各種問題與困境，涉及到社會結構自上而下的迅速變動與分化，涉及到城市對鄉村人口的大規模吸納與消化，涉及到個體尊嚴與權利的合理表達，涉及到技術時代里邊個人精神世界與生活方式的迷茫與失落，涉及到人們對一個美好中國的期待與想象……而這一切，都涉及到城市以怎樣的方式來聚攏與處理這些問題，或是提供處理的契機與平臺，因此，我們愈加可以明確，城市文學肯定不能是一種僅僅針對城市的文學，它針對的其實注定是當下渾濁裹挾的總體歷史進程。

放眼未來，城市文學的意義一定會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劇烈加速而凸現出來。說到底，只要能以城市為基本視野，發現并觸及當代中國的核心問題，就是一種新的成熟的城市文學。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傳統的超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人口已經超過兩千萬。東南沿海由于經濟產業的迅猛發展，也正在涌現多座人口突破千萬的世界級大城市。比如我生活的廣州市，常住人口已經在一千三百萬以上，再加上大量的流動人口，估計人口也逼近兩千萬。在這種巨型都市當中，個體賴以生存的空間是非常狹小的，人的生活被龐然大物壓迫、切割與隔絕了起來。而另一方面，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現代城市變得越來越符號化，城市空間不僅局限于地理學上的空間，而且越來越成為一個充滿信息符號的虛擬空間。

網絡、電視、手機、GPS無所不在，將人從狹小封閉的地理空間里解救出來，投入到某種自由無界的心理幻象當中。所以說，我們的現實空間一方面極端有限，一方面又被虛擬符號抽空了真實感，置身在沒有具體邊際的漂流狀態中，這構成了一個現代城市人的基本困境。

這種極具張力的基本困境對于文學來說是一種豐富的土壤，因為它可以構成小說敘述的矛盾、沖突與動力，最終得以獲得審美的升華從而超越卑瑣的現實。好的文學是一定要給人類的心靈帶來自由，慰藉人的孤獨與絕望，這就是為什么我在這里要特別強調城市文學需要一種飛躍的想象力。

空間的狹隘需要文學想象力拓展它的邊界，同時，空間的虛擬為文學想象力提供了豐富的養料。這些都是想象力對于城市文學之所以重要的客觀條件。

當然，文學想象力并非一種毫無來由的臆想，它尋找的其實是一個恰切的形象，這個形象不再如傳統文學那樣局限于人物角色，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或者是人與世界的關系本身，這個鮮活的形象作為隱喻得以突破語言與敘述的束縛，喚醒人們內心思想與情感的潛流，并刷新這個城市化時代人類存在的體驗。正如英國詩人布萊克所說的：“想象力不是某種狀態，而是人的生活本身。”想象力出自生活的體驗，最終依然要回歸到生活的體驗，作家的創造力就體現在這個過程當中，這是一種認識論上的飛躍。

現實對文學作品來說，即是一種修辭藝術的再現，在現代語境下，如果文學再現還是像以往那樣攝像機般地羅列外部的環境與人物關系，那么也許意味著一種無效的現實。因為城市的空間不但是可以復制的，而且充滿了不確切的流動性，所以從外部來抓住現代社會的精神特質無異于緣木求魚。

城市不可能只是作為一個客體或是客觀意象而存在，它與主體的關系是親密無間的。城市當中看不見的晦暗地帶，包括城市的氣質、風格、乃至它的欲望與需求，才是滋養寫作的源頭活水。一個作家應當從中創造出與自己、與人類密切相關的“世界連通器”,從而抵達精神與思想的高度。

隨著新一代青年作家步入文壇——他們的生活經歷與教育背景使得他們與城市之間的關系如魚得水——城市文學的作品數量肯定會呈爆發之勢，但我在這結尾處，還是想再強調一次，城市文學肯定不能只是一種關于城市的文學，它面對的是當下渾濁裹挾的總體歷史進程，我們要敏銳地切入到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里邊，并努力發現一種新的中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