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

丁力，安徽人，居深圳。工程師，一級作家，深圳作協副主席，吉首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曾獲1984年蕪湖市重大科技成果獎，1988年安徽省自然科學獎。1991年下海深圳，任港資廠主管、臺商秘書、科技園總經理助理、民營投資公司總經理和上市公司高管。2001年開始寫小說，出版《跳槽》《深圳故事》《高位出局》《職業經理人手記》《中國式股東》《圖書館長的兒子》等長篇小說40余部。2007年度中國書業最佳商業圖書?新人獎，2013年第六屆《北京文學》中篇小說獎。中國科協會員。中國作協會員。

從“類型”到“純文學”

□吳義勤

2009年深圳作協到北京開研討會，我是主持人。當時丁力的小說也很火，清華大學出版了他的系列財經小說，《高位出局》《上市公司》等等，好像都上了排行榜。但那時候我們是把他當作“類型小說”來看的，因為題材新穎，我們不懂，都希望看看。丁力能把改革開放時代新產生的很多社會現象迅速反映在文學作品中。這是他的一個特別大的優勢。他的作品提供了我們當代文學里面非常缺少的維度，這種維度就是我們關于財政、金融、股票、資本運作等等新經濟元素。但最近兩年，我們從雜志上再看到丁力的中短篇小說，這種印象有所改變，似乎“類型”的標簽越來越淡化，“純文學”的特質越來越明顯。

今年我們出版社一下出丁力兩部長篇小說，都是我們今年作為重點作品推出的。兩個作品風格不一樣。他當時發給我的時候，我還是把它當作2009年見到的丁力作品來看的，但是當我看到《圖書館長的兒子》時，我覺得這個作品跟他的財經小說完全轉變了一個風格。藝術上、文學上都很強。過去看丁力的小說，是因為我們對許多財經內容不熟悉并且又充滿好奇，其實是作為類型小說去看的，但《圖書館長的兒子》完全是一個純文學作品。這部長篇從個體敘事的完整性，結構安排的合理性，以及語言的幽默、反諷、抒情等等，能讓我產生文學的美感，享受閱讀的快樂，因此我覺得丁力升華了，至少在文學性上升華了，他的小說從“類型”向“純文學”升華了。

《深圳故事》發給我的時候我們正好尋找這個題材。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們有主題出版的重要任務，特別期待這樣的題材。因為這個小說題目特別好，正是我們期待的題材，一看就是部非常大的作品，所以我們把它推薦成重點作品扶持作品。但是看完之后，才發現《深圳故事》并不如我們以為的宏大而全景式地反映深圳改革開放的作品。后來編輯部雖然沒有直接跟我說，只是表示與我們最初對這個作品的想象是有落差。于是我拿來看，發覺《深圳故事》的結構確實不是關于深圳宏大敘事的那種，其實是五個中篇的結合，但各篇雖然各個故事人物情節都不一樣，卻也從不同的方向構成了一個立體的深圳故事。我后來想這樣的結構也是有他的意義，因為我們有的時候想象深圳可能就是想象成一個傳奇的城市，想象成一個輝煌的深圳，但是深圳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們認為文學作品在這一塊反映的不是很多，丁力的《深圳故事》反而提供了非常廣闊的視角并呈現了多面的立體的深圳。我們想象深圳都是想象光榮和夢想的深圳，但是有沒有失敗者？深圳的成功其實是建立在無數失敗者的基礎上，描寫失敗者也是深圳的一部分，我們曾經為這個選題爭論、討論，但最后我還是覺得換一個多角度視角寫深圳非常好，提供了我們觀察深圳的一種不一樣的視角，散點的視角，把每一個深圳人的深圳，不同的深圳人的深圳呈現出來，更是文學的任務。因此，丁力這種風格的《深圳故事》自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另一個方面，它確實塑造了很多深圳人的文學形象，從文學形象的角度來說，每一篇都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從而構成了“深圳人”的群體形象。對深圳來說，我們現在可能已經形成了某種形象，我們看到的深圳也是現在的深圳，但之前的深圳，之前的“深圳人”更值得書寫。所以，丁力的《深圳故事》把“深圳人”和“深圳的故事”向前拓展了，他把這些人到深圳來之前的故事都寫了出來，這種向前挖掘同樣有意義。

丁力的小說還有一個巨大的認識空間。他小說中財經、商業、MBA、工廠、股權的全角度呈現，構成丁力作品的獨特風格。因為你認識深圳就繞不開這些東西，就像我們說起深圳文學就繞不開丁力一樣。我們讀丁力小說有的時候像讀了一個社會學教材。因此丁力的小說不僅僅是一個文學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我們還應該看到更多超越的價值，我覺得這樣的文本也是我們特別需要的。可喜的是，丁力在向我們呈現這些獨特價值的同時，越來越注重文學本身的價值，因此讓我相信純文學作品也可以暢銷，而被歸為“類型”的作品也可以非常“純文學”。丁力在這方面已經開始嘗試，例如他今年出版的《圖書館長的兒子》和《深圳故事》。

丁力特色：邏輯、經濟、深圳?

?——讀丁力新作有感

□ 賀紹俊

丁力著實讓我們大吃一驚，他一連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圖書館長的兒子》《深圳故事》和《租友》。當然不僅是數量帶來的驚奇，而且在文學思維和敘述方式上也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他的小說將好幾種元素整合在一起，從而構成了丁力特色。我們很有必要對丁力特色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大致上說，丁力小說中的這幾種元素是值得重視的：邏輯、經濟、深圳。

先說邏輯。這大概與丁力曾經是位理工男大有關系。理工男轉而來寫小說的也不乏其人，但這些理工男多半本來就不是堅定的理工男，本來做理工男時就有些三心二意。但丁力不是這樣，他從小就對理工知識充滿興趣，據說他在大學生時期就開始在專業刊物上發表了學術論文，后來在一個專業技術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很快就做出了成果，獲得了科技成果獎。他成為了這一專業有影響的工程師。這段經歷很重要，培養了他的邏輯思維能力。因此當他偶然發現自己很會講故事，并拿起筆來寫小說時，他在編寫故事時特別注重邏輯性。有人總愛強調文學與科學的區別，認為文學是形象思維，憑的是豐富的感性和想象力；科學是邏輯思維，憑的是嚴謹的推理。其實，科學研究同樣不乏想象力，只是科學的想象力不是像文學的想象力那樣最終結出藝術的果實，科學想象力是科學家為發現真理而開通的一條隧道。丁力曾在科學研究中培育和磨礪過自己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具有一種對邏輯和因果的無限追問性，當他轉向文學創作時，想象力雖然改變了目標，是要結出藝術的果實，但對邏輯和因果的無限追問性這一特點并沒有因此而消失，這是他講述故事特別注重內在邏輯的主要原因。

再說經濟。我們不要忽略了他所講述的故事絕大多數都與經濟活動有關。這一點很重要嗎？我以為很重要，因為正是從這一點我們才能發現丁力的小說所具有的獨特價值。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在近代以來風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誕生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的社會以革命為中心，養成了一套革命思維的習慣。這也決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宏大敘事主流，以及革命思維的主題表達。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實現了從以革命為中心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轉型，也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一個新的現實。我們能夠在當代小說中看到新現實的人物和場景，但坦率地說，不少作家的思維仍然停留在革命時代，以革命思維來處理經濟建設的新現實，盡管這樣的主題表達有其警示性，但顯然它很難準確把握新現實，更難以揭示出新現實之新在何處。丁力的小說不是這樣的。他作為一名經濟建設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不僅有著切身體驗，也能自覺對其進行認真思考，他將自己的體驗和思考寫進了小說之中，為我們提供了認知經濟時代的新的文學思維方式。丁力的這一特點在他這次新出版的《深圳故事》《租友》以及過去出版的《中國式股東》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最后說深圳。丁力所講的故事不僅主要與經濟活動有關，而且多半發生在深圳。丁力是深圳成立特區不久就來到這里的，是深圳改革開放的第一代移民，見證了深圳這座城市的發展和繁榮。他熱愛這座城市，并且全身心地融入到這座城市的生活之流中。熱愛深圳，這并不是因為他是深圳經濟活動中的成功者，并不是因為他在深圳的闖蕩中發財致富了。事實上他在深圳的事業中經歷了太多的波折，他甚至說自己總是一名失敗者。但是，這種親身經歷對于丁力來說又是一份特別珍貴的精神財富。他自己就說過：“寫小說必須要有生活基礎，可以信手拈來，必須靠骨髓里的東西，這種走馬觀花體驗的‘生活’，進不了我的骨髓，眼下，我只能寫深圳的生活。因為，我來深圳快三十年了，經歷過真實的深圳生活。”

這三個元素并非丁力所獨有的，比如經濟，隨著社會的重心向經濟轉移，當代小說越來越關注經濟題材，在丁力寫作之前就有了財經小說、商界小說等各種命名，足見已有不少作家涉足于經濟領域。又如深圳，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其前無古人的創造和驚人速度的發展，不僅養育了一批深圳本土的作家，而且也令全國作家側目。寫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幾乎都繞不開深圳。如果丁力僅僅具備這三個元素中的一個，也許他照樣能寫出好看的故事，但絕不會造就出獨一無二的丁力來。丁力的獨一無二就在于他同時具備了邏輯、經濟和深圳三個元素，并讓這三個元素有機融合，產生化學反應，生成出一種充滿理性精神的、體現出新的文學思維的、代表著未來方向的都市小說樣式來。

具體來說，丁力有著凸顯的經濟頭腦，但他并沒有因此陷入財經小說或商界小說的窠臼之中，也不是像許多作家那樣對經濟采取一種敵視的態度，這是因為他的經濟頭腦能夠與深圳元素相遇相知。深圳對丁力而言不僅是一個城市的概念，而且是他親身經歷經濟大潮磨練的地方，因此他對經濟的理解不是從概念出發，而是從深圳的親身實踐出發，是從深圳這座城市翻天覆地變化的現實出發。深圳的特點是經濟滲透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丁力受其感染，也以一種平常心來處理經濟化的現實。這就使他的文學思維發生了重大改變。過去的文學思維是建立在物質與經濟二元對立基礎之上的，但丁力完全沒有采取這樣的思維，因此無論是《深圳故事》，還是《中國式股東》，他都以客觀和理性的態度對待股份、資本、金錢等這些經濟活動的基本元素，當這些元素在一個合理的經濟環境中運行時，能產生積極的結果，而這些元素對于人的影響，既有激發奮進的一面，也有引誘墮落的一面。另外，丁力在寫作中也培養起一種自覺的經濟意識，他能敏感地把握住城市生活中的經濟內涵。比如《租友》這部小說，故事的主體部分是寫城市愛情問題的，但作者的經濟意識使他從中有新的發現。主人公丁友剛在長期緊張的經濟活動中也使自己的愛情心理日益干癟、內斂。這似乎是城市情感的一種普遍現象。因此當丁友剛在網上發出“租友”的帖子后，竟有眾多人響應。網絡的虛擬性貌似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敞開內心的空間，但事實上，她們在網上與丁友剛交流時，各人都有不同的心理障礙，她們或深藏著另外的動機，或提防著受騙，細究起來，這些都可以說是經濟意識所造成的精神困境。

深圳元素無疑讓丁力更加貼近城市精神。城市文學正在興起，但中國當代的城市文學仍處于鄉土敘述的包圍之中，只有完全突圍出來才能真正有所建樹。正是深圳元素與經濟元素的有機結合，丁力的城市敘述就少了些鄉土敘述的痕跡。比如，丁力給我的感覺他是一個沒有鄉愁的作家。《圖書館長的兒子》是丁力所寫的小說中特別具有自我意識的一部，這是一部帶有自傳體性質的小說，基本上以自己的人生經歷為主線而虛構的故事。在這部小說中他比較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故鄉情緒。但這里絲毫沒有鄉愁的影子。馬克思在談到工人階級的寬闊胸懷時說過：“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同樣的道理，城市人之所以能有寬闊的胸懷，就在于他們沒有鄉愁。丁力在小說中也會講述到自己的家鄉，但他沒有鄉愁，只有鄉戀。鄉愁，是一個被高度神圣化了的意境，它屬于農耕文明。鄉愁屬于鄉土文學的審美形態，如果我們的城市小說不能從鄉愁之中走出來，就不可能建構起真正的城市文學審美形態。文學離不開愁，新的都市文學同樣需要以愁來澆灌，但不會是鄉愁，而是從城市中提煉出來的愁，是一種充滿現代意識的愁。

丁力有他的弱勢。在我看來，他最大的弱勢也許同樣與他曾經是位理工男有關。這突出表現在他的小說具有強大的事理邏輯，卻缺乏情理邏輯。另外，他的想象扎根在現實和經驗的土壤上，是一種有著強烈現實依據的想象，但他缺乏非現實的想象。我希望丁力在小說敘述中能夠加強情理邏輯和非現實想象，從而讓自己筆下的故事不僅生動，而且具有靈動感。

丁力其人其事

□南翔

丁力這個名字太過尋常，我所知道的寫作人就有三個之多。深圳的寫作人似乎只有一個丁力，所以冠之以“深圳丁力”，大致不會混淆。

寫作人以學習文史哲的居多，丁力是一個例外，他是學工科出身，初進的大學是1977年從安徽生產建設兵團考入、1978年2月入學的長沙冶金專科學校。后來還在安徽師范大學和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中學習過，這是他寫作理論視野的拓展——雖然他基本不說。這名工程師出身的作家，原本可以在冶金專業長足發展，蓋因他1980年代就在冶金專業領域有不俗的斬獲：在專業雜志上發表過論文50余篇，8次獲得獎項。專業理論曾被翻譯成英文、日文介紹到國外。可惜，當然也是可喜，他在中途人生轉向了，如此這般，當代就多了一個叫“丁力”的作家而非一個冶金工程師。

之所以考究一下丁力的人生履歷及早期的工作過往，乃是我覺得一個作家的個性、稟賦以及工作特點，最終都會顯形于他的作品中，尤其對于丁力來說，在當代作家當中，他的作品數量如果不是首屈一指，也肯定是在第一方陣之列。若不從他的“內在”捋一下，那就無法對他的“外在”包括頭腦所生發的——寫作動機、寫作內容與寫作水準做一個衡量。

我認識丁力很多年了，日常交往卻并不太多，較多的交集是以文學之名——我兼任深圳南山區作協主席凡12年之中，他也是主席團班子成員，但凡有研討、座談、編輯以及外出采風，那就免不了時相過從。也不免有恰切之中的紛爭，流利之中的齟齬。

以我一孔之見，丁力的性情中，有三根線條較為醒目，一曰，好玩；二曰，重義；三曰，要強。

一曰、好玩。這個“好”，分別可以讀第三聲與第四聲，丁力這兩個“好玩”都可以當得。譬如第四聲的“好玩”：他都中過風了，行走如風擺柳，還滿世界亂跑。我寫此文之時，得知他剛去了一趟俄羅斯。此文主要想說的卻是第三聲的“好玩”。人生在世匆匆如過客，好玩很重要，好玩就是有趣，任一場合，人在，聲在，形在，動作在，于是氣氛也在。文學界的活動很多，但不一定都有趣，有趣的活動不僅在于目的地好不好玩，更在于“人以群分”，一道出行的人好不好玩。任一活動，大小不拘，遠近不論，優劣不同……但凡丁力在場，一是別想安靜，二是別裝高深。他是一個“世說新語”當下版的高手，任何靜穆、莊嚴與崇高，都會被他一本正經的諧謔解構得體無完膚。他活得過于率性，過于樂天，過于“我說故我在”，及至語不驚人死不休，所以，你無法忽略他的存在——這與他寫作的體量巨大異曲同工，無論是寫與說，他這半輩子有意無意都在索取最大閾值。

他接下來的“處方”分析也頭頭是道、神態儼然：打麻將怕輸，時時盯住什么時候能胡，哪里還有心思抑郁呢？！

二曰、重義。義在華夏傳統文化中是一個含義較廣的道德范疇。據說是管子最早提出了“義”，“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那么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孟子進一步闡發道：“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古典小說中那些能吃能打（丁力是能吃能寫）的人，都重義（即便狹義的“義”），簡言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丁力是現代人，失去了“拔刀相助”的社會環境，改作：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他“出手”扶助的對象，主要是生活條件較為艱窘的弱小者，每見他對周邊生活貧困的作者有強烈的吁請。猶記得某年某日，他到我深大文學院的辦公室來閑聊，其時有學生進出。丁力看到學生的著裝，問到他們的生活及就業等情狀，輕嘆一聲道：深大的學生都是從全國各地來的，生活貧富不等。這話原本說過也就過去了，沒料幾天后，他就給我發來短信（那時還沒有微信）：“南翔，看到你那里學生有難處，我想，如果他們需要過來找點實習之類的事情，也可以跟我聯系，做個寫作助理什么的，也沒多少事情，一方面他們可以做為寫作實踐；另一方面，也是勤工儉學，我可以付一些報酬……”

其時，他是一個能人與強人，并不需要“寫作助理”之類，其意在于助學。

另一次，在海邊召集年度作家座談會，我是主持人。輪到丁力發言，他恰為某文學選本的不滿找到了一個出氣口，當即向另一位名作家（也是選本主編）“發難”，一時劍拔弩張，情境呈現緊張與僵持。我勉力斡旋，得以緩解。當天晚飯，丁力與我一桌，主編在另一桌。我跟丁力耳語道：今天下午的對錯姑且不論，但犯不上為這么一件小事鬧得不快，以齒序論，他大你小，我帶你過去向他主動賠個禮吧？

但見他雙頰倏然一紅，不一會兒便舉起酒杯起身爽快道：“聽你的，我們過去。”

因了丁力的主動道歉，他與主編杯酒釋前嫌，很快就和好如初。之后我還聽他贊譽過這位主編寫的某篇小說，認為構思很見機巧。丁力之有雅量與重情義，于此可見。

三曰：要強。通常我們講一個人有個性，主要是因為他要強。要強的人容易耀眼，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說丁力不要名與利，那是高估了他，也是貶低了他。如果聽聞此說，我猜想他會當即啐道：“呸，我為什么不要？我不偷不搶，不盜不娼，我的名與利，都是一個字一個辛辛苦苦字碼出來的，給我理所當然，我又不是傻瓜，我為什么不要？！”

他不止一次跟我講過，他寫作絕不是為利！

這話我相信，試想想，寫作是一件多么寂寞、孤獨、繁難、艱苦的工作，辛辛苦苦幾年十幾年寫一本書，一點點稿費還要作為月收入扣稅！為掙錢誰做這種蠢事？更重要的，丁力寫了那么多與當下工商情境相關的小說，所謂股東、房東、老板、董事……他都做過，如果他不能在商海中掙錢，如何能使我們相信他言之鑿鑿的小說——即使是虛構也不可信！事實上，他在不同企業入股分紅的所得，遠不是一般的工薪之輩可以望其項背的。

憑著豐渥的各種投資收入，在任何一個一線城市，丁力都可以過得錦衣玉食，可是他偏偏要去寫作。而且是大量地寫、日以繼夜地寫、不管不顧地寫。即使中風了，行走如風擺柳，還要日寫5千字！

世上有這么玩命寫作的人嗎？

所為何來？一言以蔽之，要強，也不排除，此背后還有要名的因素。

記得他中風后不久，我帶幾個朋友去羅湖他的寓所探望。家中無人，打手機始知他在小區里練步子。不是電梯房，一個步武失常的人往上走自然困難，登樓之時我有心幫扶一下，他斷然道：“我行，不用。”

世上的作家有很多種，其中有兩種壁壘分明，一種是“郊寒島瘦”，文字十分精簡，故而寫不了太多太長的東西；此類可以阿城為代表；還有一種汨汨滔滔，泥沙俱下，自有一種磅礴之勢，此類可以莫言為代表。

多年前，我曾跟丁力探討過，他的寫作不妨以加拿大作家（已去世）阿瑟·黑利為范，阿瑟·黑利被譽為“行業小說大王”，曾陸續到不少行業體驗生活，寫下了《大飯店》《航空港》《汽車城》等。阿瑟·黑利寫一部“行業小說”通常要花數年的時間，他的妻子說：“他沉思良久才寫上幾個字，每天雖只限定600字，卻要花上6個小時。”而且，據說每次下筆前，他都會親身深入各個行業，體會個中三昧。為《航空港》一書，夫人曾協助他，用一個通宵觀看了機場郵局分揀郵件裝機經過，寫了厚厚一疊調查報告，最終阿瑟·黑利只采用了一句話。

我的意思，丁力可以不寫那么多，用更多的時間去沉潛、構撰與打磨，并在題材領域領異標新，排闥直入。

丁力自然是我行我素。

前不久香港百歲作家劉以鬯駕鶴西去，劉老一輩子寫了上千萬字，分“娛人”與“娛己”兩大類，未必盡皆美文，但體量在那兒，仍能陸續打撈出不少佳作名篇，藉以傳世。

既有先例，丁力這種玩命的寫法——文壇書肆滔滔者隨處可見其人的要強也要名的作品，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