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金敬邁、梁信和張永枚三位作家，置于一起研討言說，很有價值。他們的人生與文本共同性及與時代精神的同構，形成了一個特別“有意味的形式”的意義群，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獨領風騷的中國革命文學之一脈。

他們曾是廣州軍區的作家中堅，而廣州軍區的作家群，不單歷來是廣東作家群的勁旅，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更是中國文壇的翹楚。而他們中的代表人物金敬邁、梁信和張永枚，更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作家。他們分別從事小說、詩歌和電影文學的創作，各在其創作領域，有突出甚至驚世的表現。

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印數在三千萬冊以上，僅次于《毛澤東選集》，是文學史上的奇跡。這部作品經若干不同的文學時代，長久不衰。曾是當時青年思想修養的教科書。雖時過境遷，金老人書俱老，但其光芒依舊。《歐陽海之歌》，仍是榜上經典。

張永枚1952年的詩作《騎馬挎槍走天下》及1974年的《西沙之戰》，均是那個時代文學前沿的破壁之作。前者是和平年代的革命嗩吶，后者是戰爭時刻的英雄鼓角。其作品遼闊雄偉的視野，英雄主義的家國情殤，是那個時代激越涌動的詩的旗幟。

梁信編劇的電影《紅色娘子軍》，是謳歌中國革命女性的英雄史詩，他把處于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勞動婦女，托舉推擁到世界舞臺上，在一個最高維度，綻放出女性的璀璨光輝。在革命戰爭年代，廣東女英烈在冊有2900多名，海南島占了1800多名。這些沉埋多時默默無聞的女烈士，是梁信第一個為她們群體出列，搖旗鳴鑼、立言建碑，并在多個藝術領域頻繁亮相。梁信以筆為旗，塑造了中國革命女性“紅色半邊天”的經典形象。

他們的文學創作，始終走在時代前沿，穿行在前線。他們在曾經作為南海前哨的海南，留下了紛紛腳印。金敬邁出演《海外赤子》，張永枚抒寫《六連嶺上映彩虹》，梁信寫作《碧海丹心》《特殊任務》……他們的作品及其巨大影響力，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廣東文學再次揮師北上留下了最有力的證明，這牽涉到對廣東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的評判，其意義不容小覷。

這三位軍人作家，同獲首屆廣東文藝“終身成就獎”。他們的文學成就，曾經代表了某個時期國家的文學主流。作家的個人命運，走過的創作道路，亦與時代緊密相連，與歷史一起沉浮。他們的文學成就，既是時代的精神遺產，更是中國當代文學的語文典范。

凡是能夠進入“終身成就獎”研討視野的作家，首要條件是他對母語的貢獻。這種貢獻，包括語言運用的人性深度及對語言建設本身的精神性開拓。偉大的作家，之所謂堪為偉大，最重要的一點，無非是他以母語，出色地塑造了一個或若干個文學時代不同的經典文學形象。正是對母語的高超駕馭能力以及通過母語所取得的精神性成就，使他們成為能夠跨越時代的杰出作家。而金敬邁、張永枚和梁信的作品，都展現出作家在語言運用方面的深厚功力。

具體說來，金老是以清新的、人性的小說語言，打破當時創作的僵化條框，構建了一個充滿人的激情的小說世界——《歐陽海之歌》，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星空上一顆閃耀的星辰。

而張永枚是以輕快、光明、雋永的歌吟，把歷史的紛紜，戰爭的激烈，和平的愿望熔為一爐，化文言的舊重、民歌白話的平實，為清雅激越的新音，譜寫了一曲曲血與火之歌。其詩歌創作，源發于民歌體的“從軍行”，代表作有《騎馬挎槍走天下》《西沙之戰》。

梁信電影與小說的取材與書寫，得益于他的古文基礎和對民間傳奇的浸潤。他的創作經驗，很大程度上受到古典文學傳統的啟發。他的電影與小說人物的心靈雛形，帶有木蘭從軍和“水滸”英雄故事與人物范式的痕跡，在古代傳奇和現代革命之間，尋找一種人與時代的契合與相容。以至于他的作品，改變傳統的故事陳述，而成為了海南紅色革命的歷史敘事。他的創作成果，被視為海南革命斗爭史的縮影，并為中國的紅色革命書寫注入了浪漫的、溫暖的人間情懷。其文學藝術的創作，竟如此逼真地還原了歷史的想象性存在并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代表作為《紅色娘子軍》《從奴隸到將軍》。

應當指出的是，這三位作家都沒有接受當代大學教育的經歷。他們的語言，受文言與白話的人文化成滋養，常以雅致之辭，寫粗鄙之事。作品文通語順，措詞毫不生硬，文字書寫講究“禮數”，有諸多敬語，顯出義氣。他們雖寫革命題材，也寫國仇家恨，卻言辭有“禮”，文白兼融，多“白”少俚，并不粗鄙惡毒。這也是他們的作品，在不同時期都能夠傳播的原因之一。

他們這一代的作家，在中國文學史上是頗為獨特的。他們在新與舊的文明交替之中，在文言白話與現代漢語的轉化中，其語言及意緒，有禮可循，舉重若輕，別出心裁，富有風味和性格。若無中國語文傳統的辭學與禮儀之堅守，忽略文章學的修辭修養，是斷難創造出流傳后世的經典作品的。

寫作非謀生之道，而能終生為之，且成就多多，是為真作家，真文人。而軍中作家，因其受戰爭與和平、家與國、冰與火的人生熬煉，其作品自然有氣血，有刀劍，有情懷。尤其在當下中國，并非常人所能。

特別致敬！戰地黃花分外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