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張欣， 女， 江蘇人， 生于北京。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廣州市作家協會主席。1969年應征入伍，曾任衛生員、護士、文工團創作員，1984年轉業。199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作家班。現任廣州市文藝創作研究所專業作家。1978年始發小說，目前已結集出版的中篇小說集、散文集、長篇小說多部。其中《深喉》《浮華背后》《誰可相倚》《鎖春記》等均被改編為電視劇播放。

張欣主要作品目錄

一：中篇小說集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

《梧桐梧桐》

《情同初戀》

《如戲》

《城市情人》

《真純依舊》

《歲月無敵》

《愛又如何》

《此情不再》

《今生有約》

《你沒有理由不瘋》

《雨季》

《浮世緣》

《纏綿之旅》

《流年》

《誰可相依》

二：文集

《張欣文集》４卷本

《當代名家作品精選》３卷本

《張欣作品集》５卷本

《張欣自選集》

《張欣經典小說》10本?

三：長篇小說

《遍地罌粟》

《一意孤行》

《沉星檔案》

《浮華背后》

《淚珠兒》

《深喉》

《浮華城市》

《為愛結婚》

《依然是你》

《鎖春記》

《用一生去忘記》

《對面是何人》

《不在梅邊在柳邊》

《終極底牌》

《狐步殺》

《黎曼猜想》 ? ? ? ? ?

鑄造優雅、高貴和詩意的審美趣味

——以張欣的《終極底牌》《不在梅邊在柳邊》為例

□ 賀紹俊

必須承認，張欣是編故事的高手，她的每一部長篇小說，都是由好幾組故事交織而成，跌宕起伏，引人入勝。也許是這一原因，一些批評家就把張欣認同為瓊瑤式的通俗作家。張欣的故事并不傳奇，與日常生活相關連，以日常倫理構成矛盾，也許是這一原因，一些批評家也將張欣和張愛玲聯系了起來。張欣小說的故事場景是都市，眾多的人物也是在都市屋檐下忙忙碌碌的普通市民，也許是這一原因，一些批評家說張欣的小說是市民小說。當我們把這些說法都綜合起來時，就會發現，張欣遠遠比這些批評家的判斷要豐富得多，也復雜得多，她既不是瓊瑤，也不是張愛玲；既不是寫言情小說，也不是寫市民小說。張欣就是張欣，以上的種種借代式的評價雖然很鮮明，卻恰恰中止了我們對張欣獨特性的認識。我非常看重張欣對于當代都市小說的建設性努力。都市小說曾經是當代文學的軟肋，雖然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始終有人在倡導都市小說，但中國的都市小說缺乏足夠的精神準備，也缺乏一個良好傳統的支撐，大多數出身于都市的年輕作家成為都市小說的主力，就因為缺乏精神準備和傳統支撐，他們迷惑于無序而又急速的都市化現實中，停留于欲望化和物質化的情緒表現，更多只是提供了一面新都市生活和情感的直觀鏡子而已。張欣并沒有沉湎于都市的紙醉金迷的物欲誘惑之中，盡管她面對都市的現實不會回避這一切，但可貴的是，她對那些在現實中被壓抑的、被遺棄的、甚至被淘汰的精神性特別在意，比如她的小說始終有一種貴族氣質在蕩漾，這種貴族氣質也許在張欣最初的寫作中只是一種文化趣味上的無意流露，基本上還是一種感性化的東西。而隨著寫作的積淀，這種文化趣味逐漸凝聚成一種審美精神，一種人格范式。這一點在她最近兩年內所寫的《不在梅邊在柳邊》和《終極底牌》里表現得非常充分。

《終極底牌》是張欣最新的一部長篇小說。俟如她以往的寫作風格，小說包含太多的情感因素，它能輕易地刺激人們的淚腺。我在閱讀中也被江渭瀾的故事深深打動了。這是一個關于擔當的故事。江渭瀾出生于一個音樂世家，也有著一個青梅竹馬式的初戀，這些都是讓人艷羨的幸福指數，當然，張欣給江渭瀾身上所添加的幸福指數越多，其后來的命運變化就越感人。江渭瀾年輕時提著一把小提琴參軍了，他被分配去當工兵，每天就是打洞挖隧道。王覺是和江渭瀾一起分來的新兵，兩人成為了好朋友。在一次塌方的事故中，王覺猛地推了江渭瀾一把，自己卻被暴風驟雨般砸下來的石頭掩埋了。江渭瀾抱著王覺的遺物來到王覺的家時，一種負疚之感涌上心頭。他放棄了回家，甚至與家人以及戀人中斷聯系，只身來到深圳打工，就為了掙錢幫助王覺的家人。后來他干脆娶了王覺的遺孀小貞，徹底頂替了王覺的角色。就這樣，江渭瀾與小貞相依為命，在艱辛的生活中也培育起愛情。我在此不厭其煩地復述故事，是想說明僅僅以江渭瀾的故事就可以寫成一部感人的愛情小說。但張欣并不是要講述一個愛情故事，盡管小說中涉及到多個人物的愛情故事，而且這些愛情故事還都能撩撥起讀者的青春荷爾蒙，也就是說，如果僅僅滿足于講述一個好看的故事，這部小說的材料都溢出來了；或者說，如果讓一位通俗小說作家來處理的話，能分解成幾個非常煽情的故事。然而張欣在意的是這些愛情后面的精神元素，因此她甚至擔心讀者就只關注小說中的愛情元素了，于是她不惜采取“犯規”的方式來引導讀者的閱讀——在將幾個人物的愛情經歷展示出來之后，張欣直接站出來說道：“如果你認為這是一部愛情小說，那你就錯了。所有的言情，無非都是在掩飾我們心靈的跋山涉水。”對于張欣來說，江渭瀾的愛情故事就是她的終極底牌。張欣將小說命名為“終極底牌”，顯然她要用這張終極底牌在一場博弈中達到決勝的目的。這場博弈也是全國人民最為關注的現實問題之一——教育問題。小說其實就是從教育問題開始的——作為重點的培誠中學引進了一位資深的語文老師蘭老師，蘭老師的教學方法的確很有效。當然這種有效是針對學習目的而言的，我們的學習目的不就是考上重點大學，不就是在考試中得高分嗎？現行的教育制度是作家們嚴厲抨擊的對象，作家通過小說對中國的教育進行批判，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從魯迅呼吁“救救孩子”開始，這種批判就不絕于耳。張欣對于今天的教育同樣是持批判態度的，可以想象到，蘭老師盡管出場充滿了霸氣，但讀者似乎從這種出場里就可以預想到她不會有一個美好的結局，張欣為蘭老師安排的結局甚至比讀者預想的還要糟糕：蘭老師的這一套可以大大提高升學率的教學理念竟然將自己的兒子都培養進了寺廟。在小說的結尾，蘭老師再一次走上講壇時，已經沒有了開頭的霸氣。那么，我們還是從蘭老師和江渡老師在教育觀上的差異說起。蘭老師認為在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年代，應該對學生嚴要求，讓他們學習到更多的東西，這樣才能讓學生今后適應競爭的社會，否則只能培養出與時代既不對等也不匹配的學生。程思敏是蘭老師的兒子，蘭老師也把自己的兒子作為教育實踐的標本，看上去她成功了，因為程思敏的學習成績在全校也是一流的。但最終程思敏并不感謝母親，他厭倦了學習，也厭倦了社會，就在“自招辦”決定保送程思敏直接上清華大學的前夕，他卻跑到寺廟里躲藏了起來。江渡老師并沒有明確表達過他的教育觀，但他的教學實踐明顯與蘭老師不一樣。他愿意與學生們交朋友，鼓勵學生們了解書本以外的東西。最終，江渡成了去寺廟與程思敏見面的最佳人選。小說的結尾，培誠中學畢業班的同學們終于迎來了高考，但有意思的是，張欣交待了幾位主要人物的去向，他們都與高考無關。或許張欣就是要告訴人們，經歷了各種風雨之后，年輕人不再把高考看得那么重要了。當然，張欣最終也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解決的方案，她知道不可能取消高考，她也知道不可能完全舍棄目前的教育方式。她只能讓她筆下那些可愛的孩子們或者躲避到寺廟里，或者登上飛往英國的飛機。張欣用“夏天終于過去了”這句話結束了這部小說。但我想在張欣的內心里，夏天恐怕還沒有過去，她還會為這些孩子們擔憂。事實上，她既然認為她手里已經握有一張終極底牌，那么她應該果斷地出手，她應該相信，她的這張終極底牌能夠勝券在握。

很有必要仔細認識一下張欣的這張終極底牌——江渭瀾這個人物形象為什么會讓張欣如此看重？江渭瀾應該屬于與張欣同時代的人，他是在八十年代初參軍的，當他轉業到地方時，大概正面臨著九十年代的社會大轉型了，他放棄了體制內的待遇，下海經商，曾有過小的輝煌，但幾次大的經濟風險讓他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劣，江渭瀾在小說中的第一次出場就是因為追不回工程款不得不賣掉全家剛剛買下的新房子。也就是說，他一直處在拼搏和創業的艱難處境中，但他從來不悲觀，默默地承受著一切打擊，肩負起家庭的責任，堅韌地克服困難。當然這還不是江渭瀾這一形象的關鍵所在，最重要的是，張欣賦予了江渭瀾不一般的文化基因。這種文化基因與他的家庭出身有關。江渭瀾出身于一個藝術氛圍非常濃厚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音樂學院的老師。受家庭文化氛圍的影響，他從小學習小提琴，也愛上了小提琴。張欣以充滿留戀和欣賞的筆調描繪江渭瀾那一段的成長經歷，尤其是在這一過程中，有一種純潔和優雅的愛伴隨著他。這就是他與紫佳的關系，“他們親密無間的一塊長大，成為難得一見的金童玉女”，“點點滴滴都是不必言說的喜悅、愛戀，如春花秋月般自然天成。”正常的話，江渭瀾在軍隊服役期滿后就會回到他少年時代的大學校園，這里有他的戀人紫佳等著他。接下來不僅是美滿的婚姻，而且也應該是詩情畫意般的生活。但后來戰友的犧牲就使他完全改變了命運的走向。張欣為江渭瀾設計的前后冰火兩重天式的人生經歷，固然具有強烈的對比性，但我以為張欣的主要用意還是要為江渭瀾的精神內涵作出充分的鋪墊。如果沒有這一鋪墊，我們也許僅僅把江渭瀾當成一個讓人同情和敬佩的底層人物來對待。然而張欣要讓讀者明白，江渭瀾不是一個底層人物。他有著扎實的文化和藝術的準備，他在精神成長期就受到了精英文明的良好熏陶，因此也培育起他的高貴氣質。即使生活的重擔壓得他彎下了腰，他身上的高貴氣質仍然會不時地閃現出光亮。比如有這樣一個細節，江渭瀾給一家白領搬家，看到這家的男孩子懷抱著一個小提琴琴箱，無意中問了他一句“會拉《野蜂之舞》嗎？”這讓這個男孩子大為驚異，他不明白眼前這個老司機“一身又臟又舊的勞動布工作服，握方向盤的兩只手，手指頭跟胡蘿卜一樣粗，怎么可能知道《野蜂之舞》？”更重要的是，江渭瀾的成長經歷，使他具有了一種獨立的世界觀，具有一種不愿與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追求。江渭瀾雖然承受的生活壓力很大，他需要賺錢，需要獲得物質上的實惠，但他又能夠淡然處之，不會患得患失。他一方面知道“好人是最沒用的，不當吃喝，現在說誰是好人就是一句罵人的話，無非是沒用的意思。”但他又努力做一個好人，并教導孩子也要做好人，因為“做好人只是為了心安”，而且在他看來，“人生無所謂成功還是失敗”，“人這一輩子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心安置好了”。這些精神并不是屬于一般的底層的。說到底，教養和文明在江渭瀾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無論生活如何變化，他都能保持固有的品質。就像他對江渡所教導的：“讀經典是給人生涂一層底色，此后就不怕五顏六色了，至少有了基本的品位。”張欣在敘述中毫不掩飾她對江渭瀾這個人物的喜愛，她讓他有著“一張天然的具備悲憫氣質的臉”，讓他說出的話使得思想頗為另類的高中生豆崩感到驚異，以為這是一個“偉大的人”說出的話。我以為，張欣完全是把江渭瀾作為一個“偉大的人”來塑造的，他的偉大就在于他有著不可磨滅的教養和文明。這其實就是一種貴族精神的特征。但我似乎也感覺到張欣內心有些迷茫，她從情感上對江渭瀾充滿著敬仰，但她仿佛還沒找到這個人物的準確定位，她知道，他所敬仰的人物不是那種敢打敢拼不服輸的底層人物，也不是所謂的勵志人物；但她同時也在貴族這個詞語面前猶疑。

完全可以理解張欣的猶疑，因為在中國的半個多世紀里，貴族是一個被否定和被貶責的名詞，它只能退縮在人們的潛意識里。因此我要為貴族辯白一下。雖然從社會學、政治學的角度看它包含著血腥、不公平，但貴族是文明的產物，它是提煉文明、傳承文化精粹、導引文化趣味的重要因素。顯然我在這兒所說的貴族是一個更寬泛的文化含義，而不是一個階級斗爭的概念。有意思的是，中國革命徹底摧毀了舊時代的貴族階級，并始終在其旗幟上寫著反對貴族階級的宗旨，但新生的社會在逐漸完善社會結構的同時也逐漸復原了等級的秩序，以權力和知識為砝碼，一個新的享受著物質和精神雙重優待的貴族群體基本成型。但是，貴族階級在一個人民的社會里是不具備存在的合法性的，社會權力結構以及他們本人也極力否認或遮掩他們事實上的貴族身份，所以他們的發育很不充分，他們必須以一種偽飾的面目出現。盡管如此，他們的子女在一個相對良好的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培育起比較純正的貴族氣質，他們具有一種文化的優越感，他們內心也醞釀著優雅的貴族理想。江渭瀾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形象。有的學者認為一個社會大致上分為貴族、平民和流氓三種群體，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精神意識。貴族精神代表了人類文明的高端，流氓精神代表了人類野蠻的底端。貴族精神應該是精英文化中的精英，有的學者認為，貴族精神有三個精神支柱：第一個是教養，第二個是責任，第三個是自由。而這三個精神支柱無一不在江渭瀾的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示。我還要說，張欣在塑造江渭瀾這一形象時，非常清楚什么是他身上最值得褒揚的價值。她不去炫耀江渭瀾曾經有過的優雅身份，而是將重點放在書寫他選擇了艱難的命運后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他優雅的教養，堅守他內心承諾的責任，以及如何維護他的精神自由的。

完全理解張欣的猶疑，還因為隨著階級斗爭時代的結束，貴族一詞逐漸變得時髦起來，卻也變得面目全非了。現在人們所理解的貴族，就是成為上等公民，進入上流社會；就是可以盡情享受物質帶來的愉悅，住別墅，開寶馬車；就是泡酒吧，聽音樂會，如此等等。總之，人們對貴族的定位，折射出欲望化、物質化和犬儒化的時代癥候，貴族一詞變得極其庸俗，充滿著珠光寶氣和奢靡的味道，那些腦滿腸肥的富人們自詡為貴族階層，精神卻猥瑣得很，因為他們只看得到貴族的物質和享樂層面的東西，對精神世界毫無感覺。這是一群虛假的貴族。張欣有不少小說所反映的就是這一時段的現實生活，也會寫到這類虛假的貴族。她對這些虛假的貴族顯然是持批判態度的。如《用一生去忘記》中的億萬富翁劉百田就是這樣一個形象。如此說來，張欣在貴族一詞變得極其庸俗的背景下，也應該對貴族精神的呈現持謹慎和猶疑的態度，也許正是她的謹慎和猶疑，使她沒有陷入到九十年代以來的一種都市文學的時尚寫作之中。這種時尚寫作就是九十年代以來流行的所謂中產階級寫作。它典型反映了消費時代的審美趣味，當時有一本名叫《格調》的書大為暢銷，這本書的副標題是“社會等級與生活口味”。所謂中產階級寫作是指那些以表現中產階級審美趣味的都市小說，如衛慧的《上海寶貝》等。這類小說最大的特點就是炫耀性消費，“對衣食住行各種名牌商品不遺余力的追捧，借助于名牌商品的符號價值來展示他們的階層地位，進而實現階層和階層內部的文化區隔”。中產階級寫作反映了現實生活中的虛假貴族的狀態，以及傾慕財富的社會情緒。在這些中產階級寫作的作品中，酒吧、舞廳、高級住宅、寫字樓，是經常出現的空間，年輕而充滿奢華幻想的白領則是活動在這些空間里的主角。在張欣的小說里，也會出現這些高雅的空間，也會出現白領的形象，但不同的是，張欣在小說中并不認同所謂的中產階級審美趣味，相反，她對于中國轉型期出現的虛假貴族是持批判態度的。

張欣的批判不是那種張揚凌厲的批判，她的批判鋒芒藏在她的敘述里。比如她的《不在梅邊在柳邊》，看上去這是一個關于都市愛恨情仇的故事，編輯對這部小說的介紹是：“寫蒲刃與梅金、柳喬喬的情感糾葛，實際上是寫大都市男女在浮躁的社會環境中所遇到的心靈、情感與精神危機。”應該說這樣的概括還是比較準確的，但我更看重這部小說中的人物成長史，張欣在設計好幾位人物的成長史時，特意強調了他們的精神教養的缺失。這或許透露出張欣對于虛假貴族的直觀感受。不妨把《不在梅邊在柳邊》看成是張欣對虛假貴族發起的一次集中火力的批判性寫作。張欣把那個時代稱之為“一個暴發戶輩出的時代”，這無疑是一針見血的判斷。賀潤年就是這樣一名暴發戶。他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但張欣同時又指出：“他出身低微，學歷粗淺”。就是這樣一個暴發戶，財大氣粗后，也不相信“要三代才能培養一個貴族”的說法，想盡辦法要把自己變成貴族，他終于請來了專為迪拜的酋長之流服務的國際設計大師來為自己設計，便覺得自己已經躋身于貴族的行列中，倍感榮耀。張欣對這類虛假貴族的嘲弄是不動聲色的。如她說賀潤年“尤其重視優雅和洗底”，而他的優雅就是體現在“不能露出半點窮相”，他就相信錢，“說錢的一大功能就是改變”。張欣對賀潤年的兒子賀武平的形容也是耐人尋味的。張欣安排賀武平在一次高雅的音樂會上出場，國際知名作曲家譚盾還邀請他上臺指揮樂隊演奏一曲。在張欣的筆下，他的形象和舉止的確很不錯，張欣說他“帶有些許難得的渾然天成的藝術氣質”，但張欣說完以后還要捎上一句：“所以當他與真正的藝術家并排而立時，壓根聞不到一絲銅臭。”言外之意，他的身上有銅臭，但他隱藏得很好。張欣就是這樣捎帶著一句話，非常含蓄地表達了她對這個人物的鄙夷之情。張欣更是通過梅金這個人物，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虛假貴族的惡劣本質。生在貧困農民家庭的梅金很小就知道只有上學才有可能改變命運，她學習格外努力，考上了大學。就在她因為家里沒錢供她上學而要絕望時，一個慈善的城里人答應資助她上學。她在大學讀書時，就尋找賺錢的機會，終于她也擠進了上流社會的交際圈，并且被賀武平看上，從此嫁入豪門。她不是那種唯有色相作資本的花瓶，她的能力和智慧讓賀潤年刮目相看。當她成為賀潤年的兒媳婦，又成為松畸雙電這個大公司的副總經理后，她的身份和舉止就像一名貴族了。張欣不惜筆墨描寫梅金的高雅，如寫她對食材的講究，她在日本料理店專點“懷孕的鯛魚”，盛蘸料的木胎金箔小盞要用“輪島涂”。站在底層的立場看，梅金完全是一個不甘屈辱、個人奮斗的成功典范。但最終她還是失去了她奮斗來的一切，甚至包括她的兒子。

（緊接第三版）是誰把她打敗了呢？說到底還是她自己把自己打敗了。因為她的成長經歷是一種培育劣質精神的經歷，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最稀缺的就是貴族精神這種高貴的精神。當然，在梅金所生活的時代，已經是一個削平了精神高度的時代，她完全可以憑借造假來掩蓋她的先天的不足。張欣在這部小說中所寫的人物都可以說是這個時代身處上流社會的高級人士，而他們的共同缺陷幾乎都是缺少高貴精神教養的成長經歷，因此他們都有著這樣那樣的心理缺陷，而這些心理缺陷都可以追溯到精神培育的缺失。正是這種精神培育的缺失，造成了他們的人格分裂。張欣不惜將他們的人格分裂推到極致。比如儀表堂堂、舉止文明的大學教授蒲刃，竟然悄悄地用慢性投毒的方式折磨自己的親身父親。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張欣對于現實的強烈不滿。張欣曾對記者表達過她的憂慮：“拿什么拯救你，物欲橫流的現實？”這一憂慮便成為了她的寫作動機。

這讓我想起了另一位富有高貴精神的女作家張潔。張潔和張欣雖然不屬于同一個年齡段的作家，但她們的共同處就是都經歷過那個特殊的革命年代，那種發育得還不充分的貴族精神都會在她們身上留下印記。這也是經歷過革命年代的作家群體的共同特征——從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張潔們到五十年代出生的張欣們，盡管在那個年代，他們身上的貴族精神氣質曾被遭到無情的掃蕩，但所幸的是，在有些作家身上，多少還保留著些許遺風流韻。張潔甚至是毫不掩飾她的高貴。在她看來，這是一個普羅文化盛行的時代，所以她要高調地顯擺她的高貴氣質，因此她在書寫現實時，會顯得特別地憤世嫉俗，也特別地對于現實的惡化無法容忍。進入到新世紀以后，已入古稀之年的她，仍然高調地展示她的高貴。既然在她看來現實生活已經在世俗化的過程中爛透了，無法用來展現她高貴的氣質，她便舍近求遠地將自己的抱負寄托在遙遠的異域歷史和不知名的小島上，這就是她寫的長篇小說《靈魂是用來流浪的》。她勸那些在現實生活中為了世俗功利而日夜奔波的人們，流浪去吧，因為流浪的靈魂才是高貴的。

張欣對于現實的惡俗也是不滿的，但她并沒有采取張潔那樣的激越態度，完全拒絕了現實，相反，張欣對現實充滿了熱情。也就是說，她對現實是有所區分的，她把世俗與惡俗嚴格區分開來，她對世俗是持肯定態度的，因此在她的小說中，同樣具有平民精神。這或許與她生活在廣州有關，廣州是一個洋溢著生活熱情的城市，人們充滿了活力，人們對未來抱有希望而樂于腳踏實地，因此這個城市的平等意識十分普及。張欣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她把內心的高貴氣質與建立在平等意識基礎上的平民精神融合在一起。這也使得她能夠接受通俗化的小說形式，并能深得通俗小說和類型小說的優長，化用到自己的寫作之中。她的小說能夠擁有眾多的讀者，應該也是與此有關系的。難怪會有人將張欣稱為大陸的瓊瑤，也難怪有人將她的小說稱為市民小說。但張欣的小說與瓊瑤相比，有兩點重要的不同。一是在現實感上的不同。瓊瑤基本上是一個虛擬的言情世界。但張欣是一位現實感非常強的作家，她的作品多半都是針對現實問題有感而發，許多素材就直接來自于現實生活。二是她在書寫世俗生活時仍然保持著高貴氣質，流露出她對貴族精神的追慕。張欣的小說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市民小說，則在于她并不是完全認同于市民的價值觀和精神追求，并不去迎合市民的審美趣味，她的小說明顯體現出優雅和高貴的審美追求。正是以上原因，我認為張欣的小說對于都市小說具有建設性的意義。我們處在一個平民時代，都市化的趨勢是逐漸削平不同文化的等級差異，提倡民主和平等的現代意識，這也是一個越來越蔑視文化威權的都市化進程，但這一進程也帶來否定精英、消解經典的危險。當代都市小說的問題就在這里，作家們多半還沒有認識到這種危險性，而是被都市化牽著鼻子走，因此雖然反映了當下都市的五顏六色，反映了都市人無限擴張的欲望，卻在精神內涵上顯得很貧乏，在精神品格上越來越朝低端滑行。要改變這種狀況，既有賴于作家對時代和都市有清醒的認識和把握，也有賴于作家自己具備高貴的精神氣質。我從張欣的小說中感受到了一股綿延不斷的貴族精神的潛流，不由得為之叫好。這應該是提升都市小說精神品格的有效途徑。研究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卓有建樹的學者許紀霖在描述中國社會的文化建設問題時說過這樣的話：“在平民時代之中，這一貴族傳統不再是對少數精英的要求，而是對所有公民的要求。我們也可以說，在一個沒有貴族時代的貴族精神，就是現代的公民精神。”當然，許紀霖也強調了，他所講的貴族精神是關乎教養、責任和自由。對于都市小說而言，我們則是要通過貴族精神抵達現代的公民精神，通過貴族精神去鑄造一種優雅、高貴和詩意的審美趣味。

如此看來，張欣完全應該堅定地將手中的終極底牌甩出來。她應該將小說中的那股貴族精神的潛流變成一條波濤洶涌的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