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地理”和“魔幻現實”，是解讀青年作家陳崇正小說的兩個關鍵詞——故事總發生在半步村，在這個相對集中的時空里，人物被不斷喚醒，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也不斷喚醒陳崇正對于歷史、時代、當下的感觸，并雜糅了魔幻現實、民間傳奇的敘事方式。

“世界正在劇烈的顛簸中失去形式，而陳崇正力圖創造一種似乎源于薩滿或精靈的幻術，使不可能的看似可能，使不可理解的得到講述。”評論家李敬澤如此評價了這位“80后”寫作者。奇詭的想象力、變異的現實鏡像，是陳崇正尋求小說接通現實的方式。因而他的小說都有復雜的情節和結實的密度——分身術、離魂術、巫術穿行其間，同時裝置著鄉村與城市現代化進程的種種現實映照，正如他所說，“小說如蜘蛛網一樣布滿生命的脈絡，每一個絲線的顫動，都可以被感知”。

陳崇正熱衷描寫“分身術”這種技術，人被不斷分割，是因為時間和情感的錯位，“我在努力融入歷史時發現了某種格格不入，也在這樣的格格不入中發現了人世的況味”。人在時間里被折疊、分解，孤獨、恐懼種種人生的底色也終將在時間里被消解，“這其中不可言說的詩意”正是他在小說里重復使用“分身術”的原因。

“要寫能飛天入水的小說”，在最新出版的《黑鏡分身術》一書的序言里，他如此勉勵自己。飛天入水，即是小說既要有輕逸的氣質，能夠以想象力來超越日常邏輯，又要能迅速切入時代的機理，沉入現實的真實底色。他獨辟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認識時代、當下的路徑，在其間逆風飛翔。

記者：你的小說總發生在一個地方——半步村，有人稱其為你的“文學地理”，在其中建立了一個言說與承載多種內容的空間。你曾說這樣“既省事又能成系統”，但多次重復構建這個村莊橫截面和縱向歷史，應該有更多的考量。

陳崇正：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敘事原點。碰巧，我的敘事原點就是半步村。這個虛構的村莊在不經意間出現在我的筆下，讓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諧音“半不存”的村落帶有某種南方的寓言。如果不是半步村，也一定有另一個載體需要被用來承載我的想法和情緒。我多次試圖用一大張白紙來描出半步村的地圖，以期在小說中對村中各處的描述能更為嚴絲合縫，但我發現這樣做非常有難度。最大的難度在于，半步村并非一個村莊，而是由兩個三個甚至更多的村莊組成，我當然可以將之具體畫出來，像很多作家所做的那樣，給出一種秩序。然而我似乎更愿意讓它具備一種混沌的美感，讓它有云霧繚繞，讓它有各種模糊的邊界，讓它陌生而又自相矛盾。

有時候出現在一些場合，比如酒桌上，有些對文學不甚了然的朋友假裝非常內行地問，你是寫什么類型的小說的？我通常不知道如何應對。因為我大概只能說我不是寫類型小說的，但具體是哪種類型，真的答不上來。但有一兩回，旁邊另外的朋友會幫我回答，他是寫鄉土文學的。很簡單，你不是寫半步村嗎？當然是鄉土小說了，久之我為了避免各種麻煩，也會直接答曰鄉土小說。然后就會自然聽到勸慰之聲，比如莫言之后的鄉土沒有什么出路，城市文學會是未來主流之類的。然而在我看來，當下的中國已然城鄉莫辨了，農村城市化，城市也在農村化，哪里有真正的鄉村了？怎么樣才算是真正的鄉村？已經沒有概念了。所以說，要去理解城市中的種種焦慮，要去深思這個時代的痛點和尷尬，切入點不在城市，不在工廠，不在流水線，不在咖啡廳，而在四不像的農村，在異化之后無法言說的農村。這個農村不是莫言的農村，也不是沈從文的農村，而是由推土機和遠方沒有鄉愁的人們組成。

所以，如果說我在其中裝入什么，那我什么都裝不進去。畢竟作家并非思想家，作家應該做的事是去發現和呈現。即使如魯迅那么聰明的作家，他面對凋零的故土，他的路數也是有選擇的呈現。這種呈現本身就帶有某種想法和情緒。是的，我反復強調這里面的情緒，只因為我在拆解和拼接中感受到了心頭琴弦的顫動，那是一種百無聊賴的情緒，來自陌生的當下，也來自遙遠而值得緬懷與反思的過去。

記者：你的半步村是一個集合了魔幻、民間傳奇、現實鏡像的敘述空間，分身術、離魂術，甚至巫術、神秘力量都被你拉來使用，魔幻逐漸成為你小說的一個有力武器，其實你的小說并不是一開始就魔幻的，但這種夾雜著通俗小說敘述的先鋒“魔幻”或者說“魔幻現實”確實成為你小說的重要風格。它們讓你找到了最合適的表達了嗎？

陳崇正：這幾年的創作，我似乎非常自覺地將自己的筆觸分為兩類，一類是相對寫實的，這在《半步村敘事》中得到表現；另一類，則更為奇思妙想。對我而言，小說的難度考驗上，如果無法深刻，那么也無妨讓筆下的世界更加有趣。就如我讓“破爺”一次次走進半步村，這個不存在的人物，和不存在的魂機一樣，代表了詩意對破碎的一次次進軍，分身術不過是堂吉訶德的長矛在空中舉著。我也不知道這樣的姿勢能表達什么，或者說，我只是遵從了內心的某一種自覺：應該如此，于是便如此。從技術上考量，這樣的“奇技淫巧”其實也沒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在炫技方面，有太多的人做得比我好。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對分身術等技術設定的組裝方式：根在嶺南，根在潮汕平原，但折射和吸收的，其實是我一次次旅途所見，一次次走街串巷，那些難得的采集。比如《黑鏡分身術》中有個女孩叫譚琳，其原型就是我某次一個人到湘西鳳凰旅行遇到的一個姑娘。那天從冷清的沈從文墓回來，我無意間走進了一家手繪店，店里掛滿了各式的衣服，斑斕的，和還沒有上色的白襯衫。一個女孩蹲在地上低頭擺弄著調色盤。這女孩就姓譚，我坐在店里跟她聊了兩個多小時，這個白紙一樣的姑娘，長得漂亮，但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我也無意用什么純潔之類的形容詞來贊美她，相反，那是真空一樣的空白：讀完中專，學會手繪，然后就開了這樣一家店。來來往往多數是跟她一樣喜歡文藝風的小姑娘，信息的輸入非常簡單。我是第一個愿意坐在雜亂的店里跟她聊天的旅客，我們加了微信，然后其實就沒有再聯系了。兩種生活方式，就如兩條平行線，我每天都上躥下跳地瞎忙，把自己搞得好像做什么大事情的一樣可笑；而她大概就每天有規律地畫畫，賣她的白襯衫，會對很多人說她很無聊。一直到有一天，我發現她在朋友圈里開始發一些酒吧的照片，以及一些在深夜騎行中認識的朋友，便知道她的生活正在悄然發生改變。她此后的生活，便是這個小說中另外人物的原型，比如她自己的分身，比如另一個奔放的姑娘關滿。我想象的觸覺，一直在觀察著這樣類似的人物，然后我悄悄將之組裝到我的半步村世界之中，同時封上了敘事的密碼。

記者：無論是分身術、離魂術還是別的什么，其實對應的是現實里人們真實的生存狀態和處境，荒誕之下是一種現實焦慮，時代大潮碾壓重塑了許多東西——鄉村、情感、人性，可以發覺你對時代、歷史、現實的興趣很深。

陳崇正：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技術正在改變每個人的生活。我常常想，一個生活在1997年的人，該如何想象這個2017年的夏天：摩拜、微信、人工智能和王者榮耀。面對這樣的時代，作家何為？和歷史上所有偉大的時代一樣，這個時代也有它的側面。我想，作為一個作家，應該站在偉大時代的側面，幽微的側面，暗痕遍布的側面。那里有普通生活的全部紋理，那是作家應該在的地方。在時代的側面，有許多普通人經歷過1997年，經歷過“非典”時期，經歷過悄然發生的信息時代。這些時間節點，對于普通人來說，并不具備重大意義。生命對他們來說，是由具體的一個個事件構成的。這么聊過于玄乎，還是舉個例子，比如《葵花分身術》中，有兩個來自中國香港的老人，原型是我在福建土樓圍龍屋里遇到的兩個中國臺灣老人，他們是過來尋祖的。我跟他們有過短暫的攀談，近乎于碎片的一個記憶，只記得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山風從圍龍屋的門口吹進來。但那個下午的聊天，居然讓我念念不忘，回響至今。直到我寫這個小說的時候，這兩個老人突然就浮現了，我清楚記得他的布滿口袋的馬甲，他就是從胸口的口袋里掏出眼鏡和記事的小本子的。這兩個老人，一定早就忘記了當日那個找他們問東問西的小胖子，從他們的角度看過來，我不過是他們尋親之路上的某個路人。而他們對我來說，代表了一類人的共同記憶，夾帶著戰火、饑餓和奔逃的人們。對于一個寫作的人來說，記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東西。那些我們以為會牢牢記住的，總是被淡忘；而某些不經意的情景，會隨著時間而奔突、侵襲、反芻，如同一個焦急的孩子，要你知道它一直都沒有被時間沖走。所以說，我們不過是在時間里被折疊的人罷了，因為我們的記憶儲存方式，已經完美地幫我們折疊了我們的前半生。

記者：陳培浩在與你的一次對話中說，覺得你的小說是在做加法，文學地理加上時代、歷史憂慮，再加上魔幻象征，在實與虛的辯證中讓很多東西澄明、露出水面。最近出版的《黑鏡分身術》一書是一次集中展現，但你卻在序言里說擔心自己走了偏鋒，怕走什么偏鋒？這樣的敘述又會繼續多久？

陳崇正：對我來說，我大概是暫時使用了分身術。我不會長期迷戀某種技術。或者說，我還在不斷地變換著自己。就如《黑鏡分身術》書中的五個故事，它們分別寫于不同的時間，所以也具備各不相同的五種形態，而不是像搭積木一樣的疊加。或者說，我進行的是流動的加法，這是我的游戲。或者這種游戲方式會繼續進行下去，也或者會有新的玩法。在眾相紛紜的龐大世界面前，當作家窮盡想象希望介入現實的時候，他將別無選擇地滑向先鋒。而這種先鋒，便注定是流動的先鋒。所以，先鋒在被定義之前，都會被認為無法遠走的偏鋒。

記者：其實孤獨、恐懼、虛無，你小說里這些元素也有很多，甚至這些東西才是你小說真正的底色，這些可能是你對人的生存感覺的一種認知。

陳崇正：如果人生是一個巨大的游戲，那么，讓我們完美進入沉浸式體驗的，正是孤獨、恐懼、虛無之類的生存底色。能讓我們覺得我們活在時間里，真的是上天的恩賜，也是人之所以成為人而不是動物的基礎。所以，我們的孤獨和恐懼，終將會在時間里被消解，這其中有不可言說的詩意。對小說家而言，慢火燉煮這些終將消解的生存感覺，控制好火候，就可以在其中安插任意的插件，比如分身術，比如折疊術，比如其他的想象模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