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粵軍：裴蓓

更新時間：2019-02-26 來源：廣東文壇

作家簡介

裴蓓，第二屆廣東省中青年“德藝雙馨”藝術家，廣東省電影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廣東文學院第三、四、五屆簽約作家，珠海市政協委員，珠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珠海市新階聯副會長。編劇、導演、制片人。珠海山中木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和山中木（北京）影視有限公司董事長。

文學方面：小說《水擊三千里》被作為2018年最值得看的文學作品列入《2018年中國文學排行榜》叢書，為《2018年中國中篇小說排行榜》7部作品之一。作品曾獲第十三屆《小說月報》百花獎、蟬聯第九屆第十屆廣東省魯迅文學獎（文學類），第二屆華人華僑文學獎，廣東省首屆青年文學獎，入選第五、六屆中國魯迅文學獎。

電影方面：獲第30屆中國電影金雞獎兩項提名，獲國家教育部和廣電總局推薦給中小學優秀影片，蟬聯第九屆第十屆廣東省魯迅文藝獎（藝術類），廣東省五個一工程獎，澳門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作為2010年國家廣電總局優秀影片在中央電視臺重點推介，被稱為“中國電影人和文學人結合的范本，對中國電影有特殊貢獻”。電影《天上人》《青澀日記》入選改革開放40年優秀廣東電影。2018年12月26日，裴蓓作為廣東省代表之一參加了中國電影家協會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

主要作品

2002年，在《中國作家》發表第一篇小說《曾經滄海》，《小說月報》選載。

2005年，在《小說月報》原創版發表中篇《南方，愛你我說不出》，《中篇小說選刊》選載。全國眾多報紙連載，5.1期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套節目連播。

2008年，在《當代》發表小說《單位》，在《特區文學》發表《我們都是天上人》，《小說月報》轉載。被廣東省選送第五屆中國魯迅文學獎。

2010年，在《中國作家》發表劇本《辛亥新娘》。

2012年，在《人民文學》發表小說《制片人》，《小說選刊》《小說月報》選載，獲廣東省魯迅文學獎，第六屆中國魯迅文學獎前20名作品。

2018年9月，《小說選刊》頭條發表中篇小說《水擊三千里》，入選《2018年中國中篇小說排行榜》。

名家點評

裴蓓看取生存的目光是溫暖的，諸如陳珊，她陰冷地寫出了康嘉薇，自然也悲憫了康嘉薇。那是因為她看出了生存的沉重，以及這沉重下人生的灰暗與艱難。她終究還是寬恕了康嘉薇，這個在她筆下有虎狼之狠的女人。

——郭小東

裴蓓給我最大的觸動，是她作為一名作家的內心堅持，這在浮躁的時代尤為難得。

——陳建功

裴蓓的作品一如她的本人，靈氣而真誠。

——雷達

裴蓓面對南方的躁動不安和人性裸露，不是滿足于呈現，而是以一種冷靜和理性的目光去看待作品主人公的精神變異，能從欲望化的敘事中升華出精神的追問。

現在不少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熱衷于研究幸福，推崇幸福指數。其實幸福是純粹個人的體驗。裴蓓用小說的方式告訴我們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閱讀她的作品也許要比閱讀那些關于幸福的數據要有用得多。

——賀紹俊

裴蓓的寫作優游自若，又力透紙背，讀來回腸蕩氣，感嘆不已。

她把筆墨主要集中于人物的行狀，內心的漣漪，使得作品在細部上聲色并作，絲絲入扣，頗有一種工筆畫的效果，讓你覺著一切都那么真切，那么顯豁。敘事大含細入，如錐畫沙；議論不溫不火，談言微中，間或還流露出佛禪意趣的哲理韻味，耐人咀嚼，引人回味。

——白燁

小說《制片人》是時代精神境遇的一種隱喻。當網絡視頻、商業廣告、暢銷讀物、娛樂海報等拼接成一幅幅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化景觀的時候，真正的藝術仿佛只能淪為黯淡退場的尷尬角色，這構成了當今時代精神的一個側面。所謂時代精神，意為一個時代特有的價值取向及歷史發展趨勢，涵蓋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及社會習俗。從這個意義上，這篇小說以文學的方式，呈現了時代精神境遇的某種隱喻，書寫了我們這個時代藝術可能遭罹的命運。

——付秀瑩

《青澀日記》是一部近距離反映現實生活的少兒電影。它與多數少兒影片一樣，選擇校園與家庭為背景，來展現少男、少女成長中的歡樂與痛苦，透視社會對少兒的教育與責任。但是，這部影片中由于編導者采取一種心理學的視角，影片達到了多數同類影片未能企及的思想與藝術力度。（摘自《人民日報》）

——章柏青

創作談

一個作家電影人的“迷途”

□裴蓓

我的奇怪身份之由來

我的身份讓不少人好奇，物理老師、時政記者、作家、制片人。如果您看完了下面這封信，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這封信是2018年10月大學母校校慶時，我慚愧地成了優秀校友，系領導讓我寫一封信，我的落款是“讓你們恨鐵不成鋼的學生和同學”。

尊敬的老師和同學：

遺憾不能和大家見面。似乎還不只是不能，更是不敢。身為物理系的學生，沒有在物理上有任何建樹，居然做著文學和電影，很有走旁門左道不務正業之嫌。

我很感謝上天安排我們師生一場同學一場，感謝那幾年你們給我的關注和關愛。可我不是一個合格的學生，我沒有好好聽你們的課，我總是在課上課外一知半解地看很多與課程無關的書籍，比如，國外的文學名著，黑格爾和薩特的哲學，還有霍金的黑洞。盡管我的物理知識實在支撐不起我理解黑洞。

我一直很愧疚很茫然，因為我的思維是發散的、跳躍的、感性的，不適合嚴謹的物理。然而我的內心卻是那樣想做你們的好學生好同學，那樣珍惜和各位的緣分。

那時我太小，16歲，不懂得取得你們的幫助做一些改變。后來，我不斷地想走到我應該走的路上，我考哲學系的研究生，考新聞系的研究生，最后終于在27歲時成為記者，總算離我的氣質稍稍近了一些。在我36歲時在《中國作家》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旋即被《小說月報》等幾家選刊看中，我終于知道，我原來是干這行的。在我和國際著名導演合作拍了第一部電影時，國家廣電總局專家給予的評語是“中國電影人與文學人結合的范本。”我才知道余生應該就做這個了。可是，這時的我已進入不惑之年，已有些意興闌珊，而國人對純粹的文藝作品也有些意興闌珊。我做得不夠好，所以我不敢見大家。

我的經歷總讓人好奇，但我感覺確實有點辛苦。可能這就是上天的安排，就像上天安排我在青春年少時和大家相遇相知。

我珍惜那幾年大家在一起的時光，珍惜你們給予我的情意，珍惜命運給予我的恩賜和磨難，珍惜所有。祝福大家，感恩！

曾經讓你們恨鐵不成鋼的學生和同學 ?裴蓓

如果您看完了這封信，您是什么感覺？是不是會對您的人生選擇或者兒女的人生選擇有一點點觸動？

多年前，我曾遇見系輔導員，他很自豪地說：“裴蓓，當初是我把你錄取到物理系來的。”我心里叫苦不迭，如果當初我不被錄取，我的父母就會讓我復讀，我的人生會是什么樣？

如戲般地開始作家生涯

2002年8月，我接到一個天津的電話，說：“你的小說被我們轉載了。”我疑惑：“天津的？《小說月報》是什么刊物？”對方說：“虧你還寫小說。”

打電話的是當時《小說月報》的編輯部主任，我后來的好朋友，他轉載了我在《中國作家》發表的處女作《曾經滄海》。

說起《曾經滄海》，更像一出戲。那時我還在報社，偷空寫了一篇小說，捂了半年不敢示人。偶遇一本地老作家，讓他翻了幾頁，他說：“這小說你還不敢拿出去啊，我給你一個地址，你寄出去。”

這個地址是《中國作家》的，我忐忑地寄出去了。本來這種自由來稿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可偏偏就被一位副主編關注了。原因后來我才知道，是因為我的名“蓓”字。他說，他的初戀女友也叫“蓓”，看到我的名字很親切，就認真看了稿，覺得挺不錯呀，立馬就簽發了。

我有時想，如果我叫別的什么名，我的第一篇小說沒被注意，我還會繼續寫嗎？那我現在在干嘛呢？

我就這樣懵里懵懂地寫下去了，懵里懵懂地被《人民文學》、《當代》、《中篇小說選刊》、《小說選刊》還有不少好刊物關愛，時不時地也獲一些獎，從此便成了所謂的“作家“。當我第一次被稱作“作家”時，感覺有些滑稽，覺得人生如戲。

當然，被我景仰的眾多文學刊物關愛，我是幸運而心存感激的。只是性格使然，我很少和大家在一起，感恩之心難有表達。

我是一個低產作家，因為當時在報社工作比較忙，后來又被人叫去當編劇“御用”了幾年，再后來又拍起了電影。

堂吉訶德的嘗試——為作家們沖出一條血路

為什么要拍電影。很多人問我。

最直接的原因，小說版權被買了，總是拍不成，或者拍出來不是那么回事。

另一個原因，喜歡。就像寫作，喜歡。

還有一個很高尚很不自量力的理由，為作家們沖出一條血路。

當作家一些年，看到很多優秀的純文學作家的際遇，邊緣化，他們的睿智和深刻不被大眾關注，寂寞和孤獨正在蠶食和吞噬著很多才華橫溢的作家的激情和本真，他們空懷兼濟天下的宏愿，在堅守著的文壇獨善其身。

我想和少數幾個跨界的作家同仁一樣，以血肉之軀在荊棘中滾出一個缺口，讓很多在現實中滿懷惆悵的作家看到另一處希望。盡管，我人微言輕，盡管，我當時偶被斥之為墮落。

因此，我在下決心自己投資拍電影的時候，很有些視死如歸的悲壯，有點像董存瑞舉著炸藥包，高喊：同志們，沖啊。

很多人關心我的資金從哪里來。我用我給兒子的信里的幾句話轉達：“你的母親沒多大本事，對錢本身沒有概念，丟三落四的，但思維特別，也還幸運。比如，在1997年的股災中似乎透析了股票的涵義，便不再碰它。在房價還是一兩千的時候，只要有稿費和余錢，便拿到幾個城市去按揭買房，然后房價就莫名其妙地漲了，莫名其妙地這輩子不用為生計發愁了，寫作完全成了愛好。再然后，就莫名其妙地拍起了電影。”

于是，我賣了一棟房，加上我個人的一些積蓄，作為專項資金，拍起了電影。

拍電影的戲里人生

之前當編劇，我是被制片人封閉起來的。對拍電影本身，一無所知。現在要自己拍電影了，怎么辦呢？

我找到珠海當地的一個女“群頭”，就是為來當地拍攝影視的劇組張羅群眾演員的角色。那時她和她先生做群頭做得不錯，在拱北買了兩套房。

那段時間，我每天找到她，虛心地問有關劇組的各種問題，諸如建構啊，預算啊，演員啊，場地啊以及各種她能解答或不能解答的問題。大致弄清了來龍去脈后，我開始張羅。

很多劇組是草臺班子，但我的劇組不能是。

我用的劇本是自己改編的，原著也是本人獲第十三屆《小說月報》百花獎的小說《我們都是天上人》。

我得找一個好導演好團隊啊。這時，有一個貴人幫了忙，他就是當時中國作協專職副主席陳建功老師。他幫我介紹了在國際上獲獎無數的導演寧瀛。然后我通過寧瀛導演找到很有些來頭的攝影師吳樵，由他組建了攝影燈光團隊。我再通過介紹在北京找到了專門負責主創演員的副導演。其他的制片部門我就盡量在珠海張羅。

就這樣，一個劇組成立了，我成了制片人。我可能是當時電影界最謙虛最誠懇最好學的制片人。我的劇組很好，他們幫我劃算，用最短時間最少的錢，盡心為我拍完了電影。

這部電影出來后，得到國家廣電總局的認可，當時國家電影局的相關負責人看后非常興奮，評價說：“這是中國電影人和文學人結合的范本，對中國電影有特殊貢獻。”

遺憾的是，我作為制片人只完成了創作，沒有完成發行，也沒有申報國家級獎項，所以我沒有完成“特殊貢獻”的使命。其實，當時是有條件做得很好的，至少在國家級獎項上會有斬獲。可我沒有跳出文人的思維，失去了機會。

幸好廣東省相關部門和領導非常愛重，給了不少獎項。

小說《制片人》的由來

我在拍完第二部電影《南漂》的時候，我寫了一篇小說《制片人》，發在《人民文學》上，《小說月報》《小說選刊》選了，獲了廣東省魯迅文學獎，也是中國魯迅文學獎的入圍作品，倒是賺了一些眼球。

我在這里向我的劇組同仁們道歉，因為他們對我一直很好，很支持和配合我的工作，我卻在小說中把劇組寫得很不堪，其實那是為了追求藝術的極致。

我也要聲明一下，我寫故事中主人公為拍電影而傾家蕩產，也是為了藝術的極致，我本人沒有用家里的錢拍電影，也沒有把家給抵押了。我一直把家當作歸宿，任何時候都不會把家和家人當犧牲品。犧牲我一個，夠了。

寫這篇小說是想展示藝術在現實中的生態，想描寫藝術理想與藝術商品化之間的強烈碰撞，想勾畫一群深受傷害的被時代潮流裹挾卻依然尋覓著靈魂棲息地的理想主義者。

我的電影有很濃的“作家電影”痕跡，總是想探討社會問題，總是想闡釋什么，總是放大了自己所謂匹夫有責的社會擔當，然后就會遭遇市場困境，然后可能被人議論，你算哪根蔥啊？！我真的不算哪根蔥，只是一個另類的孤獨的創作者。

作家和制片人兩種角色的對峙

在那個階段，我還沒有走出作家和制片人兩種角色的矛盾困頓。于是，我給自己的小說集寫了一個序，雖然有些矯情，但也表達了那個階段，一個作家向制片人轉型的苦楚和無奈。題目叫《無奈可以痛徹心扉》：

我艷羨那些精靈般的文字，跳躍、詭譎、無拘無束，天馬行空到驚世駭俗，然而，我只能艷羨。在我的大腦程序中，每一個代碼似乎都傳達著與我最初的物理專業和新聞工作慣性相關的指令，那種職業限定的邏輯規整乃至隔岸觀火般冷靜理性，格式化了我的靈性，挾持著我，迫使我趨眾，迫使我用不夠精彩的表達呈現刀刀見血的故事。

我渴望逍遙，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純粹而通透。然而，我弄幾個文字，做三兩電影，為人妻母，為人老板同事，樣樣囿于世俗，角色盤根交錯，人事盤根交錯，我在這盤根交錯的每個脈絡和節點的空余都要頂帖，都要點贊頂踩，劃上表情，注入關愛，有時我還要把那些盤根交錯的脈絡和節點搬移騰挪，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可能導致錯位，甚至造成大面積的梗塞。所有的結果，我都得照單全收。于是我于世俗的若即若離是即多離少，我的純粹只是內心里自我撫慰的借口托辭。

有一種表達我好心儀，鮮明，率真，犀利，對現實所有的褒貶贊彈都張鼓揚旗、酣暢淋漓。我心儀正義與良知、公正與自由，心儀悲憫的人文關懷，心儀對惡丑陰暗堅定的對峙反抗并引領向善的作為，心儀博愛與寬容。然而，我卻只能將所有如注雞血般的心儀淡化于柔弱的文字中，甚至將大愛大恨幻化為狹隘的私情般的呻吟。

我好向往原生態的自然，深山大川，老林荒野，大漠孤煙，行所欲行，止所欲止。然而，我縱有老莊破笈爛衣食不果腹依然唱著“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向往，卻沒有生吞昆蟲、活剝獵物或與猛獸周旋嬉戲的生存能力。最終是，我常年關在斗室中，讓靈魂在書本和網絡中云游。

這些都是因為我是一個凡人，我和所有塵世中的人一樣無法抗拒現代科技文明的誘惑，我們早已是當今生活方式的囚徒，我們對物質文明所造就的種種便利和舒適有著病態的依戀，骨子里已經是這個由網絡、通訊、尾氣、污染、競技、功利、名位等等所構成的喧囂世界里的一份。我對原生態自然的渴望只是意念上的逃避和回歸，那種回歸只是一個遙遠的夢境。

然而，那個夢境，寄托了我們對本真和明凈的向往，對被現實剝蝕著的親情、友情乃至愛情的純粹性的渴望，對異化著的人文生態的感傷，對我們受傷結痂的心中深藏著的那份柔軟的竭力護衛。因為那份柔軟，促成了我們與這個世界和解，賦予了我們的寬厚與愛。

放下偏執，坦然地理解電影的本質

電影是藝術作品，但它也是產品，因為有投入就必須有產出。不然，出品方就會難以為繼。

文人做電影或者當編劇，往往憑著一腔熱血，憑著一種情懷，這其實是偏頗的。我們確實需要熱血和情懷，但僅僅有這些是不夠的，我們不必為迎合商業而一味妥協，但我們必須要讓大眾喜歡和接受，那么我們的情懷以及社會擔當才能真正轉化成能量，我們的作品才有話語權，有一席之地。

電影是有其運作規律的。為什么李安導演的作品絕大多數都是口碑和票房雙豐收，因為他不僅懂藝術，還懂市場。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每一個電影既深刻地切入到現實和人性，卻又有很大的市場IP。他不僅是一個杰出的導演，還是一個極好的制片人和營銷者。

所以，我做得還很不夠，我也在不斷地調整自己。好在，現在的中國觀眾已經越來越理性，對藝術的要求越來越高，這是有理想和抱負的電影人的機遇。

我希望今后我的電影，品質更好一些，IP更強大一些，希望既能有好的口碑，也有過得去的票房。最關鍵的是，有自己獨特的風格，貼著標簽的風格。當然，這只是理想。

電影人和作家的融合

電影人和作家的身份未必相互對立，而是可以相得益彰的。這是我近一年的新體會。

2016年末我開始籌備一部關于改革開放的電影。2017年底劇本完成，各方反應很好，國家、省、市有關部門很重視。并成為中國文聯“中國精神中國夢”的文藝創作扶持的4個電影劇本之一。

意外的是，家里發生了一點事，我放下了這個項目。我在照顧家之余，把劇本改成了小說。

雖然電影尚未開機，但小說被《小說選刊》作為頭條推出了。近日，小說被作為2018年最值得看的文學作品列入《2018年中國文學排行榜》，為《2018年中國中篇小說排行榜》7部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