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鳳陽：盛慧，我讀你的中短篇小說，有個非常強烈的印象就是，你的筆觸細膩、唯美，包括你的長篇《白茫》，也時有大段的環境描寫、場景的鋪陳和情緒的渲染，這無疑是典型的“散文化”處理。我知道你最初是從散文、詩歌進入寫作的。關于小說的散文化，你是怎樣看待的？有哪些認識？

盛慧： 我確實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散文創作，還曾是中國“新散文”運動的一員，我們試圖打破文體的界限，尋找散文的無限可能，比如張銳鋒的一篇散文，就可以寫到幾十萬字。但是，客觀地說，散文對于我來說，與其說是一種文體，不如說是從詩歌到小說的一種過渡。事實上，我小說中的“散文化”傾向，確實存在的。每一個作家都試圖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來講故事，也許是性格使然，我更喜歡用一種緩慢、深沉的調子來講故事，這樣的方式，會使小說變得更加親切、柔和。開始的時候，這一切是不知不覺的，時間一久，我發現，這或許可以成為我個人的一種風格，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事情。

劉鳳陽：你處理故事的能力很強，你的小說雖然有“散文化”傾向，但是“故事”從未缺席。這一點，和一些從詩人和散文家“串行兒”過來寫小說的作家有所不同。很多人把你和早期的蘇童相比較，你們有同樣的“江南”人文背景，有同樣的對童年記憶的執著，還有對個性化語言的追求、對“意象”的重視，但是除了這些，蘇童還被公認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你怎樣看待小說中“故事”的地位和作用？

盛慧：不瞞你說，在先鋒作家中，蘇童對我早期的創作影響很大，有一年，在北京跟他喝酒的時候，我還當面跟他說起過呢。我覺得，蘇童的小說，很像一幅水氣淋漓的江南水墨畫，他的故事是化在其中的，屬于暗藏玄機的那一種，讓人有無窮的回味空間，這是我最欣賞的地方。我認為，如果把小說比作水果，故事是就是它的甜味。在一篇小說中，故事很重要，好的故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光有好故事還不行，它僅是一張施工圖紙，真正的創作應該是一次歷險，在創作的過程中，你的“現實”就是每一句話，每一個段落，盡力寫好每一句話，每一個段落，你要做的是盡量飽滿、流暢、生動、新穎，像在黑屋子里摸索著前進一樣……

劉鳳陽：據我所知，你寫小說的同時，散文寫作一直沒有中斷過。小說和散文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像汪曾祺的“橋邊小說”系列、包括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小說乎？散文乎？一直被評論界爭論不休。但是，從文體上來講，這依然是兩種不同的歸類，界限越是被模糊，越是考驗作家的創造力和對文體、文本的自覺。你怎樣分配小說寫作和散文寫作的比重？決定你把一個素材、一種感悟、一點“發現”寫成小說或者寫成散文的關鍵因素是什么？

盛慧：小說、散文、詩歌和藝術評論是我的四個“女兒”，以前我的愛是平均分配的，但現在，我把大部分的愛都給了小說。我覺得，說得清楚的東西，適合用散文來表現，說不清楚的東西，適合用小說來表現。蘇珊·桑塔格說：“小說是復雜的藝術”。隨著年齡增長，我認識到了世界的復雜性，我發現，越來越多的事件，其實都是說不清楚的。我尤其喜歡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創作，前者接近于詩，要保持敏銳與克制，后者則要從容而飽滿。對于每一個小說家來說，引發創作的興奮點是不同的，對于我來說，故事和氛圍是催發我創作的兩個重要的點，或者說，我不僅需要好故事，還要找到與故事相契合的氛圍，這樣一來，原本線性的故事，就會變得豐滿起來。每次寫完一個長篇小說，都會一種被掏空的感覺，因為長篇小說描述的是整個世界，它像一個黑洞，具有很強的吸附功能。在很多時候，散文在不知不覺中會成為長篇小說的一個零件。

劉鳳陽：回到“小說的散文化”這個問題，我認為，散文化的小說需要讀者更多的耐心和參與，這一類的小說盡管不缺少故事和懸念，但是受行文和節奏的影響，可讀性相對比較差，你怎樣看待和處理這個問題？就是“可讀性”的問題？

盛慧：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拿音樂來說，有人喜歡搖滾，有人喜歡爵士，這很正常。選擇散文化的小說創作風格，就意味著，你會失去很大一部分沒有耐心的讀者，但是，同時，你又可以擁有一批忠實的讀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把“可讀性”簡單地理解為“故事性”，這是不對的。我覺得，除了故事之外，散文化小說的可讀性至少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語言，我認為小說是語言的雜技，我個人喜歡的語言風格是優美和幽默，而且這種幽默最好是隱性的。二是細節的密度，豐富的細節和細節的豐富性同樣重要。三是情感的張力，小說最能打動人的不是故事，而是情感，如果能在平靜的敘述下面，洶涌著情感的暗流，這樣的小說一定是有感染力的。四是，要發現人性中古怪而幽暗的地下層，小說家這種獨特的發現能力，是極其重要的。有人說，優秀的作家創造自己的讀者，對此，我深以為然。

劉鳳陽：沒錯，“可讀性”絕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故事性”，我非常認同你的這個觀點。從閱讀的角度來講，短篇小說更純粹、更注重審美體驗，而我向來認為，審美絕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消遣或者享樂，還應該是一種心靈的跋涉、顫栗和冒險，甚至一種劫后余生般的高峰體驗，這一點和追求舒適、感官、“成功學”的“消費主義”文化格格不入。也許這就是短篇小說在當今不受市場待見的原因之一。你近年長篇、短篇“雙管齊下”，短篇小說《一瞬之夏》可以說代表了你近期短篇寫作的典型風格，請談一談這篇小說的創作初衷。在這篇小說里，關于散文化，你做了哪些嘗試和努力？

盛慧： 閱讀對寫作至關重要，它往往能觸動你的創作靈感。《一瞬之夏》的創作初衷，最初來自于黑澤明的回憶錄《蛤蟆的油》。他對姐姐的追憶，對我觸動很大。對于一個男人來說，姐姐永遠是一個溫暖而美好的稱謂。一個男人“愛”上的第一個女孩，總是他的姐姐。那種至純至真、朦朦朧朧的吸引，有一種難以言說的美好。 《一瞬之夏》是一篇小說，也是一篇唯美而又憂傷的散文詩。它是獻給姐姐的贊美詩，也是獻給姐姐的挽歌。小說中堂姐，源自現實生活。在現實中，我曾有這樣一位堂姐，她身上“有一種像水晶一般透明、柔弱易殞、令人哀憐的美”，在大學畢業那年夏天，她在回鄉下看望我們的途中，死于一場車禍。在小說中，我特意將這個結局隱去，將對堂姐的懷念融化在字里行間，讓情感變得更加含蓄，用瞬間消逝的夏日，來緬懷生命的美好與絢爛，暗示生命的短暫與無常。在這篇小說中，我追求一種渾然一體的氤氳感覺，以清麗的語言，生動的細節，細膩的情感，呈現出一個少年內心的敏感與微妙，同時，勾勒出一幅恬淡的江南風情畫。

劉鳳陽：“一個男人‘愛’上的第一個女孩，總是他的姐姐”，你這個說法很有意思，“90后”、“00后”多是獨生子女，等他們“開蒙”的時候，“愛”上的第一個女孩就應該是泛指的“姐姐”了，難怪現在“姐弟戀”大行其道——開個玩笑。關于寫作，關于小說，除了散文化之外還有很多有意思、有意義的話題。《一瞬之夏》是你去年發表的作品，請談一談近期你最看重、思考最多的問題。

盛慧：近兩年來，我做了一系列的藝術評論，從國畫到書法，乃至到石灣陶藝，我希望能跳出小說看小說，從其他的藝術門類中找到新的感悟。在這個過程中，我思考的最多的中國傳統藝術的問題，具休的說是氣和節奏的問題，正所謂“氣盛則神出”、“所有藝術的問題都是節奏的問題”，我希望在以后的作品中，氣息能夠更加貫通流暢，節奏更張弛有度，富有音樂感。這方面，老舍、沈從文、汪曾祺都已經提供了非常成熟的文本，值得我們去認真地研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