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

陳繼明，1963年生于甘肅省甘谷縣，曾任寧夏作家協會副主席，現為珠海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教授。小說集《寂靜與芬芳》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作品曾獲小說選刊獎，十月文學獎，中篇小說選刊獎，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獎等。主要作品有《一人一個天堂》《墮落詩》《七步鎮》《北京和尚》《灰漢》《陳萬水名單》《圣地》《母親在世時》等。有俄語、英語、西班牙語等譯文。

一個“回憶癥”患者的孤膽之旅?

——《七步鎮》讀札

□楊慶祥

一、

作為小說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故事重要嗎？也許這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君不見多少研討會、批評文章都圍繞“故事”展開，但我們也可以聽聽睿智的福斯特的觀點，他對此有極端的態度。福斯特說故事是小說中最低級的層次，只有那些心智不夠健全的原始人才熱衷于讀故事，因為故事可以讓他們從昏昏欲睡中驚醒，從而保證不被環伺四周的野獸們吃掉——更進一步，福斯特認為當代的很多電影，比如好萊塢傳奇，也不過是發揮同樣的功能，僅僅是刺激神經，而對精神生活無益。但有意思的是，即使對故事如此大加鞭撻，福斯特依然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論述故事的種種，并且將故事的變種之一——情節——的地位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大概能夠明白福斯特的這種良苦用心，他將故事視作一個前現代的觀念形式，僅僅是在時間的向度上展開，而將情節視作是一種更高級的現代的觀念形式，是在復雜的因果鏈中展開。簡單來說就是，情節依然是故事，不過，它采用了更加復雜的視野和維度來結構故事，從而突破了前后相繼的單一性講述方式。

一言以蔽之，對于一個小說家來說，如何用更高級的形式來講故事，依然是衡量其是否有創造力的首要標準。

以這個標準來來看，陳繼明的《七步鎮》是一部很高級的小說。從內容上看，《七步鎮》集中在三個層面，一是作家東聲在當下的寫作和愛情；二是其故鄉“七步鎮”近年來的人事變遷；三是土匪李則廣的人生際遇。這三者都是普通的題材，日常生活，鄉土變遷和歷史傳奇，也是近年來小說家們熱衷的內容。因此，對于陳繼明來說，首要的挑戰就是，如何規避那些已經成為“成規”故事講述方式，從而尋找到一種新的講法。陳繼明的野心在于，他試圖整合這三者并將這三者鍛造為一個有著內在肌理的完整的“故事”。于是，小說的開篇就給出了一個設定：

原因是，我患有回憶癥。大家也許并不知道有回憶癥這么一種病。回憶癥，的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死不了人，對健康沒什么明顯的影響。……回憶癥的癥狀不難猜想，即：不能不回憶，一旦開始回憶就沒完沒了，很難中止。任何一個偶然因素都有可能觸發某一段特殊記憶，這原本很正常，人人都會如此，然而，對一個回憶癥患者來說，墜入回憶卻殊為危險，如同災難，他們會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會反復糾纏事件的每一個細節，有時會對其中一些關鍵的細節做出修改，以便演繹出更好的結果，或者更壞的結果。

一個患有回憶癥的作家東聲于是成為了這個故事的主角，這個設定至關重要，它是敘事的邏輯起點，因為只有通過回憶癥，歷史和過去才能“奔涌”于當下。我們毫不懷疑這是一個完全的“裝置性”結構，但是正是在這個裝置里，故事才變得高級，而小說的旅行，也才能行得通。

二、

在現實中的東聲，是小有名氣的作家，大學教授，正苦于書寫一部新的長篇。他遭遇到的第一個影響其生活的人，是居亦——陳繼明小說中人物的名字都很有深意，我們暫不探究。居亦是一個在讀博士，年齡大概可以做東聲的女兒。但是沒有關系，這絲毫不妨礙他們之間發展出如火如荼的愛情——這愛情來得過于快捷迅猛，不但是讀者，甚至連主人公東聲都覺得有點不合常理。但小說已經如此展開，我們似乎也可以不必拘泥于現實邏輯和小說邏輯的不一致，在一部強調創造性的作品中，我們往往看到的是小說邏輯對于現實邏輯的背離。我們的主人公東聲有過數次婚姻，也經歷過幾次愛情。但是，依然有一種無愛的匱乏感。而對于年輕的居亦來說，“你愛我嗎？你愛我多一些還是我愛你多一些？”是哈姆萊特式的疑問。這兩人，雖然年齡懸殊，經歷不同，但是在一個共同的當代時空中，都對愛充滿了渴望和欲求。

我有人愛嗎？這可以視作小說的第一個主題。

?不止于此，還有另外一個東聲、另外一個主題。這個東聲患有精神疾患回憶癥，在回憶中他夢見自己的“前世”，騎著一匹白馬，穿軍裝，斜跨槍支，走在七步鎮的街頭。“我是誰”這個古老的哲學命題被陳繼明置換為“我的前世是誰？我的夢中為什么會重復出現這樣一個場景？”這樣一個需要借助敘事來解決的小說問題，于是，小說的敘事模式轉換為偵探式的田野調查。返鄉的理由得以成立——去為自己的夢境尋找一個現實性的緣由。夢境和前世意味著某種非“現實性”，而回憶癥恰好又是非常現實性的困擾，當東聲開始他的返鄉之旅時，意味著一種“現實性”和“非現實性”開始糅為一體。與此同時，歷史和現實之間的對話也告開始。

寫到這里容我蕩開一筆，我在前文已經提及，對李則廣的書寫屬于歷史小說的范疇。歷史題材一直是小說寫作的寵兒，但歷史題材也最容易被庸俗化處理為一種簡單的“歷史故事”和“英雄傳奇”。正如本雅明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必須是一種“當下”的歷史性，歷史題材的現代處理也必須是一種當下對歷史的突入，而不是僅僅書寫一種靜態的“過去發生的故事”。

陳繼明應該對此有著十分的自覺，因此，我們在小說中讀到了一種猶豫不決的語調，對自己前世的生活和故事始終有一種不確定性。從敘事的層面來看，對土匪李則廣的調查是在建構故事，但是與此同時，因為時間、當事人、史料的種種缺陷，這一建構同時又變成了解構。也就是說，這里面藏著一個“正反”雙重的敘述機制，如果讀者們僅僅是為了讀故事，也許將不能看到這一敘述機制所帶來的智力挑戰。

無論如何，在草蛇灰線般的架構和溯源中，作家東聲的前世漸漸被勾勒出來了——雖然這線條還是過于粗糙，而真實性也讓人懷疑。為農，為兵，為匪，情愛，仇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感興趣的讀者自可一讀。我想強調的是，在這個故事里，有一個核心的問題，那就是，李則廣以一種殘酷的方式——剝人皮——殺人了嗎？在我讀到的版本中，對這一“殺人酷刑”有大篇幅的描寫甚至考證，這么寫是為了展示人性的黑暗和殘酷嗎？這讓我想起莫言《檀香刑》中對凌遲的書寫，人類黑暗和殘酷歷史真是太漫長了！而作為一個書寫者，該如何來處理這種殘酷和黑暗？

這就是我想指出的，這部小說的第二個主題：我有罪嗎？

如果我的前世——雖然科學并不能證明我的前世和“今我”之間有必然的因果邏輯——殺了人，那“今我”有罪嗎？

如果人類彼此殘殺，作為人類的一分子，我有罪嗎？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開篇就尖銳地提問：如果羅伯斯皮爾再砍下法蘭西的萬千人頭，還有人為大革命喝彩嗎？

在《七步鎮》中，敘述者有這么一段反思之語：

在我看來，剝人皮比殺人更不能接受。因為，剝人皮是殘忍。殺人是兇狠。殘忍和兇狠略有不同，甚至大有不同。殘忍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方法地對人進行摧殘和折磨，比如，同樣是死刑，五馬分尸就比腰斬更為殘忍。比如，同樣是暴力，冷暴力比肢體暴力更為殘忍。同樣是武器，生化武器比常規武器更為殘忍。納粹大屠殺，一開始是用子彈射擊，后來想出了“更人道的殺人方法”：用毒氣殺人。猶太人以為他們進了浴室，但是，進去后才發現浴室的蓮蓬頭只會釋放毒氣……

?殘忍常常和才華和智慧成正比。

再問一句：如果人類的罪行罄竹難書，那我有罪嗎？

三、

寫到前世，讓我想起另外一位作家，日本的遠藤周作。他完成的最后一部長篇《深河》，講的是來世的故事：中年男主角的妻子死了，他四處尋找妻子的來世，最后在這個過程中更深入地了解了本來陌生的妻子以及本來陌生的愛。雖然有不同的背景和指向——遠藤更指向宗教性的東西，他更著名的小說《沉默》尤能體現這種指向，而陳繼明的《七步鎮》更指向歷史性的東西，雖然他的歷史性是一種帶有精神分析色彩的歷史性——但是，卻都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在“形而上學”和“天道”都不能提供行動指導的現代語境中，人應該如何保全其精神性？在終極的意義上，也就是人如何成為一個看起來“完整的人”——至少是也只能是看起來“完整的人”。

在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之前，需要治愈自己， 這正是《七步鎮》孜孜以求要完成的工作。

心理治療的方式首先就失敗了，這一點基本上是一筆帶過。

然后是性的治療，但結果也并不樂觀：

?“人類對性的渴求，和對食物的渴求沒有本質區別，為什么可以隨口說出餓了、渴了，而不敢大膽說出，我想做愛了？尤其是女人？”

我承認，聽了居亦的話，我反而不會做愛了，原因很簡單，做愛的時候，我變得憂心忡忡，我要在乎很多問題：我的男性身份、文化身份、哪些言行可能觸犯了禁忌、調情是否涉嫌輕浮是否含著性別歧視、做愛的力度是否合適是否涉嫌暴力……我甚至很容易就會突然掉鏈子，做著做著，思想深處不小心開個小差，就陽萎了，就像從天外飛來一把鋒利的刀子，準確地越過所有的障礙，擊中要害。更要命的是，突然掉鏈子竟然成為一個習慣，哪怕不開任何小差，也會在某個時間點上如期而至。

最后是歷史和人性的治療：

突然，我不相信我的前世李則廣會剝人皮，會有制作人皮鼓的雅興。我不相信李則廣有那么壞，也不相信任何人有那么壞……

經歷這種種治療之后，我們的主人公作家東聲痊愈了嗎？他在前世今生中穿行，在歷史和現實中漫步，在人情世故里察言觀色……至少在小說的結尾，他獲得了新的認知，他是否真有一個前世，他的前世是否真的殺人越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重新拾起了對人性的信心——“信”——這才是最好的靈丹妙藥。

有了信，才有愛，有了愛，才可以抵抗墮落與罪行：

我突然渴望開始一次新的寫作，以從未有過的魄力，用自然、精確、銳利的文字，撥開歷史的迷霧，捅破認知的局限，到最幽深的地方去，到最迢遠的地方去。

一次旅行結束，一次新的（小說之）旅又開始了。

關注人性疑難與個體危機

——略論陳繼明小說創作

□牛學智

大約從書寫集體無意識的短篇小說《月光下的幾十個白瓶子》（1996年）開始，陳繼明的寫作就引起了全國文壇的注意。在人們的閱讀期待里，這篇小說中所表現出的精神氣質應該是陳繼明追求的當然路徑。可事實是，之后，陳繼明的故事更側重于鄉村，或者穿行于“鄉村敘事”與“城市敘事”之間。《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2004）通過對陳繼明兩類小說的具體分析，分別得出了以下結論:

“其鄉土小說對轉型期西部農村經濟秩序和鄉土傳統道德文明體系的崩潰、鄉村人際關系的分崩離析、鄉民在金錢誘惑下的人格扭曲和人性異化都有精細的表現”；其都市小說的獨特之處在于，“穿透喧嘩都市的表層生存風景，發現和揭示轉型時期都市人生中浮躁和抑郁心態所導致的非理性行為，直逼人物內心微妙、復雜的情緒變化與心理沖突，亦稱‘陳繼明式的情緒騷動’，并將之引向對生命存在的揭示和追尋，表現出相當鮮明的心理分析和存在哲理色彩”。

“人格扭曲”“人性異化”“心理分析”“存在哲理”以及具體分析中所使用的“心理困境”“情緒騷動”“自我壓抑”等等，用這些詞語來評價陳繼明“都市小說”，還是過于表象和粗暴了，實際上，陳繼明的這一類小說和走向類型化的現代主義小說并不相同，細讀陳的這一類占相當比重卻被大大忽視的作品，我認為他對人物精神世界和存在疑難的剖析是深切地介入現實結構，且是眼界開闊的。他始終關注的是人物的現實處境和歷史處境，他總是在宏觀層面對個體處境和個人危機進行探尋。?

陳繼明迄今創作的《一人一個天堂》（花城出版社，2006）、《墮落詩》（作家出版社，2012）、《途中的愛情》（漓江出版社，2003）和《七步鎮》（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等4部長篇小說，都集中體現了他這方面的思想用力。《一人一個天堂》最先開啟了這樣的探索方向，充滿了多種隱喻與反諷。小說中麻風病院從成立到取消的十年，時代背景是六、七十年代。在整體隱喻的層面上，麻風病院就構成了與外部社會遙相對立的獨立世界。在這個獨立世界中，作家對麻風病院內麻風病人之間，上級與下級之間，大夫與患者之間，革命者與被革命者之間，愛者與被愛者之間的精雕細刻的描寫，顯然形成了與當時社會的互證關系。不過，這只是這部小說的一個顯在結構。若要充分解釋作家為什么把視角放在麻風病人這一特殊人群上，這部小說其實是陳繼明對恐懼、疼痛與遺忘這個主題的第一次書寫（后有《七步鎮》）。再次是自由與美麗的主題。杜仲尋訪麻風病人的時候，曾無意闖入過一個叫“蝴蝶谷”的地方。就是這個蝴蝶谷，后來成了杜仲的心靈棲息地。第一次是從譚志手里劫走小天鵝逃回蝴蝶谷；第二次是“死”后遁隱到蝴蝶谷。前者是為躲避小天鵝的死刑，后者是為自己不體面地活著——尿失禁的老毛病比十年前“更無規律、也更頻繁”。第一次到蝴蝶谷，小標題直接是“帝王生涯”。通過對原始森林里各種動植物的精雕細刻，作家不厭其煩地渲染了一種罕有的和諧、寧靜、安詳、快樂的氛圍。但真正的自由是，杜仲可以擺脫已經麻木、心理變態的小天鵝了。在送不送小天鵝回韜河縣城執行死刑一事上，杜仲與小天鵝之間產生了不信任感，“她的眼神還真令我心里一陣陣發虛，讓我滿頭是汗，好像我自己都不信任我自己了！我突然想起，我母親揭露我父親的事實，夫妻之間都沒有信任可言，那么，還有誰是可信任的？”“自己對自己就真的可靠嗎？自己真的不會出賣自己嗎？如果可充饑的東西，只剩下一樣了，你怎么保證把它留下呢？”這既是杜仲的社會經驗，也是他的自由觀。在“好人”與“壞人”之間，杜仲首先選擇健康的人。投河未死后，杜仲決意遁世于蝴蝶谷，這說明在“體面”“榮譽”面前，杜仲仍然選擇了真誠，一個尿失禁患者，有權利不暴露他的隱私。在這里，樸素的真誠也就成了人性中耀眼的花朵，雖然別人會鄙夷，但它是美麗的。因其人性健康的光芒格外耀眼，它所蘊藉的人性永恒性，便成了眾多復線中不可忽視的一個潛在結構。《墮落詩》表面看，揭示的是社會生態、官場生態、家族企業的歷史發展、媒體的“捧殺”等敏感而尖銳的社會問題，但敘事指向卻是“階級”這個被遺忘的概念。華山“看到了政治經濟學的核，那就是：階級永不可消除，只要人類存在，階級就存在，毫無疑問，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以階級的方式存在的。華爾街的資本家和車間里的小工人不可能是同一個階級。開發商和農民工不可能是同一個階級。巴蘭蘭和華山可以在一起做愛，但不是同一個階級”。巴蘭蘭和華山一起去華山的老家九屋村看望華山的哥哥。華山的哥哥“是中國的第一代農民工”。華山的哥哥說每年的工錢都拿不到，從頭到尾欠了二三十萬。引發了巴蘭蘭關于經濟哲學“潛規則” 的悄然感嘆。“潛規則”極大的破壞了經濟秩序，使社會財富迅速集聚在少數人手中。可是，這一類小說中的大部分，一般總會回避這一深遠的追究，只對封閉的個體內心生活感興趣，把排除一切外部阻力后的個體心理臆想，簡單定義為個人主義，并不遺余力地為幻想中的個體內在性尋找合法性。而陳繼明的眼光顯然更為開闊，他通過《墮落詩》表明，沒思考的文化消費和糊口勞作必然潛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這樣一個主題，《墮落詩》顯然在尋找個體危機的最根本的源頭。當然，限于長篇小說的結構邏輯，發掘個體危機的縱深之處，還需中短篇來再度深化。

從寧夏調往廣東后， 陳繼明又創作了許多中短篇小說，大體看，差不多都是對“個人危機”的進一步探索。這一批小說對既有流行觀念的批判昭然若揭。《北京和尚》透過世俗生活的表象，讓讀者看到了表象背后的真實——現代人被消費社會的權力主體悉數編碼后的精神現實。《灰漢》是寫一個鄉村少年如何成為“灰漢”的，小說塑造了一個“灰色地帶”被剝奪人格尊嚴的屈辱卑賤的靈魂。《圣地》寫了父親為了弄清女兒自殺的原因，四處尋訪。最后，自殺的原因卻讓他更加心碎。那是他無法解決的困境，一個人成長中所接受的各種觀念，都可能是無形的謀殺者。似乎誰都有責任，但又實在沒有明確的責任主體。《八人良夜》中，小說用電影“蒙太奇”手法，不斷回溯房地產暴發戶徐朝輝的人生軌跡，讓我們看到人性是如何被資本邏輯所收編，是如何在欲望的驅使下一步步迷失。

但是，對上述精神問題、文化問題、個人問題的綜合表達與集大成敘事，要數人民文學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七步鎮》。一言以蔽之，《七步鎮》是陳繼明對近十年來創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說主題的一次集中升華。小說寫了一個叫東聲的作家患有嚴重回憶癥并窮極所有力量企圖解除并治愈回憶癥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自我救贖、自我確認，或者自我懷疑、自我否定又重新自我建構、自我肯定的故事。因為深患回憶癥，故事又被劃分為回憶癥中被回憶也被現實所證明了的前五十年歷史，與主人公四處奔走、多方尋求線索證明并逐步解除病癥、獲得自我救贖的后五十年歷史。其間被回憶而以幻化形式出現的歷史與尋尋覓覓行進的現實空間包括澳門、珠海、寧夏、甘肅等地。有荒誕而真實的幻覺世界，有偶然而甜蜜的愛情天地，有慘痛而詭異的戰爭場面，有溫馨又疏離的故鄉。小說的價值訴求大膽而凌厲，向內看，穩定的東西（如故鄉）一經打破，個體的道德倫理依托在哪里？向外看，撕裂個體精神價值或意義秩序的并非只是洶涌而來的消費浪潮，還有同樣甚至更甚于此的各種話語、思維和觀念形態。“我是誰”“我該往哪里去”的問題迫切而現實。雖是小說，但思想力度和針對性卻無比真切。

僅此一端，《七步鎮》實際已經超越了起于個體內在性訴求而止于個體潛意識挖掘一類小說的狹隘，也超越了回到傳統道德倫理港灣便是精神歸宿的文化傳統主義小說的膚淺，更雄辯地顛覆了一味樂觀擁抱個人主義一類小說的天真與幼稚。

《七步鎮》是近幾年中國長篇小說的一個另類收獲，竊以為它的價值將被慢慢發現并闡釋。在年均近萬部長篇小說的寫作潮中，《七步鎮》是一個獨特的存在。陳繼明的這一次孤膽長旅，極現實又極象征地表達了只有建構現代社會機制才能根本解除個體危機的主題，就此而言，陳繼明已經是一個具有總體眼光的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