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蔡東小說的這段時間，我正經(jīng)歷著與她筆下的年輕人相同的遭遇和困局：事業(yè)無成，身無長物，連戀愛都陷入僵持，而我的同學們正在為找工作焦頭爛額，滿嘴燎泡。她文本中的深圳生活與我所在的上海并無二致，相似的城市與城市中忙忙碌碌的年輕人是這個時代的標準配備，我想許多讀者，出身在80年代的我們和我們的父母，都會對蔡東的作品感同身受。蔡東的文字是溫暖的，然而又是冷靜的，她細膩的筆調仿佛鋒利的刀片，割開了這個時代不同人群最真實、最疼痛而又最難以言喻的傷疤。

縱觀蔡東的小說創(chuàng)作，深圳是她的重要標地。這座城市身處南方，干凈清爽，氣候潮濕溫暖，生長著熱情洋溢枝繁葉茂的亞熱帶植物，但蔡東卻幾乎不曾提到過這些溫柔可愛的特質，而將深圳更多地描繪成了一個庸俗不堪的暴發(fā)戶。它是所有新興城市特征的雜燴，“科技、信息、商圈、人氣，這些時髦而令人不安的詞匯，在深圳變得直觀又具體”，它又是標準化城市建設的范例，“深圳地勢狹長，象征著一條巨型流水線”。這樣的深圳如同機器一般冰冷無情，看似光鮮亮麗，充滿掘金的機遇，卻在時時刻刻運轉著，將心懷遠大的年輕人按標準改造，并隨時將不符合流水線標準的殘次品拋棄。而在這座城市中辛苦生存的外來“白領”，也是蔡東筆下重要的人物群體。這些所謂的“新深圳人”并沒有融入這里的城市生活與當?shù)匚幕麄冞x擇深圳，只不過是為了“機會多”，“賺錢多”。他們眼中的深圳是單位，是宿舍，是工作，是回報，是簡單的合同關系，雇傭關系，金錢關系，內心從未有過對這座城市的歸屬感，這座城市深圳以冷漠的面孔面對他們，而他們也同樣不會對這座城市有任何感情的投入，但在不自覺中，他們已經(jīng)被這座麻木冷漠的城市同化，親情變得疏離，愛情變得現(xiàn)實，理想破滅，生活失去目的……不論是初出茅廬的小銷售員，還是年薪三十萬的技術經(jīng)理，還是事業(yè)有成有房有車的中產夫婦，都無法沖出深圳這座城市內化而禁錮住他們靈魂的牢籠。

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物化”這一概念，這種被裹挾在資本的時空中逐漸將自我的生存對象化的過程，可以說是蔡東筆下深圳生活的完美注腳。以《凈塵山》中的潘舒墨與張倩女兩個形象為例，潘舒墨少年時一表人才，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但是現(xiàn)今卻因為工作不順而不得不住在郊區(qū)的“農民房”；而張倩女樣貌平平又身材發(fā)福，卻是500強企業(yè)的技術骨干，項目經(jīng)理，年收入三十多萬。這樣兩個無論從哪個角度都天壤地別的人卻在同樣的時刻感受到了難堪與窘迫，那就是在高中同學的聚會上。蔡東并沒有在這場聚會上投入太多筆墨，然而其中的勢利與物質化卻是一目了然。高中時的英俊才子又怎樣，現(xiàn)在還不是潦倒落魄身無分文；IT精英錢掙得再多又怎樣，人都已經(jīng)胖的脫了形了。同學的情誼早已經(jīng)不復存在，本該溫情脈脈追憶似水年華的現(xiàn)場成為了標準單一的大比拼——男性的標準是財富，而女性的標準，是相貌。同學之間的較量是一層物化，而此時張倩女與潘舒墨的落荒而逃則是更深層次的物化，他們不僅接受了這樣的標準，根據(jù)“標準”對自我進行了對象化的審視，還進一步地對不符合“標準”的自我感到絕望與唾棄。潘舒墨與張倩女的愛情建立在“同時天涯淪落人”的惺惺相惜上，但更多的卻是企圖通過這樣的結合，來填補自己與“標準”之間的差距。

同樣的還有《天堂口》中的鐵帥以及他的同學、同事們。鐵帥做著可有可無的銷售代表，拿著沒有提成的死工資惶惶不可終日，劉樂在小公司看起來如魚得水，然而公司的前景卻并不明朗，做技術的冠松與大崔抱怨自己的重復勞動，熬不出頭，身在國企的小吳則感嘆國企樹大根深，要走仕途根本沒有自己的份兒，而看起來雄心勃勃的孫增貴更是好高騖遠，志大才疏。幾人相聚吃火鍋的場景也如《凈塵山》中的同學會一樣針鋒相對，暗流涌動，抱怨中暗示著自得，羨慕中飽含著譏刺，相互打量著，較勁著，看誰更接近這個城市，這個時代“成功”的標準。

那么那些看上去業(yè)已“成功”的人士呢？《無岸》中的童家羽、柳萍夫婦，一個是機關公務員，一個是受人尊敬的大學老師，生活是“一幅有家底的模樣”，妻子柳萍“熟悉各種品牌追求生活品質，頸上白金鏈子松松地掛個碧玉墜兒，手腕上一圈綠瑩瑩的翡翠鐲子”，丈夫童家羽修習瑜伽，自覺“眉宇間有股清氣”。他們有自己的房子，裝飾得清新脫俗，高雅優(yōu)美，節(jié)假日的晚餐總是選擇在環(huán)境氛圍俱佳的西餐廳，與《凈塵山》、《天堂口》的主角們相比，他們過的是真正的“深圳生活”。然而女兒童小童一紙來自美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瞬間掏空了看似殷實的“家底”，美好的“深圳生活”再難尋覓，而看上去高傲出世甚至有些仙風道骨的童家羽夫婦也被一下子打回了原形。柳萍的清高不過是在單位與八面玲瓏的“社科雙姝”較量中落敗后的自我保護，而童家羽不練瑜伽的時候，也只是一個深諳職場厚黑卻始終不得其志的小小科員。這次的“深圳故事”仍然伴隨著一場小型的聚會性質的較量，柳萍同事之間關于孩子出國留學與自己出國度假的話題使柳萍積攢已久的壓力與自卑猛然爆發(fā)，驕傲地宣傳著女兒和她的學校，她的同事們附和著，夸耀著自己的孩子，這個過程是“像釋放身體里的毒素般，痛楚而歡樂”的，這些相互攀比著的大學教授們，與鐵帥們、張倩女們又有什么不同呢？他們和年輕的一代相比恐懼更深，更加失去自由，失去自我。“成功人士”的標志意味著更加嚴苛、單一化和實質性的標準，與剛開始工作的小年輕們不同，他們是已經(jīng)完全被物化的個體，他們的較量無關理想，無關假設，無關未來，拼的都是硬通貨，是自己穿的衣服鞋子，拎的手袋戴的首飾，是居住的小區(qū)孩子的學校，是休假的地點享受的待遇，是隱藏在漫不經(jīng)心的表情之下精心經(jīng)營的生活，精細到日常的所有角落，無處逃遁，令人發(fā)指。他們都經(jīng)歷過柳萍現(xiàn)在所面臨的窘境，將他們曾經(jīng)以為的所謂出人頭地、受人尊敬、經(jīng)濟獨立、思想自由統(tǒng)統(tǒng)粉碎，咬碎牙齒將自己套進更加令人窒息的枷鎖。

這是一個不需要個性的城市，容納著無數(shù)漸漸拋棄自我的個人。從鐵帥、潘舒墨，到張倩女，再到柳萍、童家羽，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這個城市艱難生活的人物群像，更是每一個個人在這座城市整齊劃一的生活軌跡，他們如何恐懼、掙扎、疼痛，將自己不適應深圳這條流水線的部分割去，埋葬，永遠都有新的標準等待著，逼迫著他們不斷地削足適履，直到所有的人都變成一樣的面孔與樣態(tài)。潘舒墨不再擺弄自己的琴棋書畫，每天回到農民房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干凈自己唯一的襯衫，他不愿意與張倩女肥胖的身體交歡，卻命令自己為了今后的體面生活提槍上馬；鐵帥也不再在綠茵場上揮汗如雨，甚至不再要求心有靈犀的浪漫愛情，滿足于每日給自己做好飯菜的柔順“老婆”；柳萍也不再幻想自己是清高脫俗的女先生、乖僻才女，每天帶著討好的微笑去向貪得無厭的后勤主任乞求一套“周轉房”……蔡東筆下的張倩女每日面對著后蓋被封死的電腦進行枯燥的debug（排除程序錯誤）的工作，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絕妙的隱喻，她筆下“深圳故事”的每一個人物都在這樣一個封閉的機箱內，對自己做著無窮無盡的debug工作，直到自己如同標準的程序一般，完美流暢地運行。

除了深圳，蔡東筆下的另一個城市是北方的小城留州。留州并非是一個真實的城市，我更愿意把它看做是蔡東作品中所有類似的小城的統(tǒng)稱。它是時尚繁華的深圳的反面，它是保守的，傳統(tǒng)的，人情的，是有根基的。蔡東把她筆下的另一典型的人物形象留在了留州。這一形象很多批評家認為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零余者”形象的延續(xù)，而我更愿意將他們與波德萊爾筆下的“浪蕩子”劃為一類。他們有一定的才華，卻算不上天賦異稟，他們看起來潦倒落魄，實際上卻有自己的執(zhí)著與講究，更重要的是，他們早早的脫離了現(xiàn)實的社會生活，不愿與庸常的大眾為伍，不僅僅是覺得自己的才華會被埋沒，而是因為這樣為五斗米折腰的生活如同賣藝一般失格，正如“浪蕩子”不僅僅是衣著講究流連花叢的風流男子，更是拒絕現(xiàn)代性、反抗現(xiàn)代生活的貴族遺少。正如波德萊爾所言：“一個人除高雅之外別無主張，他就將無時不有一個出眾的、完全特殊的面貌”[1] ，“具有同一種反對和造反的特點，都代表著人類驕傲中所包含的最優(yōu)秀成分，代表著今日之人所罕有的那種反對和清除平庸的需要”[2] 。《凈塵山》中的張亭軒，早年是高中的音樂教師，但他認為校長根本不懂音樂，埋沒了他，于是“辭官歸田”，過起了閑散仙人的生活。他會唱昆曲，會泡功夫茶，亦略通文墨，吃穿用度都及其講究審美性，頗有“肉不方不食，席不正不坐”的氣派。他不工作，也不做家事，終日高談闊論，將整個留州城的奇人異士都聚集在了身邊。他周圍環(huán)繞著與外界格格不入，仿佛時間靜止的空間，任何闖入他空間的人都必須按照他的規(guī)則行事，必須詩意，必須文雅。《木蘭辭》中的陳江流是師專的美術老師，專修國畫，他曾經(jīng)做過藝術家的夢，但最終留下的只剩藝術家的憂郁氣質和審美的生活習慣。他排斥進取，排斥經(jīng)營，認為自己并不是不求上進，而是拒絕這種浮躁和庸俗的人生展開。他的生活態(tài)度如同國畫一般講究清淡，單調和意境，因此他厭煩志得意滿積極為他謀劃的妻子，中意淡雅精致舉手投足都顯得漫不經(jīng)心又充滿詩意的邵琴，而在得知邵琴八面玲瓏精于世故的一面時感到破滅，看到在廣場上翩翩起舞的妻子李燕時又重拾了愛情。雖然張亭軒與陳江流是自己困頓生活的“罪魁禍首”，但我們在字里行間卻看不到蔡東一絲一毫的責怪。她理解他們，甚至羨慕和敬佩他們，她在字里行間保護著這樣的人物，替他們的不識時務、不識抬舉和窩窩囊囊辯解，他們并不是故作姿態(tài)，并不是附庸風雅，更不是逃避現(xiàn)實，而是自愿地遺世獨立，企圖達到更為自在的生活，渴望建立一種獨立的形而上的價值體系，不愿意被拖進世俗的泥淖當中。這樣不食人間煙火的人物是不可能活在深圳的，深圳的張亭軒和陳江流只會成為另一個童家羽，另一個林君，作著仙風道骨的表面文章，以這種夸張的姿態(tài)掩飾自己內心的浮躁與煎熬，但是在留州，這樣的出世卻是真誠的，具有實在的反抗現(xiàn)代性的意義與精神價值。

這樣的留州在蔡東的筆下似乎已經(jīng)具備了精神家園的氣質，但是與深圳從始至終不曾改變過的形象相比，留州在蔡東創(chuàng)作中的樣貌變化更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她早期創(chuàng)作的《斷指》、《結發(fā)》等篇什中，這個城市是俗氣的，市井的，充斥著街頭巷尾的閑言碎語，連親情都模糊帶著算計的成分。比如《斷指》中余建英與侄女最終對簿公堂以及與妹妹余建珍之間的沖突，《結發(fā)》中大舅后兩次失敗的戀愛，都體現(xiàn)了一種小城市特有的混雜著鄉(xiāng)土氣息世故精明的小市民習氣。然而自《往生》一文開始，留州的面貌開始發(fā)生變化，它開始變得更為質樸，純良，交融著世俗的人情味與民間傳統(tǒng)的道德律。同樣是街頭巷尾的閑談，卻夾帶了更多的善意，連廣場舞老太太的八卦都帶著勸解的意味，到了《福地》，通過“葬禮”與“祖墳”的雙重意象，蔡東已經(jīng)完全建立了留州的“精神故鄉(xiāng)”形象，文中的人物傅源感嘆：“我從這個地方來到人間，等著，等著，再把使用了多年的身體歸還給這片地。”而這樣的結局讓他覺得“變得開闊，浩大，有來歷”。而這種對故鄉(xiāng)充滿詩意的想象則來自于對另一個城市深圳的漂泊感和對失去故鄉(xiāng)的恐懼：“從小城留州到大城深圳，女兒的心底也有惶然和驚懼，但女兒已然離不開深圳，女兒這一代的日子跟她們不同了，有些什么東西變了，總歸是變了。”類似的文句頻繁出現(xiàn)在以深圳為大背景的小說作品中，留州作為故鄉(xiāng)顯得質樸、親切卻難以親近。被冰冷的深圳日漸侵蝕的年輕人漸漸感受到一種對“根”的渴望，與他們心中“出人頭地”的理想展開了激烈的斗爭，他們想“回家”，卻感到“不甘心”。而對于傅源、童家羽這樣的中年人來說，拼搏對他們來說已經(jīng)毫無意義，他們對未來的恐懼已經(jīng)達到了“我希望自己在精子階段就被淘汰，我希望游向卵子的那個不是我，我要是沒被生下來該有多好”的地步，然而他們也離開故鄉(xiāng)更遠，不僅僅是他們早已無法割舍自己現(xiàn)下的生活，更在于故鄉(xiāng)對他們的遺忘和拋棄，甚至于在死后魂歸故里也成了奢念。正是這樣永無止境的游離感塑造了一個仿佛是在想象中的留州，一個永遠回不去的故鄉(xiāng)，一個安放了所有游子精神寄托的故土。

然而留州在蔡東的小說里并不因此而顯得虛無縹緲，被塑造成桃源仙境小國寡民的存在，相反，她通過日常生活成就了留州。蔡東的“留州物語”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倒不是前文所談到的“浪蕩子”形象，而是生活在留州的女人們。余建英、邵琴、李燕、康蓮、勞玉……她們既是新時代的女性，有自己穩(wěn)定的收入，事業(yè)甚至有不錯的發(fā)展，同樣也是傳統(tǒng)的妻子，操勞家事立下汗馬功勞，她們還是丈夫的賢內助，督促他、體貼他，關鍵時刻替他跑腿，替他圓場，保全他的面子，她們更是兒女的免費保姆，從吃穿住行戀愛結婚到下一代教育無不操心。在蔡東的作品中，這種具有圣母般奉獻精神的中年女性比比皆是，而她們與自己的丈夫之間總是形成一種獨特的“慈母—嬌兒”的兩性模式。《斷指》中的余建英，在丈夫因為經(jīng)濟問題與作風問題落馬之后，她毅然挑起了支付欠款的擔子，她非但沒有憤怒地與背叛了自己的丈夫一刀兩斷，反而加倍地慣著他，寵著他，不讓他吃苦；《凈塵山》中的勞玉自己是事業(yè)有成的醫(yī)生，養(yǎng)著無所事事的丈夫，還精心維護著丈夫的審美與臉面，《往生》中的康蓮任勞任怨地服侍老年癡呆的公公，《木蘭辭》中的李燕不僅為自己的職稱奔忙，更為丈夫能夠獲得更好的工作鞍前馬后，忙里忙外，不舍得他拋頭露面受人輕賤，自己就算再苦再累，也只為丈夫能夠悠閑地生活，保持那種藝術家的天真與純粹。邵琴看似清心寡欲為人淡漠，但其實也是一生替丈夫操勞的糟糠之妻。她們以自身的努力滿足了家庭的溫飽，她們以瑣碎的操勞維持了家庭的體面，她們更以一己的犧牲換來了丈夫的尊嚴。她們身上女性特有的柔順與堅韌、善良與慈愛已經(jīng)發(fā)揮到了極致，將瑣屑與民間的日常生活賦予了光暈與獻祭般的儀式感，她們保護的不僅僅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庭，也不僅僅是那些脆弱的男人們易碎的審美生活，更是保護了留州作為一個精神地標的特質，一塊獨立的精神空間，一種歸屬感和家園感。而在《福地》中，完全是農村婦女的鳳嬸子對于鄉(xiāng)村風俗的堅守與傳承從另一個角度展現(xiàn)了這種“留州特質”，將日常生活儀式化是人類審美的原初體現(xiàn)，是賦予看似普通重復的日常生活以靈魂的最終極的方式，只不過在快節(jié)奏、工業(yè)化和標準化的大城市中早已岌岌可危，但在小城留州卻有著完整的展現(xiàn)，鳳嬸子、陳江流、張亭軒以及李燕等人在這個意義上可謂同源，正是他們提醒著每個人自己所立身的文化立場和靈魂的故園。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陳江流、張亭軒，還是李燕、邵琴，亦或是鳳嬸子，僅僅靠他們的努力已經(jīng)無法留住這個理想的留州了。陳江流、張亭在本城“文化圈”的落魄證明著精神勝利法的失敗，李燕、勞玉的爆發(fā)與出走象征著傳統(tǒng)女性形象的崩潰，鳳嬸子的老去意味著傳統(tǒng)的風俗文化后繼無人，這些都是這個北方小城的巨大危機，也許在蔡東早期作品中的留州才是真正的留州，它也已經(jīng)日漸浸染上深圳的氣息，變得實際，勢利和冷漠薄情。深圳的白領們在回憶與短暫的歸鄉(xiāng)中滿足著自己的鄉(xiāng)土情結，釋放著自己長期積攢的壓力，緩解著日漸深刻的絕望與困境，而留州的困境又有誰要來解決呢？蔡東并沒有給我們答案。

蔡東的創(chuàng)作至今已經(jīng)進入第八個年頭，她筆下的留州與深圳已經(jīng)相當飽滿和完整，與剛開始的創(chuàng)作相比，語言更加圓熟和精到，敘事也更加完整，開始形成明顯的蔡東風格。我們看到她的進步，但也害怕她被留州和深圳禁錮住，無法前行。她筆下的人物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類型化的傾向，正如我的文章所闡述的，可以干凈地分割為幾個大類。但從她最近的短篇《通天橋》可以看出，蔡東正在進行新的嘗試，從語言風格、人物形象到敘事模式都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這種充滿了后現(xiàn)代氣息的荒誕風格她似乎也駕馭得游刃有余，而主題似乎正是留州的現(xiàn)代化改變。更大的空間、更多的可能性，更深入的思想也許是指日可待的，我們在留州那里找到了深圳的答案，那么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同樣在不斷前行的留州面臨的新的困境，是否會在蔡東的新作中得到解答呢？

但無論如何，她已經(jīng)做得夠好了。

作者簡介：汪雨萌，1988年生，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現(xiàn)任職于上海大學中文系創(chuàng)意寫作中心。曾在《南方文壇》《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等中文核心期刊等發(fā)表文學評論及學術論文二十余篇。出版專著《追尋與發(fā)現(xiàn)：新世紀家庭敘事研究》，論文集《年輕的思想》入選中國作家協(xié)會2017年“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

注釋：

[1] 摘自波德萊爾《現(xiàn)代生活的畫家》，《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波德萊爾著，郭宏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p499。

[2] 同上，p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