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

吳君，深圳市文聯文藝創作室主任、深圳作協副主席、小說委員會主任。在《人民文學》《十月》等雜志發表小說多篇。出版專著8部，主要作品有《我們不是一個人類》《親愛的深圳》《皇后大道》及影視作品，入選多種年選、排行榜，有作品被譯成英、俄、匈及少數民族語言出版。曾獲中國小說雙年獎、小說百花獎、北京文學獎、都市文學雙年獎、廣東省魯迅文學獎等多種文學獎項。

訪談

吳君的深圳敘事野心

吳君VS舒晉瑜

舒晉瑜：能談談走上寫作之路有哪些人或哪些作品對你影響深刻？

吳君：不同時期我喜歡過不同類型的作家。有一個時期我特別喜歡法國和俄羅斯文學，然后才是傳統的章回小說，再后來是看國內的作品。我比較喜歡江浙和廣西作家的作品，他們對細節的精準把握讓我很是迷戀。我覺得讀書跟吃飯一樣重要，作家需要讀各種各樣的書，來營養和拓寬自己的視野。當然重要的還是自己內在的氣質。這些書大家可能都看過，可最后每個作家的發育不同，呈現的面貌也完全不同。雖然閱讀的喜好隨著年齡在變，但也有一些沒變的。在我有限的閱讀中，我喜歡那些有理性、有價值判斷力的作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馬拉默德、芥川龍之介、麥克尤恩、司湯達等作家而不愿意看那種只滿足于揭示個人隱私和宣泄情緒的作品。

舒晉瑜：你的寫作，似乎有著刻意的含蓄，比如在《陳俊生大道》中對于結尾的處理，有意讓讀者去揣摩？你想傳達什么東西呢？你能談談自己對底層的認識嗎？

吳君：隱伏在華麗生活下面的那一種悲痛，浮光掠影下面的真實，還有城市變動的潛流以及生命的無常，這正是我所想要表達的。努力通過作品本身傳達我們豐富的物質生活和時尚生活之外還有著的一些別的東西，例如生存和精神的困境。聽見有人說，就是一無所有也無所謂，大不了回農村，可是我認為這只是他發泄一下情緒而已，并不是他真的想要回到從前的生活。因為真正的底層生活是不可以忍受的。他們多數是背井離鄉，無根無據，是一群還在為生計奔波的人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中國的很大一部分人群。在小說《陳俊生大道》中我寫了一個有夢想的打工者的故事，但在現實面前，他特立獨行的個性最后被消磨殆盡。《二區到六區》中，我也寫到了三個大學生闖深圳的故事，他們的夢想也以破滅而告終。深圳一直就有成功的神話，一度盛產并包裝了各種成功人物。否則也不會有現在的深圳，更不會有那么多人來到這個地方。我是一個作家，當然要選擇一個特殊角度去關注。那些失敗的、落魄的、無人問津的小人物更合我的眼緣。他們也有人生的四季，喜怒哀樂和追求夢想的權利，只是機會少得可憐，我所表現的是他們在城市化進程中內心的風暴和歷程。

舒晉瑜：閱讀你的作品，感覺像作品的名字——《復方穿心蓮》《福爾馬林湯》《撲熱息痛》《牛黃解毒》主人公都很悲苦。再比如《親愛的深圳》《陳俊生大道》、《出租屋》《深圳西北角》《十二條》《十七英里》等，既有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又有復雜的愛恨交織。在寫作這些作品時，你的心態是怎樣的？

吳君：心力角逐后，不過是殊途同歸。借用《復方穿心蓮》中婆婆的話：北妹沒有資格嫁給本地人，哪怕是殘疾人她們也不配！《福爾馬林湯》是寫真情受到捉弄，農村人對城市追求的一次次幻滅。我想表達那些煥發著光澤，看似美好的生活，很可能已經被溶液一次次浸泡過。為過上那種有尊嚴的生活，底層人群付出了難以想象的代價。

舒晉瑜：陳俊生雖也是個打工者，可同時又是一個酸文人的角色，自尊、自負、自恃清高，同時懦弱、虛榮、膽小怕事。對待自己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你好像也在有意賦予他們不同的“使命”。對于有些關于“同質化傾向”的評論，你怎么看？后來有改變嗎？你覺得自己的創作還存在哪些局限？

吳君：在《陳俊生大道》中我寫了一個有獨立意識有夢想的青年，小說的結尾我有意讓一塊臘肉出現。寫的時候，我也很心酸，我寫的當然不是物質匱乏的故事，而是一個精神坍塌的悲劇。在狹小的工人宿舍里，陳俊生夢想的翅膀還沒有起飛就被折斷了。文學在我看來就是虛構的一種現實，它不是臨摹生活，照抄生活；多一些個人的思考和判斷，而不僅僅是記錄那些浮光掠影和時代的標識。創作中，我需要不斷讓眼界開闊，在技術上尋找創新的途徑，不斷探索寫作的多種可能性，盡量避免自我重復。

舒晉瑜：你如何看待評論家和作家的關系？評論家們的文章你會看嗎？會有意調整自己的創作嗎？

吳君：會看，如果說得對，會做出相應調整。

舒晉瑜：自創作以來，你覺得自己的創作軌跡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吳君：小說是作家的天機，它泄露出作家的蛛絲馬跡。在深圳，行進在數以萬計的移民中間，滿眼都是到了年根還守在路邊等活，不能回家的民工。他們愁苦的表情有著驚人的相似。盡管總是小心避開，可城市街道上那些女工姐妹還是走進了我的視野，我總在不同場地遇見她們孑然獨行的背影。我想一個真誠的寫作者避開生活的真實去建立文學的空中樓閣，是需要勇氣的，他要有對生活熟視無睹的勇氣，對生活掩耳盜鈴的勇氣。真實的生活開始教育我，說服我，痛和快樂撲面而來。這樣講，并不是說我喜歡完全的寫實，喜歡對所謂底層的生活照搬，對自己以往的寫作完全否定。只能說，我走到了這里，對那些觸動過我的人和生活再也不能回避。

舒晉瑜：現在你的作品被貼上了底層文學的標簽，你的寫作會受此影響嗎？

吳君：標簽的意義我認為是方便梳理、總結和概括，所以很重要，但它不會限定住有野心并且一直向前走的作家。只是不要把非農村、非工業、非都市、非官場、非小資、非高大上以外的題材就當成底層。底層應該是一種文學態度和立場，是有話要說，而不是把低收入，把窮困潦倒就當成底層了，那樣做未免太過簡單和粗莽。當然，再有態度，寫得不好都沒有意義。不要讓技巧大于一切，也不要讓概念大過內容，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好作家應該把自己的話藏在小說里，而不是以振聾發聵的形式。

舒晉瑜：你怎么評價自己在同齡作家中的位置。

吳君：盡管我是一個被代際，命名錯過，被大大小小各種熱鬧遺忘，境地較為尷尬的一個作家，但是事物總有兩面性，那就是我真正用心創作的小說沒有被忽略掉，評論界給予我的評語不暖昧，這令我的面目絕不模糊。讓我如同一棵不好看，卻又倔強的仙人掌，雖偏居一隅，卻鮮明地存在了。這個待遇實在不錯。

舒晉瑜：《富蘭克恩》和《菊花香》是兩個很特別的題材，你成功地塑造了兩個女性形象，前一個是為了老板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與丈夫同房時腦子里還占據著老板，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女奴形象。另一個是九十年代打工潮下的女工王菊花，她被時代、現代化、新的工友集體拋棄，為了嫁給一個好男人，小心翼翼守護著自己的處女之身。前者被老板無情地掃地出門，后者被同時代人所嘲笑和嫌棄。請問你為什么會有寫這類題材的勇氣。

吳君：我記得《南方都市報》報道的一次發生在東莞咖啡廳的火災。報道中饒有意味的一筆是：本可以逃生的客人被女店長攔住，為了保護老板的財產，她竟置客人性命于不顧，跪地哭求不要毀壞物品，導致自救的時間被拖延。這個新聞被我記住了，而且一直在腦子里揮之不去。他們現在還好嗎，他們的未來怎么樣，或者，他們有未來嗎。那個跪在地上的店長，曾經花樣年華，我常常想到她的身影，那是怎樣的孝忠。她在天國還好嗎，她的諂媚是那么的令我心酸。她來自哪里，有著什么樣的名字。這樣的人物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少，我們哪里還需要到魯迅那個時代去找。我認為每個作家都應該有意識的對既有的寫作規則進行審視和超越。

舒晉瑜：目前你在底層文學領域已經有了一定的成就，今后也將此確定為自己努力的方向嗎？短篇小說集《二區到六區》由于集中呈現了移民群像，被稱為“小人物之歌”。那么，作為“歌者”，你如何看待自己筆下的這一群小人物？

吳君：首先我的這個底層不單單是物質上的，主要體現在精神層面，他們承受著主流社會帶給他們的種種沖擊和壓力。 除去深圳和這個群體更容易發生故事、更具備內在沖突這個原因外，更主要的是我對這個群體的了解更多一些，明白他們所要完成的精神歷程其實大致差不多，多數人還在路上，仍在拼搏，也有的已隱身城市鋼筋水泥房中，成為一個所謂的成功人士。經歷過多次讓自己身心巨變的洗禮，他們不再是原來那個人了。之前的經歷一定有過許多不堪讓他們不愿提及，所以，我的底層里有他們。我寫的不是這個經歷本身，而是人的內部經驗和內心風暴，以及他們蛻變過程中的掙扎。

工作的原因，我曾經接觸過大量打工妹和管理人員，所在的單位也常常有人上訪。有時候她們說著話，突然情緒失控，把袖子或褲管擼起，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個令人驚恐的肢體，那是一個被工業化破壞的身體，當然一定還有他們的精神。我有過與她們一起排隊洗澡、吃飯、睡覺的生活。只要真誠、用心，交流并沒有什么困難，尤其說到一些日常的話題，真看不出誰更高明。他們為錢太少為嫁人或者找老婆發愁，而我們可能會為另一些欲望實現不了而痛苦。在我看來，其分量是一樣的。我曾見過兩個女工為一塊香皂打架把頭發扯下一把，也見過男工為了一塊油炸餅而打得頭破血流。有個做記者的朋友曾經用假身份證混進東莞厚街一間工廠，呆了兩個月，出來的時候，我請他吃飯。他說那是暗無天日的時光，工廠外面的天空真的格外藍。對小人物命運的關注，會誘惑我去體察并享受文字之苦、之美。

舒晉瑜：從最初關注這個群體到寫出底層的面貌，多年來你的寫作已形成自己的相對成熟的風格，你愿意談談自己的創作風格嗎？

吳君：首先在我眼里的底層絕不是低收入者，它應該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所以我不愿意亂施我的同情和憐憫，也許我此刻可能也正是他們憐憫的對象。其次，我關注的不只是流水線上的工人，教師、酒店經理、公司職員、歌廳小姐、清潔工、逃港者、摩的司機、機關職員、退休人員都曾經是我筆下的主角。寫作時，從來不會凌駕在人物之上，盡量保持與人物平等的關系。基本的框架搭好之后，我愿意跟隨人物去體會他們并不如意的喜怒哀樂。另一個特點是小說的空間感，如《十七英里》《二區到六區》《幸福地圖》《地下5號線》《樟木頭》《蔡屋圍》《皇后大道》等作品都有空間指向，是有意為之。雖然小說中的各種人物生活在深圳不同的地點，經歷著各自的故事，但如果從整體上看他們，是有一個暗含的脈絡把他們都牽連到了一起。我希望這些小說之間，人物之間有著某種內在聯系。把深圳所有的地方全部涉及到是我的一個理想。匯聚起來，將是一個相對完整的文學意義上的深圳版圖，比如有人到深圳鹽田街的時候，他如果是我的讀者，可能想到陳俊生就是這條街上的工人，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啊。

舒晉瑜：空間感很重要，地點的遷移，構成了小說背景的遷移，但所有這些遷移，卻都是為了展示深圳的發展軌跡。深圳，才是小說的中心詞。從這些小說里，我們可以看到你眼里的深圳人經歷了大時代變遷中人物內心的裂變、駁雜、紛繁、曲折和多維。你認為自己的寫作軌跡是怎么樣的。

吳君：深圳發展和人心的變化是我的寫作主脈。改革開放伊始，深圳本地人完全控制話語權，他們呼風喚雨，從心里上排斥外省人，憑借得天獨厚優勢和固有的優越感。我創作了《有為年代》《天越冷越好》《福爾馬林湯》《親愛的》《牛黃解毒》等，旨在表達外省人的求生之痛之苦；再后來，外來移民逐漸融入深圳生活，他們有了各自的立錐之地，反映此類現實的代表作品是《流動的紅塵》《不要愛我》《愛比冰更冷》、《念奴嬌》《樟木頭》《復方穿心蓮》；21世紀初，外省移民完全“占據”了深圳，“深圳是我家”的感覺越來越明顯，甚至大有“鳩占鵲巢”之勢，許多本地人因為多年的固步自封，已經被“趕出”市區向城郊遷移，我由此創作了《戀上你的床》等小說。同時，外來務工的“底層人”仍然在苦苦掙扎，命運一如繼往，我的《撲熱息痛》《十二條》《親愛的深圳》《幸福地圖》《菊花香》《出租屋》《陳俊生大道》《深圳西北角》也相繼問世。近年來，我開始將筆觸轉向優越感喪失，感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失去家園的本地人和深圳重新排序的富人和窮人，如《十七英里》《崗廈14號》《皇后大道》《富蘭克恩》《華強北》《夜空晴朗》《晃動天使》《花開富貴》《關外》《這世界》《生于東門》《遠大前程》《離地三千尺》《結婚記》等。

舒晉瑜：《戀上你的床》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本地人的失落，新移民的崛起。它寫出了深圳在蓬勃發展的過程中，被落后的本土意識所牽制的本地人，逐漸退出主流與上層，并淪入邊緣與劣勢之境的失落與尷尬。

吳君：社會發展如同過山車，有如失控的感覺。在《戀上你的床》和《皇后大道》及《蔡屋圍》《生于東門》等小說中，我開始關注深圳社會狀態發生的驚人變化，各階層之間的交流情況，以及他們地位上的轉換及心態上的巨大失衡。原本的海邊小鎮被大時代裹挾，漁歌唱晚的故鄉已經無處可尋，他們還來不及做好準備，不由分說，新時代便已經到來了。

舒晉瑜：深圳是這樣一個快速發展的城市，你覺得身處其中，寫作節奏和狀態會不會受到影響？你是如何處理寫作和生活的關系。

吳君：我們不得不俯首向生活做出各種妥協。其實人有時候是并不能自己選擇要做什么的，比如為了生存我就要工作，而工作肯定是要對得起這份工資和信任我的人，我不太會因為創作而影響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影響了我對工作、生活的投入。為了寫作需要去閱讀大量的書籍和思考問題，而這些知識的獲取和對世界對人性的認識與體察、理解使我在與人的交往時更寬容和從容。我的朋友大多是寫作圈外的，平時也很少去交流文學上的事，甚至不涉及這個話題。當然這也可能是件好事。

舒晉瑜：在你的作品中，外來妹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要擠進這座城市——這在《復方穿心蓮》《菊花香》《生于東門》《富蘭克恩》《離地三千尺》等作品中都有所體現。壓抑、隱忍、奮斗、不屈……打工妹的生活狀況，多年來沒有改善嗎？

吳君：我單位有一對四十歲左右的江西清潔工姐妹，兩個人在外打工近二十年，工作之余還要四處去做鐘點工，或是打散工，就是想讓孩子多讀些書，可是她們留守在家的孩子并沒有那么爭氣，都在初中就輟學了。有一天，這兩姐妹的父親去世了，兩個人匆忙上路處理后事。幾天之后我再見到其中的一個，她和沒事一樣，直到我問起，她才紅了眼睛說，留在老家的孩子沒人照顧，只能出來打工了。顯然他們將成為打工二代，重復著父母的命運。盡管她很平靜，我卻很難忘記那個上午的情景。在我看來那真是一種讓人絕望的生活，可是日子還得繼續。

舒晉瑜：你的小說總能讓人讀出一種隱忍的痛感，如反映底層人生活的長篇小說《我們不是一個人類》。闖關東的外省人有一天回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出生地山東老家受到冷落，他們的精神一下子被擊垮了。又比如，在你眾多以深圳為故事發生地的小說中，主人公總是被圍困在深圳，處于無所適從卻再也回不去了的狀態。這或許能代表你對外省人生活的某種理解？?

吳君：深圳是一個具有符號意義的城市，雖然面積不大，可強大的資本力量，卻使這座城市產生的化學反應非常巨大，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在我眼里跟延安、北平、紐約、巴黎、柏林一樣重要。它是一個分水嶺，具有劃時代意義。它不僅收取了每個過客最激蕩的青春時光，也瓦解并掏空了中國農村，對鄉村中國的結構改變起了一個最為重要的作用。個人以為，它的特殊性，以及對當代中國農村文化的影響，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可以代替。恰如我在中篇《出租屋》所展示的，深圳是個欲望的都市，每個來過的人，似乎魂兒被勾住，離開或者回去都無法消除掉深圳對他們一生的影響。

舒晉瑜：看得出你有很強的題材意識，寫得節制、冷峻、理性又極具殺傷力和爆發力，這在女作家中是較為罕見的。請簡單談一下你部分小說的創作初衷，如《復方穿心蓮》《深圳西北角》《樟木頭》。

吳君：《復方穿心蓮》是這樣的一個故事。阿回是酒店的女經理，在方立秋擺滿月酒的時候互相認識了。兩個女性互相取暖也互相打量和算計。阿回為了討好這個大家庭，告密了方立秋偷偷向老家寄錢一事，導致了方立秋“北方窮人”的本性被整個家庭認清并鄙視。這同樣是個移民的故事，一個費盡心機終于進入了本地人的大家庭里，一個則被拒絕在城外。城里的不過是本地人優生優育的機器，另一個只為這個顯赫家庭提供飯前開胃的笑料。用婆婆的話說，外省女人沒有資格嫁給本地人，就連身體有缺陷的男人她們也不配！《深圳西北角》寫了一個落選的村長，為了讓自己仍有面子，托人把膽小窩囊的女婿送到深圳打工。意想不到的是女婿很快變了心，不得已他來到深圳并做了掃街人。不惜忍受各種羞辱用威脅、感化、破壞女婿工作等方式企圖監督并拉回女婿。經歷一番周折，兩代男人終于達成和解并準備回家。結果是，回去的前一晚，女婿為道德模范的鰥夫岳父找了一個小姐。《樟木頭》寫的是兩個女工為了獲得深圳戶口，享受本地人一樣的生活，歷盡各種艱難和屈辱。“樟木頭”看守所是她們繞不過去的黑洞，因此結下了一生的孽緣，從此牽制彼此也傷害彼此。“樟木頭”是他們身上的紅字。

舒晉瑜：你認為一個作家除了才華還需要什么?

吳君： 最初可能是才華和激情，但走到后面就是毅力了，還有自我超越自我延伸的能力。現在的誘惑太多了，如果天天晚上守在家里碼字，人家可能會認為你是一個不懂生活，非常枯燥的人，但是人總是要取舍的，需要問問自己到底要什么。

舒晉瑜：文學越來越邊緣化的今天，你會堅守嗎？

吳君：在徘徊中終于明白了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慣性，是一種生存方式。在不影響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前提下，我可能不會放棄。因為它讓我無論身處何地都會變得從容、安靜。安靜的人大概是安全的吧，在這個變幻而莫測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