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為生命而顫抖的詩歌神經

2013年的春天，當H7N9禽流感出現在我們的視野，當禽流感患者的死訊赫然于報刊、熒屏的時候，筆者包括每一個中國人不由記起10年前“非典”時期那慌亂雜沓的腳步與神態，那為生命而顫抖的詩歌的神經！也不禁想起那首10年前見諸報紙與電視熒屏的抗非名篇丘樹宏的《以生命的名義獻給抗擊非典的白衣天使》，此詩雖然不長，但確屬振聾發聵關注生命的大題材之作。讀者最直觀的印象是詩人對“不惜用自己軀體的倒下，換取千百個生命的站起”的醫生護士勇于犧牲自我大義的謳歌，但潛含文字背后的，莫不是一種深沉的擔心與憂患，如果仔細琢磨“坎坷的長路九曲”、“艱難的歷程”，如果感受“為蹣跚的患者踏平荊棘，讓痛苦和瘟疫與人類遠離”這溫暖的祈禱，是否會讓我們的心靈在一個個“為什么”中深切反思？或者，這種潛在的啟示將更多地指向對“非典”發生根源的無語批判！由“非典”這一外象對內心的撞擊發軔，是詩人創作的推力，但整合這種力量之后又由內向外的情感與思考輻射，才是詩歌價值落地的所在。即便時至今日，假若我們用心感受這樸實簡約、風行水上的詩行，想必照樣可以感覺到那干凈文字里的溫度、感受到詩人大美的內核、對生命深度關切的精神寬度。

2、匍匐在大地的腹部呼吸

筆者以為，詩歌是詩人心靈的呼吸。詩人的腳步走到哪里，呼吸就在哪里。無論身在何處，如不能虔誠地匍匐在大地的腹部，就不會汲取天地“真氣”，也不可能真切地聆聽、思索、感受到大地之上萬物的悲喜榮衰。

丘樹宏是親歷并參與了30年改革開放的詩人，同時又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當特定的時間節點與記憶的底板撞擊共鳴的時候，便是他汪洋恣肆的筆尖不必去寫只需流淌的時候。于是，凝氣成水積水成溪的《30年：變革大交響》一氣呵成。詩人對共和國歷歷在目的30年的變革片段如數家珍，他在由內而外，由外而內的詩性演繹中采擷了諸如真理大討論、又一個“遵義會議”、18個鮮紅鮮紅的手印、經濟特區、港澳回歸、中國的“臍帶”等時代感很強的詩歌意象。同時，似乎又無意地在詩行間融入歷史的冷色。靜下心一行行閱覽，你會深深體味共和國60年的行進歷程確是難以一下子嚼出底味的大書。真誠的“戀”不能避諱戀人的缺陷，有良知的詩人、有見識的學者、有勇氣的文人必須直面、錚鳴以求療疾醫患、復興華夏的靈丹妙方。?

3、人文精神與詩情真髓

詩人余光中曾說：“我們判斷一個詩人是"小家"還是"大家"，要看他的主題與風格，"小家"可能只有某個主題或某種風格寫得比較好，但"大家"卻能夠融會貫通，主題更多，風格更多變，思想更深刻。”丘樹宏屬于哪類？我想這需要更多的時間才可以確定。在此，筆者只想借助余光中先生的見識以及自己膚淺的一管之見剖析丘樹宏宏大題材長詩的另一特點：他所栽種的詩歌之樹，如大型交響音詩《孫中山》與大型交響史詩《海上絲路》，如同將豐盈的人文精神澆鑄成詩情精髓的兩棵思想樹。

2011年7月，丘樹宏以“辛亥百年”紀念為契機創作了《孫中山》，該作采用橫向切入的組合方式，多角度地塑造了孫中山這一世紀偉人的詩歌形象。在此基礎上，作為廣東省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點文化項目，組詩《孫中山》與現代多媒體與交響樂巧妙融合之后，以從詩歌創作、策劃、組織、作曲、演唱、指揮與演員的100%本體化特點先后在廣州、中山、北京和馬來西亞激情上演。其深厚廣博的詩歌意境、史詩般的大氣磅礴，以及集嶺南音樂與中山民歌、傳統音樂與現代音樂為一體的特色，淋漓盡致地彰顯出孫中山先生文學形象與音樂形象的藝術魅力。

詩人的大胸懷、詩意的大氣象、藝術的大境界，乃至大苦悶、大悲憫、大抱負是大題材創作的必備條件。丘樹宏以敏銳的政治敏感和邈遠的視野從南海局勢的變化中捕捉到一個事關國家領土主權的關鍵詞“中國海洋”“海上絲路”，他創作的長篇史詩《海上絲路》，堪稱具有重大歷史價值、深厚人文蘊涵、巨大政治意義和迫切現實需求的詩歌精品。與《孫中山》相較，《海上絲路》的視野更遼闊、意境更廓大、結構更科學、文本更唯美、收放更自如、藝術更成熟。

作為政治抒情詩作者，一定要對生命、對人生、對生活，對國家、民族和人民充滿熱愛、充滿憧憬；同時，要全方位關注實際、介入社會、走進現實；政治抒情詩的寫作，主要是“大我”寫作，一定要跳出“小我”，站在客觀和公正的角度，站在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場，站在社會和時代的前沿，站在綜觀歷史的高度，要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意識，又要保持自我，要有自己的個性、特點、風格、立場和抒寫方式。同時，在“頌”中，也可以“諷”，在歌唱中也可以和應該有鞭笞，有時候甚至可以通篇都是“諷”，但這種“諷”的背后卻包含著深切的“愛”。

在“頌詩”中寫“諷”，這是一個大膽而有風險的突破。丘樹宏以自己的行動為“頌詩”的創作開辟了新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