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軍：為所有孤獨的靈魂寫一點驕傲的文字

◎作家介紹

周朝軍，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魯迅文學院第三十四屆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張煒工作室首期高研班學員，中學期間開始發(fā)表文學作品，有中短篇小說見于各文學期刊，長篇小說《九月火車》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同名電視劇攝制中。

◎創(chuàng)作談

浩然天地之間，一個浮想聯(lián)翩的無聊孩子

□周朝軍

黃土高原的愛恨悲歡促使我拿起稿紙

十五年以前。

十五年以前我讀初中二年級。那一年，穿黑色短裙的女教師在我的日記本上寫下一行字，“周朝軍啊，你一定要成為一名作家。”

為了這十四個方塊字，我每天上山挖一種叫作地棗的東西。地棗是我十六歲以前的主要收入來源，每斤三毛錢。靠著這個小金庫，我買下并看完了一堆明清演義小說。正是這堆小說，再次讓我害起了作家病。于是就沒日沒夜地寫啊寫。如果非得刨根問底，我想我這作家病的病根還可以上溯訴到我的姥爺和姥姥那里。

姥爺出身書香門第，祖上多在科舉路上滾打。至解放前夕，周氏祖屋的回廊上依舊掛著縣令親賜的“耕讀傳家 "的匾額（然而終究是破敗了的，大宅門沒能擋住土改的大潮，良田美苑皆作了云煙）。因為從小家里兄弟姊妹就多（兩個哥哥，兩個弟弟，一個姐姐，真是親的，哈哈），我還不滿七個月就被父母送到了姥爺家，連姓氏也一并改了。因為“抓周”的時候小手一抖抓了本《閱微草堂筆記》，于是姥爺就歡喜得不行，說這孩子命里不是帶“文昌”就是有“華蓋”。

待我長到五六歲時，姥爺以為孺子可教也，便要給我發(fā)蒙。說來有趣，按古例，對于蒙童，《千家詩》《幼學瓊林》這些書是必讀的，而他老人家卻有意避開。他開授的竟是《酉陽雜俎》、齊東野語》《續(xù)齊諧》《幽明錄》《子不語》《夜雨秋燈錄》這些閑書，或是諸如《小姑廟》《李二當車》之類的俚曲唱本。那時的我對書中奧義雖不太懂，對那些怪力亂神卻別有一番神往，我至今還記得姥爺講“魏和尚打鬼”時那手舞足蹈的樣子，活脫脫一個老頑童。

如果說我的第一個老師是我的姥爺，那么第二個老師肯定就是我的姥姥。姥姥生于五四運動那一年的秋天，祖上是軍閥，看慣了兵荒馬亂，聽慣了鄉(xiāng)野趣事。在無數(shù)個螢火蟲紛飛的夏夜，姥姥一邊搖著蒲扇一邊將那些遺失在時光里的故事向我娓娓道來。滿天星斗之下，我騎上想象的小馬馳騁而去。

我一閉上眼，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就依次向我走來，他們或笑或癡，或嗔或怒，有時讓我毛骨悚然，有時又讓我在夢里笑出聲來。我知道，早晚有一天這些人都要跑到我的稿紙上來。而促使我拿起稿紙的竟然是與姥姥和姥爺通通毫不相干的來自黃土高原的愛恨悲歡。

《九月火車》是一本寫給理想主義者的書

我讀初中第二年，也就是十四年以前。某個傍晚，在小鎮(zhèn)的一家舊書店，我看到了一本名叫《平凡的世界》的小說，知道了一個名叫路遙的家伙。隨后兩天，我逃課，躲在一條小河邊的大樹上，沉醉在故事中，忘乎所以。我把自己當成了那個叫孫少平的年輕人，我們一起笑，一起哭。同樣是一個傍晚，當我再三確認，我確實讀完了這本書的時候，我從樹上跳下來，把頭埋在冰冷的河水里。我要忘記整個故事，然后重新閱讀這本黃土高原上兩對青年男女的悲歡離合。 但是，我不能。十年后，當我在西安成為一名西漂，我依然不能，我依然清楚地記得書中的每一個細節(jié)。那個傍晚，一個兩天里只吃了一頓飯的我，有一肚子的話要說，卻不知說給誰聽。我大吼著，在學校那條四百米的跑道上跑了整整二十圈，卻依然毫無倦意。夜幕四合，我躺在沒及膝蓋的草坪上，面對著滿天星斗，放聲大哭。當我不久后得知這個叫路遙的家伙已經(jīng)死去多年的時候，我悲痛得說不出一句話。那一刻，我決心成為一名作家，寫一部當代版的《平凡的世界》，然后死去。我希望，多年后，能有一個少年，像我一樣，躺在綠油油的草叢里，面對滿天星斗，放聲哭泣。這些年，我看了很多，也寫了很多，發(fā)表的作品堆起來，也有了厚厚的一沓，偶爾也會有人把我稱作青年作家。但我始終不曾忘記當初的那個愿望。十年了，我沒有寫過一篇自己喜歡的小說。十年了，我一直在等，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開始我筆下的故事。十年了，我仍不知時機是否成熟，準備是否充足。但我知道，我必須寫，哪怕一塌糊涂。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面對著鏡子里的自己，覺得面目可憎。越不過這道坎，我再也不愿拿起筆，寫下哪怕一個字。我知道，不能再等了……十年后的那個傍晚，我打開電腦，將鍵盤再三擦拭。

然而事與愿違的是，十年來我心中流淌著的始終是一個淳樸而美麗的鄉(xiāng)土故事，心中牽掛著的也始終是孫少平一樣不屈不撓的農(nóng)村青年。但當我真正將心中的熱流落實到文字上的時候，我才發(fā)現(xiàn)，我愛著的青年，不只是孫少平——我愛著的還有剛剛走出校門的自己。所以，我在塑造了周鹿鳴（我心中的另一個孫少平）的同時，不得不為他安排一個雙胞胎哥哥——周劍鳴。也正因為如此，計劃中的鄉(xiāng)土故事變成了鄉(xiāng)土故事與懷舊青春的夾生飯。《九月火車》是一本寫給理想主義者的書。不同于其他年青作者的青春題材作品，雖然書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都有各自相愛的戀人，故事展開的地點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大學校園，但是，“言情”并不是小說的初衷，愛情只是其中無法回避的一部分。這里沒有愛馬仕、LV，沒有旋轉(zhuǎn)餐廳、海天盛筵，沒有“寶馬香車麗人來”，沒有郭四娘，更沒有《小時代》。這里有的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小青年，有他們的愛與恨，淚與笑，追尋與逃避，脈脈含情與歇斯底里……

詩歌手抄報與《沂州筆記》

中考前夕，我的處女作短篇小說《第八只山羊》和中篇小說《守夜》先后發(fā)表。因為年齡小，一度被編輯老師懷疑是抄襲，而這種懷疑卻成了對我的另一種肯定。巨大的鼓舞下，我進入了寫作的狂熱時期，先后以黃魚、黃冰、司馬青衫、籬笆、風馬等不同身份制造了幾十萬文字垃圾。值得慶幸的是，這些筆名一個也沒有被大家記住，無需我在多年后一一撇清與他們的關(guān)系。進入高中，我的寫作興趣開始向詩歌傾斜，三年多的時間里寫了一堆只能在地市級以下報刊發(fā)表的詩歌，卻不自量力地和幾個青島的學生辦了一份詩歌手抄報。十多年過去了，不知在青島，是否還有人記得這份手抄報？是否還記得一個叫周朝軍的中學生？斗轉(zhuǎn)星移，那些年留下的詩歌，如今唯一可以拿來示眾的不足十首，臉紅啊……

對文學的過分偏執(zhí)，導致了我厭學情緒的全面爆發(fā)。整個高中階段，我把自己拋擲在一種瘋狂的閱讀狀態(tài)之中，企圖構(gòu)建起一套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每天早上六點鐘，大家起床上課，而我則起床去教室開始一天的閱讀。當然，閱讀的地點也不僅限于教室，圖書館或者操場一角的小樹林里亦是我時常流連的場所。每當黑夜來臨，大家酣然入睡，我的夜讀時間也就開始了，無論冬夏，從未間斷。

高強度的課外閱讀，使我的成績直線下滑。我一方面為此深感內(nèi)疚，一方面又不愿向無聊的課堂低頭，只能掙扎在矛盾的漩渦中。一路飄紅的成績對于自尊心極強的我來說本是無法接受的，但在彼時的我看來，這些已經(jīng)不重要了。有人嗆白我說，既然這樣，為何不退學。他們無法理解，老師的冷眼相對以及身處問題學生行列的窘境都能刺傷我的自尊，而恰恰是這種刺傷大大激發(fā)了我的閱讀欲望，從而讓我更好地進入閱讀。

高考失利是必然的。出于一種自我放逐的心態(tài)，出現(xiàn)在我第一志愿欄里的學校，全部躲藏在中國地圖的邊邊角角里。在超過第一志愿學校nc大學錄取線二十多分的情況下，我卻收到了鄂西北山區(qū)一所醫(yī)學院校的錄取通知書，何以被志愿學校之外的高校錄取，至今百思不得其解。青春給了我激情的時候卻沒能給我足夠的自由，而詩或者歌，正是我追逐自由的沙場。我偏守在鄂西北小城十堰，在練習叩診的同時也切磋詩歌的技藝。娛樂的年代里，身體內(nèi)置的天線，接收詩歌的信號往往比接收花邊新聞靈敏得多。習詩三年之后，我的寫作興趣又重新轉(zhuǎn)向小說。

二零零七年臘月初八，姥姥的五周年祭日，皚皚白雪中，我對著姥姥的墳磕了五個響頭。蒼茫天地間，姥姥身后那些或高或矮的墓碑在寒風中沉默不語。我伸手依次撫摸那些墓碑上殘缺的名字，寒風凜冽，那些曾經(jīng)彌漫在姥姥口中的故事頃刻間紛至沓來。我知道，是時候把他們請出來了。

無數(shù)個不眠之夜，我匍匐在老家院子里的銀杏樹下或者學校男生宿舍的光板床上，寫啊寫啊，寫啊寫啊。于是一組筆記體小短篇應(yīng)運而生，我把它們叫做《沂州筆記》，一共21篇。寫第一篇《妙三爺》的時候我17歲，寫完最后一篇《殺夫記》，我21歲。21個故事基本都是明清筆記小說的寫法，文字精短，半文半白，帶著些許馮驥才《俗世奇人》的筆意。毫不諱言，這21篇小說全部來自姥姥的口述，我只是個平庸的書記員而已。

如果非要為自己邀功的話，那我唯一值得稱道的便是我高保真的記憶力以及生搬硬套的附會能力了。張三愛讀書、藏書，李四好仿紀曉嵐書帖，我把他們放到一起，就有了小說《妙三爺》；王五是個土財主，卻喜歡吃一口嗟來之食，孫六是個大騙子，他倆碰在一處便是小說《乞丐》；劉七是個譚腿高手，除了劫富濟貧，他還喜歡盜墓，《故里三趙》就成了。

往事到了今聞，寫作讓我與眾不同

2010年，我20歲。20歲這年的夏天，我們隔壁職校發(fā)生了一起桃色案件，女教師的情夫殺死了她的老公，兇器是柳葉刀，作案現(xiàn)場是我們學校附屬醫(yī)院的手術(shù)臺。消息傳開的時候，我和兩個比我大二十多歲的文友正人手一瓶啤酒坐在學校的情人坡上胡吃海塞。老A說案子可以寫個八千字短篇，不喝酒的話半個月能寫完，喝酒的話一個星期就夠了。老B鄙視的看了一眼老A，說他可以寫到兩萬，撐死也就需要五天。旁邊的我悶了一大口啤酒，故作鎮(zhèn)定地說，我可以寫到三萬，后天晚上十二點前就可以完稿。

于是我得到了老A和老B不約而同的噓聲。老A說我是牛犢不大抱著吹，老B附和了老A。然后說如果我真能成事兒，他愿意給我送一星期盒飯。見我沒接話，老A立馬將盒飯加到一個月。面對這巨額賭資，我啪一聲把啤酒瓶子摔碎在五米之外，站起來就往宿舍跑，然后回頭撂下一句狠話，“后天半夜在這里驗貨，誰不來是孫子……”

于是我逃課三天，坐在男生宿舍里把電腦鍵盤敲得滿樓道都能聽見，除了吃喝拉撒，三天里基本沒有出過門。

20歲這年的夏天，我剛剛把初吻獻給一個湖北姑娘，茶余飯后，也曾在情人坡上眺望過遙遠的婚姻。在彼時的我看來，婚姻與愛情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無論男女，都可以把愛與身體分而治之，一見鐘情是最無恥的戀愛形式。雖然被初戀女友罵得狗血噴頭，但我還是把這些觀點嫁接到了這樁情殺之中，三萬字小中篇《左手的響指》（又名紫蝴蝶）華麗登場。

兩天后的半夜，我站在情人坡的最高點，將老A和老B一頓羞辱。其后一個月，我的伙食費基本沒動過，校門口大片肉盒飯的味道至今讓我回味無窮。

與此同時，那個浮想聯(lián)翩的無聊孩子也長大了，他穿鑿附會的范圍已經(jīng)從往事到了今聞。

從2014年冬到2015年5月，我都在醞釀一部叫作《故土故人》的系列散文，期間在稿紙上寫下了熬鷹、偷栗子、搶面燈、毛驢郎中、送葬等八個關(guān)鍵詞。就在構(gòu)思基本結(jié)束的某個晚上，我腦海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為何不把它們寫成小說？”于是我開始以小說的思維重新審視這組素材。最先跳上我案頭的是一盞面燈。

面燈也叫面盞，與宮燈、紗燈、吊燈一樣，都是北方地區(qū)常見的燈籠。在我的老家，元宵節(jié)搶面燈是一項壓軸項目，死人是常有的事。但即便如此，人們依然樂此不疲。自己手中的面燈有人搶是一件光榮的事，而元宵之夜搶得面燈最多的男人則被視為站在了生殖金字塔的頂端。面燈不是什么稀罕物什，但搶面燈的習俗恐怕只存在于魯南地區(qū)的少數(shù)村寨。

2015年暑假，我在老家晚報上讀到一則新聞：一個身高不足一米三的侏儒光棍漢在一個月內(nèi)連續(xù)奸殺七名妙齡女。由于嫌犯外貌特殊，我立馬就辨認出他是我的某位同鄉(xiāng)——某一年的元宵之夜，他連續(xù)搶得面燈三十六盞，成為那一年當之無愧的生殖圖騰，讓人不勝唏噓。習慣了胡思亂想的我在心里自問，難道面燈與生殖之間真的存在某種聯(lián)系？一年后，我寫下了小說《搶面燈》。

《搶面燈》以一盞小小的面燈為切入點，將人類最原始的“吃”與“生殖”結(jié)合在一起，企圖詮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古老哲思。文本通過再現(xiàn)“搶面燈”這一地方習俗的演進，一步步將面燈的意義從“充饑”推向“男性偉力”，從“男性偉力”推向“性”，最終從“性”推向了“生殖”這一終極意象。

《搶面燈》之后，我先后寫了《山東毛驢與墨西哥舞娘》《賴頭和尚與紅唇寡婦》《斷臂鷹與流氓兔》《雁蕩山果酒與阿根廷天堂》《守山老人與抬棺醉漢》等7個小說，全部植根于茶余飯后無邊的空想。

在一次關(guān)于個人創(chuàng)作的專訪中，編輯老師問我為何寫作。我不假思索地說，如果我失去了寫作的能力，我想我再也找不到一種能把自己和身邊大眾區(qū)別開來的方式了——寫作讓我與眾不同。其實，這不過是一個無聊孩子的信口開河而已。

從走進姥姥家院子的那一天起，我就注定是一個自卑的孩子。前路漫漫，夜長夢多，為了掩蓋自卑，我學會了寫作。我在自己構(gòu)建的文字江山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想象。你若問我，在整個漢語文學世界里，我最想成為哪一個角色。那么我一定會選“楚留香”或者“胡鐵花”，至于是隱居黑木崖，還是固守襄陽城，我也不清楚。但毫無疑問，無論是胡鐵花還是楚留香，都不過是浩然天地間一個浮想聯(lián)翩的無聊孩子……