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發(fā)源自中國。中國著名印度學專家季羨林詳細地研究了中國絲綢進入印度的路線問題。他列出了五條絲綢貿(mào)易非常繁榮的商路：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緬甸道、安南道。

除南海道之外，其余四條商路均是陸路。印度恰好坐落在必經(jīng)之路上，成為了一個理想的集散地。和田附近出土的犍陀羅文手稿證明絲綢是從和田進入印度的。梵語單詞“Cīnapa??a”意為“中國出產(chǎn)的生絲或絲麻”，出現(xiàn)在印度人的語言當中，而另一單詞“cīnā? uk”則意為“中國出產(chǎn)的絲綢或絲綢衣物”。“Cīna”作為“中國”的稱呼，原本是從四川地區(qū)出產(chǎn)的絲織物“錦”演變而來。該詞從印度流傳到西方之后，才確定下了西方對中國“China”以及各種由此衍生的稱呼，例如阿拉伯語稱“Sin”，拉丁語稱“Sina”，法語稱“Chine”，德語和西班牙語稱“China”等等。

當我們討論中國和印度的文化共同點時，不妨從盤古開天辟地的故事入手。華南地區(qū)傳言盤古是從一顆巨卵中降生的，出自印度古書的這顆神奇的卵用梵語叫做Brahmanda，即卵形的宇宙。在印度神話當中，自然中的雄性（即陽性）被稱為“Purusha”，雌性（即陰性）被稱為“Prakriti”。梵語中的“Prakriti”一詞事實上也可以直接表達“自然”之意。盤古死后，他的身體部位變成了自然萬物。?

中國漢代墓葬畫描繪的伏羲和女媧常常以兩條交尾蛇的形象示人。在印度卡納塔克邦的一座名叫哈勒比德的小城，有一座古代的印度教神廟，內(nèi)飾上同樣有著交尾的兩個人頭蛇身形象出現(xiàn)。

中國僧人義凈于公元671-695年前往印度取經(jīng)。他的著作《梵語千字文》記載，梵語中除了“絲”，對于“絹、綾、錦、繡”等比較細分的詞匯都有對應的單詞。這一記載證明中國絲綢進入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的時間相當早。印度人尤其喜愛來自四川的蜀錦，因為它外形雅致，常常帶有多彩的花形圖案。在印度的語言中，“錦”其實就是對中國的稱謂。

中國的寓言和傳說有一個月中玉兔的故事。季羨林指出，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梨俱吠陀》時代，印度人就相信月亮上居住著一只兔子，梵語詞匯亦可佐證這一點，例如“shashadhara”與“shashabhrit”意為“包含兔子”，“shashalakshana”意為“帶有兔子的影子”，而“shashi”字面意思上是“注視兔子”，但其實就是指“月亮”。

談及中印之間文化交流史，就要談到鄭和跨印度洋航行的歷史事件。公元1405到1433年間，鄭和的艦隊七下西洋。每次航行，鄭和都訪問了印度的喀拉拉邦。中國與印度南部兩個遠隔重洋的不同文化地域之間如果能像這樣產(chǎn)生基本概念上的親密關(guān)系，很有可能是更早時候中國人曾經(jīng)到訪的緣故。當?shù)氐鸟R拉亞蘭語含有相當多的接近漢語發(fā)音的單詞。例如：漢語和馬拉亞蘭語的“你”都是“ni”，尊稱“您”在后者中被稱為“ningal”；漢語中的“姐姐”被稱為“chechi”；漢語中的“一點點”在喀拉拉邦穆斯林人口中則叫“ittiri”。此外，漢語中的“墨水”，梵語中稱為“masi”；“哥哥”在馬拉亞蘭語中稱為“ikka”，后者又來自阿拉伯語的“kaka”。?

此外，孟加拉語和泰米爾語也有很多詞帶有“cheena”或“cheeni”的前綴，表示這些事物來自中國，例如孟加拉語中的中國花生、中國瓷土、中國鞭炮、中國絲綢等等。在馬拉亞蘭語中，則有中國漁網(wǎng)“chinavala”、中國煎鍋“chinachatti”、中國紅薯“chinikizhangu”、用來貯藏腌菜的中國瓷缸“chinabharani”等等。

中國的茶文化很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傳遍世界的。然而，歐洲范圍內(nèi)與茶相關(guān)的知識的傳播渠道則是通過南洋的海上絲綢之路。許多語言中的“茶”直接受到漢語的影響，例如孟加拉語“cha”、印地語、希臘語和俄語“chai”、以及日語“ocha”等等。然而歐洲人通過南洋海路接觸到的則是閩南話廈門方言的稱呼“te”，因而出現(xiàn)了英語“tea”、法語“thé”、德語“Tee”、西班牙語“té”等等。

最后，在結(jié)束我的發(fā)言時，我想強調(diào)：全球化融合中，互不干涉對方的傳統(tǒng)文化，是最理想的局面，也是全球化成功的道路。體現(xiàn)在文學翻譯交流中，就是既要尊重譯出語國家的文化與傳統(tǒng)習俗，也要尊重目標語國家的文化與傳統(tǒng)習俗，不是消滅而是要保護好各自的文化特殊性與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