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論梁鳳蓮散文創作對廣州生活方式的資源性開發
更新時間:2018-10-23 作者:張麗鳳來源:廣東文壇
梁鳳蓮簡介
梁鳳蓮,廣州市社科院嶺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技術二級)、一級作家,暨南大學文學與文化專業博士, 多倫多大學東亞系東亞研究所博士后及訪問學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廣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被授予“全國優秀社會科學普及專家”“廣州市優秀專家”“廣州市高層次人才”“廣州市優秀中青年哲學社科學者”“羊城十大杰出女性”“廣東省三八紅旗手”等稱號。發表學術論文過百萬字, 發表文藝作品數百萬字,共出版個人著作 32 部,其中文化理論研究與文藝評論專著 16 部 , 代表作有《容度之間——嶺南文化與文學的內省和互證》《城市的拼圖——廣州市各區品牌文化研究》《文化在場》《亂云飛渡——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之途》等; 文學作品 16 部, 代表作有長篇系列小說《西關小姐》《東山大少》《羊城煙雨》,散文專集《被命運催趕的夜晚》《應愿之地》《廣州散韻》等 ;主編各種文集 13 種,有《本土關注》《全國視野》《扎根嶺南》等。
提要:梁鳳蓮散文對廣州生活方式的書寫,不是簡單地將其作為文學的素材,書寫當地的風情習俗,而是以生命體驗為基礎深入到文化哲學層面,最大限度地挖掘廣州生活方式中蘊含的思想文化價值和藝術審美價值。正是因為她對廣州生活方式資源性開發的書寫,使得廣州生活方式成為融日常生活與生命哲學于一體的文化狀態,流露出特別的“粵味”。
早在20世紀80年代,馮驥才曾撰文倡導“津味文學”,認為除了文學創作個性追求之外,乃是受到文化學的影響,明確提出城市文學必須將城市文化作為書寫過程中最深層的意蘊支撐。生活方式作為一個地方最生動、最鮮明的文化樣態,往往蘊含著這個地方最根本的文化根性。福軻在《友誼作為生活方式中》特別提出生活方式所隱含的文化倫理,因為生活方式可以被不同年齡、不同地位和不同社會行為的個體所共享,它可以產生不同于制度性但卻牢固的關系,正所謂“一種生活方式可以產生一種文化和一種倫理”。
梁鳳蓮作為廣州本地人,深知廣州生活方式中隱藏著廣州人的生命意識和文化情感,所以她以理論家的洞見和文學家的敏銳不斷地開掘廣州生活方式,力圖從中淬煉出廣州的文化精髓。在她的筆下,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學之間形成一種互動共生關系:“建設文化大省離不開文學的振興,加強文學的表現力離不開對文化的彰顯,這需要以文學作為載體,以文學作為文化的載體,使其符號化、標簽化,使認識與認同有典型化的托付與歸結,使文學的形象成為地域文化的代言?!绷壶P蓮散文對廣州生活方式資源性的書寫,正是其聯通文學和文化血脈的實驗。
都市生活方式的文化意義
生活方式原屬于日常用語,19世紀中葉以來,開始作為科學概念出現在學術著作之中。馬克思、恩格斯在創建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時,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概念被同時提出,但一直以來我們格外注意生產方式對社會演變的影響,卻較少對生活方式進行深入分析。生活方式作為人生存的基本方式,最能展現人們的感情形式和思維形式,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在社會生產的每個時代,都有“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表現他們生活的一定形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可以說,生活方式是揭示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關系和社會過程的重要途徑,也最能展現一個地方的文化,而都市生活方式也慢慢成為一個都市顯著的文化特征。
路易斯?沃斯在《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中明確提出從生活方式的角度閱讀城市,并認為都市生活可以從三個相互關聯的視角進行考察,這三個方面分別是作為包括人口、技術與社會生態秩序的實體結構,作為一種包含某種特殊的社會結構、一系列社會制度和一種典型的社會關系模式的社會組織系統,以及作為一套態度和觀念和眾多以典型的集體行為方式出現并受制于社會控制的特殊機制的個性??梢哉f,態度和觀念和典型的集體行為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一個城市中人們生活方式的具體顯現。生活方式作為反映和承載都市個性的主體,成為全面理解一個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徑。
與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相比,廣州是最為宜居的一個城市,這除了它氣候條件的溫和,還和其獨特的生活方式有關。廣州人在衣食住行中的講究與實踐,已形成一種強勢的文化基因,浸潤到每個廣州人的文化性格之中。2006年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哲學文化所曾出版了一套《廣州: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叢書,認為“廣州文化就是廣州的綜合的生活方式而已”“認識廣州以及廣州人,一切文化解釋系統都不及生活方式來得徹底和全面”。但與北京、上海相比,自現代文學以來廣州文化的文學性書寫并不明顯,而文學史書寫權力在某種程度上又加劇了其形象的被遮蔽。廣州作為一個“最生活”的城市,其文化與哲學都蘊藏在不聲不響的日常生活中,其生活方式本身就隱藏著獨特的文化根性。廣州生活方式在文學書寫中得以凸顯可以追溯到歐陽山的《三家巷》,如洪子誠認為小說“基于人情、事例、利害等復雜糾葛的都市日常生活、家庭關系,在書中得到細致描述”,成為區別于其他小說的重要特點,小說中南國民俗的描寫,成為小說最迷人的篇章?!度蚁铩吠癸@日常生活的寫作手法,看似是作家的創見,實際上恰恰反映了廣州生活方式對作家創作的影響以及其蘊含的文化情調。透過人們對日常生活的注重和打理,可以深刻地感知到他們對人、對世界、對自然、對傳統的認知和看法,在人與城的相互關系中探索一個城市的文化性格,生活方式理所當然地成為最好的切入方式,正如趙園在《北京:城與人》中所說的,“我越來越期望借助于文學材料探究這城,這城的文化性格,以及這種性格在其居民中的具體體現”。
梁鳳蓮散文對廣州生活方式的書寫
葉兆言說文學與一座城市的關系,不僅因為“它能記錄一個城市,表現一個城市”而且“還可以通過無中生有的想象,美化和創造一個城市”。文學對文化的書寫與建構是最能展現文化魅力的途徑。廣州作為一座實實在在的平民之都,生活之都,常常被稱為是“最說不清”的城市。而正因為說不清,和說得少,廣州的文化底蘊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開掘,以至于廣州最有名的“吃”也不過停留在了基本的生活層面。相對于“京味”、“津味”文學的自覺與自信,“粵味”一直沒有成為廣州文學的特征概括。這一方面源于廣州作家對“粵味”的描寫還不夠濃厚,另一方面則源于批評的不自覺。梁鳳蓮作為一個出生在廣州的本土作家,其對廣州生活方式的理解有一種深入骨子的透徹,有感于廣州本土文化被表達的不足,其以作家和學者的雙重身份積極改變著這一現狀。她在專著《容度之間——嶺南文化與文學的內省及互證》中,深入分析了嶺南文化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從嶺南文化與嶺南文學的相互構建和顯現、嶺南文學追求中的文化內涵、當代嶺南文學的藝術語境、嶺南文學的表述特征等諸種要素去打開新視閾,以彰顯嶺南文學的走勢與氣度。其在散文中對廣州生活方式的書寫,是她經驗地介入廣州都市文化的重要途徑。
作為一個學者,她清楚地懂得廣州文化的內蘊與優勢。但她沒有止步于這種理論的探索與表達,而是像一個勇者一樣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披荊斬棘,十幾年如一日孤獨而堅韌地對廣州進行文學的表達。其散文集《情語或者諾言》《應愿之地》都是其在現實生活的點滴與超越現實的沉思中勾勒出廣州文化精神的實驗。她認為“在一座城市大的歷史背景里,變遷是無常的,可總有很多普通的元素,已經融進了生活里,成為普通人的生活成分之一,比如風俗、習慣,比如起居、飲食,這是不會輕易消失的,再比如待人接物的情性和方式,總是有著自身的特色與不同,這或許就是文化的力量,和時間,和歲月,和很多人的記憶和情緒融合在一起,無由分說。”她認為“琢磨廣州人的情性、特點,或者是他們與眾不同獨自一格的命相,最好是在小巷里,在這種平淡而又瑣碎的日常生活映襯下,在這種只需要耐心和持信延續下去的日子里,可以捕捉到他們的襟懷和生存的秘密,可以知道乍不起眼的作派里所暗藏的機巧與韜略?!?/span>
梁鳳蓮筆下的廣州是浸潤了日常而又散發著生命底色和文化意蘊的,她以自己的生命為線,牽連起歷史和現實,從日常生活的行事細節里,有意識地挖掘和展現廣州人的性格,可以說是梁鳳蓮最為著力亦是最為擅長的。她曾引述蘇煒關于生活的一段論述,認為“生活就是每一個生命的‘實情本相’,生活就是歷史的真實文本”。所以看“生活”要跳離那些雕飾的、過剩的“觀念”,發現和呈現生活最具有生命質感的那些細節與事象,回到日常而真實的經驗感受以逼近生活與歷史的真諦。正是帶著這樣的體悟,其對廣州的描寫帶著自我的生命經驗與體悟,并在個人的經驗和體悟中把握廣州的一段歷史與文化。
以《情語廣州》為例,她對廣州的情感是明確而又散亂的,數不清的情話如汩汩江水奔涌而來,在普通人筆下可以輕松結束的一個題目,在她筆下卻延展出難以收尾的生命訴說。“回去”“街巷”“四季”“老屋”“人家”“節日”“雨意”“閣樓的遐想”“街慶”“伙伴”“晨跑”“老井”“迷信”“老火靚湯或者涼茶”“茶”“女兒花”“愛與隱”“親戚”“海外關系及其書信”“百歲阿嬤”“雅趣”“粵韻悠悠”,猶如二十二封情書一般,向世人講述新舊廣州的人與事,剖析著廣州的文化與生活。顯然,這二十二篇文章并不是作家刻意編排的,僅僅像是一個數家珍的姑娘隨手拈來說于眾人聽,更像是一個熱戀的人向外人講述對方之好時的語無倫次。從季節到人物,從靚湯涼茶到親戚,作家將各種并不對等并列的人與事并置在一起,沒有刻意的過渡,卻也絲毫沒有違和之感。之所以會有這種效果,最關鍵的就是作家以自己的生命記憶來呈現廣州。歷史上的政治運動與時代變遷,都被作家揉碎到身邊人的生活,因此,即便是寫“親戚”的篇章,卻也將時代的影子摹寫得活靈活現,聰明的讀者很輕松地就可以從中捕捉到重點,感知到被述者的非凡。如在“街慶”中,認為“廣州的營生,最了得的事情,是把黯淡的不快的色彩抹去,賦予平常的生計以節日般的情結、以喜慶的色彩。歡送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鑼鼓把街巷震響了,我卻從中領受到左鄰右舍的溫情大贈送?!迸c《情語廣州》相似,在散文集《應愿之地》中,更是以一種赤誠書寫廣州,她寫那些綿密曼妙的街巷,那些迤邐成片的騎樓,那些鄰水聽聲的世俗,那些老城區的溫情暖意,那些茶語心語……所有關于廣州的書寫,都浸潤著其生命的情感記憶,她要順著生活的軌跡梳理出文化的血脈來。
正像我們通常會說到的,知道的越多越是感覺焦慮,梁鳳蓮顯然是廣州作家中頗為焦慮的那一個。她給人的印象不是改革開放之初廣州的時尚代表,也不是坐在書齋里單純做學問的學者,她總是在報刊雜志上發表文章,呼吁對本土文化的弘揚及向外發展。她乃至逼迫自己拋磚引玉式地寫作小說,她想表達的是作為一個清醒的地方文化者的憂慮。當看著廣州城擴展了一圈又一圈,當外地的人口來了一波又一波的時候,她既無限懷念童年時的城市溫暖,也頗為留戀那個時代的往事,她唯恐在轟隆隆的城市建設的聲音中忘記了這個城市的文化根脈,忘記了故鄉的聲音,所以她要沿著老城區的街巷,在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中體味文化的溫暖。她清楚地知道,提升本土文藝,必須要對當地的風土人情世相變遷反復描述和歌吟,藝術創作必須以此題材為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呈現和表達,讓其在現實中不斷地散發光輝。
梁鳳蓮對廣州生活方式資源性的開發
散文創作于梁鳳蓮來說,是一種“詩言志”的追求,她對自己的寫作有清醒的認知與寄托,對文學的追求與堅持,對地方文化的熱愛與挖掘,都帶有一種令人驚訝的純粹。梁鳳蓮對自己的寫作有明確的訴求,期望通過寫作“在迷茫和困境中發出思考與理性的聲,進行更為‘真誠’、更有‘功底’的寫作”。于她來講,寫作比世俗的升官發財的“成功”或者過上“揮金如土”的所謂“好日子”,“更有意義”,更讓其孜孜以求。正是梁鳳蓮對廣州文化書寫的使命感,使得她對廣州生活方式給予歷史現實的持續關注,在書寫的過程中從不止于表相,而是從文化、生命等多個角度呈現其價值,有意識地將廣州生活方式的文化哲學精神展現出來,形成一種資源性開發的書寫模式。
以生活方式中最為典型的衣、食、住、行為例,她的書寫總讓人在習以為常中沉思,將思考從生活表相引向情感與文化的深層。如對“衣”的認知,在她那里是“女兒花”,是可以窺探到母親生活秘密與智慧的媒介,是女人在方寸之間尋找到自我空間的途徑。上世紀七十年代,物質較為匱乏的時候,母親總是在布料“有限的數量里保證一家人四季衣服搭配光鮮”,對海外親友帶來的衣物“作小心翼翼的修改,以免惹人注目”,于是母親在“呵護好家人的愛心的驅遣下,在自己的聰明巧智的靈性促動下”,將一個貧乏的時代通過衣服的式樣翻新,給孩子留下美好的記憶。正是在母親的影響下,“我”也開始接觸女紅并領悟其價值,“知道它對于女性內心的觸動,甚至是來自于靈魂的觸動”,“女紅給了女人什么呢?讓她們尋找做夢的淵藪嗎,讓她們有自己隨心所欲而不必擔心逾軌的園地嗎,這是她們最委婉多情的傾注嗎,這是她們才情最嬌媚的揮灑嗎,還是她們的人生在這寸空間里可以自我定奪、自己做主,不必被塵封、棄絕、掩埋?”作者的這種體悟,并不涉及理論界的父權和女權,只是從自我生命體驗的角度給予認知,尤其是當她自己接觸女紅,在剪裁、鉤針中體味心情與心志以及情趣相疊合時的震動,正所謂“一塊布片、幾縷彩線、獨出心裁的圖案,就把心思給托付了”。再如廣州人的喝茶,作者一開篇就將廣州人的生活與茶聯系起來,“這壺茶,不僅侍候著廣州人的晨起暮落,更圍繞著廣州人的生計兜兜轉轉,廣州的市井生活就在這壺茶的淺斟低酌中鋪排開來”。在那些掛著絕妙書法招牌的老字號里,“茶樓的卡座上,聲浪隨著水汽和人聲在頭頂忽聚忽散著,溫馨散漫潛逸,人情滲泡消溶”,當心思消遣得差不多,品咂到時候后,就埋單而各忙各的營生。“這是阿嬤那輩老人,甚至是父親他們后來消磨時日的一種方式、一種心情、一種姿態,這跟排場和揮霍無關”,在阿嬤那里,“吃早餐和喝早茶不一樣,這早茶是用來養命的”。正是自小浸泡在喝茶的氛圍中,作者對喝茶有另一種理解,她認為喝茶不僅是一種風俗,還是一種生活態度,甚至隱藏著一種生存哲學——在沖泡斟酌中,茶一口口品著,有一句沒一句地閑聊談笑著,也可以靜穆,也可以冥想,更可以隨意發呆,心思忽聚忽散地過濾著。日子鋪攤開來,有更多的清醒從這頭逡巡到那一頭,該明了的明了,該含糊的含糊,待到主意已定,心思澄清,那粵式的茶點小菜,熱乎乎地纏繞著腸胃,天天如此,就天天沉積成一種迷戀,歷練成過日子的用心了。這當然不是作者的個人臆想,而是在歷史中沉淀的生活方式。即便在特殊如“文革”的歷史時期,也沒有多少改變,人們仍然可以安心于日常,保持著自我生活乃至生命的節奏?!啊母铩娜缁鹑巛蓖蒲莸侥蠌V州,許是路途迢遞,又許是這里信奉的是茶水人生自斟自飲,那運動的火灼燎人便有點后勁不足了,日子在這縫隙里怎樣的過法就是怎樣的滋味?!贝鲃俚略凇稄V州人的文化性格》中特別提出,“廣州人即使窮得叮當響,杯中物總不可少,茶也好,酒也好”,即便是在生活頗為艱苦的年代,喝茶的習慣都要像填飽肚子一樣重要。
伴隨著現代都市的發展,一幢幢摩天大樓拔地而起,廣州的版圖被不斷地擴大,那些舊街巷就像被時光拋棄的影子,在靜默中訴說著往日的故事。那漸漸成為歷史記憶的西關和西關大屋,更是被埋在歲月深處,偶爾被提起也“總是被當作喚起記憶的象征”,于是,作家不禁要問——“那些七彩的滿洲窗,在風情元素最集中的西關大屋神臺、趟櫳、腳門,在這些石腳青磚大屋所在的麻石街巷,西關富貴溫柔鄉的神話”,“還有可能在哪里鋪排和延伸?”作者不滿歷史設置的魔障,而是借助那些粗枝大葉的記錄,借助一往情深的想象的修補,走進西關,在詩文中發現西關的歷史與文化?!霸谠煳锏馁p賜與營造中,在對金錢與物質的把玩之間,在這塊土地居停過的先人,他們將是處開放接納的風氣,將粵人兼容并蓄的胸襟,與靈動而務實的情性,糅合起來、融會起來,然后在變通中現實化、具體化,把西關化作一種身體力行的生活情趣、生活方式”,在歷史的家居、環境、自然中,作家看到了人們的一種生存寄托,“一種寄托”“一種象征”“一種風雅”“一種心情”,“那時的西關,關于家園、關于幸福、關于天人合一、關于回歸自然、關于怎樣讓日子在文化的夢境里獨步星云、關于品嘗塵世的美酒、關于人生的享受與極樂,顯然是多么不一樣的世界”。
在梁鳳蓮的散文中,既有囈語式的情感獨白,更有個體自覺地審視歷史與人性的現代性關懷視野,她“通過日常的生活方式”,“對自身的文化進行具有地域風情特色的傳承與演繹”的探索。她對廣州生活方式的書寫,對廣州生活方式資源性的開發,既是她的生命經驗之談,也是她對廣州文化的體悟。有感于梁鳳蓮對廣州本土文化的發掘,有研究者認為“梁鳳蓮是當代廣州文學生態中少有的堅持有意識地用文學來表達廣州地域文化特征的本土作家”。正是因為梁鳳蓮,我們對廣州的了解,不再片面和表面,而是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感悟廣州的文化倫理。就像面對廣州的一鍋靚湯,不止是在火上慢熬了兩三個小時之久,更有一種天人合一的生命體味。
當梁鳳蓮從本地特別的生活方式出發,將廣州人的衣食住行一一展現并從中淬煉出特別的文化意義時,她其實完成了一項非常重要的創作實驗。這種創作不再是以往本土生活的簡單書寫,而是帶有生命質感的文化建構,是生活感性與文化理性的一種聯姻。單獨的文化研究容易流落到理論的僵硬狀態,而只注重地方風俗的描寫又往往使文化顯得淺顯,只有從人原初的生活狀態出發,從原質的生活中淬煉出文化,或者說將文化內化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地方文化才會顯示出它獨特的文化魅力。同時,當生活中的人物一旦與文化結合,會產生一種裂變的文化效應,最終完成對文化的建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梁鳳蓮散文中的廣州生活方式,就超越了以往作為文學素材的價值,而是最大限度地展現了它的思想文化價值和藝術審美價值,最終具有了一種資源性的價值。這種資源性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它對人們生活根本性和長遠性的影響上,還體現在其在每個時代都能散發價值的傳統。?
(本文為2017年度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課題,項目批準號:2017GZWT27;作者系廣東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中文系講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