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向改革開放40周年致敬”的系列研討活動，改革開放與深圳文學實踐“奮進新時代：深圳文學的使命”研討會，日前在深圳職業技術學院舉行。著名作家魯敏，青年文學雜志主編張菁，深圳市文聯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張忠亮，深圳職業技術學院黨委副書記楊平，以及鄧一光、楊爭光、楊宏海、張克、劉上江、于愛成、周思明、湯奇云、王遠洋、黃東和、唐成茂、孫向學、謝湘南、郭海鴻、劉洪霞、楊立青、廖令鵬、劉悠揚等40多位作家評論家暢聚一堂，圍繞深圳文學40年、深圳的文學現象與思潮、深圳青年作家及其創作、新時代深圳文學的使命等話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本次研討會由深圳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主辦，深圳市文聯創研部、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深圳文學研究中心、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深圳市作家協會承辦，《特區文學》雜志社協辦。

著名作家魯敏：

一個人不管來自哪個行業，都與國家的命運和時代的進程有著骨肉相連的關系。“70后”這一代人生，他們的個人經歷與地理遷移體現了這個國家地理意義和精神意義的變遷。而深圳文學特別體現了一代人或者說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地理變遷和流變，典型體現了中國文學從鄉土文學到城市文學的主題轉變，出現了打工文學、城市文學、新移民文學等文學樣式，反映了移民的復雜心態和感受，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標桿性質的特殊意義。

《青年文學》雜志主編張菁：

城鎮化的腳步越來越快，城市元素越來越趨同，每一個城市都說城市氣息都是雷同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思想的多維多元更加重要。也會中看到更多的作品。青年作家在作品展現現代人精神，更加個人自我體驗。這種自我不是個性化的自我，是博大的自我。

深圳作家在往前走的過程，也有一些問題的存在：一是標簽化。比如，人物刻畫的單一化、標簽化、臉譜化。二是，缺乏可知性。青年是充滿希望的，我們有時感受不到作品藝術化的打磨，青年作家的底氣和銳氣要有深入思考的支持，才能推動精神世界往前發展。情感力、思考力、想象力是在我們寫作中的三重元素。思考是我們作為人的意義和社會價值。想象力可以給我們提供更多的不確定性和可能性，這是文學作品帶給我們的期待。蔡東認識到了女性現代意識往前推進的一種期待。

深圳文學具有濃厚的地域特色和時代特色。深圳特色是可以走出來的，不僅是單純屬于深圳區域，它是有共情力，可以為那些沒有在深圳生活過的人所思考，可以讓我們跟著它往前走。但是，它肯定與地域是結合的，其細節感知不能脫離于生活環境和生活特質。生活環境能不能打開一個廣闊的視野，決定作品能否給我們帶來更多的角度。

深圳市文聯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張忠亮：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標志性城市，是中國40年來現代化進程、城市化進程、工業化進程的高度濃縮。深圳文學事業的發展歷程和文學現象，值得認真研究和總結。

深圳文學具有四個特點：

第一，同步性。深圳文學與特區發展實踐同步發展、相伴相隨，每一個階段都有相應的文學作品、代表作家以及文學理念，呈現了階段性特點。

第二，時代性。改革開放是深圳文學的最大主題，貫穿40年始終。既反映了改革開放進程的一系列重大題材，又反映了改革開放進程中人的思想觀念和社會思潮的歷史性變化。

第三，深圳文學具有獨立性。除了改革開放等這一共同普遍的宏大主題外，深圳文學還有自身獨特性，比如大量移民、移民作家以及各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匯聚與融合在文學中的體現，毗鄰港澳帶來的外來文化影響在文學中的反映，等等。

第四，深圳文學生態具有豐富性。深圳作家來自五湖四海，隊伍龐大，群體多樣，其中青年作家群體、打工作家群體、網絡作家群體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文學比賽、沙龍、論壇等活動異常活躍，文學社團、文學刊物等媒介平臺非常豐富。深圳文學為新時期中國文學貢獻了一份重要的標本。

深圳市文聯將一如既往為深圳作家做好保障服務，推出扶持措施，建立激勵機制，建設“作家之家”，鼓勵出精英、出精品，為深圳城市文學作出應有的貢獻。

著名學者、原深圳市文聯專職副主席楊宏海：

新都市文學是深圳文學的時髦話題，包含三種類型：一是移民文學，二是打工文學，三是青春文學。其實，還包含另外一種形態的文學——中青年著名作家的文學。

改革開放是深圳文學的最大主題，深圳文學與改革開放40年是同步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來深打工青年人“白天是機器人，晚上是木頭人”，但同樣需要文化表達的欲望和權利，需要文學的宣泄，于是深圳誕生了打工文學，先后涌現了三代打工作家。今年5月20日，新華社開設“壯闊東方潮奮進新時代——慶祝改革開放40年”欄目，《從追趕到引領——從深圳發展看中國改革開放40年》，為開欄之作，揭開了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序幕。回顧改革開放40周年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我們不能忘記打工群體，不能忘記打工文學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貢獻。打工文學是廣東奉獻給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雖然其文學性差距還很遠。我們需要關注、紀念、研究打工文學。

現在，打工文學被稱之為“勞動者文學”。打工文學需要在新的世界環境下改變弱勢的命運，改變自我文化下的權利。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時代背景下，寫好灣區文學和“一帶一路”的文學，同樣要發揚灣區文學的精神，要有真正反映社會民生和具有批判性力量的文化精神。

全國著名作家鄧一光：

我們在談論“深圳文學”時，幾乎沒有談及“深圳文學”的合法性，在這種前提下討論“深圳文學”，觀察和判斷是否成立？從書寫角度來認識這個問題，我個人表示質疑。

人類社會有著規范性原則，文明的目的就是約束和制約大大小小的個體，讓人們在秩序中共同生活，從事復制，而共同和復制正是其合法性表述。深圳產生于一次虛擬，它在建立之初沒有得到前經驗的加冕，甚至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授權，在相當長時間里是受到質疑，是建立在對歷史的前經驗和前現實的背叛上的，數以千萬先后來到深圳和離開深圳的移民，他們背叛了自己的前生活，直到現在，人們仍然在創造屬于自己的全新經驗。所以，有人問我什么是深圳，我的回答是，深圳是由2200萬個體組成的共同體。

我們現在討論“深圳文學”，實際上在討論一個共同體。我們要求所有寫作者與這個共同體劃上等號，建立大同，但是，寫作者只能通過個人生活和具體個案從事書寫活動，不可能也不應該在整體判斷上開始自己的寫作。人們當然可以談論“深圳文學”，梳理其規律性，但更為重要的，是每個寫作者都建立自己的“深圳文學”，而不是企圖建立本質化和表達式趨同的“深圳文學”。

全國著名作家楊爭光：

青春難以言說，青春文學也難以言說。作為一座城市，深圳是青春的。但是，深圳作家并不顯得多么的青春，總給人一種“新人舊意識”的感覺。其實剛建市的時候，深圳是最活躍的。現在，深圳與內地城市完全同質化了，遑論深圳文學。要做成革命的行動，首先有革命的輿論。文學既是基礎，又在最高處。首先，深圳文學要有進步和希望的話，真的要有一種青春，要敢于叛逆，敢于割裂。其次，深圳要創作出具有深圳標識的文學作品，一定要警惕同質化，防止同一個模式。這同樣要求作家具備叛逆和割裂的勇氣，尤其是蔡東等青年作家。再次，文學的核心就是思想，作家要有敢于自我批判的膽識。這是青春最重要的標識。

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湯奇云：

從最早的打工文學浪潮到當下紅熱的社區寫作，也就是睦鄰文學寫作和城市寫作，中間經歷了新城市文學、新都市文學等，深圳文學的批評話語是從社會學或者政治學引申過來的一個概念，與社會轉型和政治轉型緊密相關。

深圳文學四十年，其批評話語基本可以定義為兩個詞：一是“底層寫作”；二是“行業寫作”或者“類型寫作”。這是就社會階層分層而論的，嚴格意義上是從社會批評的角度借鑒了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概念。它實際上是一種身份寫作，確實成了深圳社會的潛望性。深圳各種類型文學寫作反映了深圳各個階層、各個行業的生存狀況和精神面貌。

這樣一種文學既是深圳文學的前身，也是深圳文學的價值所在。我們完全沒有必要自卑于其他城市的文學，但是也要看到自己的一些問題，包括文學批評話語的問題。比如，我們把打工文學和底層寫作的帽子扣到打工寫作者的頭上，但是他們并不愿意戴這頂帽子。另一方面，一些評論者所用的批評話語并沒有真正看到文學作品的實質，沒有真正了解作家要寫的是什么。“深圳十大佳著”和“睦鄰文學獎”獲獎作家轉向了一種新的書寫，他們不再是以過去的打工者或者深圳的過客身份來寫作，而是走向了反映職業倫理沖突、家庭倫理矛盾和社會倫理矛盾等方面的寫作，比如張廈的小說集《綠燈記》、蔡東的《往生》等。這種關于倫理沖突的文學表達，恰恰寫出了深圳文學的靈魂，寫了深圳獨有的一種敘事文明，獨有的一種不斷進步的文明和不斷成長的心態，意味著深圳人在情感模式、自我守紀意識、自我權利意識的轉型。現代市民意識與傳統倫理意識會產生一種交融和碰撞，產生了一種深圳文明和深圳文化。因此，深圳文學批評要跟上這種進步的步伐。

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周思明：

改革開放40年和深圳經濟特區創建38年以來，深圳文學成就巨大，呈現多元共生、姹紫嫣紅的發展態勢：“移民文學”“學院文學”“白領文學”“商戰文學”“打工文學”“青春文學”“校園文學”“兒童文學”以及敢于亮劍獨具特色的文藝批評，生機勃勃，氣象萬千。

深圳是一座創造性很強的城市，特別適合從事文學創作。深圳文學集結著先鋒與傳統、復雜與單純、執著與無忌、熾熱與冷酷、寬厚與刻薄、愚鈍與狡黠等各種矛盾對立的審美形態，充滿著青春的氣息和生命的活力。就創作個體而論，深圳作家各呈其才、各美其美，很難用一套理論語言進行概括。

20世紀80年代，深圳出現了以《你不可改變我》為代表的一批烙印著南方立場、深圳精神的作品，它們與《你別無選擇》《無主題變奏》等先鋒寫作一道，激活了傳統文學的僵滯格局，帶動一大批作家的先鋒寫作。其重要意義和價值在于，這些作品為當代文學、當代文化乃至為思想理論界貢獻了新的思想、新的觀念，影響的不止是文學、文化，還有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

世紀之交尤其21世紀以來，深圳文學再度發力，以寫出一批報告文學、小說作品的50后作家創作成績最大、影響最廣，雖然這批作家人數不多、作品有限。他們的創作凸顯現實主義精神，緊貼特區生活實際，或者以深圳精神觀照內地經驗。從文本形態上看，他們的寫作聞風質樸、老辣、深刻、犀利，奉獻了《沒有家園的靈魂》《那兒》《問蒼茫》《大學軼事》《你可以讓百合生長》等精品力作。

深圳是一座年輕的城市，深圳文學也是以年輕作家為主體的文學。一直以來，深圳青年作家群都有不俗的表現，是他們撐起了深圳文學的大半個江山。這個群體以70后、80后為主體，他們具有充沛的青春元素，是深圳文學的重要力量，也是深圳文學的希望所在。深圳青年作家群在美學風格上有明顯的差異性，這與他們絕大部分是內地移民密切關聯。尤其是女性青年作家表現比較突出，貢獻了一批大女性主義、移民心態、知識分子寫作的優秀作品，她們將自己的生活和命運、感悟和思索、淚水和歡笑化作寫作的資源，以此參與創造深圳文學歷史。

在深圳文學版圖上，兒童文學似乎不太受到重視，也較少被人體積。事實上，深圳兒童文學是卓有建樹的。目前深圳有30多名創作活躍的兒童文學作家，其中不乏具有全國影響的作家。從年齡結構講，深圳兒童文學作家群呈現老中青三結合態勢。與深圳成人文學一樣，深圳兒童文學也是以青年作家為主。這支隊伍斗志旺盛、情緒穩定、埋頭創作、不事張揚，取得令人矚目的創作成就，不僅在廣東獨占鰲頭，在全國兒童文學創作界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與深圳文學創作相生相伴的深圳文藝評論，一直在現場，評論家們以特區文藝作品、文藝現象、文藝思潮為審視和批評對象，立足于深圳，輻射廣東，放眼全國。批評力量也從小到大，批評聲音從弱漸強，形成了相對完整的批評格局和體系，在當代尤其是新世紀發出了獨特的“深圳聲音”。深圳文藝批評隊伍門類齊全、各具特色，既有文學批評，也有影視評論，還有美術、雕塑批評，以及曲藝、戲曲批評。評論家中，有學者專家型，也有民間草根型；有學院批評、媒體批評，也有作協批評、民間自由批評。尤其是近些年，深圳文藝評論家隊伍出現一批敢于亮劍的批評家，尤其受到了當下文壇的密切關注，受到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以及賀敬之等文學前輩的關注和鼓勵。

近40年篳路藍縷的跋涉，深圳文學取得的輝煌成就，為當代文學界所矚目。但反思下來，深圳文學發展包括創作與評論兩個方面，與深圳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相比，在影響力上還是不平衡的，具有較大影響力、沖擊力的作品和文章還不夠多，觀念、方法、思路、視野還需要進一步革新和拓展，整體意義上的規模效應與影響力還需要提升。這需要深圳文學界、社科界、文化界以及主管部門的通力合作、集體努力，需要每一個有志于深圳文學創造的人的勵精圖治和刻苦實踐。

詩人、詩歌翻譯家王遠洋：

我寫詩寫了30年，后來轉到詩歌翻譯，翻譯了30多部詩選和詩集，期間也遇到了很多的痛苦和掙扎，經常想放棄感到絕望，考慮是否回到詩歌創作上。我寫詩是想知道當詩人在寫什么、怎么寫；我翻譯詩歌，是想為中國當代詩人提供一點借鑒的價值。翻譯，就是語言的刷新、審美觀的刷新和思維的刷新，翻譯能改變整個思想觀，發生一場思維的革命。文學創作既要膽識，還要基本文化素養。深圳作家在文化素養上存在短板。深圳是一座富有青春活力的城市，擁有眾多的詩歌創作者和詩歌愛好者，應當給予適當引導和培養。

近些年來，詩歌借助于網絡泥沙俱下。大浪淘沙中，一些優秀詩歌浮出水面，閃耀著金子般的光澤，讓人眼睛一亮。它們呈現出一種共同的新的美學特征，借馬爾庫塞的概念以名之，即“新感性”。它們提供了新的感性經驗、新的表現形式，刷新了我們看待詩歌和世界的眼光。或許，這才是詩歌復蘇的真正跡象和標志。

在《審美之維》里，“新感性”是什么，馬爾庫塞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但從中可以概括出如下特征：首先，“新感性表現著生命本能對攻擊性和罪惡的超升,它將在社會的范圍內,孕育出充滿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難，它將構織‘生活的標準’向更高水平進化”；其次，“這種感性擺脫了不自由社會的壓抑性滿足,這種感性受制于只有審美想象力才能構織出的現實所擁有的方式和形式。”它反映的是人的本真需要。其邏輯結果是“自然的解放”，不再有壓抑、也不再有暴虐。而且，沒有新感性就不能發現新潛能；第三，新感性預示著一個嶄新的前景，旨在重建感性秩序，走向自由境界，是“新人”和“新社會”誕生的前提；第四，感官、回憶和想象是新感性的三要素，而以想象力為基本動力，溝通感性與理智，重構現實，它是“活”的感性，是對一種新的歷史主體——易感、善感、敏感型的感性主體的描述。

詩人正是這種感性主體，新感性詩歌就是對“新感性”理論的遙遠的回應。這里，沒有“反文化、反英雄、反崇高”的姿態，沒有對一切“一臉無所謂”的表情，也從不沉緬于自我撫摸和無病呻吟，完全革除了“口水化”和互相摹仿、千人一面的弊端，而是著力于對苦難的揭示、對現實的批判、對真善美的探求，讓詩歌重新回歸到詩歌藝術、難度寫作和思想啟蒙，從而確立了新的藝術尺度和標桿。

從正反兩方面來看，深圳都是中國“現代性”的典型樣本。《北京人在紐約》里有一段經典臺詞：“如果你愛他，請帶他去紐約，因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請帶他去紐約，因為那是地獄。”用天堂和地獄來形容深圳，也非常貼切。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三十多年來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發展奇跡，但在這外表光鮮的繁榮背后，是無數建設者、特別是農民工付出的汗水、血淚甚至生命。身居底層、作為打工者的詩人們對于隨現代化進程而來的異化和壓迫感受最深切，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發出絕望的悲鳴——反抗“現代性”的先聲。

馬爾庫塞繼承了馬克思的社會批判傳統，在《單向度的人》提出新理性的概念——它和新感性一樣，體現著自由的解放的力量，它能夠將科學理性和藝術理性兩者統一起來，破除意識形態的虛假、欺騙的本性，從而超越現實社會的觀念體系。他期望通過建立新感性和新理性構成新意識，從而解除現代發達工業社會的集權主義控制。這種新意識具有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在異化社會中重新實現感性和理性的和諧，而藝術是激活新感性和新理性并使二者交融的必由之路。

總之，新感性詩歌已然從舊感性中破繭而出、化蛹為蝶，它翩躚起舞、傳花授粉，它帶來新的美感，將會構成新的詩歌格局，促進詩歌美學的變革。詩人同樣應該致力于揭示人的壓抑，探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詩歌也應該像馬爾庫塞指出的那樣，“每一真正的藝術作品，遂都是革命的，即它傾覆著知覺和知性方式，控訴著既存的社會現實，展現著自由解放的圖景。”新感性詩歌也將印證馬爾庫塞的預言，塑造具有新感性、能夠建設“新社會”的“新人”，從而實現“個體生命的自由與解放”。

特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博士劉洪霞：

一、城市消費主義的泥沼。蔡東認為，深圳的城市文學過于局限在底層敘事，“城中村、腳手架、貧困、死亡是規定動作，都市里除了民工就是老板，上演的故事要么是苦難悲歌要么是財富傳奇。預設的城鄉對立，泛濫的底層關懷，似曾相識的故事，境遇悲慘的主角”于是，蔡東的城市書寫拓寬了題材，豐富了城市人物形象。與農民工截然不同的是，一批城市消費主義者的形象躍然紙上，麥思、柳萍、張倩女、潘舒墨等受消費主義左右的人物出現在蔡東的筆下，他們深深地陷入城市消費主義的泥沼之中，苦苦掙扎，難以自拔。《我想要的一天》中的刻畫了麥思對物的迷戀和對消費的渴望。

二、城市私人空間的強調。在蔡東的作品中，私人空間顯得非常醒目，它時刻強調和提醒著這一空間對于個體存在的重要。。蔡東筆下的私人空間，不僅僅是物理意義上的空間，也不僅僅是一個個人主義價值的現代文明的觀念，而是更關注心靈空間的獨立，這是疲憊的神經歇息與漫游的處所，不允許他人的打擾。蔡東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無意地創建一個又一個私人空間，可以看作是承載個人精神的棲居地。

三、城市女性的精神救贖。蔡東所書寫的城市女性，每一位都猶如當代花木蘭，她們堅韌、勇敢、善良、內心強大。而她所書寫的男性，卻是弱不禁風、孱弱失意。也許是因為城市更適宜女性生存，因為她們擺脫了鄉村繁重的體力勞動；也許是因為在城市男性的過度軟弱和失敗，由此彰顯了女性的強大與無奈。在她的作品中，較之于男性，她刻畫的力度更偏向于女性，女性是她故事的主角。可是，蔡東筆下的現代都市女性仍然處在困境當中。例如：安全感的缺失，靈肉的糾纏，物質的欲望，孤獨的恐懼，職場的壓力，家庭的重擔，精神世界的無法滿足等等。那么，女性應該如何從這些困境中走出，似乎經濟獨立已經不再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在實現了經濟的獨立之后，如何自我精神的救贖呢？蔡東的作品討論了都市女性的救贖的路徑。無論是“往生”，還是“逃離”，抑或修煉自我，是否有真正的救贖呢，或許有吧，蔡東在作品中也沒有給出一個明晰的答案。

湯奇云老師比我研究更進一步，如何擺脫精神的困境，其實作家蔡東給出一個途徑。這樣才充滿了一種人文關懷和悲憫，這才是城市敘事所應該有的東西。

青年評論家廖令鵬：

深圳文學的“青年的問題”與“青春的問題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兩個問題。當然，我們不要給青春下定義，消極、孤獨、感傷不一定是青春的定義，高尚也不一定是青春的定義，這恰恰是文學的魅力。

由于本土高校較少，深圳缺乏適合青年群體思想成長的土壤，青年成長與深圳這座城市存在割裂。上世紀80年代是深圳文學史上的黃金年代（鄧一光說法），但也是文學靈光一閃的時代。隨后，一些作家擱置了自己的探索與創作，甚至消頓了。現在，深圳一些青年作家群體也同樣遇到了很多創作瓶頸，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這是需要給予正視的問題。打工文學某種程度上是青春文學，大學更多的是產生校園文學，所以它們之間存在割裂。我們應該融合青春文學、網絡文學等概念，把握青年群體的思想價值和人生觀的變化，否則深圳文學很難出文學大家。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博士、詩評家趙目珍：

深圳詩歌的環境與其他的地方不一樣。深圳詩歌活動很多，詩人很多，刊物很多，但是真正在中國詩壇上有影響的詩人并沒有幾個。深圳詩歌寫作的同質化問題太嚴重，沒有傳達出獨特的深圳特征，有些詩作令人難以卒讀。深圳文藝評論隊伍結構存在缺陷，詩歌評論比較弱，對于深圳詩歌的關注比較少，深圳本土的評論聲音太少。深圳應該多關注、關心、培養詩歌新生代。深圳90后詩人許立志若不是跳樓自殺了，或許很難受到關注。深圳是一座年輕且有活力的城市，肯定會出現很好的詩歌和很好的詩人。

深圳全民寫作計劃暨社區文學大賽組委會秘書長黃東和：

2013年，“全民寫作計劃”在深圳正式立項，并以“社區文學大賽”的方式落地，主要以“鄰家社區網”為平臺，倡導深圳題材的原創文學作品和評論，滿足了深圳廣大的寫作者的文學表達愿望，表達的愿望彌補了深圳傳統文學平臺的不足，投較少的入收獲了很好的效果。

中國從田園鄉村到城市社區，經歷了三個時代變化：第一，家庭變小了；第二，傳統的聚族而居已經不可能；第三，原來依靠農業，現在依靠工商業。從而，對于故鄉、鄉愁和社會的實質性變化的體現，成為了最富有時代特色的文學題材。深圳文學需要關注城市社區和關注社會的底層，關注時代最鮮活的生命。2019年開始，“全民寫作計劃”，立足“為社區立傳”和“為民生立史”，為城市的社區做口述史，為城市居民寫故事。深圳各種寫作者應該發揚“睦鄰運動”傳統，共同書寫，表現文學對生命的關懷。

深圳市學生文聯秘書長謝晨：

深圳是在青少年閱讀和青少年寫作方面走在全國前列的城市，深圳學生屬于寫作動態性的作品。日前，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文聯召開了“生態文學暨《內伶仃島上的獼猴》作品研討會”，深圳作家袁博創作了系列長篇動物小說，其《內伶仃島上的獼猴》以及恐龍主題的作品也將改編成動畫電影。深圳少年作家的長篇動物小說《蛇王》，一些國家一級出版社都表示支持出版。作家趙麗與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世界“創意產業之父”約翰·霍金斯共同創作了《遭遇創意隊》，國內很多出版社在盯著這書。深圳中學生寫了一本紅學研究專著，章必功和胡野秋為之作序。

深圳青少年寫作水平很高。有評論家說深圳文學“墻內開花墻外香”，其實不是這樣的，深圳很重視文學評論，但是深圳兒童文學的評論還是比較弱的，沒有量級。深圳出版界對兒童文學、青少年文學乃至深圳城市文學的推廣是缺位的。

深圳兒童文學、青少年文學具有一個國際化對話的趨勢，袁博的《內伶仃島上的獼猴》就是大灣區文學背景下的生態文學寫作。深圳青少年寫作出現井噴式的景象，這與深圳青少年善于吸收國內先進事物有關。創意寫作與創意產業、創意文化的深度開發密切相關，深圳兒童文學、青少年文學應該更加體現創意寫作的風格，與創意城市的國際特點和深圳的本土特色，這是深圳青少年寫作未來值得展望、期待的地方。

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楊立青：

三個作家的三部小說代表了深圳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與人的關系，或者人與社會的狀態形態的關系。

1986年，劉西鴻的《你不可改變我》。其筆下的人物個性突出，強調自我價值選擇的自由。

1997年，繆永的《我的生活與你無關》。這對于我們理解90年代的深圳，提供了一個審視的態度或者個人化的態度、集中化的態度。

2014年，蔡東的《我想要的一天》。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理想與現實總是貌合神離。都市深圳，小城留州，來來去去著或得意或失意的人，然而不管誰，都各有各的掙扎。

深圳作家、深圳麥哲倫書吧發起人賴佛花：

有人說深圳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地方，我從來不這樣認為。文化不是一堆古董，文化是每一個置身其中的人的內在良知和道德標準。我愛這座城市，這座城市為我們提供了土壤，允許每一個人遵從自己內心的聲音去生活。人活一世，總有難處的地方，其實人生的困境是一樣的。真正的漂亮文學應該既扎根于腳下的土地，又奮力伸向天空。每個人都愛恨情仇，人是強大的同時也是脆弱的。如果我們足夠坦誠，我們必須承認，人的一生能夠做或者做好的事情非常少。某種程度上是文學豐富了城市，而不見得是城市做得了多少。

深圳商報《讀書周刊》主編、書評人劉悠揚：

我們講深圳文學多是講小說，小說又基本上是指虛構小說。其實，非虛構小說是深圳文學很重要的一部分，深圳文學應該注重非虛構寫作。蔡東的作品是知識分子寫作，代表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思考和觀察，選擇一種“退步”的人生。

深圳商報記者魏沛娜：

按照學界說法，文學創作有一種憑經驗寫作，還有一種觀念寫作。上世紀80年代深圳文學的觀念寫作是非常矚目的。在觀念的照耀下，深圳文學創作不斷前行，但是在90年代以后就有點中斷了，或者說越來越弱了。本來，深圳能夠產生觀念性的文學實驗和文學寫作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事實上非常地小。深圳的觀念寫作與故事優勢不成比例，經驗非常豐富，但是卻不能夠帶動觀念上文學創作的思潮。

王占黑的短篇小說集《空響炮》源自一個叫“街道英雄”的寫作計劃，小說主人公都是身處新舊交替的空間之內的街道小人物。我對于“社區寫作”概念非常感興趣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社區寫作是可以很早把握住，而且來引領這種創作風潮。這是我的一個困惑。

深圳市作協副主席于愛成

一、深圳曾經有中國文壇最齊整的青年作家群：盛可以、梅毅、謝宏、央歌兒、盛瓊、吳君、王十月、戴斌、曾楚橋、蔡東、畢亮、厚圃、弋鏵、劉靜好、謝湘南、郭海鴻、陳再見、郭金牛……曾經超過全國任何一個城市。但如今上海有了小白、路內、薛舒、滕肖瀾、任曉雯、袁筱一、黃昱寧、馮濤、姚鄂梅、毛尖、周嘉寧、張怡微、蔡駿、王若虛、甫躍輝、包慧怡……90后又有了王占黑，青年批評家則有金理、黃平、張執浩、黃德海、項靜等等。深圳大抵仍是十年前那一撥。

二、總覺得深圳中青年作家，除那么三四位之外，大都還缺那么一把火，似紅未紅似熟未熟。深圳的希望，當然首先在于年輕的一代作家！有一句話是獻給他們的——要有野心，有報負，有意志，有懷疑精神，有反省（反抗）意識！學習鄧一光，學習楊爭光，學習南翔，學習魯迅，學習魯迅筆下的摩羅——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做一個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不隨順舊俗的寫作者！

三、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學？或者我們不需要怎樣的文學？站在40年的門檻上，該如何給歷史一個評價，給未來怎樣一個期許？是的，文學首先是個人的事情，文章可以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可以經世致用言志緣情，也可以是風花雪月小情小調為文學而文學，寫什么、怎么寫、什么時候寫、什么時候不寫都應不是問題，但只要堅持了有敬畏有理想有靈魂，就是自由的甚至是有神性的寫作，就是受尊重的底線之上的寫作。

四、是的，寫作是個人的事。但青年人寫作卻也需要抱團取暖、切磋砥礪、需要被關注關切、注視凝視，需要必要的獎勵激勵，也需要批評探討。但我們的激勵跟不上，獎勵無機制，批評無團隊，出版少作為，期刊少擔當。

五、深圳是窗口、是移民城市、是四個超級大都會之一、是靠香港最近的灣區核心，它的文化就一定要是國際化的、外向型的、窗口性的、中西合璧南北匯聚的，相應文學也是如此。但即使只跟上海及廣州比，我們也沒有做得更好、更有決心和意志、更有胸懷和氣魄、更有章法和眼界。我們沒有上海的上海寫作計劃、上海國際文學周，沒有廣州的南方文學周和廣州國際文學周，沒有《收獲》《上海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沒有《花城》《作品》花城出版社。我們并沒有多少值得夸飾于人的東西。

六、對一座城市來講，我們應該期望有溫度的文學生態、有高度的文學態度、自由討論的文學氛圍、眾聲喧嘩的文學場域。沒文學，沒什么大不了的，但有文學，卻又可以無限分孽、增值、聚變，化成城市人生命中的鹽，進入每個人的意識和無意識，從而進而參與型塑一個城市、民族、國家的文化性格，文學又是有用的，無用之大用的。因此，我們珍視作家，珍視文學，希望寫作者珍惜自己作為作家的名號，也希望文聯作協評協高校社團等服務者珍惜為作家、為文學服務的行為和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