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田瑛，湘西人，現為《花城》雜志名譽主編。 迄今已出版中短篇小說集《龍脈》《大太陽》《生還》，散文集《未來的祖先》。主要作品有：《大太陽》《炊煙起處》《早期的稼穡》《生還》《未來的祖先》等。被評論界譽為寫出了另一種湘西。

貼著地面飛翔

——田瑛小說新作賞讀

□鐘曉毅

田瑛是一個智慧型作家。

新作小說合集《生還》就充分體現了他的慧黠。

他的筆總能出其不意地割開時間的帷幕，讓那些被遮蔽的或被淹沒的歷史與現實撲面而來。

因此他的小說往往流露著天然的文學品質，因為它們的出發點是對命運和人性的關心。

雖然他的作品不多，且間隔的時間較長，但每有新作出來，都仿若平地一聲雷，于霹靂處緊緊抓住讀者的眼球，讓人眼前一亮。

他總是能以他特有的審美洞察力，找到了他與別人不太一樣的精神空間，并且以特有的敘事手段將之演繹出來，而至于這種審美發現與人類存在的普遍性關系，這種審美發現作為敘事資源的長久性問題，尤其是這種看起來頗為特殊的精神空間中，是否還包含著更高更遠的人性世界，是否隱含著更為潛在的、更為尖銳的生命悲劇，每個讀者都會見仁見智有自己的解讀。

就田瑛而言，每一步的向前邁進，都有著自我超越的努力，都是一個向創作深度挖掘的承諾。

于他而言，新作小說合集《生還》就是他自我驗視是否可以走出最初的“獨到發現”并進入更為廣闊和更為自由的精神空間的再次出發，也是對他的藝術潛能和精神膂力的再次考驗。

從文學界和讀者的反應來看，田瑛確實在新作中超越了他的過往，所以他的新作《生還》、《盡頭》等屢屢被《新華文摘》、《小說月報》、《小說選刊》……選中刊登，還獲得這樣那樣的獎，可見他實在是個觀察和記錄的高手，他冷靜細致的筆法，把命運和人性的復雜、深奧、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地表達得淋漓盡致，原本耳熟能詳的傳說和故聞在他的筆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鮮而又迷人，讓我們這些一知半解而又好奇得不得了的讀者觸目驚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卻不失醍醐灌頂。

讓我們從頭說起。

如《生還》集中的首篇《生還》寫的是湘西流傳已久的趕尸，正如田瑛開篇就點明：趕尸，人們只聽說，沒見過。它確實存在，湘黔官道上曾經屢現趕尸匠的身影……按本地風俗，凡外出做官、從軍，或經商，若客死他鄉，須得將尸體運回老家安葬，否則死者靈魂就會不得安寧，長期在外受苦、流浪……湘西境內山高，路險，溪河阻隔，人力運送尸體比登天還難。這時，定有一個最先敢吃螃蟹的人，或許受到傳說啟發，異想天開竟要讓死者自己行走，這樣，趕尸匠便應運而生了。

這是大家都熟悉的傳聞，但智慧如田瑛，他怎可能讓人從開篇就猜到結局？在《生還》里，他借向二的故事，把湘西趕尸的謎底給我們揭開了：本不是真的死人在走路，而是趕尸匠和幾個徒弟“合謀”的“杰作”。古風、巫俗、俠義、情愛、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全融在一起，移形換景、山重水復，表達甚至是詭秘的，這種詭秘，既體現了他的一種敘事智慧，又折射了他的某種思考深度，他一直以來持守的是飽含深意的沉著淡定與執著堅定的寫作態度，體現在他的敘事版圖中，就是面對無法主宰的歷史浪潮，從來不是昂首挺胸闊步而上，而是巧妙地避開它的峰尖浪谷，在一種民間化的邊緣地帶，敏捷地捕捉和書寫著歷史巨浪拍打堤岸的回響。從《生還》集子中的《獨立生涯》、《活巖》、《干朝》、《遠山的耕耘》、《金貓》、《沉棺》、《懸崖》、《早期的稼檣》、《仙骨》、《炊煙起處》、《風聲》、《煎熬》、《大太陽》、直到《盡頭》和《生還》，田瑛看起來都是在敘述過往的記憶，但是過往和歷史本身并不是作者所要表達的審美目標，而只是作為人物命運變化的某種背景和道具，“他的所有敘事目標，似乎都是為了在幽暗的生存通道中，穿透個人與歷史的帷幕，揭示個體命運如何被歷史不斷地輕易篡改的狀況”（洪治綱語）。

確實，寫作其實是人的另一種生存方式，無論寫什么，怎么寫，都是表現作者的精神世界，展現他的思想方式、情感方式和行為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寫作最具靈魂的東西是寫出作者的個性來，寫出他所感受、體驗、思考理解和表達出來的世界。對于潛藏在生活深處的文學寶藏的挖掘，田瑛是不遺余力的，因為他即使寫一個村寨，也是為了在終極處指向族群，他即使寫一個人，也同樣是為了指向人類，有時候，他會試圖借助現代主義的“寓言”，努力讓具體的、多變的“經驗”指向抽象、永恒的存在，如《大太陽》中對一個部落的詳述，人和牛的智斗，最終是“這山里，從此只剩下一群牛活著，而人一概成了化石”。又如《干朝》中干旱的歷史既長又苦，但是即使有機會來臨可以改變干旱的現狀，“父親”出于面子的虛榮，拒絕了溝通與改變，所以，“干朝的這個夜晚格外靜謐，萬物都睡去了，唯有一點流螢忙碌著，它一眨一眨地亮，那是它夜行的身影。它先在麻灶水井邊久久徘徊，然后停留老屋場不動，我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螢火蟲，而是客人手電筒的光亮，直到下半夜，那光亮才漸漸遠去，像一只真正的螢火蟲飛走了。”其實也象喻著干朝的有水的好日子也飛走了。而在另一篇《煎熬》中，“寓言”感更強，夫妻倆窮怕了，一直在努力打拼著要謀一個好收成過好日子，但殘酷的煎熬卻是，終于有了好收成，丈夫的生命動力卻消失殆盡，晴天白日下，只落了個“太陽懶懶的，風也懶懶的，整個世界仿佛可以用一個懶字形容。由于人的某種無能，縱然一個好年景，人也沒得好心情，他們必須面對另一種歉收甚至終身無收的歲月。”寫到這里，仿佛能聽到作者長長的嘆息聲。

到了《生還》和《盡頭》，田瑛的悲天憫人的情懷盡數爆發出來了，除了還延續了之前常有的小說架構“柱子”和“樁基”聳立可見，接近“宏大敘事”的寫作風格，更多了停留在細部和局部的描繪，停留在人物命途的迂回轉折，停留在人性傷痕的審察與摩挲。《生還》中，向二的死亡直接成為對苦難生存的有力控訴，并賦予了人物死亡以更多的命運色彩，使向二的死亡成為對命運、對現實秩序、甚至對歷史本質的一種反抗和傾訴，是生命與歷史對峙之后的一種悲劇性表達。但因為這種悲劇始終浸潤在一種體恤性的敘事話語中，因而又彰顯出創作主體強烈的悲憫情懷。煎熬還是煎熬，苦難還是苦難，但畢竟，生活中開始有了光，向二的遺腹子出生了，久癱的父親如一顆被蟲蛀空的老樹，慢慢恢復了生機，長出了新枝嫩葉。直到他盼望的那聲嬰啼落地，他一個激靈，聽見自己的骨頭咔嚓一聲，長期錯位的卯榫對上了……所以在已會在向二的墳前爬行的小小孩兒的眼中，有兩個老人在微笑，遠處是太陽公公，近處是爺爺，他們笑得很像。在《生還》中的這種悲憫情懷的確立，是田瑛小說創作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變化，使他在重新反思以往的苦難寫作時，對存在的苦難本質獲得了更為廣闊的理解空間，也使他筆下的苦難更具有人性內在的生命光澤了。

接著就來到了《盡頭》。

《盡頭》只是一個短篇，但命運感卻頗為強烈，因為在這種慣常的“受難”式主題中，作家的審美敘事有了質的飛躍，田瑛在此摒除了一切過度抽象的隱喻性話語，而將話語基調嚴格地建立在一個被拐賣兒子的農民的生存背景上。整整十二年前，哪月哪日哪個時辰，他都清楚地記得。那是他命中最黑暗的一天，他帶著兩歲頑皮如小狗的兒子趕集，父子倆笑嘻嘻在拗口的大巖頭玩捉迷藏，不料這出游戲玩大了，一玩十二年。兒子躲在巖頭后面，卻讓父親鉆天入地也找不到他。天垮下來了，一顆鉚釘扎進了父親的心，他忍著不讓它生銹，每天帶著銳痛去尋找兒子，這樣他的信心才不至于有絲毫動搖。

天老爺還是長眼睛了，事隔十二年，人販子落網，供出了兒子的下落，兒子幸虧還落在一個家境較好的人家。做了親子鑒定，安排好了認領時間，裝修好了家里的東房，又打造了新床和書桌，帶好了印象中兒子愛吃的特產，歡歡喜喜接兒子回家，以為大團圓的結局就在眼前。

但狡黠的田瑛如何會這么輕易地讓讀者走到“盡頭”呢？他讓人在一次次人生悲劇中又再輾轉反側、迂回徘徊，使故事中的悲劇事件與人物的精神沖擊緊密地糾集在一起，凸現了人物情感的更加悲苦和無助，兒子見到土里土氣的生父，兩歲前的經歷早已經失去記憶，也不愿接受還有一個鄉下父親的事實，他嚇倒了，像老鼠見貓一樣掉頭就跑，躲進了自己的房間，接著聽到他聲嘶力竭地叫喊：不——可——能——

故事推進到這里，讀者的悲情之淚往往會流下來，會情不自禁地感傷不已。這時候田瑛反倒節制下來，用一種很樸素的敘事方式去后敘生父的田間勞作日復一日。他讓讀者內心深處的悲憫意識再一次被激活的“盡頭”是：縣城的養父捧著錢來央告他去為病中的兒子撒一個彌天大謊。“認子風波”后，那個小人兒精神受到了刺激，害了心病，連醫生都束手無策了。醫生最后說，解鈴還需系鈴人，唯一的方法是讓鄉下父母來當面認個錯，錯在誤會，承認他并不是他們親生的，這樣孩子的心結才有可能解開，得救。

天人交戰后，他去了醫院。當我們再一次以為這就是“盡頭”了，以為人與命運之間的交流和碰撞只剩下道德高地的直接對視，田瑛又再次讓我們刮目相看：

兒子聽到了，臉上露出一絲微笑，接著回叫一聲：爹——

他做夢也沒想到，兒子認他做爹了。

雪停了。天氣很晴朗。通往山寨的路上，出現了三個人的腳印，路的盡頭是他們的家。

這才是真正的《盡頭》，人性的光輝在這個時候才彌漫大地，血脈親情的牽連才是命運的盡頭。這也就是慧黠的田瑛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作家，在敘事之中，使人物在沿著命運奔跑的時候，不是削弱創作主體的情感，反而使自己的情感更加豐富起來的教科書式的示范。

田瑛有一筆名“雷公田”，以此勾連起家鄉的貧瘠的田地，他有時也自嘲他的創作園地不如豐碩的田野。但這其實也讓我們保持著預約的希望。這世間，也許是沒有人會真的長久喜歡專注或緊繃的，它太累、太有限，而那種隨意與散淡，才有遼遠，才有想象和創造。只要田瑛的創作時不時能“平地一聲雷”，對寫與讀的雙方彼此來說，均于愿而足矣。

田老板其人

□李謂

田老板，湘西人氏，作家、出版人，《花城》雜志名譽主編田瑛是也。

在遙遠的近二十年前，我剛從學校畢業，入職花城出版社。出版社的規矩是新入職都要先在校對室待上半年一年的光景，因為校對室已無空位安排，遂于隔壁辦公室《花城》雜志占用了一座位，得以在《花城》雜志待了近一年。彼時，田老板身為《花城》雜志執行主編，實際上的《花城》雜志掌舵人。剛去沒一兩天，就總聽聞辦公室內外，往來人等，稱呼田瑛時用的皆不是業內所最常用的“老師”，卻是“老板”。初聞此聲肯定是極為詫異的，“老板”稱謂多用于企業，至多偶有政府部門私下如此，何以眾皆稱一個出版人為“老板”？時日稍久，漸次又發現對其稱呼竟還是“內外有別”的，“田老板”的稱謂貌似僅限于出版社內部同事專有，在出版社內，上至社領導，下至普通員工都如此稱呼他；出版社外，大到全國文學圈中人，不論長幼，不論名氣大小，卻多是另稱“田老板”為“田老大”；稱呼稍有差異，意思卻無大異。無論田老板，還是田老大，大體上都是扛把子、帶頭人的意思。大約過了一兩年后，方漸漸明了其中的大約意思：眾稱田瑛皆棄常規的本名、老師不用，卻代之以頗具有江湖氣的“老大”“老板”，其義應有三：其一，田老板其身雖不魁偉、亦算不得高大，卻一副心寬體胖之身板，一張國字臉更是自帶睥睨天下之風；其二，其衣著風格，夏秋多中式唐裝，春冬多皮夾克上包一長圍巾，唐裝與圍巾自多是大紅色系，每有眾人聚會，那抹紅色加上老板之身板，不論如何，不經意間就刺眼奪目，就有了喧賓奪主的意味，加上他雖于人眾中言詞不多，但只要一開口就是眾皆引用、甚至事隔良久都還會被引用的金句，如此，他即便低調卻總會因其穿著和偶爾的言論而自帶引人之氣場；其三，作為一個很有些名望的作家，有多年從業經驗的出版人，雖江湖地位足夠高，于后輩提攜卻常不遺余力。或許，此數條一綜合，田老板、田老大之名聲名遠播，順便取代了其本名田瑛。

我雖因機緣巧合得以在田老板手下一待一年，名義上勉強算得上做了他一年下屬，然終究屬于借座，屬于編外人員，業務上自是無緣聆聽、受教，甚至與田老板見面機會也寥寥，談話更是幾乎沒有過。一是作為一家全國名刊主編，一年到頭，各地的約組稿、各種各樣的會，等等，占據了他的大量時間；二來，田老板生性灑脫，于諸般俗事皆看得通透，拿得起放得下，頗有視榮華富貴如敝屣的魏晉名士風范，倘無重要事務，朝九晚五地連續待在辦公室十天半個月的機會并不多。對于所謂的為人所羨的行事風范，十數年后與田老板漸熟，偶爾他在閑談時自嘲自己之所以如此“瀟灑”，全因自己是、也樂于做一個“三無人員”：一是做了一輩子編輯，卻沒有編輯職稱；二是寫了過百萬字作品，算一個有些影響力的作家，卻沒有加入作協，1990年，中國作協給了他一份會員表，迄今沒有填過；三是一輩子無打卡上班記錄，用他自己的話說，距一個稱職的從業者相去甚遠。彼時，雖未曾聽其此言，然終同在一個辦公室，偶見此言行，此等灑脫，對當時初出茅廬的我自是大有吸引力，于是就以他為榜樣，希翼若干年后能如他般灑脫（后始覺灑脫需雄厚的自身實力支撐，田老板之境界和水準非吾輩竭盡全力所能達其半，遂棄此不切實際之想）；三來，作為一個于文學一竅不通的新入職人，加上生性靦腆，面對如此一個大人物（至少在我眼中，一個大主編、大作家肯定在大人物的范疇內），即便見了，雖有心卻無膽；于是，雖同一個辦公室待了近一年，卻終是要等到十幾年后，任其作品責任編輯之后方漸有交集，并漸次與其相熟。

田老板好酒，且對酒要求極高，除卻好的洋酒，非醬香型酒不碰，偶有不能推脫的酒席卻又無備洋酒醬香型酒，至多一兩杯便不再碰，至于推脫的理由，倒是簡單，他的身體本就不適合豪飲。于是，但凡有酒局，多是他帶酒，在我們這一幫他的小兄弟一起的聚會中，酒更是幾乎就由他承包了，畢竟我們手頭能拿得出手的酒著實太少；也因此，這些年來，我的酒量雖未見長，好酒倒是喝了不少。偶爾與田老板提及，他雖有些存酒，畢竟有限，總歸也經不起這般喝法，建議由東主提供酒。他就只一句話：酒是給有緣人喝的，至于夠不夠，那是另一回事，喝完了總會有辦法再備的。

無論作為出版人還是作為作家，田老板總是有能耐獨領風騷，他很有攻一樣精一樣的本領，這是天賦，似我等一般人只能羨慕，學是學不來的。就比如對酒的認識和研究，他同樣就很有一套，也應該是下過一番功夫的，并且在長期的喝酒生涯中練就了非同一般的識酒功夫。多數情況下，一瓶酒，他只要抿上一小口，產地、年份、釀造成分等等，就能說出個八九不離十。田老板于酒的研究、于酒桌上見人品的信條自是人人佩服；但他的酒量在我看來卻著實一般，當然，也或許是真人還未露相，不論如何，我從未見他多喝過，自然也就從未見他喝多過，即便最熱烈的場合，他也一直是最清醒的最后幾個人之一。我猜想，田老板好酒卻不酗酒，并且時常拿出珍藏酒來給大家伙分享，其意不在酒，或許是享受酒桌上一眾好友暢所欲言的氛圍而已。

?田老板自帶氣場，且氣場磁力強大，特別是近兩年光榮退休，就任《花城》名譽主編后，更是逍遙自在，心寬體胖，肚子見長后更顯其氣場；于是就慶幸自己好在沒有在公眾場合當主角的機會。偶爾念及，某場活動我本為主角，然后田老板身著大紅，或是圍著條光鮮亮麗的大紅圍巾過去，往臺上一坐，或是活動完畢合影時就那么隨意一站，然后就盡搶了我這主角的風頭，免不得總會心有戚戚。即便田老板預先通知，想著終是主角，我也去置備類似光鮮亮麗的穿著，斷不可讓田老板盡搶風頭，奈何身板不夠，氣度更是沒有，終究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只不過徒費錢財而已。每念及，甚至會免不得竊笑。

田老板于閑聊、酒桌等休閑場合是一個極為善于活躍氣氛，甚至偶有孩子氣的“老頑童”，但是一到正式場合，比如寫作,比如開會，比如談論稿件，談論作品，等等，那就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執著、認真。出口雖仍是妙章，仍是一針見血、句句珠璣，卻全不似閑時說笑，言語間自有其說一不二的自信與氣概。當然，即便是批評，他也是會顧及言詞，于春風細雨般的言談中，讓你在毫不尷尬的情形下，不知不覺中就意識到自己的疏漏在哪里。在我看來,這大致算得上批評指正的最高境界。

近些日子，因為有幸擔當田老板新作品集子的責任編輯，得以跟隨其旁，學習喝酒，學習交友，學習說話、學習做人……期間，于各樣技能皆有大收獲，幸甚。

當然，當初的希翼若干年后能如田老板般舉重若輕的愿望依舊無法重提，緣由？雖經多年歷練，卻依舊如初，還是其境界和水準終究非吾輩竭盡全力所能達其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