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長篇小說，既表達了作者對小說藝術的理解，也體現了他對現實、對時代的態度。謝有順先生在《我看中國文化的現狀和未來》一文中呼喚“寬大、溫暖、并帶著希望的寫作”，在長篇小說《闖廣東》中，處處都滲透著我對時代的溫情與敬意。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無數人帶著夢想南下打工，形成了獨特的“闖廣東”社會現象，它對中國的崛起，對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人將自己的青春留在了這片熱土，一方面，他們為廣東的經濟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另一方面，作為中國改革前沿的廣東，又是這些打工人實現自我的舞臺。作為一名廣東作家，我一直想創作這樣一部長篇小說，描述南中國發展變化的生活畫卷，追蹤時代浪潮中個人命運的起伏，記錄一代人可歌可泣的心靈史。

有人說，情懷是最重要的才華，對此，我深以為然。如果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描述《闖廣東》，我想說的是，這是一本關于夢想的溫暖之作。長久以來，溫暖這個詞語，已經淪落，成為浮淺的情感撫慰。因此，如何讓溫暖成為一種力量，是我在創作中特別關注的問題。《闖廣東》主人公謝闖的故事，充滿了悲與喜、愛與痛、茫然與堅持，他穿越不幸的密林，最終抵達幸福的河谷，不管身處何種絕境，總有夢想的光芒照耀他前行。謝闖身上的精神，與“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中華精神一脈相承。我一直認為，真正能讓我們的民族傲然于世界之林的，是我們民族的偉大心靈。雕刻民族的心靈，永遠是小說家的重要職責。小說家要善于發現那些平凡而又高貴的心靈，讓他們在絕境中淬火，爆發出令人震撼的火花。

長篇小說的創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各種各樣的準備，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的準備，情感不真誠、不飽滿，作品不可能有感染力。回想起來，我之所以能寫成《闖廣東》，與我曾經在《打工族》雜志工作的經歷密不可分。那段時間，我每天都能讀到底層打工人的來稿，聽他們講述自己的生存狀態、喜怒哀樂。非但如此，我還走遍了珠三角的每一座城市，深入到工廠車間，與打工人面對面交流。我記得有一個叫許可的打工詩人，她在一首詩歌中寫到，工廠倒閉時，她看到白發蒼蒼的老板，想到了自己的父親。這份感恩之情，令人動容……在創作過程中，我的腦海里總閃爍著他們期待的目光。

對于廣東40年來改革開放的歷程，也曾有很多作者寫過，但大多淪為了回憶錄或懺悔錄。而我想盡量呈現這個時代的復雜經驗，呈現這個時代豐富的生活形態，從一個人的經歷，折射出一群人、一代人的命運。對此，作家出版社總編輯、評論家張陵給予高度肯定，他認為，《闖廣東》通過一個普通人的命運，折射出偉大而復雜的時代風云，深刻地反映了現實生活，反映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看到他們抗爭命運的背后所付出的人性道德的代價，看到他們創造自己新生活的人性光輝，從而豐富了小說的思想內涵。

夢想的光芒穿透堅硬的現實，詩意的筆觸讓現實有了飛翔的可能。從創作伊始，我就致力于現實經驗的文學性表達，既有生活的質感又有詩意的輕盈，具體來說就是語言與細節。汪曾祺說：“小說作者的語言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語言體現小說作者對生活的基本的態度。”《闖廣東》的詩性語言，帶有鮮明的個人印記，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細節方面，我則希望用生動、鮮活的細節，帶讀者迅速抵達現場，使小說更具真實感。這些嘗試，獲得了《小說選刊》副主編、評論家王干的肯定，他認為，這是一種泥土與云端之間的敘述風格。

有專家表示，《闖廣東》是當下版的《平凡的世界》，的確，在我個人的閱讀經驗中，曾經受到《平凡的世界》的精神感召，可以說《平凡的世界》是我人生的一條分界線，它讓我有一種脫胎換骨之感，讓我萌生了遠大的文學理想。我希望《闖廣東》也能成為年輕人的一條人生分界線，溫暖他們，激勵他們，讓他們在夢想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永不言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